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傳教士與東西文化交流
張振東
Abstract:Roman Catholicism was founded by Jesus Christ. The essential doctrine is based on the Lord’s Ten Commandments so that they believe in the living God,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hen Jesus was on the earth, he even preached his disciples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i nations.” With the great mission, those ardent followers obeyed bis command and went to the world.
The years was around AD. 635, when Roman Catholics entered China. However, they did not make an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mutuai culture until the sixteenth century. During this time, many catholic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They all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teaching Chinese people the new thought - mathematics, geology, almanac, astronom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de translation into Latin of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with a view to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 Therefore, their dedication led to the East-West cultural interflow.
In addition to that, those Roman missionaries also put their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a great numb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ranging from universities to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ina.
Apparently, they achieved the aim of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一、天主教
天主敎是耶穌基督於猶太民族中所創立的宗敎，其根源是猶太民族中所遵守的梅瑟十誡，相信宇宙間有一位最高的主宰，其本性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是宇宙萬物秩序的安排者，賞善罰惡的最後裁判者，也是宇宙萬物的創造主及最後的歸屬點，後人稱爲“羅馬公敎”(Roman Catholic)，中國人稱爲“天主敎”。
耶穌是納匝肋人，生於耶路撒冷城外的白冷山洞中，幼年在納匝肋隨父母生活，十二歲時曾在耶路撒冷的京城聖殿中與經師們論道，三十歲時出外傳敎，招收門徒，顯靈治病，三十三歲時爲救贖世人被釘死於十字架上。他曾向門徒們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爲門徒，以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敎訓他們遵守我所盼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章·十八一二十節)。
