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引進和仿製西洋火器述論
張顯清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investigative study of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great Chinese scientist and master of weaponry, Xu Guangqi(1562-1633),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Westem firearms in China.
The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Part One analyses Xu Guangqi’s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to his acceptance, research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m leaming; Part Two is a narrative of how Xu Guangqi,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ian Qi, purchased cannons and recruited Westem military technicians in Macau and reproduced Westem firearms in the capital city; and Part Three describes Xu Guangqi’s continuous commitments to purchasing and manufacturing Westem weapon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Chong Zhen.
徐光啟(1562—1633)是我國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傑出的科學家、軍事學家和中西文化交流大師。他對西學的引進和傳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本文僅就他的西洋火器的引進和仿製方面作出的貢獻作些考察。
一
我國明淸之際出現的西學東漸是繼佛敎傳入之後的又一次影響深遠的中外文化交流。而西學傳入的媒介是耶穌會傳敎士，澳門在客觀上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耶穌會勢力隨着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來到東方。他們在中國的傳敎活動可以萬歷九年(1581)爲界分爲兩個時期。萬歷九年以前，他們只能在我國澳門活動，而未能衝破關禁進入內地；此後他們總結了經驗，改變了策略，認識到若欲打開“遠東的偉大帝國”的大門，不僅要靠佛郎機，而且需要運用“學術”和“禮貌”，因此確定了“學術傳敎”的方針。(1)這個方針的奠基人就是曾對晚明自然科學和兵器學發生過重要影響的利瑪竇。同利瑪竇一起貫徹這個方針的還有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鄧玉函、金尼閣、陽瑪諾、陸若漢、湯若望、羅雅谷、艾儒略等傳敎士。
由於耶穌會士把西方早期殖民主義者及天主敎皇擴展勢力的眞實目的包藏在學術外衣之內，因此很快便得到了我國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和開明士紳們的熱誠歡迎，並形成了一個以徐光啓爲首，李之藻、楊廷筠等爲骨幹的硏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軍事技術的學派。“中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2)“自利氏(利瑪竇)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光啓爲最深”，“迄今言甄明西學者，必稱光啓”。(3)在這個學派的影響下，中華傳統天文、數學、輿地、醫藥、機械、軍工等學科的內容和治學方法發生了深刻變化。
徐光啓、李之藻等科學家之所以滿腔熱忱地接受和傳播西學，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
從政治思想來看，對於西學的引進表達了進步知識分子以科學技術謀求富國強兵的強烈願望。面對後金發動的侵擾戰爭和滅亡明朝的嚴重威脅，徐光啓反複指出，只有富國強兵才能救亡圖存，“臣志圖報國，于富、強二策，考求諮度，蓋亦有年。”(4)而欲富國强兵，扭轉國貧、民窮、兵弱的窘况，又必须發展社會生産，提高科學技術。西方自然科學恰恰可以引出“百千有用之學”，“于民事似爲關切”，“裨益當世定復不小。”(5)他在回答反對派的責難時說，利瑪竇等人傳播的“事天愛人之說，格物窮理之論，治國平天下之術，下及歷算、醫藥、農田、水利等興利除害之事”都是“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6)李之藻說，利瑪竇“精言天道，旁及算指”，因“喜其便於日用，遂翻譯其所傅之書。”(7)西洋火器更是戰勝強敵，保衛國家的法寳。徐光啓明確指出，“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欲盡其術，必造我器盡如彼器，精我法盡如彼法，練我人盡如彼人而後可。”(8)李之藻也說，西洋火器是“無敵於天下之神物”，“除凶雪耻”全賴於此。(9)
