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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o、Macau 諸名考異

　　澳門回歸臨近，其地名之考證方興未艾，多篇論文紛紛問世。譚世寶有《Macao、Macau(馬交)與澳門、馬角等詞的考辯》^①，《澳門史之匡謬正俗、求眞打假集錄舉隅》^②，《對澳門媽閣廟、望廈村等一些傳說的透視—兼對徐曉望先生的商榷作一些回應批評》^③，《略說澳門歷史及澳人的澳史硏究》^④等文。鄧景濱從語源及語音的角度對澳門地名進行了新的探討，著有《澳門蓮系地名考》^⑤，《Macau語源新說》^⑥，《音類對應與音値移讀－再談‘媽祖’的讀音》^⑦及《巴西Macau與緬甸Macao》^⑧四文。湯開建《“蠔鏡”考》^⑨利用《永樂大典》中殘存的《廣州府志》一則史料考證了“蠔鏡”的詞源，匡正了長期以來存在的一誤釋。
　　就總體硏究方法而論，筆者竊以爲比證法，即對照中西資料，互校謬誤，相補之缺爲治中外交通史之主導硏究方法。以漢籍爲主，若以記載我國自身史實，未爲不可，但以之記叙中外交通，則不免有所偏蔽。葡人入據澳門史，中葡載籍互有詳略，並無信野主次之分。學者兼收並蓄，方可避免闕漏。若干重大事件需取雙方文獻對照，始能融會貫通，以彰史實。草成此篇，實屬管見一二。罅漏之處，有待博雅不吝賜敎。

一、輿圖上的“macao”

　　應該指出，某位學者論文所引圖籍遠非系統資料^⑩，所“探溯的初步結果”均照錄所引書目中說明文字。他對《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中第96頁上1570年圖及第98頁上1571年圖的解釋亦屬屈意求證“macao”這一形式使用之早。我們可以看到，“macao”標示於廣州方向一大港灣⁽¹¹⁾之底部右側。在出海口方向及南部的幾乎同一地點上尙標有“llampacao”⁽¹²⁾。且十分明晰地看到，兩地旣非島嶼，亦非半島，分明爲陸地。該文第81頁複製了《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中第100頁上1576年圖的局部放大圖並配說明如下：“1576年地圖在珠江口右邊標出 macao 之地名。”那麼，自古以來，澳門曾否居珠江口之右？此恐係一毋需回答的問題。由此可見，上述各圖爲形勢圖，非準確的輿圖⁽¹³⁾。
　　筆者所見西文文字資料中最早以Macao這一形式描寫澳門者爲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Gregório González)神甫。
　　“因此在十二年的時間內⁽¹⁴⁾，在稱為Macao⁽¹⁵⁾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的村落。”
　　《遠遊記》對澳門亦有較詳盡，但不無誇大之處的描繪：
　　“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六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為浪白滘。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¹⁶⁾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裡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了一個大村落。裡面有價值3、4千克魯扎多的房屋，有大堂，代理主教，有受俸教士，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司法官員。衆人在那裡感到非常的安全，如同在自己的家園一樣，如同該島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個地方。”⁽¹⁷⁾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以“荒島”稱澳門，但顯而易見係指“澳門半島”。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西語文獻中 Ilha de Macao 的史地範圍。
　　1598年－1599年曾滯留澳門的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esco　Carletti)⁽¹⁸⁾寫到：
　　“……在來自馬尼拉城的我們及來自中國的一個島嶼—Macao 城的葡萄牙人對日子的計算有所差別。”⁽¹⁹⁾
　　此處“中國的一個島嶼－Macao 城”爲一並列語，顯然A=B，反之亦然。
　　“……菲律賓島近葡萄牙人的居留地⁽²⁰⁾，中國的Macao島……”⁽²¹⁾
　　衆所周知，葡萄牙人當時的居留範圍僅限於今澳門媽閣一帶。
　　“因為在當年10月或最遲於翌年3月搭乘葡萄牙人的大船途經華地—Macao島，……”⁽²²⁾
　　此句亦爲一並列語。若稱“Macao 島”係指香山縣，顯然與史實不符。不知香山陸境何處曾允許“葡萄牙人的大船途經”？
　　“……我們擕帶行李登上了一條前往印度之那王國的日本船。它在途經Macao島時，將我們送上陸地，……”⁽²³⁾
　　衆所周知，當時任何外國旅客不可能在香山陸境上岸。
　　“……居住中國島嶼—Macao的葡萄牙人的大船未到……”⁽²⁴⁾
　　史實告訴我們，1598年葡萄牙人的居留地爲澳門，而非該作者聲稱的包括香山全境的“澳門島”。
　　考葡萄牙人稱澳門半島爲島，可能因蓮花莖大狹短，澳門幾乎自成一島，及當時中國官方嚴格限制葡萄牙人的活動範圍無法實地勘察所致。實際上，我國古代圖籍常將香山全境劃成一葫蘆狀島。還有一種解釋是：“還有一些冒險家也像若爾熱·阿爾瓦列斯一樣，不顧中國皇帝的禁令，通過馬六甲建立了中國同印度⁽²⁵⁾的貿易往來，並通過其他途逕溝通了中國同日本的貿易。中國人也終於體驗到這種貿易的好處，但是認爲必須遵守老的幾乎是神聖的法令。直到1557年，廣州總督才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旣能通商又不違禁的辦法：即把一個與中國大陸相連的小島讓給葡萄牙人並在小島連接大陸的地峽上築了一道牆，以示中國到此結束。這個小島就是澳門半島。小島旣然不屬於中國就可以不受皇帝禁令的限制，就可允許它自由貿易。”⁽²⁶⁾
　　黎沙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澳門果係一島或一具有一短狹地峽的次半島？或我們出於某種需要而這樣稱呼它？在某些古圖中潛有此意，從政治角度而言，將其稱爲島對我們有利。……後來的事情也的確如此。這就是那種十分獨特的‘照顧面子’的中國解決方式。以此方式，我們並未在中國大陸立足。我們以點帶面。旣然華人禁止番夷在其國土上居住，我們也佯裝守法，聲稱我們僅在一島上。這樣把其他外國人也騙了過去。當然，我們僅佔用了一隅。從古老的手稿中，這種將半島稱島或這樣的理解比比皆是。”⁽²⁷⁾
　　若曾熟讀《澳門記略》，似乎不難看出中國史籍也有此種叫法。印光任“濠鏡新秋晚眺詩”曰：“玲瓏孤島插靑蓮，掌上金莖玉露天。”治澳門史者案頭必備之書《廣東新語》稱：“旣踰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靑，有白屋數十百間在煙霧中，斯則澳夷所居矣。”澳門別稱“澳山”⁽²⁸⁾或“濠鏡澳山”⁽²⁹⁾。此處“山”莫不是作“島”解？

二、澳門史地範圍

　　的確，《權度書》已有Macao一詞。《權度書》的葡語原名爲《葡印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Lyvro dos pesos da Ymdia，e Assy medidas e　Mohedas，escripto em 1554 por Antonio Nunez)》。其作者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爲葡萄牙王室在葡印政府派駐的財務審核員。本書爲當時在葡印總督的命令下頒佈的正式的度量衡換算書。書成於1554年12月12日。⁽³⁰⁾
　　現將有關中國及澳門部份文字摘譯如下，以饗學人：
　　第9頁：“中國樟腦用的婆蘭與象牙及檀香的重量單位用的婆蘭完全相同：但價格有所不同。”
　　第39頁：“Macao⁽³¹⁾的1婆蘭爲120比薩(biças)，148，71600公克：1比薩(biças)爲43又5分之1盎司；1比薩(biças)爲100提卡埃斯(ticaes)∶1婆蘭爲2公擔又4阿拉特爾(arrateis)”
　　第48頁：“Macao的1婆蘭爲120比薩(biças)，……”
　　其中，頁9的“中國樟腦用的婆蘭”最能說明問題。由此可知Macao係指中國Macao，而非勃固的Macao⁽³²⁾。
