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翻譯中葡文化交流的影響
孫成敖
Abstract:Citando exemplos, o texto indica o papel importante que desempenha a tradução no intercâmbio cultural entre as nações e países que usam diferentes idiomas. Através de uma análise histórica e idiomática esclarece a influência negativa da traducção muito insuficiente sobre o intercâmbio cultural entre China e Portugal. A actual política de reforma e abertura da China, a restauração do sistema democrático em Portugal com a Revolução de 25 de Abril de 1974 e a resolução satisfactória da questão de Macau proporcionam uma boa oportunidade para promover o intercâmbio cultural sino-português. As obras literárias traduzidas até agora tanto de chinês para português como de português para chinês anida são insuficientes, mas de quarquer mameira já deu o primeiro passo para adiante e espera-se que o intercâmbio culturai entre China e Portugal seja cade dia mais intensificado.
一、翻譯在不同語種的民族和國度之間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綜觀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一個大的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運動必定有一個翻譯運動伴隨或作爲前驅。以古代爲例，中國佛敎源於印度佛敎，它旣是對印度佛敎的繼承，又是對印度佛敎的發展，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並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敎本源於印度，它所以能在中國傳播，是與佛經的譯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因爲印度的佛敎只有譯介成漢文，才能爲漢人閱讀和接受。佛經的翻譯自東漢開始，至北宋基本結束，持續了近千年之久。其時間之長，譯量之浩，世界上只有《聖經》的翻譯能夠與之相比。談及《聖經》，正如衆所周知的那樣，它作爲猶太敎和基督敎的經典，一向被認爲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世界文化寶庫的瑰寶，還是一部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然而，《聖經》之所以能在西方乃至全世界廣泛流傳，必然伴隨着一場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重複次數最多的翻譯活動。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醞釀着一場文化上的巨變，飽經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滿淸皇帝專制統治之苦的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爲尋求救國革新的眞理，開始把目光投向西方。我在這裡並不想就中國向西方“取經”的得失進行探討，而只想從翻譯的角度論證，倘若沒有嚴複、林紓等翻譯家的努力，倘若沒有一個作爲前軀的翻譯運動，那麼所謂“西學東漸”則只能是一句空話。當今世界正在飛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活動日益頻繁，翻譯工作愈加顯得急需與重要。槪而言之，沒有翻譯作爲媒介，東西方文化交流則只能是一句空話。
二、翻譯對中葡文化交流的影響
1514年，當時被中國稱爲“佛朗機”的葡萄牙人率先從歐洲東航到中國，自此開始了中葡兩國的交往。1557年，葡萄牙侵佔澳門，澳門成爲西方傳敎士向中國傳佈天主敎的基地。屈指算來，中葡兩國的交往已有四百餘年的歷史。然而時至今日，中葡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卻處於一種相當低的水平，在許多領域幾乎近於空白。中葡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甚少，彼此還相當陌生。筆者曾在葡萄牙工作過多年，所接觸到的葡萄牙人，包括文化水平相當高的知識階層，除了知道珍藏在各地博物館和私人宅第的中國明淸時代的瓷器之外，對中國的其他情况可謂所知甚少，中國在他們的眼中依然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國度。反之，中國人，包括文化水平相當高的知識階層，除非其所從事的專業或工作與葡萄牙密切相關，一般說來對葡萄牙也所知甚少，缺乏了解。因爲譯名關係，除了把葡萄牙與盛產葡萄的國度憑聯想連繫在一起之外，對葡萄牙的其它情况便幾乎是一無所知。在中國的書店中，由葡萄牙語直接譯介的葡萄牙文化書籍寥若辰星。在葡萄牙的書店裡，由漢語直接譯介的中國文化書藉也幾乎近於零。翻譯是一種雙語言雙文化的交際過程，迄今爲止，中葡兩國互相直接譯介的有關對方文化方面的圖書數量過少，這就必然影響了中葡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衆所周知，一種語言能否成爲世界流行語言，關鍵在於使用這一語言的國家在世界所佔的地位。英國曾號稱“日不落帝國”，美國獨立後又漸漸登上過西方“霸主”的寶座，英美先後都曾成爲過世界第一強國，正因爲如此，作爲英、美兩國的官方語言英語便成了目前世界最通行的語言。
