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貿易中的瓷器
文德泉神父
在葡國人之前
在葡國人與中國人交往之前，中國瓷器在歐洲已享有盛名。在中國以外對瓷器最早的記載是在一一七四年，當時Saladino將四十件瓷器作爲禮物送給了叙利亞的統治者。在諾曼底公爵(一三六三年)和Jean de Berry公爵(一四一六年)的財產淸單中可見到中國瓷器。埃及蘇丹也曾贈給威尼斯公爵Pasquale Malipiero(一四六一年)和Lourenco de Medici(一四八七年)高大的花瓶。歐洲最古老的一件瓷器是匈牙利大公路易斯(一三四八至一三八三年)所有的“Gaignières瓶”。此瓶爲卡洛斯三世所贈。在巴黎的國立圖書館收藏有一幅Gaignières於一七一三年爲這個花瓶所作的水彩畫。現在這隻花瓶由都柏林的愛爾蘭國立博物館收藏。在馬可波羅(一二五四至一三二四年)開始其在中國的十七年的遊歷之前，已有一些傳敎士和商人到過那裡。馬可波羅於一二九五年返回歐洲，他當時應攜帶有一些中國的物產，尤其是瓷器，馬可波羅在參觀了一間中國瓷器作坊後寫道：“那裡的瓷器被輸往世界各地。”中國在元朝時就已經出產靑花瓷器。
十五世紀達·伽瑪與瓷器
達·伽瑪於一四九八年抵達加爾各答，在那裡用白銀購買了大量的瓷器。當地的蘇丹贈給他“五十袋麝香，六盆瓷器和六隻瓷瓶，”(1)並允許在一塊原屬中國人的地盤建立了一個集市，當地人稱之爲“中國官員集市。”達·伽瑪在返回里斯本後，將在加爾各答收受的禮品和一些瓷器轉贈給了唐·曼努埃爾。中國瓷器立即引起了里斯本宮廷的興趣。
Pedro Álvares Cabral的瓷器
一五零零年三月九日，葡國第二次遠征船隊的十三艘船在Pedro Álvaares Cabral的率領下從里斯本啓航。他們載有大批用來交換東方特產的貨物。Cabral在科欽、Cananove和加爾各答等地停留進行貿易。一五零一年七月，Cabral啓程返航，途中遇到了Cambaia酋長的船，他們送給了他許多禮物，有瓷器和中國的綢緞，其中包括兩名身着絲綢、十分漂亮的中國童男玉女。雖然在這次遠征中Cabral失去了四艘船和許多水手，但他也把許多的東方物產和手工藝品帶回了里斯本：例如波斯灣的沒藥、香料和珍珠，印度的藍靛、乳香、白檀香、寶石和辣椒，錫蘭的肉桂和紅檀香，緬甸的琥珀、紅寶石，香料島的核桃、石竹和竹笋及中國的樟腦、桂皮、鮮乾薑、松脂和瓷器，所有這些物產當中，葡國人最喜歡的就是中國瓷器。在一五零五年，Cabral回到里斯本不久，唐·曼努埃爾就寫信給西班牙的唐·費爾南多和唐·伊莎貝爾，告訴他們有關中國人和瓷器的消息。他在信中寫道：“中國人是白色人種，有着漂亮的綠眼睛。那裡有精美的瓷瓶，每個都値一百克魯扎多。”關於他對瓷器的描述，這裡沒甚麼好講的，至於說中國人有“綠眼睛”，看來他想向西班牙國王隱瞞眞相。
在印度及馬六甲與中國人的接融
Afonso de Albuquerque曾命令科欽的頭領交給一名中國人一千五百塊錢，以便他前往里斯本朝見唐·曼努埃爾。這個中國人是Afonso從馬六甲帶到科欽的。當時唐·曼努埃爾擁有許多中國瓷器。在里斯本的José Cortes收藏品中有一隻26厘米高的靑花瓷瓶，上面有中國的裝飾圖案和渾天儀。這隻花瓶上印的年代是宣德年間，但很有可能是後來加上去的。它的製造時間應該是明朝的正德年間。在一五零五年，唐·曼努埃爾在談到中國時說：“那裡出產又大又漂亮的花瓶”。但當時同中國還沒有直接的接融。一五零八年，唐·曼努埃爾命令Diogo Lopes de Sequeira“去尋找馬六甲並打聽中國人的事。”因爲當時每年都有八到十艘中國船滿載着麝香、綢緞、樟腦等貨物前往馬六甲，用以交換辣椒和石竹。那裡聚集東方的財富，正如賈梅士所描述的：
“馬六甲是得天獨厚的市場，
所有地區的商人，
都將珍貴的物品匯集那裡。”
Sequeira於一五零九年到達馬六甲，但他的使命因摩爾人的陰謀而失敗，然而他最終與中國人有了接融，並於一五一三年返回葡國。
與中國的直接交往
同年，馬六甲總督Rui de Brito Patalim派遣Jorge Álvares船長攜同兩名隨從前往中國進行貿易。Patalim在一五一四年一月六日寫給唐·曼努埃爾的信中講到“去年有四艘中國帆船到過這裡，並運來了大量的貨物。他們的船長是Cheilata.在這裡他遇到了Diogo Lopes de Sequeira。與這個城市的bendara議會(2)及官員的接融越來越頻繁。有一艘運辣椒的帆船已啓程，其中一半屬於國王陛下，一半屬於bendara。船上有兩名我們的人隨從(3)”。一五一四年一月七日，四名馬六甲的官員(4)寫信給唐·曼努埃爾，向他傳達了相同的消息：“一艘帆船從這裡啓程前往中國，其中的貨物一半是陛下的，另一半是bendara Chatu(5)的。大約在兩到三個月後這艘船就應滿載而歸”(6)。當時葡國人運往中國的貨品來自印度和錫蘭：辣椒、薑、檀香、棉布等。他們用這些東西在中國換取絲綢、瓷器和其他物產。後來又用日本的黃金和白銀在廣東購買中國貨物。