天主敎的敎義是根據他們的舊約與新經，其要點是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天主第一位創造了天地萬物；第二位耶穌基督藉童貞瑪利亞之身降生爲人，救贖人類；第三位聖神管理世界，三位是一個天主。
天主敎的基本規誠是舊約中梅瑟所頒佈的十誠，即：①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②勿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③遵守贍禮主日等敬神的節日；④孝敬父母；⑤不可殺人；⑥不可姦淫；⑦不可偷盜；⑧不可作假見證；⑨不可貪他人的財物；⑩不可貪戀他人妻子。(出：廿章·一至十八節)
耶穌被釘死後，其宗徒與門徒遵奉耶穌的敎訓，往普天下傳揚敎理，宗徒之長的伯多祿將敎會傳入羅馬，雅各伯將敎會傳入西班牙，多默將敎會傳往印度，保祿宗徒原爲迫害敎會者，悔改後，更往各處傳揚耶穌與福音。
二、天主教傳入中國
據傳說，公元二五至二二零年間，已有叙利亞傳敎士到中國。據歷史記載，唐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天主敎一支派景敎來中國，歷時兩百餘年，後因遭到排斥而絕跡。公元一二四五年，敎宗意諾增爵四世派方濟各會士三人，攜國書東來，試圖與蒙古通史。一二五三年法王路易九世也託方濟各會士帶信給蒙古大汗，此二者對天主敎無大建樹。公元一二九四年敎宗尼各老四世派孟德哥未諾率領使節團抵北京，覲見當時的元朝皇帝，受到相當的禮遇，並准在北京建立一座敎堂，將天主敎的聖經及聖詠譯成中文。公元一三零九年，敎宗格來孟五世准許在北京成立總主敎區，並任孟氏爲首任總主敎。一三零八年又有三位傳敎士來北京。一三一四年，又來十九位會士加入行列，隨將敎務向南推展，並在福建省泉州建立敎堂，成立修道院，培植本地傳敎士，天主敎隨在中國栽根。公元一三八八年，敎宗本篤第十世派遣大批傳敎士來華，使敎務相當發達，但元朝被滅亡後，明朝皇帝的排外行動，使敎務停頓。公元一五四二年，耶穌會士相繼來華，先是方濟各沙勿略於一五四二年十二月三日未進大陸前病逝在廣東省的上川島上，據云死時眼目望著中國大陸。隨後，范禮安(一五七八年)、羅明堅(一五七九年)、利瑪竇(一五八二年)等相繼來華，他們先到澳門，後到北京，藉算術、天文、地理等學問傳佈福音，當時朝中徐光啓、李之藻等名臣皆信從奉敎；利氏於一六一零年逝世時，已有兩千名敎友了。一六一九年湯若望、南懷仁等耶穌會士經葡萄牙里斯本、果亞等處，於七月十五日抵達澳門，一九二三年赴北京，更將西方天文、地理、數學、建築、音樂、美術等帶到中國。公元一六三一年有兩位道明會的神父由菲律賓來台灣，後又有道明會與方濟各會的會士往福建，一六五零年已有敎友十五萬人，並有中國人羅文藻晉陞神父，一六七四年被祝聖爲主敎，管理南京敎區的敎務。康熙年間，天主敎因禮儀之爭，使敎務受到阻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時代曾發生過敎難，使許多敎士及敎徒殉道犧牲，但傳敎事業並未停止。淸朝末年，中國被列強侵入，也連累到天主敎的外籍傳敎士，庚子年間的義和拳之亂，使北方的敎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公元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主張“信敎自由”，天主敎又逐漸興盛起來。一九二二年，敎宗庇約十一世派遣剛恆毅主敎以宗敎代表身份來華，一九二六年剛主敎選荐六位中國神父於羅馬昇主敎，並在各敎區成立大小修道院、中國籍的男女修會，使天主敎成爲中國人的天主敎。公元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日勝利，田耕莘主敎被擢昇爲亞洲第一位樞機。一九四六年，中國天主敎聖統制成立。一九四九年後，天主敎在台灣的工作多由中國的神職界負責。
三、天主教傳教士對中西文化的貢獻
(一)、西學輸入