中國是位於東方的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鼎盛時期的唐王朝曾成爲當時世界上最爲富強繁榮和文明昌盛的一個封建帝國。但是到了近代，卻漸漸淪爲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國家。中國革命的成功雖然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然而由於種種因素，至今在經濟上仍未能進入世界前列。正因爲如此，漢語雖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種，卻未能成爲世界上最通行的語種之一。
葡萄牙是位於西方的一個小國，卻也有其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航海大發現”曾使其一度成爲世界強國。隨着其海外的殖民擴張，葡萄牙語漸次成爲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佛得角和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原葡屬殖民地國家的官方語言，極大地增加了使用葡萄牙語的人口數目，使葡萄牙語成爲當今世界就使用人口而言名列第七的語種。然而葡萄牙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有如曇花一現，接下來便是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貧窮與落後，葡萄牙語也未能成爲世界最通行的一種語言。
正因爲漢語和葡萄牙語都未能成爲世界最通行的語種，因此便妨礙了中葡文化之間的直接交流。
倘從語言及翻譯角度探討，由於各種不同語言之間存在着諸如宇宙、生理、時空、生產、社會、情景、心理及語言結構的共性和人類具有習得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能力，所以翻譯活動便具有了可能性。但是，由於不同語言對客觀事物進行劃分時使用的單位不盡相同以及使用不同語言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同的物質生活、經濟政治體制、風俗習慣、文化生活、道德和觀念、邏輯思維對語言的影響，又使翻譯活動成爲一項難度相當高的工作。中國近代著名翻譯家嚴複曾這樣自述翻譯之艱苦：“步步如上水船，用盡氣力，不離舊處；遇理解奧衍之處，非三易稿，殆不可讀。”他還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躊躇。”不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幾乎無法理解譯事之艱苦。稍懂漢語的葡萄牙人和稍懂葡萄牙語的中國人都會發現，漢語與葡萄牙語的差異是何等之大。漢語的方塊字在葡萄牙人的眼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天書，而葡萄牙語的人稱、時態、性、數等萬般變化又令中國人頓生暈頭轉向之感。本文並不擬就漢語與葡萄牙語之間的差異展開分析比較，而只是想指出，由於漢語與葡萄牙語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無疑增加了中葡兩國的人習好對方語言的難度，從而也就爲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造成了困難，這無疑也會對中葡文化的直接交流產生不利的影響。
三、當前是加強中葡文化交流的有利契機
回顧歷史，1557年葡萄牙人侵佔澳門之時，正是中國當時的明王朝業己衰落之日。二十四年之後的1581年，葡萄牙王國失去了獨立，被西班牙王國並吞達六十年之久，自此走上衰落之路。自1557年至今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和葡萄牙都未能恢復其鼎盛時期或“黃金時代”，總的趨勢都是每况愈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國家。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淸王朝，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但並未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同樣，1910年葡萄牙共和國的建立雖然結束了長達七個世紀之久的封建王朝，也未能給葡萄牙人民帶來繁榮與昌盛。在這種情况下，澳門長期以來並未得到長足的發展。隨着葡萄牙人對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其它非洲國家的佔領，葡萄牙語作爲官方語言也在這國家通行起來。但是澳門的情况則有所不同。澳門就整個中國而言只是一塊彈丸之地，即使葡萄牙語得以在澳門通行，對中國而言也並不會產生多大影響。然而，葡萄牙語作爲澳門的官方語言並未能推廣爲通行語言。澳門的絕大多數居民乃爲中國人，但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作爲中國官方的口語普通話在這裡也未能推廣爲通行的口語(所幸的是，中國儘管有多種彼此無法聽懂的方言口語，但是書寫卻是統一的)，結果澳門作爲連結中葡兩國的樞紐地區，通行的交際語言卻旣非葡萄牙語，也非漢語的普通語，而是廣東話，這也許便是澳門的特有語言文化現象。四百餘年來，中葡之間的直接文化交流並不頻繁，澳門的特有語言文化現象無論是對中國抑或是葡萄牙均未產生過較大影響。長期以來，通曉中葡兩種語言的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葡萄牙都爲數寥寥，通過中葡兩種語言之間的直接翻譯而進行的雙向文化交流幾乎近於零。
