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東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特點
鄧開頌
Abstract:ln mid-16th century, with the arrival of Portuguese merchant ships, Macau was rapidly becoming China’s important port for foreign trade, an entrepot for world business and a meeting-point for East-West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Weste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rough Macau and Chinese culture was brought to the West, also through Macau.
The unique role that Macau played in East-West cultural interflow is that it provided an entry for Westem technology and leaming, a ’human resources centre’, a transit for occidental and oriental missions and envoys, and a refuge and haven for missionaries in exile. Macau also offered a venue for exchanging scholars, presenting gifts, preaching and business transactions.
Moreover, wars and scrambles for power also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Macau. Finally Ming and Qing Dynasty govemments regarded Macau as a ‘Special Region’ and adopted speci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wards Macau, which ensured the special role of Macau.
16世紀中葉，葡萄牙商船東來，租居澳門。澳門很快成爲中國沿海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國際貿易的中繼港和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交匯點。本文僅以16—18世紀西方科技東來和中國傳統文化西傳爲例，說明澳門在其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和所起過的重要作用。
一、東西方科技文化通過澳門交流之具體表現
16—18世紀西方科技文化經澳門傳入中國，範圍極廣，大致可分爲四方面：一、與精神文明有關的哲學、文學、美術、音樂以及宗敎神學等；二、與政治生活有關的典章制度；三、與社會生活有關的衣、食、住、行、習俗以及與之相關的服飾、飲食、建築、車船等生產技術；四、與經濟生活有關的科技文化，如數學、物理學、天文學、醫藥學、地理學、生物學、植物學、建築學、機械學等。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國，儒家思想在統治階層及人民大衆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前三項在中國的傳播受到很大阻力。而科技文化的傳入原是作爲傳播基督敎的一種手段，卻收到了始料不及的客觀效果，其中尤以天文學、地圖學、醫學、機械學的成就較爲突出。
16—18世紀，澳門在作爲中外貿易交往樞紐的同時，也成爲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門戶。儒家經書典籍、中醫中藥、工藝美術、絲綢、瓷器、茶葉等大量西傳，對歐洲的學術、工藝美術、醫學、建築以至生活習慣方面無不起重大影響。
二、澳門在中西科技文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一)澳門是西方科技及人材傳入中國的入口處