　　對此重量單位漢籍早有記載：顧炎武稱“凡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³³⁾屈大均曰“洋舶之大者。曰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三百斤。番語也。”⁽³⁴⁾《澳門記略》作者亦採其言：“其舟最大者爲獨檣舟，能載一千婆蘭。婆蘭華言三百斤也”。⁽³⁵⁾
　　1556年冬曾訪問廣州的加思帕爾·達·克盧思(Gaspar da Cruz)神甫對此重量單位有準確記述：“幾個華商說，廣東每年爲皇帝上繳3千擔白銀。每3擔爲1婆蘭，……”⁽³⁶⁾
　　伯希和斷認此書中Macao爲勃固一地並稱1554年之前澳門無存。⁽³⁷⁾從當今澳門歷史學術硏究進展來看，伯氏此論大有商榷之餘地。我們認爲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文中Macao應指今澳門，其理由如下：
　　1)伯氏否定 Macao 爲今澳門的唯一根據是在勃固有一同名地。實際上，伯氏此論的張本爲Arthur C.Burnell所著《英－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and Discursive)》，倫敦，1886年，第402頁，“澳門條”。其時仍多循1557年澳門開埠說，因此二原委，一代大家伯希和在此問題上未曾有所建樹。其實，安東尼奧·努內斯(Ant~’onio Nunez)文中對此問題便有答案。該書第38頁，對勃固使用的度量衡單位進行了描寫。若Macao眞係勃固一地，實無必要在有關中國的章節中加以再次叙述。另外，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其《遠遊記》對勃固與Machao的距離有準確的記錄：“謝明多一聽到國王前來討伐的消息，馬上做好了迎戰的準備。雙方會面後，在一個距勃固二里格、名叫Machão⁽³⁸⁾的空場上紮下了營寨。謝明多手下有六十萬兵，緬甸王手下僅三十五萬人。”⁽³⁹⁾
　　2)上引漢籍可證“婆蘭”在廣東、澳門爲華人所知，且有葡語文獻佐證：“……因爲婆羅洲樟腦⁽⁴⁰⁾按市斤出售而中國樟腦則按婆蘭出售。每市斤爲20盎司，每婆蘭約爲600阿拉特爾(arrateis)”⁽⁴¹⁾。
　　迄今爲止，史家通常認爲平托於1555年11月20日從澳門發出的致果阿耶穌會學校校長巴爾塔扎爾·迪亞斯(Baltasar Dias)神甫的信函爲葡語中最早涉及澳門的文獻。但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葡印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Lyvro dos pesos da Ymdia，e Assy　medidas e Mohedas，escripto em 1554 por Antonio Nunez)》⁽⁴²⁾中已出現　Macao 一詞。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一書中的記載應爲葡語文獻中最早涉及澳門名稱的史料，平托關於澳門的記載仍爲中國應商人之請將澳門出讓葡人的首次記述。此則史料證明，1554年之前葡萄牙人已光顧澳門。此時間比漢籍1553年說稍遲一年，但並不矛這是正式頒佈度量衡的日期，在此之前肯定已有商業活動存在，否則可能亦無必要規定各種度量衡的換算。
　　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上書雖成稿1554年，但1868年才由里斯本社會科學院出版。因此無法斷定其原始的書寫式。作者將19世紀出版物中已按當時書寫規則拼寫的形式強加、倒在16世紀諸多形式之前並將其闢作“推陳出新”的論據，致與史實桀。
　　至於1555年兩信，某位學者評論到：“但是這兩封信的原件不存而抄本訛變甚多，……”。原件的確今佚，筆者所見平托信爲阿儒達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中輯抄本⁽⁴³⁾。君不見抄本，又無原件以核。“……訛變甚多……”一語何出？⁽⁴⁴⁾葡語不同漢語，抄寫者可能在轉寫葡語人、地名時有個別字母的錯漏，但全字的誤抄可能極小。偶有誤，隨即更正，例如平托信中起始的葡語行文。⁽⁴⁵⁾
　　關於葡語中的各種書寫形式，有作者聲稱：“由此可見，有關認　Amacao、Amaquam，Maquao、Ama cuao等形式早於Macao、Macau 形式，Macao 等爲 Amacao 的省略變體的看法，時缺乏可信的文獻例⁽⁴⁶⁾支持的。”
　　事實上，早在1910年，葡國檔案專家若爾唐·德·弗雷依塔(Jordão de Freitas)對此問題早有定論：
　　“在此二信中可以淸楚地看到，它們成文於Macau或以當時的寫法作Amacao，Amacuao⁽⁴⁷⁾，Amaquão⁽⁴⁸⁾，Amaquam⁽⁴⁹⁾或Machoam⁽⁵⁰⁾。”⁽⁵¹⁾
　　50年前，著名史學家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寫道：
　　“葡萄牙作家在16世紀中使用諸如Amaqua，Amachao，Amacao，Amacuao，Amaquao，Amaquam，Machoam，Maquao　等變體⁽⁵²⁾。偶而⁽⁵³⁾使用Macao這一形式⁽⁵⁴⁾。”⁽⁵⁵⁾
　　高美士解釋了從Amacao演變到Macau的過程：
　　“至於 Amacao，這一形式未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很快通過詞首字母脫落⁽⁵⁶⁾的過程，蛻變為 Macau 這一簡單形式。在16世紀的文獻中有不同書寫法：Amaqua，Amacao，Amacuao，Amaquao，Amangao，Amagao，Amaquam，Machoam，MacháoeMaquao”
　　對於西方學術界而言，此問題的提出無異於討論甲古在先，還是仿宋在前。
　　早期澳門一詞多種變體之間的源流及異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語音學問題。其中a及ma的成份的考證，中外學術界對此已基本達成共識，關鍵是尾音cau⁽⁵⁷⁾的考釋尙未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意大利中較早出現的一種書寫形式爲158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喬萬尼·馬費(Giovani Maffei)所著《東印度史》中曾多次出現Amacan⁽⁵⁸⁾的寫法。
　　引用此文的高美士寫道：“喬萬尼·馬費(Giovani Maffei)的著作始以拉丁文寫成。或許意大利文版的譯者將Amacau篡改成了Amacan？或許的確 Macau 一詞的尾音爲鼻音？若如此，此詞源於福建話Makauk的理論顯然無堅實的基礎。那麼，我們衹得接受尾音來自漢語kóng的假設。kóng在福建方言中發作koung或kong。在此情況下，它來源於Hou－Kóng濠江。往昔華人所稱澳門諸名之一。”
　　高美士此說不易成立。因爲從語意上來看，不存在“亞(阿)馬(媽)”江這一組合。這一尾部鼻音也可是廣東方言kóng⁽⁵⁹⁾的對音，產生“亞(阿)馬(媽)”港這一目前的定說。
　　澳門一詞各種變體尾部鼻音應爲漢語(無論粵音或閩語)“港”字的對音。從Lampacao一詞的尾音可得到佐證。分析葡語中常見的爲Lampacao及Lampacau這兩個形式，lam無疑是浪(lang)的對音，pa 應係白(bai)譯音。關鍵是最後一個音節cao或cau爲漢語何字的對音。“浪白外洋”、“浪白外海”或“浪白滘內洋”這三個4、5字詞組排除在外，那末，我們要來分析便是“浪白澳”。“浪白澳”在廣東方言中的拼音爲lóng°pak.ou°⁽⁶⁰⁾。即使pak.ou°縮合爲kou°亦無產生鼻音化現象。因此我們認爲Lampacao中的cao亦爲港的對音，所以Lampacao　及Lampacau的漢語對音應爲“浪白港”，其廣東發音爲lóng°pak.°kóng。⁽⁶¹⁾雖漢語史乘中無此專有名詞，但“浪白澳”完全可稱“浪白港”⁽⁶²⁾。
　　Macao這一書冩形式最直接的前身爲Macão。
　　“……總兵⁽⁶³⁾從其房間中走了出來，坐到了他的交椅上。為迪奧哥·佩雷拉(Diogo Pereira)安排了座次。曾來Macão 洽商援兵一事的那位官員⁽⁶⁴⁾隨他而坐，……”⁽⁶⁵⁾
　　關於Macao⁽⁶⁶⁾及Macau這些書寫形式中鼻音的消失，白妲麗大膽提出的“狗”說，似乎接近俗詞源學的解釋。循此理論，現代葡語中凡是以cão或cã結尾的詞匯均應改過才是。
