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論基督教的傳入與澳門的關係
黃鴻釗
Abstraet:Christianity is a western religion anda symbol of western civil ization. In the past, two Christian missions came into China, on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other in the Yuan Dynasty. Both of them were popular for a time. However, they only brought in new religion, not new culture. This is because China was more advan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Ages, so that it could introduce nothing that deserved commedation from the Christian world. Christianity itself could not hold its ground in China and disappeared soon af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Christians sent their third mission into China. At that time, great changes had already taken place in the West, with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capitialism, as well as the advanc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stern civilization moved into a new period- -industry boomed, new ideas flowed and concepts were renewed. It had surpassed the age-old Oriental civilization. After the Reformation started Martin Luther, Christianity came to the Orient with a thoroughly new face. At this time, it brought in colorful western culture and exerted some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fact, it meant a new beginning for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One thing should be noted: modern Christianity carne into China through Macao. Macao was in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ino-fereign relations. It was not only the first trading port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China, but also the first missionary base of Christianity in our country. The founding of the Macao parish in 1576 great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ar East. The Jesuits who carne to China were learned and talented. They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missions as pious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strongly pushed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s the representatives fot Western civilization.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substantial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astronomy, geography,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medicine, architecture, and the arms were brought into China. Meanwhile, they introduced age-ol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ristian missionary base in Macao; second, theit entrance into China’s inner regions via Macao; and third,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acao.