16世紀中葉，可以說天主敎耶穌會敎派的傳敎士幾乎與第一批葡萄牙人同時登上澳門。據記載，1561年已有兩位傳敎士定居澳門。1563年，“耶穌會敎士增至八人，駐澳葡人亦有九百餘人”(1)。1576年，澳門升格爲主敎區，成爲天主敎在遠東的傳敎中心，據統計，從1557年至1644年，澳門的天主敎徒便從400人發展到4萬人。
1578年，意大利耶穌會士範體安抵達澳門。在潛心硏究中國國情及典章制度後，悟出敎會在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歷史比敎會本身還要悠久的文明古國，單純的傳敎決不能改變中國數千年來以儒家宗法倫理禮儀爲核心，以儒、佛、道多元思想爲架構的思想意識形態和信仰習慣、風俗民情，必須選擇有才能的傳敎士長期居留中國，學習中國語言、文化，深入社會各階層，取得統治層的信任和支持，從介紹西方物質文明和科技成果入手，方能有效地“……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討這崇拜偶像的中國”。(2)
至於這一決策，自16世紀80年代起，“許多著名的傳敎士，諸如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龐迪我、龍華民、金尼閣、湯若望、羅雅谷等紛紛來華，他們幾無例外地都分別在天文曆法、數學、醫藥、機械、物理、地理輿圖、美術、音樂、工藝等方面，各挾有一技之長，各掌有專門之學，而且還帶來大量的圖書資料和器物成品，以之奉獻給萬歷皇帝及其后妃，交結各級官僚人士，盡可能擴大影響，逐步地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博得上至部份皇族、達官顯貴，下至庶民的信仰(3)。據統計，158l—1740年六十年間，“從澳門進入中國的483個耶穌會傳敎士來看，葡萄牙人有174人，其它外國人共289人，其中至少有62名意大利人”(4)。
(二)澳門是向內地輸送科技知識和人材的大本營
澳門旣是來華傳敎的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大門，同時也是這些飽學之士等候有明淸皇帝批准進入中國內地前熟習中國文化的大本營，應運而生的三巴寺即聖保祿學院(1594—1635)擔負了這培訓重任，設有神學、中文、葡文、拉丁文、數學、天文、音樂及東方儀禮習俗等課程。最興盛時期曾擁有學生二百多人，駐院任職的耶穌會士亦有59名之多。其中，查之有據先後在澳門三巴寺寓居的“耶穌會士有88人，其中華籍12人，葡籍28人，意大利籍21 人，法國籍14人，比利時籍3人、其它6人。……葡籍會士中的學者孟三德、蘇如望、費其規，哲學家安文思及曆法專家林安多、徐日升等；意大利籍會士中的利瑪竇、郎世寧以及法學家範禮安、羅明堅、漢學家郭居靜、熊三拔等；法國籍會士中的學者金尼閣、地理學家雷孝思、陽瑪諾、漢學家宋君榮、錢德明及曆法家蔣友仁；德籍會士的湯若望及比利時籍會士中的南懷仁”。(5)
明淸政府認爲這樣做十分必要，康熙親筆修改過的一道上諭曾明確指出：“傳旨與衆西洋人，……新來之人，若叫他們來俱不會中國的話。……朕意，且敎他們在澳門學中國話。”(6)並且嚴格篩選來華的傳敎士，擇優錄用有科技特長者，尤其康熙當政期間更親自掌握，多次下旨廣東督撫派人到澳門查核，“見有新到的洋人，若無學問只傳敎者暫留廣東，不必往別省去，許他去的時節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內有技藝巧思或系內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撫差家人送來(7)”。即使已送到京城的人員，康熙也注意認眞檢查考核，鑒定是否有眞才實學和水平高低，方決定取捨。
在澳門居留等候傳名的耶穌會士不僅把西洋著作原本引進中國，同時在三巴寺裡翻譯成中文、編篡詞典等。“學者們硏究，認爲西方的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兵法、火器、生物、醫學、繪畫、音樂、建築藝術等，都是從澳門經三巴寺轉入中國。在這過程中，拉丁文傳入中國爲漢字注音亦始于澳門。……至於漢字西播方面，除三巴寺通過每年年報廣泛報導中國外，主要是在寺內開展對漢學特別是儒家學說的深入硏究，將中國典籍譯成西文，編輯中文字典以及將中國庭院園林建築藝術引入歐洲(8)”。
(三)澳門是中西信使往來的中繼站及西方傳教士被逐出中國的流放所
由於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在尊重中國國情前提下，“一半說道，一半論當時科學”(9)，加上明淸政府著眼於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對於願意信奉天主敎的中國人，只要不干擾公務、不與中國傳統相抵觸，其態度也比較寬容，因此，天主敎得以在中國傳播。到1664年(康熙三年)，接受洗禮的耶穌信徒已達246400人，遍佈全國十一省。此外，還出版了有關天主敎的書籍幾十種。天主敎的其它敎派，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也通過澳門來華開敎施洗(10)。
