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西方文化交流談漢語和漢語語法研究

譚傲霜

  Abstraet: This paper attributes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to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first Chinese grarnrnar book, ‘Mr. Ma’s Grarnrnar’, is the product of applying Western theories and learning to Chinese studies, though, in a way, this also rnade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rnrnar more cornplicated. A thorough exploration into such an isolated language as Chinese and solution to its puzzles will enrich humanity’s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s.


  在中國歷史上語法並沒有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小學中的訓詁學只在虛字的用法提出旁證,不成系統。章句和句讀之學演起於漢代,也只以修辭爲重。相形之下,歷代學者對音韵學的硏究獲得輝煌成果,是十九世紀的歐洲所望塵莫及的。再看人類文明的其他發祥地古希臘、古埃及和古印度,都有十分悠久的語法傳統,爲甚麼偏偏在漢文化的土壤中卻留下了這樣一個空白點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要在漢語本身的信息系統中去尋找。
  漢語屬無形態的孤立語,語法是一個隱而不現的範疇,不像文字、音韵、訓詁那樣有音、有形,有字可據,因此長期以來不爲國人所注意。有形態的語言,語法反映在表層結構中,聲形俱備。形態的變化很固定且有強制性。


  對漢語語法,進行系統描寫,始自西方傳敎士,是西儒耳目資的必然產物。而從語言學觀點對漢語與同類型漢藏語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總結,則始於德人加比倫茨(甲柏連孜)。加氏所著《中國語法》(漢文經緯)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光緒七年)問世。這是第一部從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觀點描寫漢語語法的經典著作。它一反以拉丁語言的語法爲硏究典範的慣例,對漢語和東南亞同型語言的特點作出了科學的論證,認爲此類孤立語言的語法關係是通過詞序和語助詞來表現的。從該書的出版到今天的一百多年間,這一精辟的論點已成爲語言類型學對孤立語所下的科學定義。孤立語的名稱也始於加比倫茨,遺憾的是這位學者的名字在一個多世紀中已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土中,只爲少數當代人所知。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國人馬建中在西文語法影響下寫出第一部描寫漢語語法的馬氏文通(1894年)。馬氏文通力求使漢外兩種語言互相引通。這種願望也就確定了文通的歷史作用。它爲我國的語法硏究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同時它爲外語敎學和翻譯提供了中介語言,爲本世紀西學日益東漸鋪平了道路;從此,我國的語法硏究脫離了傳統小學的範疇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馬氏引進的這門學科是在有形態特徵的印歐語的土壤中滋長出來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語法硏究還未擺脫傳統語法的衣缽,只重於表層現象的探討而忽略了語言的功能和語言使用者的意旨。文通的語法體系是模仿拉丁文法而建立的。用西方語法套漢語的規律往往不能自圓其說,因此它也開創了用有形態語言的語法觀念硏究中國句法的先河,使此後之漢語語法長期以來未能脫離這一影響。


  二十世紀下半葉,隨着電子技術、人工智能、機器翻譯、人機對話的發展,西方語法學系開始致力於語言生成、轉換和模擬的硏究,注意到語言表層結構和深層語義結構間的聯繫。同時也把目光轉向語言的使用和語言使用者身上。從信息學的觀點把語義、句法和語用三方面結合起來。新的硏究方法爲無形態語言、信息系統運轉機制的認識打開了廣闊的天地。我本人在學術硏究上走過的道路是從實踐到理論,進而在實踐中檢驗理論。對漢語的硏究是和對外漢語敎學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之前長期的新聞寫作、俄漢對譯和多科語言環境的熏染對母語語法結構的認識有很大的啓發。我個人對漢語的硏究簡而言之是進一步揭示加比倫茨給漢語提出的定義,描寫漢語信息系統運轉的機制。第一、從語義角色的觀點找到詞序受限制的規律,區別初始句或詞序,實義切分詞序和約定成俗詞序,論證對句式進行選擇時在句法、語義和語用方面的考慮。第二,提出語助詞的特點爲多功能化,其隱現規律受到已知未知、重要非重要兩對語用特徵支配的論點。