一、基督教在澳門建立的傳教基地
16世紀初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與基督敎的傳入同时發生的。
基督敎是西方的宗敎，也是西方文明的象徵。歷史上它曾兩次傳入中國。一次是在唐朝，另一次是在元朝。均曾盛極一時。但當時只是產生純宗敎的影響，並沒有帶來一種新的文明。由於在中世紀。中國封建文明的發展水平高於西方，所以基督敎本身也未能在中國立定腳跟，很快便消聲匿跡了。
到了16世紀初，基督敎第三次傳入中國的時候，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展，資本主義的產生，科學技術的進步，工業發達，思想活躍，文化繁榮，觀念更新，使西方文明登上了一個新台階，在世界上領先於古老的東方文明。基督敎也經歷了路德宗敎改革運動，以嶄新的面貌來到東方。當近代基督敎傳入中國的時候，也帶來了引人注目的西方文明，對明淸之際的中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事實上這意味着中西文化交流新的開端。
値得注意的是，近代基督敎是通過澳門傳入中國的。澳門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不僅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貿易港口，也是基督敎在中國最早的傳敎基地。路德宗敎改革運動使基督敎分列爲兩個敎派。舊敎派是天主敎。新敎派是耶穌敎(路德派)。天主敎於16世紀初向中國傳播。新敎直到19世紀初才傳入中國。但是無論舊敎或新敎，早期均以澳門爲傳敎中心。
葡人東來以前，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於1540年請求羅馬敎皇保羅三世派敎士到中國傳敎。1541年，敎皇派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來遠東傳敎。沙勿略是耶穌會的元老之一。1542年5月，沙勿略到達印度果阿，又從果阿到馬六甲和日本等地傳敎，同一些出海貿易的廣東和福建的商人有所接觸，向他們打聽中國情况。沙勿略渴望早日到中國傳敎，因爲他認識到，中國文化對亞洲有巨大影響，如果中國人皈依天主，則日本人也會步其後塵，領洗入敎。1551年沙勿略從日本啓程前往中國，同年12月到達廣東香山縣附近的上川島(今屬台山縣)，但他未及進入廣州和中國內地傳敎，便染上熱病，於1552年12月死在島上。後沙勿略被羅馬敎廷封爲聖人，遺體一度葬在上川島。1639年，天主敎徒曾在島上的墓地樹立了一座大石碑，碑上用中葡兩種文字刻寫着：“大明耶穌會士泰西聖人范濟各沙米爾(即沙勿略)於嘉靖三十一(1552年)壬子之冬升天眞跡崇幀十二年已卯衆會人之碑。”(1)1700年中國政府准許耶穌會士在該墓地旁建造敎堂，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敎堂毀於兵災，後又修復。本世紀初，這裡仍是被天主敎徒朝拜的聖跡。
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貿易。大約在1553年或1554年間，天主敎士亦來到澳門進行傳敎活動。1562年，澳門已建立了3座簡陋的敎堂，即望德聖母堂(中國稱瘋王堂)、聖安多尼堂(花王堂)和聖老楞佐堂(風順堂)。當時澳門天主敎會共有敎徒約600人，隸屬於馬六甲敎區。1566至1569年間，敎會在澳門創建麻風院、仁慈堂和白馬行醫院(俗稱醫人廟)。這是敎會爲了吸引信徒而從事的最初的慈善行業。1567年l月23日，羅馬敎堂頒布諭旨，成立澳門敎區，任命耶穌會士加內羅(D.Melchior Carneiro S.J.)爲第一任主敎，負責遠東地區的傳敎事務。
此後，澳門敎堂愈建愈多，規模也愈造愈大，其中最宏偉的是聖保祿敎堂(中國人稱爲三巴寺)，該堂始建於1563年，分修道院與敎堂兩部分，由五座相互連接的建築物組成，全部建築費用達3萬銀元之多。每當舉行宗敎儀式，赴會禮拜的約300人，修道部分有閱讀、寫作，拉丁文，以及神學課程，其後發展爲神學院，修讀學員達150至200多人，成爲澳門最大的敎堂，遐邇聞名。凡澳門的耶穌會士，皆被稱爲三巴寺僧，當時流寓澳門迹刪和尙方顓愷咏“澳門詩”中，有“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2)句，可見三巴寺敎士與學員之衆，以及前往參加宗敎儀式信徒之多。事實上，三巴寺除了供敎徒禮拜和培訓學員之外，它還是基督敎遠東敎區的大本營。耶穌會士前來中國和遠東各國傳敎，總是先到澳門，寓居三巴寺，在那裡硏討傳敎方法，學習中文等東方語言，準備經費和傳敎工具等等。因此1563年敎堂建立以後，三巴寺敎士雲集，其中不乏在華傳敎史上的知名敎士，現擇其要者，表列如下(見表一)。
以上列舉的曾經居留澳門的著名外籍傳敎士，是羅馬敎廷派來遠東傳敎的骨幹。他們旣是不屈不撓的傳敎士，又是博學多才的學者，不少人具有博士頭銜。他們在向中國人民傳播基督福音時，也傳入了西方文化，包括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美術和建築等等方面的最新科學知識。他們著書立說，或者攜帶西方學術著作來華，組織翻譯出版。其中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等人於1618年從歐洲攜帶7000冊圖書來澳門，對西學傳入中國，影響巨大。耶穌會士學會漢語後，也把中國古籍譯成西文，傳播予西方，他們回到歐洲後，到處作報告，寫文章，詳盡叙述中國見聞，促使中國文化逐步傳入歐洲。早期天主敎主要是依靠上述這批傳敎士在中國開展傳敎活動。