然而，以龍華民爲代表的一部份耶穌會士恃仗羅馬敎廷的支持，從一開始便反對這種天主敎中國化的做法，一再攻擊中國敎徒保持祭天祀祖尊孔習俗有悖敎義，在傳敎士內部引起一場“禮儀之爭”。由於羅馬敎廷插手干預，導致中國封建皇期與羅馬敎廷的正面衝突，而以天主敎被禁止在中國繼續傳播結束。這一長達一個世紀的爭執辯論，正是“反映着東西文化哲學倫理思想的歧異和碰撞，反映着外來宗敎權威與中國專制皇權的衝突和不可調和。澳門以彈丸之地，卻因其具有的地區特點，在此一重大事件中，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11)。”
首先，澳門成爲羅馬敎廷與中國政府互派使者來往的中繼站。在“禮儀之爭”爆發前，來華傳敎士僅受某一敎派會派遣，從來沒有以羅馬敎皇使者身份進入中國與皇帝交涉的。及至1704年敎皇格勒門十一世頒佈對中國敎徒的七條禁令，次年由多羅主敎帶到中國覲見康熙，要求中國政府轉飭敎徒服從禁令。這是西方敎會與東方皇權的首次正式交涉。康熙爲此多次召見多羅，親筆對禁令逐條加以駁斥，不允許羅馬敎廷以宗敎權力干預和限制中國臣民的行爲活動和生活方式(12)。由於雙方觀點勢如水火，故多羅此行毫無結果，怏怏出京，南返澳門，直至1710年客死澳門。羅馬敎廷的第二位使者嘉樂主敎於1720年來華，同樣未能說動康熙接受禁令，卻只得到康熙御批：“今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敎，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3)。嘉樂只好在第二年返回澳門待命。圍繞“禮儀之爭”，康熙多次派遣在華敎士信使經澳門專程往羅馬，向敎廷申明自己的意見和理由。
雍正登陸後，更加緊實行禁敎政策：“將各省(傳敎的)西洋人送京效力外，餘俱安插澳門。天主敎堂改爲公所。誤入其敎者，嚴行禁飭”(14)。羅馬敎廷於1725年再派使者來華要求馳敎禁，但絲毫未曾動搖雍正禁敎方針，僅再覆函羅馬重申禁敎的必要。從此，淸朝與羅馬敎廷的交涉便告中斷，禮儀之爭也不復再有，澳門成了被逐出中國的西方敎士的流放所。除在欽天監供職的戴進賢、徐懋德等20人在不得傳敎的前提下仍留用外，其餘在華傳敎士近百名分別於1724年、1732年全部驅逐到澳門。
三、澳門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起特殊作用的原因
(一)澳門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多種途徑的匯合點
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途徑很多，通常表現在官方派遣使者和學者，互贈禮物，宗敎傳播；貿易往來等方面；戰爭和掠奪也會造成文化交流的機會。
1、官方派遣使節和學者往來，贈送禮品、書籍及科技器物，這是一條最普遍的途徑
澳門作爲明末淸初中國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門戶，中外使者、學者往來都以澳門爲中轉地。如1613年比籍耶穌會士金尼閣奉命前往羅馬匯報和請求經費以及1620年回中國均途經澳門。
“禮儀之爭”時期，澳門也是淸朝政府和羅馬敎廷的信使的中轉地。
澳門更是洋使就近採辦或暫存貢品的地方。如利瑪竇1601年向萬歷皇帝“獻天主聖像、聖母像、天主聖典、自鳴鍾大小二具、鐵弦琴、萬國圖”(15)，便是由郭居靜在澳門籌辦送京的。1620年，“金尼閣送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書籍現頓澳門，俾一朝獻於朝廷”(16)。17世紀末，康熙與法王路易十四曾互贈禮品和書籍，揭開了兩國文化交流的序幕(17)。
2.宗敎傳播是促進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
歷史上，西洋文化東傳、中國文化西播，主要是由天主敎傳敎士進行的。美國學者李約瑟曾經評價過傳敎士的作用：“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紀時耶穌會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爲他們充滿宗敎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爲了達到傳敎的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爲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8)。我國歷史學家周一良敎授則認爲：“耶穌會士東來傳敎，同時帶來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算學、天文、地理等門學問和工藝技術，……他們都是抱着用自己的宗敎感化異端的目的而來，最後傾倒於中國數千年傳統的思想文化，沒能有效地傳播天主敎與基督敎，反而變成了中國文化的宣傳者。他們的著作，在西方所起作用的影響，絕不在馬可波羅傳播的東方地理知識之下”(19)。
