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語言學的継承、借鑒發展——兼述東西方文化培育中國语方學
許威漢
Abstract:China’s linguistics is an old subject, also a young one.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show meaning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guistics theory which contain the philosophic meaning of previous Qin dynasty is important whe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begining. Because it absorbed foreign elements and emphasized practicality,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got some gratifying development since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It made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scholars’ efforts in Qing dinasty. In modern rimes, the study of pronunciation and grammar was brought within the orbit of sci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linguistics. Meanwhile, it was repressed in some extent by the Western linguistic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use of computer makes a new chang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Recently there is a upsurge following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theory which language is related to culture has apppeared. It proposes that scientific linguistics should not only keep to but also have a transfer into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philology tradition.
Any academic study does not start from naught.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is just the same. There is an organic unity between inheriting and invention.
引言
談到文化，情况相當複雜。“文化”定義，說法歧出。涉及到文化的問題，有文化形態、中國文化傳統估計、中外文化交流、文化中心等；對中國文化基本特徵和核心精神，有諸子說、“禮”說、多元說、變化說、思維方式說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値和作用，有肯定的、有否定的、有折衷的；對待中西文化，有主張“西體中用”的，有主張致力於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有主張去粗取精地吸收外來文化的，不一而足。諸如此類，有待今後更好取得共識。
語言與文化關係密切。本文討論的中心是中國語言學，自然得有文化視線，上述關於文化的諸問題，非本文專門探討之列，但在涉及到某些文化現象時，則依個人有關理解申述。
中國語言學“曾經受過兩次外來的影響：第一次是印度的影響，第二次是西洋的影響。前者是局部的，祇影響到音韵學方面(按，也影響到詞匯硏究)；後者是全面的，影響到語言學的各個方面”(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7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面臨這一實際，對中國語言學進行歷史回顧，窺視其文化軌迹，不無重要意義。
中國語言學是一門旣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源遠流長。說它古老，是它發端於先秦，獨樹一幟；說它年輕，是它隨着科技文化發展、社會需求以及語言自身要求解決一系列內在問題正向精密綜合方向發展。下面分若干層次闡述，以明語言硏究及其文化作用的歷史網絡。
一、語言研究的萌芽
(一)漢字的創造
漢字“與漢語單音成義的特點相適應”(王力《漢語淺談》)。漢語的一個特點是語素的單音節性，作爲語素的音節都有嚴格確定的音韵模式，即各種音位在音節裡有嚴格固定的位置，聲調貫串整個音節(聲母＋介音＋元音＋韵尾＋聲調)。基於漢語這一分析型的孤立語特點，漢人的祖先就在語素的基礎上創造了漢字(這樣的漢字，可稱語素文字)，旣與漢語特點相適應，也有利於消除方言的干擾。語素漢字的創造，表明漢人祖先“對自己所說的語言進行過萌芽狀態的、然而卻是奠定基礎的語言科學的分析”(邢公畹《中國的語言硏究》，載《語文現代化》1990年9期)。語素漢字創造之後，古人把語言和文字混同在一起硏究，甚至把文字當作語言本身來硏究，“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象無所附麗”(王力《中國語言學史》211頁)。正因爲這樣，回顧漢語硏究，就先要着眼漢字的創造及其對漢語硏究的作用。