從宗敎思想來看，徐光啓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對傳敎士所傳之“事天之學”作了儒學的解釋，力圖使“天學”與儒學相融通，“補儒易佛”，以求國家“千萬年永安無危，長治無亂。”他認爲，天主敎中的“天主”，就是儒書中所稱之“上帝”，天主敎敎人“修身以事上主”，中國聖賢之敎人“亦皆修身事天”，因此“理相符合”。“諸陪臣之言與儒家相合，與釋老相左”，“其法能令人爲善必眞，去惡必盡”，“眞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他還以“由余，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爲漢名卿”爲例，說明“苟利於國，遠近何論”？而且佛敎亦從外域傳入，“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納僧道者容納諸陪臣，則興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之上”，“數年之後，人心世道，必漸次改觀”，以致“萬世之太平”。(10)就是説，不僅傳播西洋自然科學技術，即使是信奉天主敎，其主觀目的也是爲了治理好日益衰敝的國家。因此他與利瑪竇情誼甚篤，“朝夕過從，殆無虚日，問道之餘，講求西法”，所譯之文“波澄絢爛，膾炙人口”，(11)還結識了其他一些著名傳敎士，並曾兩入澳門，探尋西學底蘊。
從哲學思想來看，西學講求實用的特點適應了徐光啓等倡導“實學”的需要。針對陽明後學空談心性、廢政誤國之弊，晚明興起強勁的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12)徐光啓“生平務有用之學”(13)，是晚明實學思潮的一面光輝的旗幟。從學案源流來說，徐光啓也屬王學餘脈，但是他對王門後學的淸談卻十分反感，認爲他們“陰用二氏之精”，“無所用於世。”(14)理學家們“士苴天下之實事”，以致“實者亡一存，往昔聖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間，而術業、政事盡遜於古初遠矣。”(15)因此針鋒相對地提出“實學”“實用”的主張，“以爲求治卒不能易此”。他說，“方今事勢，實須眞才，眞才必須實學，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而兵事尤亟”。(16)“方今造就人才，務求實用”，“人人務博通屯田、鹽法、河漕、水利、兵事等天下要務，以稱任使”，“救時急務，似當出此”。(17)他的一生就是實踐實用之學的一生，而西學恰恰可以滿足其反虚務實的需要，達到“實效之於社稷”的目的。他之所以佩服利瑪竇等人，就是因爲“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18)他們所傳之自然科學和火器技術皆“返本蹠實，絕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説”，“故率天下之而歸於實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19)李之藻也説，“其道使人心心歸實，虚驕之氣潛消；亦使人躍躍含靈，通變之才漸啓”。(20)
從軍事思想來看，西式火器的強大殺傷力正符合徐光啓戰爭“實力”決定論的要求。針對晚明軍事設施、武器、將士、軍法等“皆粗而不可按，虚而不可核”的廢弛狀態，徐光啓將“求精責實”四字確定爲練兵方針，(21)而“以實選實練，精卒利兵，車營火器爲本”。(22)對於設險阻，整車馬，備器械，選將帥，練戎卒，嚴節制，信賞罰等軍事要務都要“求精”、“責實”。這是哲學上的實學思想在軍事上的體現。軍事史家評論說，如能按其方針而行，則“國家雖危，猶可復安”，因爲“其言皆事事實際，亦條條妥當，泛視之，亦平平無奇，實按之，則無迂疏之病，亦無空談之弊，料事度時，定不出此。”(23)
“求精責實”的根本目的在於形成戰鬥“實力”。他認爲，戰爭就是交戰雙方“鬥實力”，“兵家之事，先正後奇，旣遇大敵，須鬥實力，是以寧爲過求，不爲冒險；寧爲鏣實，無敢鑿空。”(24)“若言不必厚饷精卒，不須堅甲利器，但得其人，自成勝局；臨期應敵，不須與鬥實力，別可出奇制勝”，這是不可能的。(25)“實力”由厚餉(財力)精卒，堅甲利器(武器)所構成。關於財力，他指出，“戰守之具者七，而無一不需財”，“財不足，費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之愚計以爲必不可得也。”(26)就是説，財力是各種軍事因素的基礎，“財足者，余可次第舉矣。”關於兵力，他指出，“千籌百說，總以精兵爲根本”，如無精兵，“雖多得良將無可用，多有奇謀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結外援弗敢用也。”(27)欲得精兵，必須“實選”、“實練”，否則以懦弱之兵攻敵，則如“擔雪墳井，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如卵投石，至則糜爛。”(28)關於武器，他指出，堅甲利器是構成強大軍事實力的重要因素，“欲我制敵，先議器械；欲敵不能制我，先議盔甲”，(29)“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得強兵，必須堅甲利器”，(30)人和武器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若有人無器，則人非我有矣；有器無人，則器反爲敵有矣。”(31)徐光啓的這些見解是很精辟的，他旣看到了決定戰爭勝負的物質因素的作用，也看到了人的因素的作用，並且把握了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
鑒於當時士大夫熱衷於紙上談兵、空論謀略而輕視實選實練、堅甲利器之習，徐光啓未把指揮官的奇謀巧計包含在“實力”範疇之內。他認爲，“若只講方略，而不從器甲士馬下手處逐一尋求，自古及今未能有濟者也”。(32)雖然如此，但他並不否認將帥謀略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戰者角勝之事，非才力智計殊絕於人者不克也。”(33)