天主敎內一些熱心敬主的信徒，聽從敎會的道理，遵守聖經的言語，更有人聽從耶穌的遺訓“往普天下傳佈福音”，離家修道，往異國宣揚敎理，先後有耶穌會、道明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遣使會等敎會團體派遣會士來華傳敎。該時中國已有數千年的固有文化，不容易接受異國傳入的洋敎，因此天主敎傳入中國後，遭受不少的阻礙與折磨。以耶穌會士爲例，他們從歐洲起身時，皆先從葡萄牙里斯本往印度的果亞，然後再到澳門，如利瑪竇、羅明堅等會士十四人，於一五七八年三月廿四日由里斯本東來，經歷半年的海上艱苦旅程，於九月十三日抵達印度的果亞，一五八零年七月廿五日在印度晉鐸後，於一五八二年被會長范禮安神父派來中國，先到澳門，學習中國語文，明瞭中國風俗，一五八三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得到肇慶知府王泮的准許，可以在中國久居，九月初自澳門起程，九月十日抵達肇慶，一六零零年(萬曆廿八年)抵達北京，藉科學而傳敎，將西洋的天文曆法、地理、算學、自鳴鐘、西洋琴、圖畫美術等介紹給中國人。公元一六一零年五月十一日(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九歲，在華廿八年。耶穌會的另一會士湯若望神父於一六一八年四月十六日率領二十二位傳敎士由葡萄牙里斯本起程往果亞，十月四日抵達，但在航行途中，船上發生瘟疫，五位同道喪生，在果亞等船來中國時，又有兩位病故，一六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湯若望神父才抵澳門，一六二三年一月廿五日抵達北京，繼利瑪寶神父之後，與徐光啓等硏究天文算學、修改曆法、推算日月蝕、製造火炮等。滿淸建國後，湯神父被詔任爲欽天監監正。
天主敎傳敎士到中國來的目的是爲傳播福音，在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以外，利瑪竇等神父也注意於敎理的傳達，如利瑪竇於一五九六年(萬曆廿四年)寫出《天主實義》，該書分二卷，以中世士林哲學的理論與方法，介紹了多瑪斯的哲學與神學，書中並引用中國的許多經書，並結合中國儒家與天主敎的思想，爲當時士大夫所看重，翻印數次，並譯成日文、滿文、韓文、安南文等有關於中國的文化區域。明末淸初時傳汎際神父將西方的《邏輯學》譯成中文，名爲《名理採》。畢方濟神父與徐光啓將西方《心靈學》譯成《靈言蠡測》。艾儒略神父著有《萬物眞源》(論天主)、《性學論述》(講靈魂)。利類思神父翻譯聖多瑪斯《神學大全》的部份學科，並著有《起性學要》、《性靈說》、《御覽西方要紀》等書。總之，該時代的傳敎士來中國傳敎時，確實帶進了西方的科學、哲學與神學等知識，使中國傳統的文化中看見了新的學識思想。
康熙年間的禮儀之爭，使天主敎的敎務受到打擊。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時代的短期敎難，使許多敎士及信徒殉道，但天主敎的傳敎事業未曾終止。庚子年間的義和拳之亂，使北方敎會損失了四位主敎、三十一位神父、三萬餘敎友，事後，敎會以“殉道者的血是敎友的種子”的精神，使敎會在北方發揚廣大。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敎徒已有三百餘萬，神父五三四八位(中國神父二三四八人，外籍神父三零零零人)，修士一三零四人(中國修士七二八人，外籍修士五七六人)，修女六四五六人(中國修女四二九九人，外籍修女二一五七人)。計全國有二十個總主敎區，各別敎區一四一個，敎會由此力量辦了許多敎育文化事業，該時有神哲學院十六所，大學(輔仁、震旦、工商)三所，中學一二八所，小學二七四八所，幼稚園四四所，印書館十五處，報刊廿七種，醫院診所兩百餘所，孤兒院與育嬰堂兩百六十四所，還興辦了安老院與殘障收容所等慈善事業，對中國社會及農村鄕間奉獻出大量的力量。筆者便是自幼在農村鄕間接受的敎會敎育。
一九二二年剛恆毅主敎來華任宗座代表後，更經全國各修道院選拔聰明才智者送羅馬各大學接受西方的高等敎育，前後數十年培植出數百餘位博士、碩士人才，這些學成歸國者皆從事敎育與牧靈的工作，將西方的宗敎與文化引入中國，如中國第二位於斌樞機、現在台北的羅光總主敎等。此外，各修會也在本修會中提拔人才送往歐美各國名大學接受高深敎育，他們學成歸國後，爲中國社會貢獻出所學的知識。
(二)、中學輸出
天主敎傳敎士的另一貢獻，是將中國的高等文化籍著翻譯傳揚到西方去，以耶穌會士爲例，他們便做了許多書籍的翻譯工作。
早期的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多經馬哥孛羅的遊記中得知一點，天主敎傳敎士來到中國後，發現中國文化的深遠及學術思想的豐富，便自動地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以拉丁文、法文等各國文字介紹給西方，最著名的著作在外國各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的，有如下列各書：