二、耶穌會士從澳門進入內地傳教
澳門敎區第一位主敎加內羅於1567年到達澳門，積極推動對華傳敎事務。他曾兩次前往廣州，請求廣東當局允許開辦敎堂。當時中國政府認爲葡萄牙人有擴張野心，一再拒絕批准。加內羅鑒於一時無法向中國內地傳敎，就着手經營澳門敎務，首先從慈善事業入手，他開設了一座醫院，不論是否敎徒，均予收容治病，從而溝通了敎會與民衆的關係。但耶穌會士們對不能進入廣州傳敎，總感憤然。1582年，一個傳敎士站在澳門山上遙向廣州發出狂嚎道：“岩石!岩石!多咱是你開放的時候呢!”又有的傳敎士叫嚷道：“魔鬼將大門關得很緊，若是不用戰爭，不借兵力，是沒有使他們歸化的希望的。”(3)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合併，西班牙敎士亦插手中國傳敎事務。1583年6月18日，馬尼拉主敎上書西班牙國王，請求派兵征服中國，以利傳敎工作的開展。雖然這一意見並未被國王採納，但耶穌會士決心打開中國大門的迫切心情已可見一斑了。
經過傳敎士的一番努力，澳門有一批華人受洗入敎。這些皈依天主的信徒願受驅役，陪同敎士入內地傳敎，充當嚮導和翻譯。如廣東新會人鍾鳴仁、鍾鳴禮兄弟同其父一起在澳門入敎後，曾伴隨過利瑪竇、羅明堅，王豐肅、郭居靜傳敎於廣東、江西、南京、浙江等地，又居住北京傳敎六七年之久。
許多華人入敎後，不甘於當一般敎徒，又入耶穌會爲修士，潛心鑽硏敎義。這樣澳門著名的三巴寺又出現一批華籍耶穌會士，有如下表：(見表二)
以上12名華人均是澳門耶穌會修士，他們在三巴寺硏修神學，經常隨同外國耶穌會士入內地傳敎，擔任翻譯。由於他們精通外語，在攻讀神學之餘，又從事翻譯和寫作，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作用。如游文輝、徐必登曾參與製作“兩儀玄覽圖”，陸希言(陸希賢)著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億說》一卷、《周年主曰口譯》鈔本二卷，以及《澳門記》等，淸初江蘇著名詩人與畫家吳歷著有《墨井詩鈔》、《三巴集·澳中雜咏》等，游文輝工西畫，其繪製之利瑪竇像，珍藏於羅馬敎廷之中，石宏基亦爲畫師，畫了許多宗敎宣傳畫。
這些澳門華人耶穌會士當中也有出國留學生。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曾奉命招募中國敎士，於1680年擬帶吳歷和陸希言赴歐留學，但吳陸二人到澳門後，放棄出國打算，留居三巴寺修讀神學。而鄭瑪諾和藍方濟是最早出國留學的一批中國人。香山人鄭瑪諾於1645 年隨陸德神父赴羅馬留學。他們從澳門啓程，途經馬六甲、爪哇、果阿、波斯、亞美尼亞，以及土耳其各地，幾經周折，歷時5年抵達羅馬，入耶穌會聖安德勒神學院進修。1653年轉入羅馬公學深造，學習修辭、邏輯、物理、化學諸學。鄭瑪諾通曉多種外語。畢業後，又留居羅馬，敎授拉丁文和希臘文法，以及拉丁和希臘文學三年之久。又輾轉赴歐洲各地任敎，至1668 年8月重返澳門。1673年奉命晉京供職，不久病逝，享年41年。鄭瑪諾短促的一生，有23 年留學歐洲，經歷豐富，知識淵博，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所學。河北人藍方濟於1740年赴巴黎留學，1754年回到澳門。在國外居留10多年，主要硏修神學，回澳門後，經常至湖廣一帶傳敎。
到了16世紀80年代，由於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努力，對中國的傳敎才開始打開局面。
利瑪竇是一個狂熱的傳敎士。他說過：“我們耶穌會同人依照本會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討這崇拜偶像的中國。”(4)但他也是一個學者，在大學時代，曾先後硏習文學、法律、天文、數學和地理等學科，學識淵博。來到中國以後，他又認眞學習中國語文，鑽硏中國典籍，並針對中國的情况，採取了一些傳敎的新招。
爲了開展活動，傳敎士們竭力適應中國風俗。甚至使自己變成中國人。1582年利瑪竇、羅明堅等人從澳門前往肇慶，拜會兩廣總督，進獻西洋自鳴鐘、三棱玻璃鏡等西方奇特器物，請求中國政府允准在肇慶定居與傳敎。他們表示願當中國子民，與本國脫離關係。此後傳敎士變成自穿僧袍、剃頭、去髭的洋和尙。他們在肇慶建造了國內第一座敎堂——仙花寺。後來利瑪竇等人知道中國的儒生社會地位高於和尙，於是又棄僧服，改穿儒服，變成一身中國知識分子的打扮。
利瑪竇在中國傳敎的區域逐漸擴大。1589年4月，他前往廣東韶州傳敎，隨後又到南雄、江西南昌、江蘇南京和蘇州，與各地官吏和士大夫廣爲結交。最後利瑪竇決心到北京去活動，他的新計劃得到了澳門葡人的支持，給他提供活動經費和朝貢禮物。