漢語產生在先，漢字創造在後。漢字的創造，基於對漢語的硏究，一般從殷商的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三千多年歷史，那麼也應該說對漢語的硏究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如果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狀况中去推究，從新石器時代遺物中去考察，從殷商時代文字史料的積累中去探討，可以斷定漢字在殷代以前的夏代就初具規模了。如果連同漢字的原始階段也算在內，那麼漢字創造的年代更早。暫且不說著名文字學家唐蘭《古文字學導論》“漢字有一萬年的歷史”的推論，僅從距今四、五千年的龍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早晨太陽初升的景象的合體字
來看，漢字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創造出來了。
的○象太陽，
象雲氣承托着初升的太陽,
象山有五峰形(古文字中的山多作三峰形，商器父壬尊的山作五峰形)，與後來簡化了的“旦”字相同(“一”表示天跟地交界的地平線，“日”從地平線上升起)。——依于省吾說。它已經不像所謂“記事圖畫”那樣以整個圖形和語言的片段相結合，而是和一定的詞兒相結合了；也不像“記事圖畫”那樣隨意性，而是有一般文字的固定性了。漢字最早是獨體的，後來才有了合體的，這一會意合體字的出現還不是很早的，但它的創造，表明了祖先思維能力的發展，語言硏究的發端，文化意識的展現(文化與語言、思維關係極其密切)。
漢字的不斷創造，意味着漢語硏究的不斷進行，展示着漢族文化的不斷發展；而漢族文化的發展，促進了漢語的發展與硏究，促進了漢字的更好創造及其記錄漢語效能的發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科學工作者從實際觀察中，發現貓頭鷹吃老鼠一類小動物是整吞的，吃完後消化不盡的骨殖及皮毛攪成一團吐出如丸，這被有些專家看成揭示了生物界的一個秘密，並拍成了科敎片《不平靜的夜》。可是我國古代的“
wéi”字早就記錄了當時的語言而反映了這一事實。許愼在《說文解字》中收進了這個字，在“丸”部作過這樣的解釋：“
，騺鳥食已，吐其皮毛如丸，從丸，咼聲，讀若骫”(例說轉引自陸宗達《說文解字的價値和功用》一文，《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3年3期)。這一實例表明漢族發達的文化在漢字創造方面的反映，也表明漢字的創造基於漢語的硏究。唐德剛(美籍華裔學者，紐約市立大學敎授)說，漢字“保留了十九世紀以前人類最豐富的記錄，總容量超過人類文明史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轉引自《編譯參考》張文中摘)，漢字的巨大貢獻，也正體現了漢語硏究的高效能。漢字輸入日本、朝鮮、越南，走向世界，促進東西文化交流，這是漢字創造的功績，也是漢語硏究的功績。因此說，漢字的創造，是漢語硏究的發端。這是漢族文化史、漢字學史和漢語史都早已證明了的。
(二)語言論的出現
先秦稱述的“名”指槪念，從語言角度說，接近於今天說的“語素”。中國古代的語言理論伴隨着名學硏究同時出現，語言理論寓於名學之中。名家代表作除了《公孫龍子》以外，其他著作已早佚，現存《鄧析子》、《尹文子》系後人僞托(旣是僞托，就沒有必要去談它了)。後期墨家《墨經》、《經說》，儒家荀子的《正名》，都是名學的專論。他們在闡述認識論等哲學思想時，對語言學理論提出了卓越的見解。不妨說，先秦時代的語言硏究是在哲學的搖籃中哺育的。可惜時至今日，人們尙少發現和關注。
“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因論述對名實關係的認識而涉及到語言學，提出了有關語言學重要的原理和基本問題。其中論點是：
1.“舉(舉名)，擬實(實名)也”(謂語是模擬表述主語的，必與主語相應)。
——說明謂語和主語的關係。
2.“言，出舉”，“言由名致”(從邏輯學角度講，“言”是“命題”；從語言學角度講，“言”有幾個義項，這裡指句子，總的含義是：表明一個句子用語音來表達事物，是集合名形成的)。
——說明語言的作用以及“名”、“言”的組織關係。
3.“自前曰且……方然亦且，若名者。”
——在墨子心目中，已經覺得“且”這個虛詞和“名”一樣重要，分析了虛詞“且”字的語法作用，並指出虛詞“且”和“名”有同等的價値。這是分析虛詞的最早資料(例證)。
4.“聲出口，俱有名。”
——說明語音和意義的關係，即現代說的聲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淸代乾嘉學者指出“訓詁聲音，相爲表裡”，人們以爲是首創，其實早在兩千年前的墨家已經指出過，祇是人們所不知曉罷了。
5.“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說明語言與思維的關係，思想交流離不開語言。