  馬建中先生在文通後序中曾闡明其作該書之宗旨:“……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而文通的當時之務可以從作者以下一段話中明其究竟:“……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可知,將由是而求西方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舉夫宇下之意者將大群焉。”如此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硏討會今天之能在澳門召開恐怕正說明馬先生大群理想之實現。至於說童蒙循語法而學文的想法是否實現與能否現實呢?凡是旅居國外的學界人士都知道在歐美國家語法是中小學敎育基礎課程,在俄羅斯俄語語法雖有典範著作但每過十多年要重新修訂。考高校文科作文與語法是必考科目。我國自古至今兒童入學受敎育可以沒有語法課。三十年代黎錦西《國語語法》問世並沒有扭轉這個局面。語法在中小學敎育中只起着修飾和點綴的作用。有些語文敎師認眞要求學生懂語法,反而弄巧成拙。趙元任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曾指出,漢語在指稱非生物時,第三人稱代詞不用表示多數的‘們’,習慣的說法是“這些梨壞了,把它扔掉”。但熱心的語文老師硬要給自己的母語加上莫須有的數量範疇。這樣,“好學生”,一定會在‘它’的後面加上一個‘們’字,表示梨是多數。這豈不是對漢語進行矯形手術,一反其內部的自然規律嗎?其實“語法”很通的學生並不見得文章作得好,拿馬建中的話說:“西文本難學也而易學如此,華文本易學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的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都隱寓其中。”馬先生說得很對,漢語語法是規律隱蔽的語法。這是漢語的特徵。它規律的‘謎’還待語言學者們逐步解開。非漢語使用者學習漢語必須懂得語法,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中小學語文老師也必須懂得母語的語法結構以便對學生的語病作科學的分析。如果說學語法的目的是爲了文章寫得通順,但漢語的語法隱而不現,與其說給學生講深奧的理論不如讓他們學而時習之。中國舊學裡的背誦並不像過去有些人認爲那樣不科學。中小學語法敎學恐怕是要以修辭爲主,但應提高到用現代文章分析理論講授的文章學。那麼語法是否只能取得爲外國人學漢語設置的輔助性學科的地位呢?


  漢語使用者佔全世界語言使用者的四分之一,不可能沒有一門對這種語言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描寫的學科。這門學科應該是大學文科和從事人工智能硏究的理工科專業必讀的課程。正因爲漢語沒有形態特徵,從信息學的觀點來說,它的羨餘成分很少,接近邏輯語言。因此,在學習漢語語法時,文科學生和理科學生使用的中介語言應該有區別,後者更加數理化。談起中介語不但從事機器翻譯和模擬生成語言的工程需要有一套中介語言。考慮到漢語語法特點,對外漢語敎學也需要一套使不同語言的使用者感到親切的中介語言,這一點已引起國內對外語言敎學工作者的注意,成爲當務之急。關於這個問題我將在今年八月份召開的第四屆世界漢語敎學會議上,談談自己的拙見,介紹我們的一些經驗。
  總結以上所述,這篇論文的宗旨在於闡述漢語語法硏究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果。無論是西學東漸還是東學西傳都要先掌握語言這一媒介物,懂得語言就必須懂得語法。第一部語法書《馬氏文通》是西學中用的產物,但它也曾因爲張冠李戴使漢語語法硏究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如今,我們處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模擬從思維到言語的過程,創造人工智能是一項綜合性的科學任務。要求語言學家,邏輯學家,心理學家,數學家和程序編制者通力合作。對孤立語,特別是對漢語進行硏究,揭開它的奧秘將會豐富人類對自已語言的認識。同時,通過認知語言學,可以找到人類思維的共性,洞察到由於文化和心理差異而反映在語言中的東西方語言和認識觀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