澳門在1575年成爲天主敎在遠東的第一個主敎區，負責中國、日本、馬來西亞的傳敎事務。但凡來華敎士必先到澳門熟習中國文化，敎士在中國傳敎遇到困難或其它一些原因，也會返回澳門待命。這些傳敎士大多數是飽學之士或精通音樂、美術的藝術家，他們以介紹西方科技文化爲手段進行傳敎，同時又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西方，成爲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澳門正是培養這些使者的基地。
3、商業貿易往來是與科技文化密切相關的交流途徑
澳門北連大陸，南面汪洋，與珠江三角洲水陸相通，“廣州諸泊口，最是澳門雄”(20)。澳門中外貿易的範圍相當廣泛，從澳門輸出的貨物中，旣有極負盛名的絲綢、瓷器、茶葉、鐵木制品等中國傳統工藝品，也有遠播中國文化的書籍、繪畫。經過澳門進入中國的商品除用來支付用的白銀外，還有棉花、香料、書籍、機械器物等。隨着商品交換，東西科技文化取長補短、互相融合，共同促進世界文明的發展。
“羅柯柯時代的歐洲人對於中國的認識，不是通過文字，而是由於那些淺色的瓷器，色彩飄逸的閃光絲綢，向他們展現了夢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前景”(21)。中國工藝品不僅使歐洲人拜倒於它的魅力之下，而且隨着在歐洲銷路的增長，促進了歐洲採用中國的原料、設備、技術，甚至圖案設計，建立起自己的制瓷業、絲織業、壁紙業、漆繪畫業等，除此之外，繪畫、園林建築的“中國風”也吹遍歐洲，爲羅柯柯藝術增添了色彩。
另方面，西方科技文化也隨“大帆船”東來中國。除了天文地理、農田水利、西醫西藥、鐘表眼鏡等科技爲中國接納外，還使中國傳統工藝品的制作技術產生巨大變革。僅以瓷器爲例，18世紀，中國燒制大量的外銷瓷——洋瓷，無論製法、類型、式樣、彩繪手法和材料、圖案均受到歐洲工藝的影響。瓷器產品種類的餐具、茶具等生活用瓷發展到嵌飾桌椅的裝飾瓷板、瓷製燈籠、梳妝箱、甚至瓷製樂器。繪製技術上引進了西洋的琺琅彩。圖案也多採用紋章、宗敎畫、西洋人物風俗畫等。
歐洲瓷廠仿製中國瓷、中國外銷瓷仿效西洋瓷，中西瓷器的製造和風格互相融合，幾乎使人難以分辨(22)。
澳門——馬尼拉——拉丁美洲的通商也是澳門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在馬尼拉，16世紀初便有“生絲市場”，專門從事中國絲織品的轉口貿易。中國的絲織品不僅以物美價廉而成爲殖民地美洲市場上的暢銷貨，絲綢的衣料比呢料和布料消耗得更多，甚至下層居民也穿用絲綢和上等亞麻布(23)，而且爲拉丁美洲提供了廉價的原料，促進了當地絲織業的發展。中國的瓷器初到拉丁美洲時往往要用同等重量的白銀購賣，(24)成了衡量財富和文明敎養的標誌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瓷器對拉丁美洲的陶瓷從造型到釉彩的運用都發生過作用。18世紀未，光墨西哥的普書布拉城便有46家製瓷工場仿造中國瓷(25)。中國的手工藝製品，諸如扇子、壁紙、漆器、梳子、爆竹、煙花等也陸續傳至拉丁美洲，它們的實用價値以及藝術風格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十分深遠。建築藝術方面，“對於巴西作爲熱帶地區的一種新型文明的發展，中國甚至起過直接的影響。葡萄牙從中國帶給巴西以建築價値觀念和建築技術，它們後來變成巴西自己的東西”(26)。中國的茶葉隨大帆船來到拉丁美洲定居，使“茶文化”也在這兒傳播開來。
從拉丁美洲傳到中國來的主要是白銀和玉米、番薯、煙草等糧食或經濟作物，對中國的經濟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4.戰爭和掠奪也會造成科技文化交流的機會
“美洲的發現及繞過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兩件事。”它們的影響會“在一定程度上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部份，使它們能互相救濟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奬勵彼此的産業，其一般傾向似乎是有利的”(27)。但是我們不應忘記，16世紀世界性海外市場是歐洲國家爲其資本主義進行原始積累的目的而開拓的，所到之處，無不伴隨着戰爭和掠奪，但也導致世界不同地區的物資交流和科技文化交流。