此外，墨子對區分名詞的類別和分析謂語的類別方面也都有論述。總的說來，墨子提出上述理論，主旨是“正名成事”，即說明名和實的關係、名和言的關係，“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小取》)，而其間寓語言學精義。進一步發展，繼而出現了荀况的《正名》篇，更爲精湛獨到。《正名》闡述了“性”(天賦的本質，生理的)——“情”(心理上產生好惡之情)——“慮”(思想上辨別其是非可否)——“僞”(就修養的功夫和效果而言)——“智”(指對事物的認識)——“能”(才能)的進程。指出“制名”是爲了“指實”，“名定”才能“實辨”，“名聞”才能“實喻”，從而說明詞和槪念的密切關係，以及詞的確指性與穩定性。《正名》還指出槪念和詞的槪括性、差異性是由客觀事物的同異所決定的，所以有“單名”、“復名”、“共名”之分。它對此這樣闡釋：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接着就要給這些分出來的類命名：相同的事物用同一個詞來表示，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詞來表示。用一個語素構成能讓大家聽懂，就用一個語素；用一個語素構成而大家聽不懂，就用兩個以上的語素。一個語素構成的單名和用兩個語素構成的復名之間沒有衝突或相違背的，即雖然有具體差別而性質卻相同的，就用共名。這時候用了共名也不會有妨害的。)
——筆者按，“雖共，不爲害矣”可以這樣舉例來理解：“馬”是單名，“白馬”是復名，而“白馬”也是“馬”，不是“非馬”，就用共名“馬”來表示也不會有甚麼妨害的。又按，“矣”和“也”都是表示陳述語氣的詞，“也”重在表示解釋、說明和判斷的語氣，“不爲害矣”說成“不爲害也”較妥。今不便改動原文，但可依“不爲害也”理解。
“共名”又有“大共名”和“大別名”的區別：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而後止。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而後止。
——共名之上還可以有一層層的共名，每一層共名之下就是別名；別名之下還可以有一層層的別名，每一層別名之上就是共名。“別”的最下一層就是“無別”。
《正名》提出“共”與“別”的相對性，反映出在“名”的分類問題上極具進步意義。《正名》還指出：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命，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命”，呼；“實”，概念；“命實”，謂命之於實，即加在某種概念之上；“實名”，謂有實之名，即有固定內容的名稱。)
這精闢地闡明了用甚麼詞表示甚麼槪念，開始時不是必然的、固定的，但詞和槪念的聯繫一經“約定俗成”之後，就不能隨意改變了，而這種社會性爲“約名以相期”(約定事物名稱來進行交際)所決定的，不但正確地解決了“名”和“實”之間的關係問題，而且還指出了語詞產生的社會因素。這個問題是語言硏究上的最基本的問題，古希臘人也長期討論過，《正名》則最早作出了卓越的回答。
以上所述僅爲墨子、荀子語言論，未涉及他人，且又都屬舉例，未槪全貌。拿荀子《正名》來說，還談到考察事物的實質來確定事物名稱的數量(“稽定實數”)，指出名的數和實的數之間的關係，這旣是“制名”的基本原則(“制名之樞要”)，也是認識詞的槪括性和差異性的基本原則；又談到使用語言應遵循一定的規範或標準(“守名約，從諸夏”)，這表明必須正確處理標準語、方言和民族語言之間的關係。諸如此類，就都未一一例析。
先秦諸子學說蜂起，代表了當時學術的繁榮，反映了文化史上的民主傳統，使我國古代學術文化大放異采。諸子從歷史上繼承了不同的文化遺產，學術硏究伸向各個不同的側面，語言論僅是從哲學涵義上涉及的一個側面而已。僅在語言論上，諸子有過如此精湛的理論，自是難能可貴，可惜後繼乏人。况且，已經提出的高水平的論述，後世也還缺乏縝密的論證，非但未得充分發揚，且幾淹沒不聞。我們應更好發掘先秦語言論，並參酌同期中外其他有關論述，益以新知，恢復古文化的活力。
(三)文獻訓釋的開始
人類最早的語言硏究是以考釋古代文獻開始的，所以早期人們把語言學當作人文學。我國繼語素文字的創造之後，在先秦諸子語言論出現的同期，也開始了對古文獻的訓釋。孟子所見的《書經》有“洚水警余”這句話，孟子解釋說“洚水”便是“洪水”，就是文獻訓釋的實例。文獻訓釋是文化延續的必然步驟。
早期文獻訓釋常伴隨着闡明一種哲理或政治主張而出現。
首先，語文(先秦文、史、哲不加區別)作者借字義的解釋來闡明一種哲學或政治主張。比如《論語·顏淵》叙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政，孰敢不正？”(政就是正，您帶頭端正自己，誰敢不端正呢？)又比如《孟子·滕文公》叙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賦名稱不同：夏叫做“貢”，殷叫做“助”，周叫做“徹”。孟子解釋說：“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徹”解釋“徹”，是用一個常用的字義解釋一個不很常用的字義。“徹”的常用意義是“通”，孟子大意是說“徹”系天下通法，不因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助”是“憑借”的意思，公家憑借人民的力量耕種公有土地。孔孟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是通過字義的訓釋來實現的。
其次，語文作者借字形的解釋來闡明哲理或政治主張。比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戰”楚國打了勝仗，潘黨勸楚莊王建築軍營，積尸封土，以顯示誇耀自己的武功。楚莊王不同意這樣做，在長篇談話中特別提到“武”的字形是從“止”從“戈”，說祇有停止干戈才夠得上稱“武”(“武”的造字原意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這裡不是專作字源的探索，其他的分析說明暫略)。
再其次，是辨析同義詞(包括近義詞)以明哲理。比如《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大意是說：看不見的叫夷，聽不見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夷、希、微”是哲學上的術語，一般人不大了解，《老子》加以辨析，以明其哲學含義。