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殺傷力最強的新式武器便是西洋火器。徐光啓以科學家的求實精神，軍事家的戰略眼光，極力提倡引進西洋火器，改造傳統火器。他考察了火器發展史，指出我國傳統火器雖然有重要歷史地位，但是人類武器“每變而愈烈”，西洋火器已經後來居上，“兵器之烈，至一發而殺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銃極矣，無可加矣。”(34)“兵器至於大炮，至猛至烈，無有他器可以逾之。”(35)他論證道，西洋火器具有快速、精巧、猛烈等優良性能，“此器習，而古來兵器十九爲士苴，古來兵法十五爲陳言矣。”(36)因此若欲戰必勝，守必固，必須購買和仿制西洋火器，而且越大、越多、越精越好。與徐光啓同時代的《火攻挈要》的著者焦勗也分析了西洋火器勝於我國傳統火器之處，指出“火攻何以重西洋乎？爲其能遠、能准、又能速也，是以人莫能敵，最可貴者也。……得其要領肯綮，則凡銃皆可化西銃矣。”(37)
人類先進文明成果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們向來是相互傳播、相互吸收、相互促進的，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在悠久的人類歷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被傳播到世界各地；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文明也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被中華文明所吸收、所改造、所融合。就以明淸之際東西文化交流而論，來華耶穌會士不僅傳來了西學，而且傳走了中國的優秀文化，給西方思想界和社會生活以重要影響。在中國歷史上，衆多的象徐光啓一樣的先進的人們，正是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傳播，相互推進是不可阻止的必然趨勢，因此勇開風氣之先，充當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先導。而引進外來文化並不是要使本民族文化異域化，其根本目的在於通過取長補短發展自己，最終超過他人，亦即徐光啓所說：“欲求超勝，必先會通。”(38)
二
我國的火器有過輝煌的歷史。中國不僅是火藥的發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將火藥兵器應用於戰爭的國家。大約在唐朝中期，火藥問世。北宋時期，出現並使用燃燒性火器和爆炸性火器。南宋時期，發明管形火器，始而竹筒，繼而以銅鑄成火銃。元代，銅銃大量制造與使用。明初，改銅爲鐵，鑄成鐵炮。
十四世紀初葉，我國的火藥和火器經由阿拉伯傳入歐洲。歐洲人在此基礎上經過兩個世紀的硏制，製造出構造和性能更爲優良的新式火器。十六世紀前葉，這種新式西洋火器隨着殖民主義者的東侵又傳入火器的故鄕——中國。從此我國的火器進入傳統火器與西洋火器並行發展的新時期。
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武裝艦隊駛至我國閩廣沿海。嘉靖二年(1523)，葡萄牙將領別都魯率部侵犯廣東新會西草灣，明軍英勇還擊，生擒別都魯等40餘人，繳獲戰艦兩艘，艦炮20餘門。這些戰利品就是最早傳入我國的西洋火器，時人稱爲“佛郎機”。史書對佛郎機作了這樣的描述：葡萄牙“番船用挾板，長十丈，闊三尺，兩旁架櫓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四個，……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量以鐵爲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一舉發，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39)此銃“惟夷人精用之，中國不及也”，比明朝舊有火器先進得多。萬歷後期，隨着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東侵，又傳入“紅夷大炮”。其炮“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40)性能又超過佛郎機，“紅夷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爲常技矣。”(41)
自嘉靖初年西洋火器傳入後，朝廷即欽准按式仿製。汪鋐、翁萬達、楊博、曾銑、戚繼光、溫純、趙士楨等都是著名的仿製專家。趙士楨等還對其原理和工藝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和整理，編著成《神器圖譜》等專著。但是這時他們還只能模仿繳獲品或傳入品製造，因此不僅型號小，數量少，而且不夠精確，未盡如西法。“用之而效者，若楊襄毅(楊博)、曾中丞(曾銑)、郭武定(郭勛)、周尙文、戚繼光之屬，非一人也，然而皆皮毛耳，未合也。近歲以來，溫中丞(溫純)、趙士楨所作，稍合矣，未盡也，亦未大也。而士楨所意造者，又未合也。”(42)“惟趙氏(趙士楨)藏書《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祝融佐理，其中法則規製悉皆西洋正傳，然以事關軍機，多有愼密不詳載、不明言者，以致不獲兹技之大觀，甚爲折冲者之所歉也。”(43)