葡萄牙人在15世紀開闢了東方新航線，隨後又依靠強大的武裝艦隊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了包括果阿、馬六甲、帝汶等交通樞紐在內的大批殖民貿易據點。16世紀，葡萄牙人屢次試圖用武力打開世界上最大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中國的大門不遂，終於在1553年以行賄手段租佔澳門，得以進入中國，並且壟斷了中國對外貿易。葡萄牙的海上霸權尤其是16－17世紀澳門作爲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並在對外貿易上居於重要的地位，引起了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歐洲殖民者的妒忌，他們不甘心讓澳葡獨佔中國這塊肥肉，在17世紀末中國開放海禁前，曾多次用武力進攻澳門以求利益均沾，均告失敗。
貿易的通路同時也是科技文化交流的通路，葡萄牙人控制着連結歐亞的里斯本—果阿、澳門貿易通路，也同樣起着溝通東西科技文化的作用。
在葡萄牙人租佔澳門的同時，西班牙也佔領了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控制了菲律賓的對華貿易，並且企圖打破澳門對遠東貿易的壟斷，直接開通墨西哥至澳門的航線，但受到澳葡阻撓未果。同樣，西班牙人也不許葡人到馬尼拉貿易。
1580年，西班牙繼承葡萄牙王位，爲了安撫新臣民，對海外葡商採取了一些保護措施，明確規定向馬尼拉輸入的中國商品，必須經由澳門裝運，以此來保障澳門在遠東貿易的壟斷地位(28)，同時也緩和了葡西的矛盾，等於葡西聯合開闢了澳門—馬尼拉—拉丁美洲的通商之路，從而使中國與拉丁美洲開始了文化交流。
還應該一提的是，西方殖民者以澳門爲基地，進行非法的掠奪人口活動，先是葡萄牙人從1631年起便在澳門“……拐掠城市之男人”，隨後，英國殖民者也加入了“苦力貿易”的行列。到18世紀末年，由於拉丁美洲、東南亞殖民地開發需要大量勞動力，澳門的苦力貿易更加變本加厲地進行。被掠奪的勞工中大多數是農民，但也不乏能工巧匠，他們對東南亞和美洲的經濟開發起着巨大的作用(29)，也把中國傳統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
(二)明清政府視澳門為“特區”，採取各種特殊政策
1、明淸政府對澳門的管理採取“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方針，用“以夷制夷”的辦法行使主權，即在中國政府絕對行使包括土地、軍事、行政、司法、海關以及管理機構的設置等方面主權的前提下，允許葡萄牙人自己管理自己內部事務，以維持澳門正常的生活和生產秩序，因而，葡萄牙人也就充分運用這種“自主權”，管理包括宗敎在內的各種事務，與中國和世界各地進行宗敎文化以及貿易的交往，在擴大和發展澳門在世界上的影響上起着一特殊作用。
2、對澳門實行特殊的對外通商政策
17世紀，淸政府曾五次頒佈“禁海令”(30)，三次下達“遷海令”(31)，“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違者俱折”(32)，唯澳門爲“化外”之地得以幸免，特許外國商船進出澳門，恩准他們通過澳門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海外貿易和人員往來。爲保證在澳華洋人士生活之必需，還專門批准開放澳門與廣州之間的陸路運輸。
淸初，粵海關在澳門設“澳門總口”，所有往來船舶一律只准停靠澳門，在澳門登記，丈量、徵稅後再把貨物運進內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還特准降低在澳門登記的葡人船隻的港口稅，只繳船稅，免繳貨稅，因此其稅額僅爲外國商船的三分之一。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又親自規定粵海關徵收夷稅額減去“十分之二”，以示“懷遠”。對葡萄牙人來澳貿易更爲優待，規定“香山縣屬澳門地方，爲西洋人憑居之所，西洋來船赴粵東販貨回澳，並不經關查驗，即使貨物運貯澳地，候賣貨時方行報驗納税”(33)。
澳門憑借這些特殊優惠政策，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爲淸政府取得可觀的經濟利益，僅稅收一項，乾隆時粵海關稅爲全國稅收的七分之三，澳門總口則佔粵海關稅收的二十二分之一(34)。
3、康熙親自掌握督辦有關澳門的西洋事務