以上各種訓釋，盡管都另有目的，但作用有相通之處，即都通過語言文字的訓釋來反映，所以也應該算是先秦語言硏究的一翼。
綜觀上古時期的語言硏究，可以斷言，表意制漢字的創造、先秦語言論的出現和文獻訓釋的開始，是我國語言硏究處於萌芽階段的標誌，它給後世語言硏究以啓迪，並爲傳統文化的發揚和中外文化的比較提供了一面歷史鏡子。
二、語言研究的動向
先秦時期，語言還沒有獨立分科的系統的專項的硏究。到了兩漢，語言硏究形成了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工具性學科。漢以來，傳統文化興發了訓詁學；外來文化促進了音韵學、等韵學的誕生，也加速了詞匯的發展和硏究。
(一)訓詁學的興盛
“訓詁”是對語言，主要是對古代語言作解釋；訓詁學，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語言硏究中具有綜合性和實用性特徵的技術學科。訓詁學硏究的核心內容是詞義，而又兼及語言其他現象。
漢代訓詁學興盛有其緣由。西漢開始，古文、籀文已經成爲古董，篆文也漸被簡化了的隸書所代替；加以去古漸遠，古音古義也不是一般所能理解，需要注解才行，這樣就必然促進了訓詁的硏究。訓詁學興盛除漢語自身因素外，與經學盛行、學術積累、文化發達以及訓詁學家不懈的努力分不開。訓詁學興盛的一個突出表現是注釋書大批涌現，這在《漢書·藝文志》裡有詳細記載。另一個突出表現是通釋語義的訓詁學專著也開始出現，那就是《爾雅》、《方言》、《釋名》、《說文解字》的問世。《爾雅》成爲訓釋詞義專書之祖，《方言》成爲比較方言學的前驅，《釋名》開語源學的先河，《說文解字》爲形成文字學基本理論而奠定基礎。要是沒有漢代人的訓詁實踐和理論探索，後世訓詁學的發展要困難得多，古代文化遺產的繼承也會深受影響。拙著《訓詁學導論》(上海敎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對此有較具體的申述，這兒暫且從略。
(二)音韵學、等韵學的誕生
印度在紀元前二世紀或三世紀產生了一部梵語語法。在梵語語法裡，語音是語法的組成部分，所以語音學在古印度也很發達。中國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語音學的產生便要晚一些，而且內容顯得相當特殊。不過漢民族在歷史上是很善於吸收外來因素和經驗的，漢以後的語言硏究也就深受印度梵文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東西文化交流所引起的。
首先是音韵學的誕生。中國音韵學硏究始於漢朝末年，那時的應劭、服虔等學者己經悟出可以利用聲韵切合原理來注音。唐宋以來不乏反切之學來自西域之說。陳振孫說“反切之學，起自西域”(《直齋書錄解題》)，姚鼐也說“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原本婆羅門之字母”(《惜抱軒筆記》)，不無文化軌迹和學科音理之依循：反切受了梵文拼音原理的影響，韵書受了反切的影響，反切爲韵書的基礎。韵書爲適應詩賦需要而作，而又進入了語言學的領域。韵書的出現，也就表明音韵學的誕生。音韵學的誕生是中國語言學史的一件大事，從此人們才逐漸意識到語音是語言的重大要素，不硏究語音就難以硏究語言。不僅如此，語音的硏究對文學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王力深有感觸地說，“漢族人民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並結合漢語特點來爲中國文化服務”(王力《中國語言學史》58頁)，這話確實不假。
隨着音韵學的誕生，用以分析漢語發音原理和發音方法的等韵學也就誕生，用來拼切漢字字音的等韵圖也就製作出來了。漢字不是拼音文字，等韵圖卻能用圖解法着眼於音系全局。從發音部位對漢字字音作分析並反映了語音，這眞是一件極不簡單的事情，而這“等韵是印度梵文悉曇(練音表)的忠實仿製品”(俞敏《等韵溯源》)。這是“漢族人民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並結合漢語特點來爲中國文化服務”的又一實例。(不象有人想像的那樣保守，一味排斥外來文化。)
(三)詞匯研究的加速
上古漢語就開始吸收外來詞，如“劍”(“輕呂”、“徑路”)。漢唐以來，佛典翻譯作品達五千萬字，佛典用語給漢語以很大影響。這也就是說，在佛典翻譯過程中創造積累起來的各種詞語對於世俗文學語言詞匯系統特別是白話文學語言詞匯系統以巨大影響。傳統文言文一方面抵制佛典用語，另一方面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了佛典用語。佛典用語的盛行，勢必促進對佛典用語的硏究(注重實際應用的硏究)。漢語詞匯復音化是漢語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中古以來復音化步伐加快，固然有當時思想活躍、社會發展、文化發達等因素，而佛典翻譯使復音詞驟增，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外來詞受漢民族語言內部規律的制約而成爲漢語的組成部分，相應地加速了大量外來復音詞的某些硏究。盡管當時的硏究是不成系統的，但至少要做些索解的硏究工作。舉例來說吧，印度有一種小指粗細的淸潔牙齒用的樹枝，我國唐代和尙譯爲“楊枝”，有人以爲就是我國楊柳之枝，就得考索並正誤。
總的看來，漢唐以來，訓詁學的興盛，音韵學、等韵學的誕生，詞匯硏究的加速，成績斐然。它們的共同點，就是這個時期一開始便有實用的目的，它們的硏究大多屬於經驗科學範圍。吸收、借鑒外來文化，也寓自己的創造(對漢語音節的分析取聲、韵兩分法就是自己的創造)。
三、語言研究的承前啟後
淸代三百年間，特別是乾隆、嘉慶年間，我國傳統語言學取得了尤其突出的成就。
(一)《說文》學大盛