　　qua⁽⁶⁷⁾，uao⁽⁶⁸⁾，uao⁽⁶⁹⁾，ngao⁽⁷⁰⁾，gao⁽⁷¹⁾，quam，choam，cháo⁽⁷²⁾等形式演變爲cao⁽⁷³⁾。⁽⁷⁴⁾因爲尾部o的音値弱化，所以出現了cau的形式。從語音學的角度來分析，cau爲cao的實際音値，也就是說cau係一弱化的鼻音隨之，現代葡語正字法中則出現了Macau這一書寫形式。這一演變的過程仍殘存在某些克里奧爾語詞匯當中。例如，西印度群島中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的主島庫拉索島的名稱Curacao。此係一帕皮亞門托語⁽⁷⁵⁾語匯，但其詞源爲葡萄牙語單詞coração，⁽⁷⁶⁾意即心臟。我們看到，非重音音節的o變成了u，~~a上的鼻音符號脫落。結尾的ao未改爲au的原因是，該詞從葡萄牙語進入帕皮亞門托語詞匯後，產生了與其母語的脫離，不再按照葡萄牙語的發展規則變化，因此保留了早期語言的某些特點。這也充分說明了爲何在英語等西方語言中仍使用葡語中的中古形式Macao。
　　近年來，澳門政府，尤其黎祖智(Jorge Rangel)博士在國際社會竭力呼籲使用現代葡語的Macau這一形式。此議博得衆多學者的支持例如，博克塞(C.R.Boxer)後期的許多著作的題目凡出現澳門處，一律使用Macau。澳門大西洋銀行前年發行的《大西洋銀行錢譜》一書的英語名稱中的澳門便使用了Macau這一形式⁽⁷⁷⁾。

三、澳門詞源諸說

　　1)“舶口”說
　　“舶口”說槪以何大章、繆鴻基爲開山鼻祖⁽⁷⁸⁾。黃文寬將此說發揮得淋灕盡致。⁽⁷⁹⁾“推陳出新”者爲譚世寶。
　　查何大章、繆鴻基原文如下：“至於外人稱澳門曰‘馬交’(Ma－Cao)一說爲‘舶口’之訛音，明嘉靖十四年，前山寨都指揮黃慶請上官蕃移舶⁽⁸⁰⁾於濠鏡，名其地曰‘舶口’或‘舶澳’葡人訛爲Macao。”⁽⁸¹⁾此論僅爲“一說”，毫無論證。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接觸這一說法後，又闢一說：“誠然，若接受澳門的初期居民及早期開發澳門的主要社團爲福建人的假設的話，自然而然，出現在中國水域的早期葡萄牙人所打交道的是福建人。較之它省人士，福建人爲優良的水手，膽大冒險，於是葡萄牙人耳聞了má－kók這一發音的福建發音má－kauk。廣東話中仍以má－kók稱呼我們稱之爲Barra⁽⁸²⁾的地方。
　　因此，澳門一詞的詞源來源於má－kók這兩個音節的福建發音，即má－kauk。由於訛音或其他語音原因，根據葡萄牙語的發音，結尾的腭音k消失了。但値得一問的是，我們葡語中不也存在結尾的腭音嗎？可以通過在結尾加一e將其軟化，爲何早期抵華的葡人不將Macau發成Macauque？誠然，這個問題衹能由將400年前這些音節的實際發音或可能的發音調查淸楚的語言學家來做解釋。”⁽⁸³⁾
　　通過高美士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若“舶口”說得以成立，循葡語發音規則，Macau應發作Macauque。迄今爲止，葡語文獻中不見Macauque這一形式。
　　譚世寶引經據典，企圖以“漢語中的聲母b語m的對應轉換關係”來進行“具體的語音分析論證”，堅實“舶口”說的立論基礎，否則無法解釋旣然媽閣廟建於1605年，爲何在1554年葡語中便出現了Macao的稱呼以及1555年兩信中諸多異體。
　　“舶口”論證實爲無源之水。“舶口”或“舶澳”爲普通名詞。衹有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才具有專有名詞的意義。至少作者至今未見漢籍中有以“舶口”或“舶澳”作爲專有地名的用法⁽⁸⁴⁾。求之大雅賜知。退一步說，即便“聲母b語m的對應轉換關係”成立的話，亦需解釋其它帶有a的書寫形式。Amacao的漢語對音是否爲“阿舶口”或“阿舶澳”？
　　2)“馬蛟石”說
　　雖然《澳門記略》有“馬蛟石”的記載並在“澳譯”中將葡語的Macao譯爲“馬交”，但以此解釋澳門名稱的來源大槪爲衛廉士(衛三衛)所首倡。⁽⁸⁵⁾雖曾有學者附會，但已基本被排除在硏究範圍之外。國人張天澤“正在交媾的馬之石”之說產生於對“馬交石”中“交”字的誤解。實際上，“交”爲“蛟”之白字。此點已由白妲麗加以匡正。⁽⁸⁶⁾
　　3)“馬角(閣)”說
　　此爲高美士對馬蛟的一種解釋⁽⁸⁷⁾。我們認爲白妲麗的評論不無道理。⁽⁸⁸⁾
　　4)“娘媽角”與“媽閣”說
　　張維華力主此說。⁽⁸⁹⁾
　　5)“亞(阿)馬(媽)港”說
　　這似乎已成爲澳門地名起源詮釋的主體理論。作者願不揣簡陋，在此對這一課題的硏究發展進程做一回顧⁽⁹⁰⁾。
　　與“亞(阿)馬(媽)港”有關的學說系列可分4類：
　　①馬(媽)宮說
　　博克塞在初版於1948年的《貴族在亞洲》中錯誤地將媽祖解釋爲觀音的化身之一⁽⁹¹⁾。國人張天澤作博士論文時任荷蘭萊頓漢學硏究院主任的漢語敎授戴聞達⁽⁹²⁾撰文糾正了博克塞的閃失並首倡此說。⁽⁹³⁾後博克塞接受了批評，將其與“阿媽澳”說相提並論⁽⁹⁴⁾。
　　“宮”音接近“港”，但不能令人滿意的是至今未見漢籍有載。
　　②“亞媽滘”說
　　白樂嘉依照Lampacao漢譯作“浪白滘”的規律，將Amacao還原爲“A－Ma Kao(亞媽滘)”。⁽⁹⁵⁾
　　③“亞(阿)馬(媽)澳”說
　　這是以漢字對音解釋利瑪竇之說的嘗試之一。最主要代表人物爲伯希和⁽⁹⁶⁾及文德泉神甫。⁽⁹⁷⁾英國博克塞亦有此議⁽⁹⁸⁾
　　“亞(阿)馬(媽)澳”由三個成份構成。亞同阿。作助詞，用於稱呼前。此爲一贅詞，可以脫落而絲毫無改詞意。馬爲媽之俗字。媽爲媽祖之簡稱。
　　索倫·埃杰羅德(S

en Egerod)認爲此說不十分圓滿。他贊同戴聞達的“馬(媽)宮”說，但力主“媽港”說⁽⁹⁹⁾
　　筆者以爲葡語澳門名稱中以gao或ngao結尾的形式有兩種解釋：其一，漢語“澳”的拼音。例如，曾德昭記述說：“從那里(上川)向中華帝國再縱深54海里，有一華人稱之爲Gauxan的島嶼，葡萄牙人則稱其爲Macau，……”⁽¹⁰⁰⁾將曾德昭著作從意大利文版回譯爲葡語的高美士正確地將Gauxan還原爲“澳山”⁽¹⁰¹⁾。“澳山”一詞見之《澳門記略》⁽¹⁰²⁾。由此可見，當時的葡人將“澳”拼寫爲Gau。在葡語中Gau與Gao的音値幾乎相同。其二，如果將gao看作是gão的省略形式，其相對的漢音可能爲“港”。因爲稍微加重gao的讀音便會產生gão的音値。但作者以爲此說應放棄。理由如下：僅據葡語的各種以gao或ngao結尾的形式很難確定它的對音是“澳”還是“港”，但借助殘存於其它語言中的形式可基本作一斷定。明末淸初，與漢文化最近的日語中仍稱澳門爲“亞媽港”⁽¹⁰³⁾。其次，早期西班牙語的書寫法爲Macan⁽¹⁰⁴⁾“類同古葡語的Macão”⁽¹⁰⁵⁾。早期意大利語中也使用Amacan的形式⁽¹⁰⁶⁾。直至1616年，英國在日本平戶的商務代理人里查多·庫克斯(RichardCocks)仍使用Amacon這一形式⁽¹⁰⁷⁾。
　　綜上所述，葡語的各種以gao或ngao結尾的形式爲“港”的對音的可能性較大。
　　(4)“亞(阿)馬(媽)港”說
　　就目前的學術進展而言，這是立論較堅實的傳統考證。
　　第一，符合西方早期文字資料的描述。
　　1553年
　　對於媽祖信仰，刊行於1553年的《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記叙：“崇拜兩位婦女的形象，將其視爲聖人。其中一個名叫娘媽⁽¹⁰⁸⁾。海上人將其尊爲保護神。他們對此神十分虔誠，常常爲其進行祭祀⁽¹⁰⁹⁾。”⁽¹¹⁰⁾
　　1566年
　　“……華人信仰一個上帝，將其視爲萬物的創造者。他們供奉三個同樣的神像⁽¹¹¹⁾。他們特別供奉一個婦女，將其視爲聖人。稱其爲娘媽⁽¹¹²⁾。她在上帝面前保護所有人，無論陸上還是海上人家。還有另一女神⁽¹¹³⁾，據說是一位中國國王的女兒。她出家隱修。據說，她是全省⁽¹¹⁴⁾的保護神。對她也頂禮膜拜。此外，還有一尊男神⁽¹¹⁵⁾。他爲人善良正直，神通廣大。他曾全副武裝涉渡一河，赤足踏一出殼利劍飛渡河面到對岸去增援他的部下。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曾帶來這些神像⁽¹¹⁶⁾。它們畫在用木棍或樹枝支撑的布上，如同在佛蘭德(Flandres)生產的那種彩布。他將這些神像及該省的其它物品在埃武拉(Évora)呈獻給唐·曼努埃爾(D.Manuel)國王。除了我已描述的聖人外，華人還有其它一些傳說中的神靈，每年當中有節慶日。寺廟林立，金碧輝煌。他們稱之爲varela⁽¹¹⁷⁾。還有式樣不一的道觀尼庵。”⁽¹¹⁸⁾
　　1598年－1599年
　　“在一重大的節日中上供上述東西時，人們在偶像(idolo)附近會餐。我在Amacao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偶像(idolo)的地方，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這一偶像人稱“Ama”，故本島稱作Amacao島，意即Ama神像之地。該節落在三月新月第一日，即他們的新年。作爲最主要的節日，舉國歡慶之。”⁽¹¹⁹⁾