至明末天啓、崇禎年間，我國對西洋火器的引進和仿製有了新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時徐光啓等人直接由澳門購置當時最先進的佛郎機和紅夷炮，並招聘居澳外籍技師或廣東熟稔此技華人技師來京傳授技藝，實地參與製造；廣東、福建地方官員也招募工匠就地鑄造，然後進獻朝廷。而且徐光啓、李之藻、王征、孫元化等人都精通西洋天文、數學和火器學，因此他們對西洋火器的引進和製造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藝都大大超過了嘉靖、萬歷時期，把我國火器製造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對西式火器的需求隨着明滿戰爭的日益升級而不斷擴大。萬歷四十六年(1616)正月，努爾哈赤建之金國(史稱後金)，向明朝發起長期的侵略戰爭。萬歷四十六年四月，撫順失陷。四十七年三月，明軍大敗，薩爾滸、開原、鐵嶺相繼失守，遼沈危機。警報傳來，京師大震，人心惶恐。
四十六年閏四月，左春坊贊善徐光啓奉詔離天津入都。他回朝後立即連上三疏，(44)陳言兵事，提出朝廷“兵政之弛、兵勢之弱，未有如今日者”，因此欲求“萬全無害”，必須有“度外奇策”。這“度外奇策”便是依照西法“鑄造大炮，建立敵台。”建台造炮，又需“深心巧思，精通理數”之人，因此建議立即在閩、廣、浙及南直訪求熟悉西洋火器的精工巧匠及訓練火器兵士的敎師。
四十七年九月，徐光啓因“曉暢兵事”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監察御史，奉敕以巡撫體統行事，於京郊通州、昌平等處訓練新兵，防御都城。他上任後，把引進、製造和演練西洋火器確定爲第一急務，建議朝廷命福建向京師募送製造大小銅鐵神銃巧匠十數名；廣東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銃巧匠十數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炮各十數門；同時將內庫貯存的大小火炮發出，操練將士。(45)
徐光啓爲挽救國家滿腔熱忱地力主引進西洋火器，但是他所面臨的卻是萬歷末年的腐敗政治，在實施過程中，“委曲調停，極費心力”。各部事多掣肘，拱手坐視，餉銀虛空，百無一備。反對派更對其練兵、用餉、製器加以攻擊，“今事勢之艱難若此，人言之指摘若此，正如羸牛駑馬，旣重其任，且縶其足，又從而撾其首，何能一前取進？”(46)從廠庫領出之湧珠、佛郎機、三眼等大小炮銃，又性能很差，“炸裂極多，悉不敢用，止有鳥銃一種，曾經試放不壞。”雖然如此荊棘叢生，但徐光啓仍不恢心。旣然官方途徑不暢，便另辟蹊徑，利用私人資金，通過朋友關係，從澳門購買西洋大炮，聘請西洋技師，作爲進一步擴大鑄造的基礎。
徐光啓與李之藻、楊廷筠時稱傳播西學的“三柱石”。李、楊同爲杭州人。萬歷末年，李之藻官南京太僕寺少卿，楊廷筠官湖廣按察司副使，皆居家閑住。萬歷四十八年十月，徐光啓致函李之藻，請與楊廷筠合議捐資，派遣李之藻門生張濤前往澳門購買西洋大炮，徐光啓自己捐銀三四百兩。其時，入澳關禁森嚴，張濤無由得達，乃求助於廣東按察使吳中偉。吳中偉鼎力相助，轉請於兩廣總督胡應台，遂撥船派員，伴送張濤入澳，居澳葡商“聞諭感悅，捐助多金”。於是購置大銃四門，推舉善於火器技藝的頭目四人，隨員及翻譯六人，一同攜炮前來廣州。此時，對徐光啓、李之藻從澳門購買西炮之舉，“有議爲迂者，慮爲險者，駡爲大而無當者”，外籍技師人等遂被阻止在廣州，然後折回澳門，大炮由張濤自備舟船資費運至江西廣信(今上饒)，擱置待命。(47)
由於“受事以來，百不應手”，徐光啓於天啓元年(1621)二月告病往駐天津。三月，沈陽、遼陽相繼失陷。遼沈戰敗，明軍不僅兵員糧餉更加匱乏，而且所擁火器多爲敵軍所奪，勢態更爲嚴重。因此不少朝臣呼籲星夜鑄造火器，並請召還徐光啓主持此事。四月中旬，徐光啓奉命抵京，陛見皇帝。四月下旬，命鑄“監督軍需”關防，頒給光祿寺少卿兼工部郎中李之藻，協助徐光啓製造火器軍械。
李之藻回朝後極論西洋火器的先進，指出此器眞可謂“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於天下之神物”。他還詳細介紹了西洋火器的構造、性能、製造工藝、操作技術，講述了他與利瑪竇等西洋人士的友好關係，論證了從澳門購買西炮、招聘技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請求盡快運回滯留在廣信的四門西洋大炮。他說：
如香山澳夷商所傳西洋大銃者，臣向已經營有緒，兹謹循職言之。……臣聞往歲經營亦曾仿造此銃，然而稅制則是，質料則非，煉鑄點放，未嘗盡得其術。臣今所言，另有來歷。昔在萬歷年間，西洋陪臣利瑪竇歸化獻琛，神宗皇帝留館京郊，缙紳多與之游。臣嘗詢以彼國武備，通無養兵之費，名城大都最要害處，只列大銃數門，放銃數人，守銃數百人而止。其銃大者長一丈，圍三四尺，口徑三寸，中容火藥數升，雜用碎鐵碎鉛，外加精鐵大彈，亦徑三寸，重三四斤。彈製奇巧絕倫，圓形中剖，聯以百煉鋼條，其長尺餘，火發彈飛，鋼條挺直，橫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內，折巨木，透堅城，攻無不摧。其餘鉛鐵之力，可及五六十里。其製銃或銅或鐵，鍛煉有法。每銃約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車，有地平盤，有小輪，有照輪。所攻打或近或遠，刻定里數，低昂伸縮，悉有一定規式。其放銃之人，明理識算，兼諸技巧，所給祿秩甚優，不以廝養健兒畜之。似兹火器，真所謂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於天下之神物也。臣嘗見其攜來書籍，有此圖樣，當時以非素業，未暇講譯，不意瑪竇溘先朝露，書遂不傳。臣與道義相契，躬為殯殮，禮官奏賜葬恤。風聞在澳夷商，遙荷天恩，一向皆有感激圖報之念，亦且識臣姓名，但以朝廷之命臨之，俱可招徠，撫輯而用也。……但此秘密神銃，雖得其器，苟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力不盡，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總亦無大裨益。又其人生長廣海，萬里遠來，抑或沿途水土不服，存亡難料，必須每色備致數人，以防意外乏絕之虞。相應行文彼中制按，仍將前者善藝夷目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多益善。(48)