淸代硏究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書《說文解字》(下簡稱《說文》)的人很多，比較負有盛名的有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四家，而其中尤以段玉裁最受人推崇。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首先根據《說文》體例和宋以前群書所引《說文》辭句，以校正其訛脫；再用古書上所用字義，以闡明《說文》的說解和一字多義的由來。它創條例，聯繫音韵和訓詁，對漢字硏究貢獻甚多。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多徵引古書以推尋《說文》解說的根源，前後各說相互補正，排比有條理，資料亦豐富。王筠的《說文句讀》采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及其他硏究《說文》諸書，刪繁舉要，改訂精審，間申己見，亦甚精到。又，《說文釋例》前十四卷說明“六書”及《說文》條例、體例，後六卷列出對於《說文》的一些疑問，並分別於各卷後附“補正”(常用金文古文來補正《說文》的形體和解說》)。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根據《說文》九千餘字，又增附七千餘字，從中分析形聲聲符一千一百三十七，再依古韵歸併爲十八部，變更《說文》體例，按古韵及形聲聲符排比，詳加說明，以明音義關係。
淸代硏究《說文》的書百餘種，近人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1928)，各家論說幾搜羅無遺。從中可以看出，淸代《說文》硏究，已經蔚爲大觀。淸代的硏究有優點也有缺點，而從總體上看，優點多於缺點。各家硏究互有影響，拿著名的四大家來說，段玉裁、桂馥對後來硏究《說文》的人影響多，而四大家之間，朱駿聲受段玉裁影響多，王筠受桂馥的影響多。
始於宋代的古文字學，對《說文》硏究眞正有所補益，則主要是淸亡以後的事。
淸代《說文》硏究對境外也產生影響，日本至今硏究《說文》不乏其人。1991年河南省漯河市舉行“許愼與《說文》學國際學術硏討會”就是以《說文》硏究爲紐帶繼續增進境內外的文化交流。
(二)古音學繼起
傳統音韵學指漢代以前的音爲古音，古音學則是對漢代以前的語音進行硏究的學科。宋代吳棫撰《韵補》，有古韵通轉之說，人稱爲古音學的拓荒者，其實談不上。開創古音學並奠定基礎的是明代的陳第，他認爲“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論證了古今音的不同；又肯定了同一個字在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地域的讀音是統一的，深得淸初顧炎武的推崇。淸代古音學硏究繼起，古音學家主要有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七人，其中較重要的是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和江有誥四人，而影響最大的祇有段玉裁、江有誥二人。古音學家對古音學的硏究方法，總起來說，主要是：1.利用諧聲字的聲旁來考察古音；2.用比較古代詩歌的韵腳字的方法來考察古音；3.利用“異文”“聲訓”和古籍注音來考察古音。這些方法的運用，對人們頗有啓示，後來有比較“方音”、“借音”和“對音”(如梵漢對音)來考察古音的，有用歷史比較法系統擬測古音的。古音學的成就主要在於從分韵的結果越來越淸楚地看出語音系統。古聲母硏究成績沒有古韵硏究成績大，但也有某些啓發。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說、“古無舌上音”說提出之後，近人章太炎有“古娘母歸泥母、古日母與泥母同類”說，曾運乾有“喻母四等與定母同類”說和“古喻母三等歸匣母”說。
淸代古音學硏究也有一些缺點，那就是除復古思想之外，濫用“一聲之轉”，後來的學者從中吸取了敎訓。經驗和敎訓兩方面，對學科的建設都是有啓示的。
古音學硏究引起了西歐漢學家的興趣，西歐漢學家的硏究又可作爲我們今後硏究的借鑑，這在後面第四部分“語言硏究的新發展”再談。
(三)訓詁學復興
訓詁學眞正從文獻學裡游離出來，形成一門獨立的學問，是從淸代開始的。由兩漢到明代，大多數古代經籍已被注疏、箋證了若干遍，後人沒有必要再去重複鄧玄、孔穎達等前人的工作了。另外，經歷代學者的探討，小學硏究日益充實和深化，人們對漢文字的性質，文字和語言的關係認識得比較淸楚。在此基礎上，從明末淸初的顧炎武開始，到乾、嘉時期，訓詁學逐步復興。前後三百年，一代代學者，幾乎把所有留傳下來的古代文籍都重新一一作了文字和語言的考證，致力於揭示古義；甚至有些已亡佚的書籍，也被千方百計地輯錄成書。
訓詁學由漢代的興盛到魏唐的保守，再到宋明的中落，淸代則由衰轉盛。興盛的表現不僅書作多，質量也顯著提高，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其所以能取得超前成就，主要是認識上、方法上和態度上都較前人進步緣故。認爲“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段玉裁《廣雅疏證·序》)，不爲成習膠固，這是認識上的進步。善於因聲求義，採用綜合比較方法，擇善而從，這是方法上的進步。嚴謹探索，無徵不信，這是治學態度上的進步。有此進步，漢代諸如音訓糟粕多，精華少；淸代因聲求義精華多，糟粕少等等差異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也有不足之處，即高郵王氏之後濫用通轉，不少人忽視新詞、俗語、外來語的訓釋，仍未能擺脫經學附庸地位，但成績是主要的。)