　　此目擊錄十分重要。它與《澳門記略》所載切合，驗證有關傳說屬實。“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¹²⁰⁾四字，以昭神異。”旣然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isco Carletti)在1598年至1599年期間目擊“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偶像的地方，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至少包括保留至今的“利涉大川”四字。換言之，《澳門記略》記述說“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那麼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isco　Carletti)所見“上鏤刻鎏金大字”的“巨石數塊”應在廟前。由此可見，在1605年前已存在一座媽閣廟。因此將“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稅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理解作“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稅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重建”⁽¹²¹⁾較爲合理。至少這段西文資料說明了在1605年之前已存在數塊石刻，而任何重修衹會對其加以保留而不可能將其摧毀。此則西文史料的披露或許衝抵了一些“1605年說”的堅實性。實地考察是必要的，但“文獻考古”亦不可缺。
　　第二，有漢語圖籍的明確標示
　　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GregóioGonzález)神甫從1553年起，在澳門傳敎。他的信中雖未涉及任何阿媽宮，但他強調說：‘以此在十二年的時間內，在稱爲Macao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的村落。’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Greg~’orioGonz~’alez)神甫筆下的‘陸地頂端’，實爲媽閣角。這與後來利瑪竇有關記述吻合。早期葡萄牙人稱之爲Barra。其外水域在十六世紀稱亞馬港。《粵大記全廣海圖》上有明確標示。此圖約成作於1602年，爲迄今爲止，惟一一份有明確亞馬港字樣的古地圖。Macau則爲亞(阿)馬港之對音。儘管在此之前持此論的中外學者不乏其人，但均未提出原始文字證據。鄭煒明與黃啓臣在《澳門宗敎》一書第6頁上對此有所涉及，但未出示此圖。在此之前，張增信曾在《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附錄此圖(附圖三)，但未做文字說明。據筆者所知，最早使用《粵大記》與圖資料者爲香港學者林天蔚。⁽¹²²⁾
　　第三，中外作者曾使用這一稱謂
　　僅以兩本較著名的辭書爲例。臧利龢在其《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中立有“媽港”條⁽¹²³⁾並在“澳門”條中解釋如下：“其地又有阿媽神廟。故又稱阿媽港。或媽港。”⁽¹²⁴⁾《辭海》稱“媽港澳門的別稱。因其地有阿媽神廟，故稱阿媽港或媽港。外國稱澳門爲Macao，即由此而來。”⁽¹²⁵⁾
　　在現庋藏於羅馬耶穌會秘密檔案公館中的一利瑪竇與羅明堅合著的《葡中字典》⁽¹²⁶⁾手稿第170頁反面－171頁反面⁽¹²⁷⁾上我們可以看到“Maguao=蠔鏡澳”。這一資料對於Macau一名的考證十分重要，它解決了一個數百年的疑案。也就是說西方語言系統的澳門稱謂的確源自《粵大紀》中標示的“亞馬港”，但漢語中與“亞馬港”對稱的稱呼卻是“蠔鏡澳”。它與漢籍吻合。我國早期載籍稱今澳門爲“蠔鏡”或“蠔鏡澳”。這種同地異名的情況在澳門現存地名中比比皆是。它反映了澳門這一東西交匯之地最獨特的文化融和過程的遺痕。
　　在無新的漢語資料披露之前，“亞馬港”爲葡語所有書寫形式的詞源當爲不爭之史實。
　　湯開建最近從殘存於《永樂大典》中的《廣州府志》考出“蠔鏡”爲一動物。同樣，據筆者與吳志良博士共同進行的一項硏究表明，澳門諸名之一的“海鏡”亦爲一動物。
　　黃佐《廣東通志》，卷二十四，民物志五，“土產”下載：“海鏡，即海月也。《嶺表錄異》：海鏡，廣人呼爲膏葉，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內有少肉，如蚌蛤。腹中有蟹子甚小。頭黃而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滿腹，海鏡亦飽。予嘗市得數個驗之。或近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腔立斃。或生刨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¹²⁸⁾
　　暴志卷三“物產”介屬下稱：“海鏡其殼明故名。”⁽¹²⁹⁾
　　祝志所載較詳：“殼圓如鏡，兩片相合。謂之明瓦⁽¹³⁰⁾。腹中亦有小蟹。與璅蛣同而狀異。本草悮爲一物。”⁽¹³¹⁾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33，《介語》中亦有說明：“又有海鏡。二殼相合甚圓。肉亦瑩潔。有紅蟹子爲取食。一名石鏡。其腹中小蟹曰蚌孥。任昉謂之筯”⁽¹³²⁾
　　阮通志引郝通志曰：“海鏡，廣人呼爲膏菜盤。兩片合成。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豆。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予曾市得驗之。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立斃或生刨之，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嶺表錄異》此即郭璞所謂璅蛣腹蟹也。又名蠔光⁽¹³³⁾，其肉爲蠣黃，可爲醬。其殼爲明瓦。崖州產者佳⁽¹³⁴⁾。”⁽¹³⁵⁾
　　從“又名蠔光，其肉爲蠣黃，可爲醬。”一語基本可以斷定蠔鏡與海鏡爲一物。
　　查海鏡的學名爲Amusium pleuronectes，即日月貝。⁽¹³⁶⁾

四、Oquem 小考

　　托梅·皮雷斯⁽¹³⁷⁾稱：“除廣州港外，尙有一港名Oquem。陸程3天，水路晝夜可至⁽¹³⁸⁾。此爲琉球人及其它國家使用的港口。此外，尙有多處港口，需長篇巨幅方可完述，故不擬在此贅言。本文範圍僅至廣州⁽¹³⁹⁾，因爲它是打開中華王國的鑰匙。”⁽¹⁴⁰⁾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在著名漢學家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¹⁴¹⁾的協助下將oquem還原爲福建⁽¹⁴²⁾。從語音上來分析，考證無誤。但從史學的角度而言，需作進一步補充。下句爲“此爲琉球人及其它民族使用的港口”一語，由此可知係琉球貢使入華之口。《澳門記略》“琉球”曰：“今貢道由福建，亦無來粵市者。⁽¹⁴³⁾(明史》，《外國四·琉球》記述：“正統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閩時，止具貢物報聞。’”⁽¹⁴⁴⁾“弘治元年七月，其貢使自浙江來。禮官言貢道向由福建，……”⁽¹⁴⁵⁾考當時負責接待琉球貢使的市舶司位於泉州。《明史》，《食貨五》稱：“泉州通琉球”⁽¹⁴⁶⁾，則文中oquem港當指泉州。托梅·皮雷斯的寫作素材來自口頭傳說，將“福建”一音移植“泉州”不當爲奇。白樂嘉標新立異將其釋爲“濠鏡”並頗費篇幅加以考證、闡述⁽¹⁴⁷⁾。此說後在中外學者中產生巨大影響。我國學者循此說者，當數戴裔煊爲第一人⁽¹⁴⁸⁾。反觀我國史料，若澳門於1535年始闢爲澳口之說⁽¹⁴⁹⁾得以成立，殊難想像早在20多年前，在東南亞便有了關於澳門的信息。