徐光啓受命後，根據後金作戰特點和敵我力量對比，提出以守爲主、待敵而殲的戰略方針。而實施這一方針的關鍵則是鑄造火炮、建立敵台，形成以台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的防御體系，“度能必勝，然後與戰。”這種戰法，即西洋各國的“銃城”，來自於利瑪竇等傳敎士的介紹，閩廣商民亦有懂其術者。因此他向朝廷建議：迅速取回存置於廣信的四門西炮；查訪傳敎士畢方濟、陽瑪諾下落，聘請來京，“依其圖說，酌量製造”；以優厚待遇招募澳門及閩廣技師工匠來京傳藝；即命與李之藻、沈棨等鳩集工匠，於京城設廠鑄造。他說：
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取覆敗。今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炮。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炮；欲以多勝之，莫如即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棨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台，以台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銃，如法建台，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况仰攻乎？一台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亦與薊鎮諸台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臣昔聞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御寇之利，即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49)
徐光啓、李之藻的主張受到朝廷決策者們的重視。皇帝降旨：“這城守台銃，旣確認有濟捍衛，着該部會同議行”。許多官員對他們的方略也表示支持。刑部尙書黃克瓚、刑部侍郎鄒元標、浙江按察使陳亮采等皆力主其說。兵部尙書崔景榮接到聖旨後，也於五月初提出議復意見，除對徐光啓建立敵台之策持有異議外，對從澳門購買西炮、招募工匠等事採取了合作態度，並提出兵部立即差官運回四門西炮。
徐光啓一面爲購進西洋火器奔走呼籲，一面與李之藻等人一起進行敵台、炮銃的實地建築與製造。在實踐過程中，他們強調科學的“試驗”方法，無論是敵台、戰車，還是銃炮、火藥，都先作出“式樣”、“佳樣”，然後着手製造。天啓元年五月，徐光啓致函李之藻云：“一切修造尤應集思詳議”，火器佳惡好壞，“第須造成試之，此言可謂居要。第試亦有眞僞，今之名爲試驗，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亦宜擇善而從，長中取長可也。”(50)六月，同李之藻議定敵台圖樣，送工部議審。又恐圖紙一時難明，遂用木料製成式樣送覽，並請在西便門先造兩台，驗效之後，再在各門推廣。八月，造成台銃式樣呈覽。
正當徐光啓彈精竭慮於西洋火器的引進和製造時，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他不得不中止自己熱愛的行業。天啓元年七月，沈確入閣。他是天主敎反對派首領，同時對西方自然科學亦持排斥態度，與徐光啓早有交惡。萬歷四十四年，沈確時爲南京禮部侍郎，請准逮捕驅逐外國傳敎士，並在奏章中暗刺徐光啓、李之藻等“墜其雲霧”，史稱“南京敎案”。(51)徐光啓上疏申辯，又著文“力辟其非，洋洋千萬言”。至此沈確入閣，同寵幸宦官魏忠賢相結，“與公(徐光啓)積不相能”，徐光啓處境艱危。在建造敵台的問題上，又與兵部尙書崔景榮發生矛盾，崔景榮指使御史郭如楚、邱兆麟對其加以彈劾。而且，建台、製銃、練兵的經費“一籌莫展”。徐光啓看到抱負難以實現，便於九月以病辭職，歸鄕長住。即使如此，因爲他“生無媚人之骨”，因此在魏忠賢閹黨狂獗之時，也沒有逃脫被誣陷的厄運，直至魏忠賢敗落方才重回廟堂。
徐光啓雖然被迫離朝，但他與李之藻爲引進西洋火器所作的努力卻結出了可喜的成果。他們從澳門購買的四門大炮，歷經曲折之後，終於在天啓元年十二月運至北京。天啓三年四月，廣東所購之炮亦運來京師。先是天啓元年五月，朝廷接受徐光啓、李之藻的請求，命廣東總督、巡按招募澳門製銃人等來京。兩廣總督胡應台遵命從澳門購得西洋大炮二十六門，募集外籍頭目七名，翻譯一名，隨從十六名，派遣游擊將軍張濤解送北上，至是到京。(52)
西炮和西洋技師的到來，使人們精神爲之一振。兵部尙書董漢儒盛贊西銃爲“猛烈神器”，請求依式仿造，擇人演練，厚待賓客。他說：
澳夷不辭八千里之程遠赴神京，臣心竊嘉其忠順。又一一閱其火器刀劍等械俱精利，其大銃尤稱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樣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與賊遇於原，當應手糜爛矣。今其來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應仿貢夷例，賜之朝見，犒之酒食，賚以相應銀幣，用示優厚。臣等盡試其技，製造火藥，擇人教演，稍俟精熟，分發山海，聽輔臣收用。(53)
接着他又就澳門所來西洋技師敎練火器之事，提出三項具體措施：
一、防奸細。教演之所行，巡視御史委兵馬司官時時巡綽，毋令外人闖入，窺伺漏泄。一，重責成。演習之人，行戎政衛門，於京營選鋒內精擇一百名，令就各夷傳授煉藥、裝放等法，仍以把總二員董之，朝夕課督，不許買閑怠事。一，議日費。夷目、通事、傔伴諸人，日給務從優厚，俱於先年欽頒皇賞支剩銀內支給。應用硝黃、物料、器具估價買辦。(54)
董漢儒以上二疏所議，皇帝“俱允行”讚許。
御史彭鯤化進而提出將從澳門引進的西洋大炮“安置於關外”的建議。他說：