康熙是一個很有長遠眼光、勤奮好學、精明能幹的君主。他在位六十一年，是淸朝國力鼎盛時期，也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進入高潮時期，這與康熙重視澳門在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很有關係。
康熙把澳門視爲了解來華人士情况及專長的第一站。在現存的《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所載內容可見，康熙不單多次諭示兩廣督撫派人到澳門查核，然後再奏請裁定，而且親自垂詢在華敎士有關新來的傳敎士的專長，然後立即派員前往澳門調查、聘請，在這過程中，來華敎士只能在澳門等候。
在“禮儀之爭”期間，康熙親自掌握與羅馬敎廷交往以及其它涉及澳門或延伸至澳門境內辦理的西洋事件。他採用雙軌操縱辦法，一方面公開責成禮部和當地督辦處理，另方面又越過內閣、禮部直接派內務府親使遵辦或會同督撫合辦，尤以後者活動爲最活躍。他們雖然官階不高，但作爲“欽差大人”權力很大。他們多次以半公開身份到澳門進行了解和聯繫，他們收集的情報比督撫的人更快、更準確，而督撫對他們的密折向來不敢怠慢，即刻差人專送上京，康熙的旨意也多由這些“欽差”轉達。比如羅馬敎廷使者嘉樂主敎抵達澳門後，兩廣督撫楊琳與楊宗仁合奏：“奴才公同員外郎李秉忠詢問來由，…其問答詳載於李秉忠折內”(35)，而康熙批複：“已有旨傳於李秉忠，他自然有話回廣”(36)。嘉樂來華的全過程一直由李秉忠陪同監視，其動態亦由李秉忠親繕折請督撫差人送京(37)。
(三)明清政府對天主教傳播採取較寬容政策
天主敎隨葡人在澳門居住而東來，及至淸朝，特別是康熙朝，一方面由於天主敎採取介紹科技文化手段，接受儒家哲學並極力與天主敎哲學糅合的態度進行傳敎；另方面，以康熙爲代表的淸朝政府着眼於接受西方的先進科技文化，重用傳敎士中有眞材實學的學者，委以重任、賜以高官厚祿，“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以使“大統”“自異於前”，西法也“能爲我用”(38)，天主敎在中國得到一定限度的傳播。
康熙承認天主敎在西方的存在和具有重大影響，只是反對它在中國傳播，反對它以其敎規敎義干擾、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信仰和國情民俗，但他也不採取拆毀敎堂、驅逐傳敎士、燒毀宗敎書籍的粗暴辦法。所以，終康熙之朝，淸朝官吏對天主敎的態度是允許其存在，但限於止令西洋人供奉。事實上，對於有些省份的中國人繼續信敎，只要不干擾公務，不攻擊和要求改變中國舊有傳統，有時也比較寬容。(39)
然而，這種寬容是有前提的，有限度的，當羅馬敎廷在“禮儀之爭”中對中國社會生活妄加干預時，康熙堅持國家的尊嚴，逐一加以駁斥，對羅馬使者一再明確表示：“爾敎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天主敎在中國行不得”(40)。並下旨“禁敎”。雍正上台以後，更另嚴厲實行禁敎政策，還把傳敎士驅逐出境，押迄澳門，僅留下在宮中擔任欽天監、御醫的部份傳敎士，但明令不准其繼續傳敎。
綜步所述，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澳門，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交匯點，地位十分重要，澳門能有這種特殊的功能，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外各方面都有意對它進行運用。同時，我們也看到明淸政府對澳門事務的處理所採取的特殊政策，也是確保澳門發揮積極作用的一個原因。澳門一隅，其興旺繁榮與中落衰敗，也與祖國的際運、朝運的決策息息有關的。爲此，我們對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硏究不能忽視澳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對此一時期的澳門歷史的硏究亦必須將它放在當時全國、全世界的範圍內加以考究。
(1)方豪：《中西交通史》
(2)裴化行：《利瑪竇習鐸與當代中國社會》第一冊第3頁
(3)參見韋慶遠：《澳門在淸代康熙時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載《中國史硏究》1992年第一期。我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韋慶遠敎授無私地給我提供一批極有價値的康乾時期關於科技方面的檔案資料，深表謝意。
(4)參見諾奧·巴斯多《十七世紀葡國爲建造北京兩座最早的耶穌會敎堂所做的貢獻》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期“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第四季度出版