　　我國文獻中關於琉球人於正統十年至“香山港”的記載行文如下：“……時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¹⁵⁰⁾。有學者認爲香山港即香山澳。對此，梁嘉彬先生於30年代則稱：“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云：‘正統十年琉球陪臣蔡璇等數人以方物貿遷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案：正統間澳門尙未爲人知，所謂香山港當即浪白耳!”⁽¹⁵¹⁾作者不擬在此對香山港作進一步的考證，但我們應對這段史料作一細讀。黃佐、嚴從簡均稱到周圍國家做買賣，遇到風暴漂至香山港。顧炎武有言甚明：“……有當由福建而被風漂舟至者如渤泥……流求……每加收卹，他若喃勃利新附諸國，亦有隨舶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¹⁵²⁾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守備以海冠⁽¹⁵³⁾，欲戮之以爲功。格不可，爲之辯奏，還其貲而遣之，番夷頌德。近年琉求客商有漂至瓊州者，送之廣州僉事，經彥寀⁽¹⁵⁴⁾加意存卹，遠人感之。”⁽¹⁵⁵⁾正因爲這不是對他們開放舶口，所以“守備以海冠，欲戮之以爲功。”而托梅·皮雷斯則十分明確地說“此爲琉球人及其它民族使用的港口”。
　　這一爭論解決者還是托梅·皮雷斯本人。他在記叙琉球時寫道：“琉球人亦稱‘古螺⁽¹⁵⁶⁾’。兩名均可，但琉球使用較多。其國王爲異敎徒。所有人爲華人國王的貢臣。其島距大，人口衆多。有類似中國平底帆船的小船。經常不斷地有3、4條在中國採買東西⁽¹⁵⁷⁾。此外，在中國及滿刺加無其他貿易。有時隨同華人，有時單獨去福建港⁽¹⁵⁸⁾進行貿易。它位於中國大地，近廣東⁽¹⁵⁹⁾。之間的航距爲一晝夜。”⁽¹⁶⁰⁾
　　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之間的航距爲一晝夜。”與“……水路晝夜可至。”完全吻合。可以說“oquem”實際上爲“foquem”的訛略形式。
　　註釋：
　　　①此文初刊於《開放時代》，1998年第6期，第74－81頁，後作爲《澳門史之匡謬正俗、求眞打假集錄舉隅》一文附錄之二載於澳門大學《中國文化與澳門硏究國際硏討會論文彙編》，第365－379頁，再後登載於《文化雜志》，中文版第35期，1998年夏季，第187－200頁。後附錄多種中西圖籍資料。
　　　②《中國文化與澳門硏究國際硏討會論文彙編》，第332－351頁。
　　　③前引書，第352－364頁。
　　　④《澳門政策硏究》，1998年12月第3期，第85－88頁。
　　　⑤《澳門硏究》，第9期，第149－170頁。
　　　⑥《澳門日報》，1998年11月16日版。
　　　⑦《澳門日報》，1999年1月31日版。
　　　⑧《澳門日報》，1999年2月14日版。
　　　⑨《澳門日報》，1999年2月28日版。
　　　⑩60年代，葡萄牙曾將散藏於世界各國有關海外發現的圖籍彙編出版。詳見韓振華《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19頁注2。
　　　(11)應該確定的是圖上所見港灣爲西江還是珠江。若假殷爲西江，該二圖所標示的macao的位置雖不準確，但無誤。顯然，作者根本未注意到這一微小，然而十分關鍵的細節。
　　　(12)今作Lampacao。
　　　(13)關於西江口較準確的輿圖，可見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第D90R圖。其繪製日期應在1574年之前，理由是尙未出現關閘。而同一圖書館藏第D89R圖，即《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中第136頁上《澳門地圖》則作於1574年之後，因爲上面明確地標出了關閘的門樓及在其兩側橫貫蓮花莖的一堵圍牆。在此圖上，香山縣爲一四面環水的島嶼，上面的葡語名稱作Amção，爲粵語香山的對音。此二圖爲硏究浪白外海，澳門以及香港早期史極其重要的圖籍資料。
　　　(14)科林(Colin)及帕斯特爾斯(Pastells)神甫在叙錄此文時，無法確定其成文的凖確時間，故以1570(？)標示。從信的內容來來看，此信的寫作時間應爲1565年，若循作者之說“許多年來，中國與葡萄牙人大興干戈，儘管如此，葡萄牙人從未停止過他們的對華貿易。此種狀況一直持續至1553年。此時傳來消息說，華人願同葡萄牙人修好。後來也眞的握手言和。得到這一消息後，我被派往那裡。”
　　　(15)筆者在撰寫《萊奥內爾·德·索札與汪柏》一文時，所用的是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著《澳門源考(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現有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的漢語全譯本)，敎育部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工作小組，里斯本，1996年，第193－202頁上發表此信從西班牙語轉譯過來的全文。洛瑞羅將西班牙文中的Macao改爲了Macau。所以我將其譯爲“因此在十二年的時間內，在稱爲Macau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的村落。”今據西班牙語原件，保留Macao的形式。科林(Colin)及帕斯特爾斯(Pastells)神甫叙錄此文獻時稱“從葡萄牙語譯出”。由此可知，葡語原來的形式爲Macao。此件在塞維亞東西印度檔案館的庋藏號爲Estante 67，Cajón 6，Legajo 27。
　　　(16)葡語原文作deram，亦可理解爲“允許”，“讓”。
　　　(17)《遠遊記》，1614年第1版，第294頁反面。
　　　(18)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esco Carletti)於1573年或1574年出生一古老富商家庭。1594年從西班牙塞維利亞出發做環球旅行，首抵佛得角，後越大西洋訪拉丁美洲諸國。渡太平洋來到菲律賓，曾涉足日本。1598年3月3日至1599 年12月在澳門逗留。1601年聖誕節抵達果阿，從此開始回程。1606年7月返回佛羅倫薩並始在托斯卡那大公府上任私人敎師。後又週遊荷蘭。1617年獲學士學位，立即在大公府上出任高級職務。1636年1月12日去世。其遊記《週遊世界評說(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94－1606)》現存羅馬Biblioteca Angelica，庋藏號爲cod.1331－T.3.22.1701年初版。1958 年都靈再版。我們使用的版本爲1969年都靈版，輯在馬爾吉亞諾·葵戈利埃爾密內特蒂(Marziano Guglielminetti)主編的《15世紀遊記彙編(Viaggiatori del　Seicentos)》中第63－283頁。
　　　(19)弗朗西斯科·卡勒其，《週遊世界評說》，第147頁。葡語本見文德泉《澳門滄桑(Macau Através dos Tempos)》，澳門官印局，1977年，第6－7頁。
　　　(20)原文爲residenza de’Portughesi。
　　　(21)弗朗西斯科·卡勒其，前引書，第149頁。《澳門滄桑》未收。
　　　(22)弗朗西斯科·卡勒其，前引書，第149頁。葡語本見文德泉《澳門滄桑》，第7頁。
　　　(23)弗朗西斯科·卡勒其，前引書，第175頁。葡語本見文德泉《澳門滄桑》，第7頁。
　　　(24)同上，同頁。
　　　(25)葡語文獻中的印度範圍十分廣泛。甚至可用來稱呼整個亞洲。16世紀起，指喜馬拉雅山脈西麓、印度支那半島以東至印度洋沿岸這一廣闊的地區。
　　　(26)李均報，王全禮譯，薩拉依瓦著《葡萄牙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46 頁。
　　　(27)黎沙(Almerindo Lessa)《澳門－熱帶葡萄牙人類學札記(Macau－Ensaios de　Antropologia Portuguesa dos Trópicos)》，里斯本，1996年，第137－138頁。
　　　(28)參見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1988年，第1頁。
　　　(29)參見《中山文獻》，卷1，第85頁。
　　　(30)參見第41頁作者關於本書屬實的聲明。
　　　(31)原稿下落不明，因此無法確定手稿中Macao的書寫形式。此書成稿於1554年年底，但其正式出版則在19世紀，因此Macao不可能是原稿的書寫形式，因爲該書使用的是19世紀葡語正字法。
　　　(32)亦作Machao。詳見鄧景濱《巴西Macau與緬甸Macao》一文。
　　　(33)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原編第三十三冊《交阯西南夷》，第53頁。
　　　(34)參見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卷下，第481頁。
　　　(35)參見趙春晨，前引書，第42頁。