中國長技火炮為上，今澳夷遠來，已有點放之人，宜敕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患。(55)
朝廷對此亦予准許，降旨：“所奏修邊諸事，著內外各衛門著實料理。”
截至天啓末年，已先後從澳門引進西洋大炮三十門，增強了明軍的戰鬥力。據兵部主事孫元化云，這三十門大炮，調至山海關前線十一門，留守京師十九門(其中一門演習時炸裂，剩十八門)，(56)它們在保衛京城，抗擊金兵的戰鬥中發揮了威力。天啓六年正月，寧前道副使袁崇煥寧遠(今遼寧興城)保衛戰，就充分發揮了十二門大炮及其他火器的強大殺傷力，將後金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是役也，奴賊糜爛失亡者實計一萬七千餘人”，努爾哈赤本人亦受重傷，不久而卒。這是明滿戰爭爆發以來，明軍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史稱“寧遠大捷”。戰後慶功，將其中一尊西洋大炮賜封爲“安邊靖虜鎭國大將軍。”這尊大炮就是徐光啓、李之藻從澳門購買的四門中的第二位。“一大炮也，數日之內，用舍貴賊，相去星淵”。(57)
三
崇禎皇帝即位後，表現出剔除天啓朝弊政的熱情。隨着政局的變化，徐光啓於崇禎元年二月奉特旨復官，繼續爲引進、製造和敎演火器而盡心盡力。
崇禎二年十一月，皇太極親統十萬大軍，破關而入，攻城略地，直逼北京城，京師戒嚴。這是後金第一次大規模地侵入內地，攻掠京畿達半年之久，直至次年五月，明軍才恢復京東灤洲、遷安、永平、遵化四城。在此危難之時，徐光啓受命協理戰守事宜。在“城外立營”與“城內守御”的爭論中，他力主守城，而“守城全賴火器”，並提出請傳敎士龍華民、鄧玉函參與守御之事。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定於守城”，並令按照西式新法製造大炮。在守衛京師之戰中，西洋大炮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勝門外大炮，“戕敵甚衆”；“敵去京師而不攻，亦因畏懼此器。”
正在此時，住澳葡籍耶穌會勸善掌敎陸若漢、葡軍統領(又有說爲“葡商”者)公沙的西勞從澳門進貢西洋大炮至京。先是，朝廷接受徐光啓、李之藻提議，命閩廣官員在澳招募技師、購買西炮，兩廣總督王尊德等遂委托陸若漢、公沙的西勞代辦。陸若漢、公沙的西勞攜帶西洋大炮十門，率領銃師、匠役人等於崇禎二年春離廣州北上，十一月下旬抵達京南涿州。適逢後金軍隊攻掠京畿，前進受阻，遂暫留涿州，置炮於城，製火藥，鑄彈丸，協助防守城池十五晝夜。敵軍畏懼西炮，“環視涿州而不攻”，舍棄良鄕而走遵化，崇禎三年正月初，畿南敵情稍緩，陸若漢、公沙的西勞所貢大炮，被護送入都。朝廷決定留用陸若漢、公沙的西勞等西洋人士；將所貢大炮設置於都城冲要之所，精選士兵學習操作；賜炮名爲“神威大將軍”。
陸若漢上疏表示，“奉旨留用，方圓報答”，“天末遠臣，願效愚忠”。並提議，趁敵不知西洋中銃“利於戰伐”，護銃“利於出奇”之時，我宜採取進攻之勢，“或從海道以搗其巢，或逼遵(遵化)、永(永平)以遏其鋒”。而若此則需增加銃器和统師，因此他請求留下统領公沙等人，“敎演製造，保護神京”，而由朝廷委派一二文官，偕同他再往澳門，遴選銃師藝士二百名，傔伴二百名，自帶精良護銃及其他武器，星夜前來助戰。“澳中火器，日與紅毛(荷蘭)火器相鬥，是以講究愈精”，通過這種直接引進，可收“人器俱習”，立能應用之效，而“不須製造器械，及敎演進止之煩”。果若如此，再加上廣東總督將要運至的一批西式统炮則“不過數月，可以廓淸畿甸；不過二年，可以恢復全遼。”(58)
徐光啓熱誠地歡迎陸若漠等獻炮助戰。在陸氏抵京前後，他連上數疏，反復強調引進西炮、西匠的迫切性，並積極支持陸氏建議，請求同他一起“星夜遄發，疾馳至彼”，專程赴澳“揀選將卒，試驗统炮，議處錢糧，調停中外，分撥運次，催攢驛迎”。鑒於廣東“工匠甚衆，鐵料尤精，價亦可省三分之一”，因此又要求親赴廣州主持製造銃炮，“不過數月，數千門可致也。”結果朝廷只命中書姜云龍偕陸若漢赴澳招募，而未准徐光啓前往。
陸若漢返回澳門後，“招募澳夷精藝銃師、傔伴三百人，費饷四萬餘兩，募成一旅”，(59)攜器北上。這時，朝中以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爲代表的反對派對從澳門招聘西洋銃師工匠給予猛烈抨擊。盧兆龍連續上疏，奏稱，“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騺，其心叵测。”“嵗課稅二萬”，“而曰已割重地。”“今以演銃之故，招此異類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之内。猶以爲未足，不顧國體，妄奏差官去接請夷目三百人。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餘，奈之何費金錢、騷驛遞而致之也？”“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虚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且澳夷專習天主敎”，“最易惑世誣民”，“京師之人信奉邪敎，白蓮之亂可鑒也。”“今各城已復，內患宜防，輦轂之下，非西人雜處之區，未來者當止而勿取；見在者當嚴爲防閑，厚其賞賚，發回本澳。”並指名批評徐光啓“委信遠夷，主盟邪敎，貽釁無窮”，認爲他“鰓鰓然爲澳夷計保全，謀久遠”，“舍朝廷不憂，而時憂夷人之不得其所。”還對徐光啓提出的“紅夷、澳夷分順逆”的見解予以反駁。(60)皇帝對盧兆龍“罷止續取之差，以杜內釁”的建議予以接受，降旨“朝廷勵忠柔遠，不厭防微，止奏亦爲有見，所司其酌議以聞。”崇禎三年夏季，陸若漢帶領的三百人的隊伍行至江西南昌被阻止前進，只准陸若漢等少數人運解器械進京復命，其餘人員一律返回澳門。
次年春天，陸若漢至京，差竣復命，陛見皇上。此後，徐光啓將其介紹給山東登莱巡撫孫元化，協助造炮練兵。其時，精通西洋火器的登萊監軍道王征、登萊副總兵張濤以及葡人公沙的西勞等皆在登萊，遂使這裡形成爲又一個硏製和演練西洋火器的中心。