一五九三年，利瑪竇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歐洲。一六二六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神父將《五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印行，這是中國經典譯成西文最早的著作。一六六四年，郭納爵與殷鐸澤二神父(Ignatius Cesta，Prosper Intorcella)將中國的《大學《譯成拉丁文，名爲“Sapientia Sinica”，殷神父後來又以拉丁文翻譯《中庸》，名爲“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此書於一六六七年及一六六九年分別於廣州及印度的果亞印出。他們二人又將論語重譯，並將柏應理(PhilippeCouplet)於一六八七年在巴黎印的《中國哲人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收入他們所翻譯的《大學》、《中庸》、《論語》中。一七一一年比利時神父衛方濟(Francois Noel)亦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並翻譯了《孝經》與《幼學》，在布拉格(Praque)大學印行。衛神父將《大學》的書名譯爲《成年人之學》，將《中庸》譯爲《不變之中道》，此兩部拉丁譯本又讓布魯克神父(P.Pluquet)於一七八三年及一七八六年轉譯成法文。衛方濟神父有系統的介紹了中國儒家經典與哲學思想，總名稱爲中國哲學(Philosophia Sinica)。一七二二年，法國籍傳敎士宋君榮神父(Antonius Goubil)來華，先後翻譯了《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其《書經》譯本於一七七零年在巴黎印出後，甚得當時法國學術界的贊賞。此外，一六九七年來華的法國傳敎士馬若瑟(Joseph－Maria Premare)於康熙年間也曾節譯過《書經》與《詩經》，並載入DuHalde於一七三五年在海牙出版的《中華通志》內。另外，將《詩經》以拉丁文翻譯並加詮釋的有孫環神父(Alexandre la Charme，1695—1767)，將《詩經》以法文翻譯及注解的有傳聖澤神父(Joarmes Fonquet)。一七一零年自晉、馬若瑟神父硏究《易經》，白神父用拉丁文寫了《易經通論》(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Iking)。此外，一些傳敎士還翻譯了一些別的學術性著作，據言約百餘種。
以上的翻譯著作傳入歐洲後，使歐洲人知道中國除有絲綢、瓷器、造紙、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以外，更有深厚的文化與哲學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人道主義對該時的歐洲知識界發生了影響作用，如該時的學術界的大師伏爾泰(Voltaire)、萊布尼滋(Leibniz)等。伏爾泰將孔子的畫像掛在自己的房間內，詳讀中國的四書五經的譯本，認爲中國的哲學、道德等都是完善無缺的，並主張歐洲該學中國的德治主義，以理性建立和平與幸福的社會，因此反對法國的“皇權神授說”。萊布尼滋(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對中國的易經特別硏究，更常與在中國的法國傳敎士通信，也很崇拜孔子的儒家思想。
總結以上，天主敎的傳敎士將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拉丁文、法文等傳入歐洲後，使歐洲的人文學者認識了中國的哲學思想，也認識了中國文化的高深博大，更也是歐洲傳敎士到中國來傳揚基督敎義的另一貢獻，做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媒介。
四、澳門是傳教士進人中國的門戶