淸代學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主要原因一是淸儒有優良學風，二是學術硏究重漢學師承，三是資本主義萌芽及西學東漸。西學東漸是淸代晚期才正式開始的。王國維槪述淸代三百年間前後三個階段學術硏究的三大特點時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咸道之學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這“新”就跟“西學東漸”有關係，“西學東漸”就包括西方語言學說傳入中國。西方語言學說傳入中國，也就爲中國語言學的新發展帶來有利因素。
四、語言學研究的新發展
淸末以來，我國語言硏究受到西方多方面的影響，今舉其要者：
(一)語法學的勃興
從時間上說，漢民族很早就有了語法意識。許多說解散見在若干論著中。後來也出現了一些講虛字(詞)的專著。古人認識和說解語法現象，總的說來，有相輔而行的兩條路子：一是由“辭”到“虛字”的虛字路子，二是講“句”和“讀”的句讀路子。(句，是今天所謂句子；讀，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分句。)旣與訓詁學相結合，又與修辭學相聯繫，沒有獨立分科的硏究。從先秦到晚淸的長時期裡，語法硏究的進程十分緩慢。其所以緩慢，有漢語結構自身因素，如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方塊漢字又難以體現語言中應由語法學來說明的現象；也有社會歷史方面的因素，如一切以闡微通經爲時尙。此外還有民族思維方式特點方面的因素。
隨着西學東漸，1898年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出版，開始了我國語法硏究的新階段。《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小學(文字、音韵、訓詁方面)根柢牢，文言文修養好，能讀會寫，又通拉丁文和法語，拿西方語言跟漢語比較，借鑒西方語法對古代漢語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並集前人硏究的零珠碎玉以爲宏構之所需。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高度評價《馬氏文通》說：
馬氏在著作中有許多獨到之處，《馬氏文通》可以說是富於創造性的一部語法書。他開創中國語法學的功勞是很大的，正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照搬西洋語法的地方固然也不少，但不能因此抹殺此書的價值。
王力同時也指出《馬氏文通》的缺點主要是“語法不變論”和“抹殺語法的民族特點”。發現缺點，引起注意，提防重復產生類似缺點，事實上對語法硏究的進一步開展起促進作用。
《馬氏文通》之後的近百年來，語法論者迭出，問題討論日益深入，學科體系逐步建立，語法硏究進入興旺發達時期，這是衆所週知的。
(二)詞匯學獨立分科研究
漢語詞匯硏究最初是和哲學渾融在一起的。後來詞匯硏究從哲學裡分化出來，也還沒有對詞匯現象作系統硏究。《爾雅》、《說文》、《方言》之類，祇是匯集語言裡的語詞(字)，將它們按某種次序排列，並加解釋以供查閱的工具書，未能顯示古人對詞匯的科學認識。
西方詞匯學硏究的成就，引發了漢語詞匯獨立分科的硏究，使許多詞匯學領域的問題提到新的硏究日程上來，比如詞匯與民族文化關係問題、詞匯在語言中的結構層次問題、詞匯體系問題、詞匯成分問題、各個時期詞匯特點問題、詞義分析問題、詞匯學科的方法論問題等等，就都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僅拿詞義分析來說，我國語言學一向流行着詞義的擴大、縮小、轉移的說法，這一說法原來是德國語言學家赫爾曼·保羅(1846—1921)在《語言史原理》中提出來的，對我國詞義引申演變的硏究曾經起過重要的促進作用。近幾十年來，現代詞匯學對詞義分析的一個重要貢獻在於區別了詞的聯想意義與槪念意義的不同。槪念意義以邏輯爲基礎，不因文化不同而有差異，義項基本固定，屬於封閉系統；聯想意義以經驗爲依據，因不同文化而有差異，義項較多變化，屬於開放系統。現代詞匯學還提出社會意義，表明了現代詞匯學與前期詞匯學還有明顯的不同。前期詞匯學着重靜態的，也就是詞典式的固定性的詞義分析，現代詞匯學則強調動態的、社會的詞義分析。諸如此類，漢語詞匯學硏究中都有所借鑒，並密切結合漢語實際，創建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學理論體系。目前詞匯學硏究還處在起步階段，不像語法學硏究已經蔚爲大觀了，但詞匯作爲語言三要素之一，作爲文化信息的載體，詞匯學硏究一定會有新的發展前景。
(三)語言科學理論的應用
語言學成爲一門現代意義上的語言科學，是從19世紀才開始的。在這以前的兩千多年間，語言硏究的學問被稱爲“語文學”。“語文學”是偏重於從文獻角度硏究文字的總稱，與語言科學有很大的不同。被稱爲“現代語言學之父”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學說跟中世紀以前的語文學最大的不同是把語言看成是由各個成分之間的關係組成的結構系統。他區分了語言和言語；把語言看成是符號系統，每個符號由“能指”和“所指”組成；把語言現象分爲“歷史”和“共時”兩種。本世紀30年代歐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來自索緒爾，從廣義上說，索緒爾學說也奠定了現代語言學的基礎。現代語言學已經形成許多新的流派，產生許多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語言科學的理論在中國有很大影響。比如過去中國學者不重視描寫語言學，隨着西學東漸，語言科學理論傳入中國，眞正的描寫語言學才產生，出現了一批可貴的硏究成果，諸如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硏究》、《南京音系》、《中山方言》、《鍾祥方言記》，羅常培的《廈門音系》、《臨川音系》，董同龢的《華陽涼水客家記音》等等，都是史無前例的。還有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硏究、實驗語音學的語音實錄，也是描寫語言學的硏究成果。五十年代以來，除調查方言繼續進行外，對漢語劃出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近代漢語等學科分別進行硏究；又對某一階段語言狀况的各結構要素分別進行硏究，形成描寫語言學的各個分支，如現代漢語語音學、現代漢語詞匯學、現代漢語語法學等等。再有語言的比較硏究，也卓有成效，今後也要進一步開展。總之，在語言科學的理論駕馭下，中國語言學向前發展了。語言學者受過現代科學的訓練，有了比較淸醒的科學頭腦，懂得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些都是進一步發展中國語言學的有利因素。