西方早期殖民主義者對中國沿海和台灣地區的侵略活動同西方自然科學和軍事技術的傳入在歷史進程中是相伴而行纏絞在一起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對其加以恰當地區分和對待，確實是困難的。憑公而論，對這個問题的認識，徐光啓和盧兆龍都有片面性。徐光啓爲了富國強兵，勇於吸收外來先進科學和軍事技術，其見識和膽略都難能可貴，但他對“紅夷”、“澳夷”的殖民主義共性卻缺乏淸楚地認識。(61)而以盧兆龍爲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强調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強行租佔澳門的侵略性和外籍銃師、敎士進入內地的危險性，其情可佳，但他们卻不理解先進的科學和軍事技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理應借鑒和吸收；不相信擁有主權的大明帝國，留用願“效忠順”的外籍軍事技術人員傳授技藝可收“洋爲中用”之效，這又表現了他們的狹隘性。
除澳門外，廣東、福建所獻之炮亦先後運至北京。崇禎三年二月，兩廣總督王尊德疏稱，他曾借用澳門大小銃炮二十門作樣品，其中有鐵鑄大銃四門，在廣東招募巧匠，依式仿造，已鑄成二百門。得知“京輔被兵，聲勢甚緊，城守所藉，此銃爲先”，遂挑選體重二千七百斤的大炮十門，體重二千斤的大炮四十門，班鳩鐵銃三百門，一並解運進獻。(62)皇帝“嘉其急公，令到日查收，沿途應付遲違，指參重處。”三年五月，福建又運到紅夷二號炮一百二十門。(63)
崇禎年間，徐光啓對西洋火器的仿製也有了新的進展。如果說天啓年間還是少量試製的話，那麼崇禎年間已經進入批量製造階段。在這個時期，他不僅進一步強調了火器的克敵制勝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重論述了製造和使用西洋火器的方法，指出“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欲盡其術，必造我器盡如彼器，精我法盡如彼法，練我人盡如彼人而後可。”西洋方法的要領則是“一在銃堅，二在藥彈相稱，三在人器相習相稱”。(64)“神威大炮”之所以有巨大威力乃是因爲它“及遠命中也；所以及遠命中者，爲其物料眞，製作巧，藥性猛，法度精也。”(65)而爲了學習西方技術又必須聘用西方技師，“非此輩不能用炮、敎炮、造炮”。他認爲從澳門招來之人旣“有此絕技”，又“若此精忠”，因此理應“盡用其術”。(66)對於徐光啓的建議，朝廷原則上予以肯定。崇禎二年十一月下詔，在安民廠製造西洋大炮。三年二月又令，“銃夷留京，製造敎演”，“速收成效。”
自二年十一月下詔在京城按西術製造火器以後，徐光啓陸續製出一批成品。三年正月，他奏報道，預計製銃一百零七門，已製出五十門，其餘部分在半月之內可完。並已敎練出火器兵士百人，“悉以諳曉歸營”。(67)該年四月奏稱，預計造大小鷹鳥等銃一百門，已造完三十門，其餘銃筒已造出，機床未備。(68)該年六月奏稱，奉命以來，先造成鷹嘴銃四十一門，鳥銃六十五門，共一百零六門；後來繼造鳥銃三百餘門，尙未完工。(69)
崇禎年間，由於明軍西式火器的增加和操作技術的提高，徐光啓的戰略戰術思想也有發展。他提出如果能組成由火器、戰車、步兵合成的多兵種車營，則可由防守轉爲進攻，一營所至，“烈如火聚，堅如鐵瓮。”火器要多，要精，要習熟，以形成強大攻擊力，但是如果沒有堅固車營、精良甲胃和技力之士以相佐助，那麼“恐利器仍爲敵有”。在沒有銃炮的時代，是“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在有了先進火器之後，步兵與騎兵相比，地位便有提高。其車營具體設計如下：
每一營用雙輪車百二十輛，炮車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戰士二千人，隊兵二千人。甲胃及執把器械，凡軍中所需，一一備具。然後定其部伍，習其形名，閑之節制。行則為陣，止則為營。遇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用大器，則為法以衛之。敵在近，則我出步兵以擊之。若鐵騎來，直以炮擊之，亦可以步兵擊之。(70)
崇禎五年五月，徐光啓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舉士入閣參與機務。六年十月病故。徐光啓的逝世，對於剛剛興起的引進西方自然科學和軍事技術的事業是一重大損失。但是他所倡導的這一行業沒有中止，後繼者們繼續進行着艱苦地開拓。
有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是先進科學技術順利發展、廣泛應用的必要條件，不變革腐敗政治，以科學救國的美好理想是難以實現的。明末封建統治階級已經腐朽不堪，因此徐光啓引進西洋火器的努力並未能阻止住後金(淸)的不斷入侵，更未能挽回大明帝國將滅亡的必然趨勢。無庸諱言，如果以政治家來要求徐光啓的話，那麼他對社會變革與科技進步之間關係的認識並不是很明確的。但是，決定徐光啓引進西洋火器歷史意義的主要不是它的政治和軍事行爲的結果，而是它的文化融合的成就。他引進了作爲文化形態的軍事科學技術，由此引起了我國傳統軍事技術及戰略戰術的深刻變化，並對數學、機械學等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把人們的眼光引向外界，啓迪人們去認識和追求新的事物，從而促進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觀念的某種變化；他提倡“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原則，引導人們汲取和融匯異域文化精華，補充和豐富自己的文化寶庫，最後達到超越他人的目的。這些才是具有永久性價値的東西，爲後世借鑒外來文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的經驗。