十六世紀時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商船東來貿易，該時乃中國的明朝時代，其門戶政策是不準外籍人士久居中國。葡萄牙人於一五五七年獲明朝恩准租借澳門，每年納稅，澳門遂成爲外人來華暫住的門戶。十六世紀初，明朝末葉時，澳門祇是一個數戶漁民居住的地方，村中有一天后媽閣廟，葡人來此後，可能因“媽閣”二字的聲音，稱此地爲“MACAU”。天主敎傳敎士搭乘葡商船來到澳門，因此澳門可稱爲天主敎敎士進入中國的門戶了。天主敎士前後來澳門的有耶穌會士(一五六三——一五六五)、方濟各會士(一五七九——一五八零)、奧斯定會士(一五八六——一五八九)、道明會士(一五八七——一五八八)。因此，羅瑪敎宗額我略第十三世便出了諭旨“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將澳門成爲傳敎區，其權力達於全中國及日本。現在澳門一地可看到許多天主敎的敎堂及許多天主敎的學校、醫院等社會事業。以文化事業的學校爲例，在澳門先後成立的學校有下列數十所：一五九四年的聖保祿學院，一七二七年的聖若瑟修院；中小學數目衆多，以一九五零年以後計算，有聖母聖心學校(一九五二)，一九五四年後，耶穌會先後創辦了海星、取潔、聖玫瑰三所學校(註)。方濟各修女創辦了曉明學校，一九五五年耶穌會開辦利瑪竇學校，贖主會開辦永援學校，一九五七年聖德蘭學校，一九五八年道明會開辦聖家學校，一九五九年方濟修會開辦護士學校，一九六零年創辦嘉諾撒學校，一九六二年創辦聖庇護十世音樂學校，一九六四年創辦九澳聖若瑟學校，一九六五年創辦聖瑪沙利羅學校，一九七一年創辦聖保羅學校，一九七九年在靑洲建陳瑞祺中學。此外，尙有慈幼中學、聖羅撒女子中學、聖心英文書院、眞原學校、望德中學、聖善學校等。現在澳門敎區有二十八所學校，正校與分校合計四十三所，在校任職的神父、修士、修女一百一十七人，敎師七百四十人，學生二萬零七百零八人。以上的敎育事業對文化的傳播有相當大的功勞。
(註：海星、取潔、玫瑰三所學校的創辦人是耶穌會士戈振東神父，“振東”兩個字是取自我的名字張“振東”。五十五年前，戈神父剛陞神父，名戈衣壟，暑假中在江蘇北部碭山縣城北三十五里的一個村莊——侯莊天主堂度暑假，並練習中國話，筆者該時是一個十歲的小孩子，住在該村莊堂內，每天與戈神父玩耍，戈神父暑假終離開侯莊到上海後回澳門工作，便將戈“衣瑩”的名字改爲“振東”，並寫信告訴了我。現在我也是神父了，也多少受了他好榜樣的影響。)
五、結論
時光很快的過去，以往的事實成爲現在的歷史。二十世紀的末葉，科技的發明，縮短了空間的距離；電訊的快速傳遞，拉近了人民間的關係；東西文化的發展，亦產生彼此間深度的影響。近幾年來，蘇聯大國的解體、東歐各國的政治變化，世界各國也隨著或多或少的改變了，由冷戰與備戰，轉化爲國際間的合作與互助，促使人民走向合作與和平的方向。
文化的含義博大，文化的內涵衆多，由過去的歷史看，在學術與科技內，宗敎佔有相當重的份量，科技學術是物質性的使用，宗敎乃思想精神性的修養；現在世界各國的科技學術相當發達，更日新月異的向前發展，宗敎性的內心修養亦應配合跟上，否則，有科技而無仁愛互助的道德精神，科技容易走入歧途，傷害人類；高等的科技配上高尙的宗敎情操，則有益於人類。
全世界宗敎衆多，較大的有基督宗敎(天主敎與基督敎)、回敎、佛敎、道敎等各宗派，其敎義雖有不同，其精神多是奉獻、犧牲、博愛、救人；消極的不許作惡犯法，積極的應該愛人與助人。因此，全世界各國家應該採取開放政策，打開國門與心門，在自己固有文化中，採取他國優良的文化，採長補短、去弊留精，形成一個眞的世界大同。由過去的世界歷史經驗，各國家的政治皆有利弊，各民族的精神也彼此不同，現代科技的發展縮短了人間的距離，各國家與民族間該精誠合作與互相輔助，藉文化中各項措施，形成一個幸福康樂與平和的現世生活。
就中國與亞太地區言，中國地大物博，但因政見的不同，現分成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個地區。台灣地域狹小、人口不多，但經濟富足、商業發達，被稱爲亞洲四小龍之首；大陸地域廣闊、人口衆多，人民的經濟尙待發展，兩地是一樣的民族，有同胞的血緣關係，二者首該文化交流，促成生活的實際改善。亞大地區、日本島國，地區狹小，但科技發達、工商興盛，人民經濟富足，生活安定。南洋各國、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處，或因土地貧窮，或因科技缺乏，人民生活尙待努力改善，就整個亞太區域言，因民族的不同與文化背景的殊異，呈現出各國的不同情况，今後爲了全人民的幸福，皆需要交流與開放，使各國在現實環境的許可下，貢獻出財力、物力與智力，精誠合作，使人民走向幸福的安康生活。
參考書目：
(1)聖經：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2)天主敎在華傳敎史：羅光主編，徵祥出版社，一九六七年。
(3)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林家駿主敎，澳門天主敎敎務行政處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