　　　(36)參見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志－十六世紀文獻集》，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196頁及注163。
　　　(37)詳見氏著《一部關於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Un ouvrage sur les premieres temps　de Macao)》，載《通報》，第2系列，第31期，1935年，此語見第76－79頁。全文頁數爲第58－94頁。此文曾由馮承鈞漢譯，題爲《澳門之起源》，收入《西域南海考證譯叢》，第1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
　　　(38)原文爲Machão。作者在涉及今澳門時使用Macao這一形式足以說明Macao不源自Machão。而且勃固與Machão僅相隔10幾公里，所以其度量衡應該是一致的。換言之，勃固Macao或Machão與今澳門爲異地。
　　　(39)《遠遊記》，1614年第1版，第243頁。
　　　(40)漢籍作籠腦。
　　　(41)參見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藥談》，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7年，卷1，第159頁。
　　　(42)輯入《印度歷史補遺》，里斯本社會科學院，1868年，第1－64頁。
　　　(43)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OD49－IV－49。
　　　(44)關於此兩信發信地點的爭論，參見伯希和，前引文，第74－78頁及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沿海圖》，《通報》第39 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12頁注7中的綜述。美國學者羅伯特·烏塞利斯(W.Robert Usellis)於50年代有較中允的評判，參見其著《澳門起源(As　Origens de Macau)》，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第28頁。
　　　(45)阿爾貝托·卡馬爾，前引書，第112頁注7。
　　　(46)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在《澳門諸名考》中已廣證博引。此文早年刊登於《賈梅士學院院刊》，第3卷，第1期，1969年春季號，第57－72頁。近由安文哲(Ant~’oio Aresta)及何思靈(Celina Veiga de Oliveira)輯入《澳門－歷史悠久的城市》，澳門市政廳，1997年。詳見第65－78頁。
　　　(47)此種書寫形式爲平托1555年11月20日信的落款。參見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OD 49－IV－49，第255頁。
　　　(48)此種書寫形式爲平托1555年11月20日信中使用。參見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OD 49－IV－49，第253頁。
　　　(49)此種書寫形式爲平托1555年11月20日信另一抄件中使用。參見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OD 49－IV－50，第95－98頁。
　　　(50)此種書寫形式爲貝爾喬爾1555年11月23日信的落款。參見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OD 49－IV－49，第241頁。
　　　(51)若爾唐·德·弗雷依塔斯(Jordão de Freitas)《16世紀澳門史資料》，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第16頁及第38頁上注25、26、27及28。
　　　(52)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55頁上所列各種變體與白樂嘉此引完全相同。
　　　(53)若爾唐·德·弗雷依塔斯，前引書，第38頁注28。
　　　(54)戴裔煊將此句發揮爲“終於寫成Macao。”參見戴裔煊，前引書，第55頁。
　　　(55)參見白樂嘉《西方先驅及其發現澳門》，澳門，1949年，第105頁。
　　　(56)參見《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第24頁及第283頁。
　　　(57)金國平譯白妲麗(Graciete Batalha)《澳門地名考》，《文化雜志》，中文版，1987 年，第1期，第10－13頁。
　　　(58)安文哲及何思靈輯入《澳門－歷史悠久的城市》，澳門市政廳，1997年，第71頁，注36、37及38。
　　　(59)《中葡字典》，澳門政府，1964年，第343頁。
　　　(60)同上，第413、502及496頁。
　　　(61)同上，第343頁。
　　　(62)張星烺《歐化東漸史》，上海商務，1947年，第6－7頁。
　　　(63)兪大猷。
　　　(64)湯克寛。
　　　(65)《若昂·埃斯科巴爾(Jo!ão Escobar)述評》，第17章。洛瑞羅在《澳門源考(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發表此件(第170頁)時，將其改爲Macau，但注明原文爲Macão(第177頁注56)。作者查核了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Alves)
　　先生惠贈的仿眞本，在此鳴謝。
　　　(66)許多中國學者在其著書立說中聲稱，英語作Macao，葡語作Macau。實際上，Macao爲Macau之前的形式。
　　　(67)實際音値應爲quã。
　　　(68)實際音値應爲cuão。
　　　(69)實際音値應爲quão。
　　　(70)實際音値應爲ngão。
　　　(71)實際音値應爲gão。
　　　(72)實際音値應爲chão。
　　　(73)實際音値應爲cão。
　　　(74)cao的實際音値爲cão，但因便於書寫的緣故，鼻音符號脫落了。偶見cão這一形式。
　　　(75)參見《簡明不列顚百科全書》，第6卷，第385頁。
　　　(76)西班牙語爲corazón。
　　　(77)當時該書的英譯者按照習慣，將澳門譯作Macao，但聽取了我們的解釋後，同意採用Macau這一形式。
　　　(78)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東省文理學院，1946年。
　　　(79)詳見黃氏著《澳門史鈎沈》，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第197－199頁。作者結論如山，但無任何考據。
　　　(80)似應爲“移蕃舶”。
　　　(81)何大章、繆鴻基，前引書，第3頁。
　　　(82)葡語Barra原意爲港口的狹窄入口處。此處指媽閣角外，進內港入口處的水域，即《蒼梧總督軍門志》中的“香山澳”和《粵大記》中的“亞馬港”。此可爲葡萄牙人早期居留地位於媽閣角的證據之一。
　　　(83)高美士於1969年在葡語史學界提出此說。詳見高美士《澳門諸名考》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3卷，第1期，1969年春季，第57－72頁。近由安文哲及何思靈輯入《澳門－歷史悠久的城市》，澳門市政廳，1997年。此引語，見第70頁。白妲麗曾涉及此問題(參見《文化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1期，第9－10頁)。
　　　(84)阿三《澳人澳事》，澳門日報出版社，1997年，第18頁。
　　　(85)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東省文理學院，1946年，第13頁注3及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75頁注4。
　　　(86)白妲麗，前引文，第10頁。
　　　(87)高美士《澳門事實與神話》，澳門文化司署、市政廰，1986年，第37頁。
　　　(88)白妲麗，前引文，第9頁。
　　　(89)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頁。