在語言學科硏究新發展的進程中，西歐漢學家對中國語言的硏究也作出貢獻，他們的影響，也是西學東漸的一個方面。影響較大的是瑞典的高本漢。他拿西方的語言學理論來指導漢語硏究，開闢了一個新園地。我國傳統音韵學家，精於考證，疏於審辨音値，高本漢音値的構擬，是漢語音韵學硏究的一大進步。也可以這樣說，眞正運用歷史比較構擬古代漢語音値，是高本漢正式開始的。近幾十年來，現代語言學有新的突破，許多語言學家對中國語言學硏究產生影響，這也是有目共睹的，無庸贅述。
(四)文化語言學異軍突起
運用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理論、方法來硏究語言結構、語言變化和社會文化結構的關係，是美國的薩丕爾(E.Sapir)和沃爾夫(B.L.Whorf)在二十世紀初就這樣做的，人們稱這樣的硏究是人類語言學硏究。人類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是人類文化語言學，它硏究語言和文化行爲間的相互聯繫。最早提出這方面的硏究的是德國人類學家洪堡特(W.Humboldt)。隨着現代社會科學中出現文化學的新學科，同西方人類文化語言學大致相當的學科文化語言學也應運而生了。作爲中國文化語言學，要硏究語言與文化的關係、語言學與文化學的關係，重視語言的人文屬性，強調從中國人的文化心態特徵揭示漢語特點。近年申小龍博士回顧中國語言學的過去，展望中國語言學的未來，先後發表了《中國句型文化》、《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中國文化語言學》等十多部著作和百餘篇論文，提出了一系列的語言與文化相關性理論，主張科學的語言學應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語文傳統認同並加以轉化，以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中國文化語言學。英國湯恩比《歷史硏究》一書從整個社會文化系統作爲考察點，確立起一種新的史學類型“文化歷史學”，借鑒同樣的原理原則確立起一種新的語言學類型“中國文化語言學”，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至於我國對文化的注意，早在唐宋就開始了。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鄭樵的《通志》(注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了文化史硏究的先河)同十九世紀美國科學家路·亨·摩爾根(L.H.Morgan)的《古代社會》都同樣滲透文化意識，體現中外文化的交織。
申小龍參酌西方洪堡特等的人類文化意識，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漢語實際出發提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和主張，是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依據的，可是並沒有得到人們充分的理解，有人贊同，也有人不贊同。不管贊同還是不贊同，都認爲這是中國語言學界的新鮮事，是“異軍突起”。這支“異軍”人數還不算少，並且很有活力。他們所撰寫的《當代中國文字學》、《當代中國音韵學》、《當代中國訓話學》、《當代中國詞匯學》、《當代中國語法學》、《當代中國修辭學》、《當代中國方言學》、《當代中國民族語言學》、《當代中國理論語言學》等將相繼問世。這種借鑒現代語言學的成就，對漢語和漢民族思維形式、文化心理結構的內在聯繫進行考察，益以新知，形成自己的見解，寫成專著，顯然是件好事。至於它的學術價値如何，經過邏輯檢驗和實踐檢驗，自有公論。但必須看到：“在各種系統中再沒有比人文系統更難於深入理解的複雜系統。因爲這些系統的性能是由人的判斷來決定的。按照通常的慣例，這種問題祇通過各抒已見的方式來闡述，而不是用數學嚴格的方式來陳述”(C.V.尼古塔、D.A.拉萊斯庫《模糊集在系統分析中的應用》，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頁)。這場爭論是持久的。作爲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異軍將是任重而道遠的。
結束語
本文闡述我國語言學的繼承、借鑒與發展，視線則兼從東西文化培育中國語言學這一語言史事實上放開去，而如何具體繼承、借鑒、發展，因限於會議議題及文章篇幅，雖有涉及，但主要着眼點未放在這上頭。况且今後要具體繼承發展中國語言學，見仁見智，殊難執一己之見論短長。不過，盡管如此，還覺得應該結合自己的點滴體會談些淺陋的想法。這想法就是隨時要有科學的思想和科學的方法論的指導。爲明白起見，擇要分條申述如下；
第一、要看到學術的不斷發展性
梁啓超認爲乾嘉時期訓詁考證之學已發揮略盡，“後起者率因襲補苴，無復製作精神；即有發明，亦皆末節”(《淸代學術槪論》)。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是沒有從學術的不斷發展性上看待問題。正因爲事實並非如此，他又不得不承認章炳麟《文始》、《國故論衡》中多篇精義爲“乾嘉諸老所未發明”(同上)而自相矛盾。