(1)參見裴化行《天主敎十六世紀在華傳敎志》、《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徐宗澤《中國天主敎傳敎史槪論》等。
(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三《外國.大西洋》。
(3)阮元：《疇人傳》卷三二《徐光啓傳》。
(4)徐光啓：《敷陳末議以殄凶酋疏》，《徐光啓集》，王重民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凡出自該集者，皆只注篇名。
(5)徐光啓：《致老親家書》、《條議歷法修正歲差疏》、《刻幾何原本序》。
(6)徐光啓：《辯學章疏》。
(7)李之藻：《同文算指序》。
(8)徐光啓：《西洋神器旣具其益宜盡其用疏》。
(9)李之藻：《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八三。
(10)徐光啓：《辦學章疏》、《泰西水法序》、《答友人書》等。
(11)李杕：《徐文定公行實》。
(12)關於明淸之際“實學思潮”，參見拙稿《晚期心學的沒落與實學思潮的興起》，《明史硏究論叢》第l輯，江蘇人民出版社，l982，4。
(13)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徐光啓》。
(14)徐光啓：《刻紫陽朱子全集序》。
(15)徐光啓：《刻同文算指序》。
(16)徐光啓：《與胡季仍比部》。
(17)徐光啓：《敬陳講筵事宜以裨聖學政事疏》。
(18)徐光啓：《泰西水法序》。
(19)徐光啓：《刻同文算指序》、《幾何原本雜議》等。
(20)李之藻：《同文算指序》。
(21)徐光啓：《擬上安邊卸虜疏》。
(22)徐光啓：《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
(23)茅元儀：《與孫潚湘待御書》，《石民四十集》。
(24)徐光啓：《丑虜暫東綢繆宜亟謹述初言以備戰守疏》。
(25)徐光啓：《時事極迫極窘疏》。
(26)徐光啓：《擬上安邊御虜疏》、《時事極迫極窘疏》。
(27)徐光啓：《遼左阽危已甚疏》。
(28)徐光啓：《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敷陳末議以殄凶酋疏》。
(29)徐光啓：《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30)徐光啓：《謹申一得以保萬全疏》。
(31)徐光啓：《處不得不戰之勢宜必戰必勝之策疏》。
(32)徐光啓：《遼左阽鮑已甚疏》。
(33)徐光啓：《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34)徐光啓：《略陳台銃事宜並申愚見疏》。
(35)徐光啓：《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
(36)徐光啓：《器勝策》。
(37)焦勗：《火攻挈要》下卷《火攻索要》。
(38)徐光啓：《歷書總目表》。
(39)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九《佛郎機》。
(40)《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41)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八二《和蘭》。
(42)徐光啓：《器勝策》。
(43)焦勗：《火攻挈要序》。
(44)即《敷陳末議以殄凶酋疏》、《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遼左阽危已甚疏》。
(45)徐光啓：《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46)徐光啓：《部析事理仍祈罷斥疏》。
(47)事見徐光啓《謹申一得以保萬全疏》、《疏辨》及李之藻《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崔景榮《奏爲制勝務須西銃敕乞速取疏》、李杕《徐文定公行實》。
(48)李之藻：《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八三。
(49)徐光啓：《謹申一得以保萬全疏》。
(50)徐光啓：《與李我存大僕》。
(51)參見《聖朝破邪集》。
(52)《明熹宗實錄》卷三三，天啓三年四月辛未。《明熹宗實錄》卷六三，天啓六年二月戊戍。
(53)《明熹宗實錄》卷三三，天啓三年四月辛未。
(54)《明熹宗實錄》卷三三，天啓三年四月乙酉。
(55)《明熹宗實錄》卷三四，天啓三年五月乙未。
(56)《明熹宗實錄》卷六三，天啓六年二鳥戊戍。
(57)徐光啓：《疏辨》。
(58)徐光啓：《聞風憤激直獻芻蕘疏》。
(59)《崇禎長編》卷四四，崇禎四年三月己卯。
(60)《崇禎長編》卷三四，崇禎三年五月丙午。《崇禎長編》卷三五，崇禎三年六月辛酉。《崇禎長編》卷四一，崇禎三年十二月乙巳。《崇禎長編》卷四三，崇禎四年二月丙寅。
(61)據盧兆龍云，徐氏曾上《聞言內省疏》，認爲“紅夷、澳夷分順逆”，並說“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
(62)《崇禎長編》卷三一，崇禎三年二月庚申。
(63)《崇禎長編》卷三四，崇禎三年五月庚寅。
(64)徐光啓：《鎭臣驟求制銃謹據職掌疏》。
(65)徐光啓：《西洋神器旣見其益宜盡其用疏》。
(66)徐光啓：《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
(67)徐光啓：《聞風憤激直獻芻堯疏》。
(68)徐光啓：《鎭臣驟求製銃謹據職掌疏》。
(69)徐光啓：《欽奉明旨謹陳愚見疏》。
(70)徐光啓：《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