　　　(90)中國學者較早的綜合論著，可見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商務，1988年，第102－103頁。參見戴裔煊，前引書，第55－59頁。
　　　(91)博克塞《貴族在遠東1550－1770》，海牙，1948年，第4頁。
　　　(92)參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硏究所翻譯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9－120頁。
　　　(93)戴聞達《評博克塞<貴族在遠東1550－1770>》，《通報》，第2系列，第39期，1950 年，第188－190頁。同時，他表示伯希和所持的傳統“阿媽澳”說不盡令人滿意。
　　　(94)博克塞《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英語版)，第365頁。
　　　(95)白樂嘉在《西方先驅及其發現澳門》一書第102－108頁上較全面地探討了澳門中外諸稱的源流。此語見第105頁。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1990年，多取材白氏著作。
　　　(96)伯希和《一部關於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Un ouvrage sur les premieres temps de　Macao)》，載《通報》，第2系列，第31期，1935年，第67頁。
　　　(97)文德泉《16世紀澳門》，敎育文化司署，1981年，第4－6頁及《澳門軍人》澳門獨立軍區司令部，1976年，第15頁及《媽閣廟》，旅遊新聞中心，第6－10頁。
　　　(98)博克塞《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英語版)，第365頁。
　　　(99)索倫·埃杰羅德(S

ren Egerod)《澳門名稱起源注考》，《通報》，第47期，1959 年，第63－66頁。
　　　(100)曾德昭《大中華帝國志》，敎育曁靑年司、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91頁。
　　　(101)曾德昭，前引書，第291頁，注1。伯希和承認對此詞失考。參見伯希和，前引文，第67頁。
　　　(102)趙春晨，前引書，第1頁。暴志有“濠鏡澳山”條，記載尤詳(參見《中山文獻》，卷1，第85頁)。從曾德昭這一記述來看，葡人入居時澳門的漢語稱謂之一爲“澳山”。無法確定這是否爲澳門最早的漢語名稱之一，但中葡雙方資料印證至少葡人初入澳門時有此稱呼。
　　　(103)參見筆者《萊奥內爾·德·索札與汪柏》一文，第142－143頁，注94及藤田豐八《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第400頁。
　　　(104)伯希和，前引文，第67頁。
　　　(105)同上，同頁。
　　　(106)參見安文哲及何思靈，前引書，第71頁。
　　　(107)博克塞《貴族在遠東1550－1770》，海牙，1948年，第66頁。
　　　(108)《文化雜志》，第31期上第47頁譯爲“天后阿媽”此句漏譯。查葡語原文作“Nãma”，顯然係娘媽的訛音。洛瑞羅在該雜志葡語版(取自波爾圖Lello(Irmão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上的注釋爲：“Nama：A－Má(Nima)，“天妃”
　　的譯音。海上人的佛敎女神，尤在廣東沿海香火繁盛。某些學者認爲，此神名與Macau這一地名有關。”對媽祖信仰稍有熟悉的學者，可以判斷此注恰當與否。另外，可比較《文化雜志》，第31期上第47頁上注7的譯文(正文中腳注從6跳至8)。此期雜志較系統地介紹了葡、西文字中關於中國、澳門的資料，但從原始資料的取舍、注釋，以及漢譯來看，在未核對原文的情況下，應有保留地使用。漢語硏究人員的評論，可參見譚世寶《Macao、Macau(馬交)與澳門、馬角等詞的考辯》一文第76頁。
　　　(109)《文化雜志》，第31期上第47頁此句漏譯。
　　　(110)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4年，卷2，第422頁。
　　　(111)疑爲福、祿、壽三星。
　　　(112)原文作Nãma。
　　　(113)觀音菩薩。
　　　(114)早期葡語史料中，常常以“中國省”稱中國。
　　　(115)疑爲關帝。
　　　(116)對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返回葡萄牙後的情況描寫不見其它史書。
　　　(117)早期葡語史料中，指印度之那及中國的廟宇。其詞源可能爲馬來語barahla或brahla，意即“偶像”，“神像”。今越南中部最東端之華列拉岬(Cape Varella)即來源於此。此岬因山嵿一石似佛頭，故稱靈山大佛，海舶往來，以此爲重要望山(參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第1069 頁)。在早期葡萄牙東亞地圖中，亦以該詞稱我舟山群島的普陀山(ilha da　Varella)。參見阿爾貝托·卡馬爾(Albert Kammerer)《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地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84－185頁。
　　　(118)達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óis)《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Crónica do　Felicíssimo Rei D.Manuel)》，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6年，卷4，第58－59頁。此書雖較晚於《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但其作者爲唐·曼努埃爾(D.Manuel)國王的御用史官，所接觸的資料較廣。曾將各種布繪神像帶至埃武拉(Évora)敬獻國王、王后一事爲其它同時期的史書所未載。
　　　(119)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isco Carletti)的這一記述最早爲《利瑪寳全集》的編注者德禮賢神甫在前引書，第1卷，第151－152頁注6中引用，後文德泉神甫在《澳門滄桑》，澳門官印局，1977年，第6－16頁上發表了美國夏威夷大學外來語硏究專家埃德加·C.克諾爾頓(Edgar C.Knowlton)敎授選譯的有關澳門部份。本句見《澳門滄桑》，第14頁及都靈1969年版第205頁。
　　　(120)關於“大川”的出處，參見戴聞達，前引文，第190頁，注4。
　　　(121)參見阿三，前引書，第20頁。
　　　(122)林天蔚、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45－149頁。
　　　(123)臧利龢《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2年，第1001頁。
　　　(124)臧利龢，前引書，第1223頁。
　　　(125)《辭海》，1979年版縮印本，第1098頁。
　　　(126)此手稿的庋藏號爲ARSI·Jap－Sin.I，198。詳見金國平《漢語中葡語詞源詞彙及中葡、葡中辭書考》，《目前世界葡語現狀國際會議》(里斯本，1983年)，會議文件集，卷2，里斯本，1987年，第368頁。此稿成於1588年之前。
　　　(127)引自德禮賢《利瑪竇全集》，國家出版社，羅馬，1942，卷1，第151－152頁，注6。
　　　(128)黃佐《廣東通志》，嘉靖刊本，廣東地方志辦公室影印本，第595頁。
　　　(129)《中山文獻)，卷1，第350頁。
　　　(130)參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第1387頁。
　　　(131)《中山文獻》，卷3，第233頁。田志所載相同，參見《中山文獻》，卷5，第252頁。
　　　(132)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卷下，第580頁。
　　　(133)參見《辭海》，第1387頁。
　　　(134)詳見張雋，邢定綸，趙以謙修，郭沫若點校《崖州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頁。