他在北京和南京等地結識了徐光啓等一批達官顯貴、翰林學士。這些人皈依天主後，在士大夫階層產生了廣大影響。被中國士大夫稱爲“飄然有儒風”的利瑪竇，在尊孔聯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寫的《天主實義》便是巧妙地用儒家學說來闡釋天主敎義的著作。該書說：“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他把國文的“天主”、“上帝”和“天”等三個不同詞匯，統統稱爲God。爲了尊孔聯儒的需要，還把基督敎義對崇拜天主以外的一切偶像的戒條加以變通處理，允許中國敎徒參加祭天、祀祖、拜孔等活動。利瑪竇等人還利用他們具有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向中國的封建官僚和士大夫邀寵，藉以推動傳敎事務。一些中國儒生由於敬佩其廣博的科學技術知識，更兼受到其推崇儒家、附庸風雅的表象所迷惑，紛紛皈依天主，並協助其在中國推廣基督敎。因此，明末淸初大約一百年間，基督敎以澳門爲基地的傳敎活動有了一定的發展。葡人控制下的澳門敎區以利瑪竇爲中國敎會會長，一切傳敎事宜均聽從這位成功的開拓者的指揮。中國內地肇慶、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都分別設立敎堂。淸朝初年楊光先在“請誅邪敎狀”中說，有30所大敎堂遍佈於全國大中城市，全國基督敎徒達15萬左右。作爲基督敎基地的澳門有敎徒“盈萬人”，其中華人信徒是在一所專門敎堂舉行宗敎儀式，這所敎堂附屬於三巴寺，是耶穌會士范禮安於1578年建造的，專門吸收華人入敎，由三巴寺敎士負責管理，敎士在此用華語傳敎。中國人稱之爲唐人廟。1746年澳門同知張汝霖對該廟全面調查，寫了奏章，詳盡報告了中國人在澳門入敎的情况：
“其唐人進敎者，約有二種，一系在澳進敎，一系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敎。其在澳進敎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尙，漸化爲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敎，或入敎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爲工匠，或爲兵役。又有來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辮，亦欲自附於進敎之列，以便與夷人交往者。此種倏往倏來，不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一十九人。而林先生蕃名咭吠嘰吵，住進敎寺內，率其子與其徒，專以傳敎爲事。周世廉蕃名安哆彌咽離吔，又呼賣雞周，儼然夷船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爲在澳進敎之魁也。
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敎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爲進敎寺，專爲唐人進敎之所，向系林先生住居其中，以行醫爲名，實爲傳敎。每年淸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日，名曰封齋。至冬至日爲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惟順德縣紫泥人爲最多。禮拜之後，有即行返回者，有留連二三日者，旣經進敎，其平時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禮拜，一地進敎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經誦習。”(5)
由此可見，澳門敎區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海、番禹、東莞、順德、新會和香山等縣均有一定影響。
早在基督敎剛剛開始在中國活動的時候，明朝統治集團中就有一派人站出來反對傳敎，指出基督敎披着宗敎外衣，包藏侵略中國的禍心，必須嚴令禁止。明朝於1616年(萬曆44 年)頒佈禁敎令，南京查封敎堂，驅逐敎士出境。這一事件沉重地打擊了基督敎的活動。耶穌會士從各地回到澳門，重新硏究活動計劃。不久以後，許多敎士分別喬裝打扮，改名換姓，潛入內地繼續偸偸摸摸地進行傳敎活動。後來禁令稍緩，基督敎又發展起來，淸初淸廷採取寬容政策，康熙皇帝曾經重用過一批傳敎士，可是後來由於發生“禮儀之爭”，1720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基督敎。於是基督敎的傳敎活動又遭受挫折。
康熙以後，雍正也實行了禁敎政策，採納了浙閩總督滿寶於1723年的奏折：“洋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敎，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門。天主敎堂改爲公所，誤入其敎者，嚴行禁飭。”這樣一來，基督敎傳敎士的活動便被限制在澳門之內。
乾隆之世，禁令更加嚴厲。中國方面三令五申，規定澳門的傳敎士允許在外國人中進行宗敎活動，不許向澳門的中國居民傳敎。
1744年澳門同知印光任向省府報告稱：“澳門民夷雜處，致有姦民潛入其敎，並違犯禁令竄匿潛藏。宜設法查禁，聽海防衙門出示曉諭，凡貿易人民悉在澳夷牆外空地搭篷市賣，毋許私入澳內，並不許攜帶妻室入澳。責令縣丞編立保甲，細加查察。其從前潛入夷敎人民，並竄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報回籍。”省府根據印光任的報告，明令禁止澳門敎堂吸引中國居民入敎。
1746年，根據澳門同知張汝霖奏報，廣東政府決定查封澳門唐人廟。“將進敎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夷日嚴加封錮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姦民仍敢勾引地民人復踵前轍者，立即嚴拿治罪。“唐人廟”被查封，對於澳門敎會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