所幸的是，中國現已結束了長期以來的閉關鎖國的局面，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葡萄牙1974年“四·二五”革命運動恢復了民主體制之後也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1979年中葡建交以來，兩國的關係穩步發展，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更是爲中葡兩國的文化交流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中國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創辦葡語敎學，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現已培養出一批通曉葡萄牙語的人材。葡萄牙近年來也派出了一些留學生前來中國學習漢語。中葡在文化、敎育等領域的雙向交流正穩步發展。應該說當前出現了加強中葡文化交流的有利契機。我們應該抓住這一契機，促進中葡之間的相互譯介工作，將中葡文化交流推向一個新的水平。
四、中葡兩國互相譯介對方文學作品的簡况
文學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爲一名葡萄牙語國家文學的硏究者，在本文最後一個部分，我想把中葡兩國互相譯介對方文學作品的情况作一簡單介紹。
據悉，葡萄牙的漢學家已經把中國古代著名詩人李白的作品和古代名劇《西廂記》譯介給葡萄牙讀者，開創了將中國文學作品直接由漢語翻譯成葡萄牙語的先河。八十年代之前，中國對葡萄牙文學作品的譯介幾近於零。五十年代中期，大槪只有索·佩雷拉·戈麥斯(Soeiro Pereira Gomes)的《被剝奪了的童年》(Esteiros)得以在中國出版，並且是通過其它語種轉譯的。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培養的葡萄牙語人材已經具備了從葡語直接向中國讀者譯介葡萄牙文學作品的能力，自此開始，一些重要的葡萄牙作家的作品陸續由葡萄牙語直接被譯介到中國。到目前爲止，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已經成書出版的葡萄牙作家的作品有葡萄牙偉大詩人路易斯·卡蒙斯(LuisCamões)的《卡蒙斯詩選》(Poesia de Camões)，十九世紀末期的葡萄牙小説大師卡米洛·卡斯特洛·布蘭科(Camilo Castelo Branco)的《被毀滅了的愛情》(Amor de Perdição)，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埃薩·德·克羅兹(Eca de Queiroz)的《阿馬羅神父的罪惡》(O Crime do Padre Amaro)、《馬亞一家》(Os Maias)和《城和山》(A Cidade e as Serras)，著名作家儒利奥·迪尼斯(Júlio Dinis)的《兩姊妹的愛情》(As Pupilas do Senhor Reitor)。此外，安東尼奥·若澤·薩拉伊瓦(António José Saraiva)的《葡萄牙文學史》(História da Literatura)一書也已被譯介到中國。除上述已成書出版的作品外，與中國讀者見面的還有散見於各種文學雜誌上的葡萄牙詩歌及中短篇小說等文學作品，被譯介的葡萄牙作家有菲略亞·德·阿爾梅達(Fialho de Almeida)、格拉·戎蓋斯(Guerra Junqueiro)、拉烏爾·布蘭當(Raul Brandão)、若澤·羅德里格斯·米格斯(José Rodrigues Miguéis)、多明戈斯·蒙特羅(Domingos Monteiro)、米蓋爾·托爾加(Miguel Torga)、費爾南多·納莫拉(Fernando Namora)、埃烏熱尼奥·德·安德拉德(Eugénio de Andrade)、索皮婭·德·梅·布雷納爾·安德雷森(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和瑪麗婭·翁迪娜·布拉加(Maira Ondina Braga)等。
除上述已出版或發表的葡萄牙文學作品外，即將出版的還有路易斯·卡蒙斯的不朽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iadas)、米蓋爾·托爾加的《米蓋爾·托爾加短篇小說集》、《葡萄牙當代詩歌集》和《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其中《葡萄牙當代詩歌集》選譯了本世紀最杰出的天才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以及馬里奥·德·薩卡爾內羅(Mário de Sá—Carneiro)、若澤·戈麥斯·費雷拉(José Gomes Ferreira)、索皮婭·德·梅·布雷納爾·安德雷森、卡洛斯·德、奥里維拉(Carlos de Oliveira)、埃烏熱尼奥·德、安德拉德、若熱·德·塞納(Jorge de Sena)、亞歷山大·奥尼爾(Alexandre O~'neill)、馬里奥·塞薩林伊(Mário Cesariny)、路易斯·莫伊塔(Luis Moita)、安東尼奥·拉莫斯·羅札(António Ramos Rosa)、埃爾貝托·埃爾德爾(Herberto Helder)、魯伊·员洛(Rui Belo)、達維德·莫朗一費雷拉(David Mourão—Ferreira)、塞巴斯蒂安·達·加馬(Sebastião da Gama)、梅洛·伊·卡斯特羅(Melo e Castro)等二十餘位葡萄牙當代具有代表性詩人的作品。《葡萄牙當代短篇小說集》則選譯了費雷拉·德·卡斯特羅(Ferrira de Castro)、若澤·戈麥斯·費雷拉(José Gomes Ferreira)、若澤·羅德里格斯·米格斯、多明戈斯·蒙特羅、馬努埃爾·達·豐塞卡(Manuel da Fonseca)、馬里奥·迪奥尼西奥(Mário Dionisio)、費爾南多·納莫拉、若熱·德·塞納、索皮婭·德·梅·布雷納爾·安德雷森、馬里奥·布拉加(Mário Braga)、若澤·卡爾多佐·皮雷斯(José Cardoso Pires)、埃爾貝爾托·埃爾德爾、瑪麗婭·翁迪娜·布拉加和阿爾蒂諾·多·托雅爾(Altino do Toyal)等十四位不同題材和不同風格的作品。這兩部選集集中地介紹了當代三十幾位葡萄牙作家的詩歌和小說作品，對中國讀者了解葡萄牙當代文學創作將會大有裨益。
從以上介紹的情况可以看出，盡管直接譯介到中國的葡萄牙文學作品仍嫌不足，但畢竟已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愿有更多的葡萄牙漢學家和中國的葡萄牙語工作者在文學翻譯這塊領域辛勤耕耘，爲中葡兩國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