　　　(135)參見阮元《廣東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2，第1885頁。
　　　(136)參見《辭海》，第1369頁。亦作Amusium janopicus。參見《中文大辭典》，第19 冊，第310頁及圖。圖克·阿伯特(R.Tucher Abhott)及皮特·丹斯(S.Peter　Dance)著《貝殼大全－全世界4200種海貝彩色手冊(Compendium of Seashells　A full－color Guide to more 4200 of the World’s Marine Shells)》E.P.Dutton.INC出版，紐約，1982，第303頁上對此兩種有簡單叙錄並附彩圖。
　　　(137)爲葡萄牙及歐洲首位遣華大使。關於托梅·皮雷斯(ToméPires)生平及其出使中國的始末，中文書籍可見張維華《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跡考》，載《史學年報》，1933年，第1卷，第5期，周景濂《中葡外交史》，1936年商務版，第11－24 頁，郭廷以《近代中國史》，1979年臺5版，第1冊，第152－153頁：參見戴裔煊，前引書，第3－9頁，阿爾曼多·科爾特藏(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澳門文化司署，葡中雙語版，1990年，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55－157頁；葡語方面可參考阿爾曼多·科爾特藏《托梅·皮雷斯<東方簡志>及<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科英布拉，1978年，第34－43頁，埃杜爾多·布拉藏(Eduardo Brazão)《葡中外交關係史札記》，里斯本，海外總局，1949年，第15－16頁，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中關係硏究》，第39－40頁。洛瑞羅《托梅·皮雷斯<東方簡志>的里斯本手稿》，東方葡萄牙學院，1996 年，第13－43頁。値得一提的是，著名漢學家伯希和曾於1949年在《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Sayyid Husain)》一文中，對《明史·佛郎機傳》以中外史料爲基礎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參見《通報》，第39期，第81－292頁。此文外文題目偏疏，向爲學者所忽視。但其學術價値不在我國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荷蘭、意大利亞四傳注釋》之下，堪稱中西姐妹篇。伯氏文在記述托梅·皮雷斯使團時，對“火者亞三”問題有深入、翔實的考證。張天澤除著有學人較爲熟悉的《中葡早期通商史》外，於60年代初尙撰寫一題爲《麻剌加與葡萄牙首次赴京使團之敗因》關於此問題的短文。
　　　(138)從廣州沿海再往前走。先涉及廣州，再倒叙“蠔鏡”不甚符合邏輯。
　　　(139)此句可證，Oquem不在廣東範圍以內。不知一代史學泰斗白樂嘉當年首創此說時，爲何如此斷章取義!
　　　(140)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東方簡志》，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78年，第368－369頁。本書的撰寫跨越的時空較長。作者於1511年9月初抵印度沿海。後於1516年4月在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 ao Peres　de Andrade)的護送下出使中國。本著成書的時間約在1515年年底。從其豐富的內容來看，無疑作者從抵達印度起，便開始收集寫作素材，但從1512年4、5月間抵達麻剌加後，在這一東西方商業、文化交匯中心獲得較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後，才動筆編寫《東方簡志》。本書撰成之後，作者曾向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總督呈送一抄本。該件於1515或1516年曾送抵里斯本。後湮沒於世。1525年至1528年間曾訪問里斯本的威尼斯學者賴麥錫(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的一代理人獲得一簡本抄件，後將其輯入著名的遊記叢書《航海旅行》並於1563年刊行。除了賴麥錫獲得的簡本抄件外，原稿有一全本鈔件。這便是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於1937年在巴黎議會圖書館中發現珍貴的手稿鈔本。他即將其譯爲英語，交世界著名的哈克盧特(Hakluyt Society)出版社於1944年以英、葡雙語付梓。其葡萄牙語注釋本由同一歷史學家於1978年在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刊行。此外，尙有一簡本鈔件存於里斯本國立圖書館。1997年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將這一簡本注釋發表。《東方簡志》中有關中國部份爲葡語中早期關於我國最詳細的記載，內容十分豐富，但此文以當時從他人處獲得的素材爲基礎，故通篇不實之處可圈可點。近期的漢譯係以洛瑞羅的葡語注釋版爲底本。文中一些重要的問題未得到深入的考證。
　　　(141)參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前引書，第344頁。
　　　(142)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第368－369頁，注383。
　　　(143)參見趙春晨，前引書，第49頁。關於琉球來使由閩道入貢的詳情，可見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8361－8370頁。
　　　(144)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8364頁。
　　　(145)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8366頁。
　　　(146)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1980頁。
　　　(147)詳見氏著《1515年之澳門》一文，載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附錄之四，第477頁。
　　　(148)詳見戴氏著《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53頁。
　　　(149)吳桂芳《議阻澳夷進供疏》稱：“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已踰二十載。”參見《明經世文編》，卷342，《吳司馬奏議》，第3669頁。查此疏上於1565年，推溯二十餘載，應爲1535年至1545年間。
　　　(150)黃佐《廣東通志》，卷66，《外志》，引自湯開建《“蠔鏡”考》。
　　　(151)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機傳考證》，載王錫昌等《明代國際關係》，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33頁。
　　　(152)參見，阮元，前引書，第1卷，第365頁。
　　　(153)原文如此。疑爲寇之誤。
　　　(154)待考。
　　　(155)顧炎武，前引書，原編第三十三冊《交阯西南夷》，第57－58頁。
　　　(156)原文爲guores。源自阿拉伯語Al－Ghur。此係琉球的阿拉伯名稱。漢名蒙香港大學錢江博士惠告，在此致謝。
　　　(157)指朝貢貿易。
　　　(158)原文爲porto de foquem。在不同的時期，福建市舶司曾駐泉州或漳州，因此porto de foquem可指二地。
　　　(159)原文爲quamton。
　　　(160)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前引書，第371－372頁及注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