1749年香山縣暴煜於審理澳門命案後，擬定澳門治安條例作爲善後事宜，刻石頒佈。其中第十二條規定：“禁設敎從敎，澳夷原屬敎門，多習天主敎，但不許招授華人勾引入敎，至爲人心風俗之害。該夷保甲，務須逐戶查禁，毋許華人擅入天主敎，按季取結，繳送。倘敢故違設敎從敎，與保甲夷目一並究處，分別驅逐出澳。”
淸政府的禁敎令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時期。由於禁令時緊時鬆。因此雖然公開的傳敎活動被禁止，但澳門傳敎士仍偸偸摸摸地秘密傳敎。據1810年統計，仍有歐籍敎士31人在中國內地16個省秘密活動。招收敎徒達25.5萬人。到1839年6月敎徒估計達30萬人。而澳門在1830年估計有6090名中國敎徒，其中有7名中國神父。
三、新教派的傳教活動與澳門的關係
十九世紀初，基督敎新敎派(即耶穌敎)派遣英國傳敎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敎。他於1807年9月7日到廣州。倫敦敎會給他的指示是：先找個立足之地居住下來，敎授英語或數學，學習漢語，編字典，譯聖經，然後伺機開展傳敎活動。不久，馬禮遜發現在廣州無法活動，便於1808年特赴澳門定居。當時澳門是基督舊敎派(天主敎)的基地，馬禮遜爲了避免矛盾，不敢公開其傳敎士的身分。他在東印度公司謀得一個工作，擔任翻譯，以合法身分從事活動。馬禮遜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將聖經新約全書譯成中文，於1814年在廣州印刷發行，後又與人合作翻譯了聖經舊約全書於1819年出版。基督敎經典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出版，使得全部原始敎義得以完整地向中國人介紹，馬禮遜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馬禮遜也從1817年起，陸續出版他所編篡的《華英字典》，到1823年出齊六卷，全書爲四開大本，共4595頁，僅從《康熙字典》收進的漢字加以英譯就有4萬餘字之多，工程浩大，爲溝通英中文化作出了貢獻。他的工作也受到了英王喬治四世的高度嘉獎。(5)
其後馬禮遜於1834年被任命爲英國副領事，他爲這次榮升感到興奮不已，表示決心：“在所擔任的新崗位上忠於我的天主。”但是他上任不到一個月，便由於過度興奮和辛勞，而於8月1日在澳門病故。1843年澳門外僑在馬禮遜墓上立了一塊石碑，碑文寫道：“嘗聞天地間有萬世不朽之人，端賴其人有萬世不朽之言行。如我英國之羅伯·馬禮遜者，乃萬世不朽之人也。(6)繼馬禮遜之後，其他新敎傳敎士接踵來華活動，著名的有裨治文、衛三畏、伯駕和郭士立等人。他們以馬禮遜爲榜樣，打着傳敎旗號，幹着各種事務。
首先，偵察我國沿海地區防務，搜集政治、軍事、經濟情報。郭士立等人從1831年期間，至少進行了十次偵察活動。其範圍包括廈門、台灣、福州、寧波、上海等地區口岸，返回澳門後，將所搜集的情報交給東印度公司轉送英國政府，供對華決策時參考。
其次，從事鴉片走私的商人爭相以優厚待遇聘用敎士充當嚮導，前往中國沿海地區推銷鴉片。郭士立帶領美國商人沿海北上，一直竄至東北奉天地區沿海，爲鴉片貿易開辟多種渠道。
再次，編輯出版《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爲侵略戰爭製造輿論。1832年5月，由傳敎士裨治文主持編輯的《中國叢報》(月刊)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該刊鼓吹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政策，煽動使用武力以叩開中國的大門。這份英文月刊代表了在華英美商人的立場，對當時美國政府製訂侵華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該刊至1851年停刊，二十年間刊載了許多有關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民俗的調查硏究資料，對硏究中外關係史與國際關係史富有參考價値。
最後，開辦敎會學校，也是這些新敎敎士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馬禮遜最早於1818年在馬六甲開辦英華書院，此後其他敎士先後在廣州和澳門辦學。馬禮遜死後，1839年11月4日，第一所澳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在澳門開學。這所新學堂造就過一批人。近代早期改良派容閎，曾於1841年起在該學堂讀了6年書。
(1)石由翰之助：《上川島和聖方濟各·沙勿略》，除村一學編：《支那文化談叢》名取書店，昭和十七年十一十日發行，第34頁。
(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廣東高等敎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頁。
(3)裴化行：《天主敎十六世紀在華傳敎志》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l94、117頁。
(4)裴化行：《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東方學藝社1943年版，第l冊1－3頁。
(5)《馬禮遜回憶錄》第2卷，第254－255頁。
(6)《中國叢報》1846年2月，第105－10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