王國維在談到音韵學的硏究時說乾嘉時期古韵分部已成定論，“後無來者”(《廣倉學宭叢書·永觀堂海內外雜文·兩周金石文韵讀序》)，這也不符合事實，沒有學術不斷發展性觀點。要是乾嘉諸老的硏究果眞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那麼章炳麟分古韵爲二十三部，黃侃分二十八部，王力分二十九部，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將如何解釋呢？知名的大學者尙且如此，人們更得引爲敎訓了。
第二、要看到借鑒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借鑒是爲了自身的發展。“在學術工作上，踏着古人的腳步走路，而不吸收外國的新理論和新方法，路子是會越走越窄的”(《把我國語言科學推向前進》36頁嚴學宭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傳統的我國語言學精華很好地繼承下來，並且經常從外國的先進的語言學中吸取營養，使新舊熔爲一爐”(同上36頁王力語)。科學是人類共同財富，沒有國界，先進的科學成就，完全有必要引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三、要看到繼承的現實性和重要性
任何學術硏究都不可能從零出發，應該看到語言學領域可以繼承的基礎。淸代段玉裁詞義方面的探討比西方學者保羅詞義擴大、縮小、轉移說早一百多年，他的《說文解字注》硏究詞義的內容之豐富，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說是集他以前的學者硏究之大成；而且他有許多理論性闡述，雖然還不是嚴格的科學抽象，畢竟間寓前人所未發。即便有些內容前人略已提及，段玉裁也還有自己的見解，乃至對前人述說進行補正。我們如能很好地總結歸納他的硏究成果，必將有新的發現，對詞義規律有新的揭示。况且段玉裁由於歷史的局限，也由於缺乏科學的方法論的指導，許多理性認識散見於各字例的訓釋中，沒有能升華到一定的理論高度，沒有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這也是乾嘉學派共有的弱點)，這未竟之業正有待我們今人完成而後來居上。
第四、實事求是，持嚴謹態度
前蘇聯學者阿巴耶夫《印歐語言歷史比較硏究的幾個問題·論詞源硏究的原則》一文說，印歐語系的各種語言中“城”這個詞的原始意義，都是出於“城堡”、“堡壘”這一“防禦敵人”的槪念，我國有人也說漢語裡情况同樣如此。其實，經過查考，漢語“城”的詞源應該是出於“成長”、“生聚”、“聚集”等的意義，“防禦敵人”不是漢語“城”的詞源。對於這一現象，張世祿指出：“應用類推的方法，依據印歐語系語言中的詞源學的結論來套到漢語裡來了，這是很不合適的。”(《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475頁，學林出版社1984年)借鑒與隨意牽合乃至照抄完全是兩回事。隨意牽合乃至照抄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學風不良的表現，殊不可取。
第五、重視科學方法論
關於科學方法論，季羨林指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不管搜集了多少材料，如果方法不對頭，那些材料都毫無意義。”“雖多亦奚以爲？”(季羨林《印度語言論集》4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王力在北京語言學會年會上講了一次“我的治學經驗”，第一條經驗就是要有“科學方法論”，後來在《王力論學新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的“自序”中又說：“科學硏究並不神秘。第一，要有時間；第二，要有科學頭腦，後者最爲重要。否則浪費時間，徒勞無功。”季羨林、王力這兩位著名學者的意見極具重要意義。我們知道，任何學科都包涵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語言學科自然亦有其自身的方法論。長期以來，方法論主要是指思維過程中的方法論，隨着學科的發展，數學、符號學、系統論、控制論(有系統就有控制)、信息論等都作爲思維過程中的理論工具而進入方法論行列。而不同學科，還有其各自的特點，這是不言而喻的。筆者有感於季羨林、王力兩位學者的指點，曾撰有《語文學科方法論》一文(《古漢語硏究》1992年二期)就敎於同行學者，這兒就不重複了。
參考書目：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中華書局，1982)
邢公畹《中國的語言硏究》(《語文現代化》1990，9期)
嚴學宭《我國傳統語言學硏究與繼承》(載《把我國語言科學推向前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洪誠選注《中國歷代語言文字學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吳文祺、張世祿選注《中國歷代語言學論文選注》(上海敎育出版社，1986)
趙世開《現代語言學》(知識出版社，1983)
陳明遠《語言學與現代科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吳修藝《中國文化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朱慶之《佛典翻譯對中古漢語詞匯發展的若干影響》(《中國語文》1992，4期)
許威漢《訓詁學導論》(上海敎育出版社，1987)
許威漢《漢語詞匯學引論》(商務印書館，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