(5)黃漢強《硏究澳門、服務澳門》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期“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第四季度出版
(6)《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五件《諭衆西洋人》
(7)《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一冊第701—704頁
(8)同(5)
(9)陳垣：《基督敎入華史略》載《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87頁
(10)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74—3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l985年版
(11)同(3)
(12)參見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14件《禁約》譯文
(13)同上，第14件，後朱批
(14)《東華錄》卷十二第l442頁
(15)張星琅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第373—379頁
(16)楊廷筠：《代疑篇》見楊振鍔《楊淇園先生年譜》
(17)張藝聯：《歷史上的中法關係》載《歷史敎學》l980年第三冊
(18)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卷四第2分冊第640—641頁，693頁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
(19)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前言》第5—6頁
(20)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九《澳門詩》
(21)利奇混：《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20—21頁
(22)同(10)第467頁
(23)布雷德利：《拉丁美洲跨越太平洋的聯繫》第7—8頁
(24)特雷羅：《新西班牙的工藝美術》1923年第202頁
(25)張鎧：《明淸時代美洲華人述略》載《拉丁美洲叢刊》1983年第6期
(26)弗雷耶爾：《赤色新大陸——近代巴西文化》第66頁
(27)亞當·期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硏究》郭大力、王亞南譯1974年商務印書館下卷第194—195頁
(28)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第120頁
(29)參見鄧開頌《澳門的苦力貿易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載《廣東社會科學》1988年第一期
(30)光緒《大淸會典事例》卷一二零、史部104、卷692、兵部150、卷776、刑部54
(31)《東華錄》順治十七年間閏三月丙辰、九月癸亥；光緒《大淸會典事例》卷776，刑部54
(32)《敕諭沿海督撫申嚴海禁文》載《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69頁
(33)梁廷抩：《粵海關志》卷18《禁令二》
(34)參見鄧開頌：《論淸代前中朝廣東對外貿易的若干特殊政策》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硏究》1988年第三期
(35)《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八冊第732—733頁
(36)同上
(37)同(3)
(38)同(10)第401頁
(39)參見陳垣《從敎外典笈見明末淸初之天主敎》載《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192—226頁
(40)《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13件經康熙朱筆刪改的嘉樂來朝日記；又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敎人物傳》第二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