根據當時的一份文獻我們以看到是瓷器將葡國人吸引到了中國：“這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據說在此可以得到各種食物以及所有在西班牙可見到的水果。這裡有許多金、銀及其他各種金屬礦藏，這裡還盛產絲綢，可以織出許多精美的綢緞，還有漂亮的瓷器。”(7)Cardim曾寫信給唐·若奥四世：“如果沒有中國的貿易也就沒有印度…故此有必要開闢新的航線，以便到達中國。雖然在前往那陌生的陸地和港口征途是充滿着艱難險阻。”(Faria e Sousa《葡國的亞洲》，一九四五年波爾圖出版，第二冊第二十三頁)一五一五年Rafael Perestrelo前往廣州，第二年回到馬六甲，“帶回大量的財富，因爲他去的地方十分富有，那裡的中國人十分友好，他的財富從一賺二十地增長。”(8)一五一七年Fernão Péres de Andrade將Tomé Pires大使帶到中國並留在了那裡。一五一九年，他的兄弟Simão Pires de Ardrade又去了中國，但他傷害了中國人，因爲他掠了幾個中國兒童，並在屯門(9)設了一個絞架，絞死了一個水手。一五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德皇帝駕崩(10)，但葡國人在國喪期間拒絕暫停貿易。這一年由Martinho Afonso de Melo率領的艦隊抵達了中國。他受到了攻擊，他的兄弟在戰鬥中犧牲，雙方的損失都十分慘重。一五二二年是致命的一年，葡國人的貿易變成了非法，轉而進行走私。通過走私有許多的瓷器被運往了葡國，在那裡高價售出，因爲當時的人們相信當所盛的東西有毒時，瓷器就會破裂。走私基本上是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進行，因爲那裡的中國官員不像廣東的官員那樣執法嚴格。一五五七年在澳門建立據點以前，葡國人在許多中國港口建立了貿易站：寧波、泉州、浪白澳及上川。葡國船隊的船長們，貴族及敎會的長老們都十分喜愛中國瓷器，他們把自己的名字或徽章印在瓷器之上，耶穌會的敎士還把宗敎的敎義印在瓷器上。這些瓷器差不多全都失傳了，只留下了極少部份，其中最爲古老的要數Pero de Faria的瓷器了，他曾當過兩任馬六甲總督(1526－1529和1539－1542)；那是兩隻瓷碗，其中一隻現保藏在那布勒斯的Duca de Matino博物館，上面印有唐·曼努埃爾國王的徽章，另外一隻現存於里斯本古代藝術博物館，其中的一隻碗還有Abreu家族的族徽(11)。這些碗大槪是Pero de Faria通過Fernão Mende Pinto訂造的，因爲這位傑出的冒險家曾遊歷了蘇門答臘、緬甸、暹羅和中國，還曾到過紫禁城和南京。通過在Isfahan發現的一隻印有葡國徽的靑白花瓶可以看出，當時的葡國人已將中國瓷器傳到了波斯。在蒙巴薩附近也發現了瓷器。在Malindi附近的一個墓區也曾發現中國瓷器。這一切表明當時的葡國人在缺乏其他貨物的情况下，在東方市場用中國瓷器來進行易貨貿易。
一五五二年，葡國商人Jorge Álvares抵達了上川港。由於葡國人在那進行同廣東的貿易，於是~'Alvares從廣州訂購了一些印有他名字的瓷器，今天還可以見到三隻靑花瓷瓶。一隻收藏在倫敦的Victoria and Albert博物館，上面印有中葡文的銘文“Jorge Álvares訂製”和“大明年造”。這件瓷器是一八九二年從伊斯坦布爾轉運來的。Jorge Álvares的另一隻瓷瓶是由Antunes de Carvalho e Silva贈送給Caramulo博物館的，在瓶底有中文的銘文“萬事如意”。這並不是Álvares叫印上去的，因爲是中國人所特有的思維方式。第三隻瓷瓶現被巴爾第庫的沃爾特藝術畫廊所收藏(12)，意大利人Francisco Carletti於一五九四年至一六零四年間周遊世界。他曾在一五九八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五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澳門逗留，他以爲靑白花瓷是當時所見到的最爲名貴的瓷器。於是他通過耶穌會的敎士買到了最好的瓷器。除了葡國之外，歐洲其他的一些國家也有中國瓷器。英國的亨利八世就曾擁有一隻鍍銀的瓷碗。德國皇帝卡洛斯五世(一五零零至一五五八)擁有許多隻印有他名字縮寫的瓷盤。他的兒子、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一五二二至一五九六)曾收藏有三千件瓷器。在荷蘭的Princesschof de Leeuwarden博物館收藏有一件瓷器，上面除了中國的裝飾圖案之外，還有四個葡國國王唐·塞巴蒂昂的徽章。這件瓷器的中央是佛敎的回轉輪，周圍是四隻戲球的獅子，瓷器上有八種佛敎的聖物：輪、貝殼、傘、椅、荷花、壇、魚和結。有時也含有佛像。由於當時對瓷器的需求十分大，於是一五二二年里斯本港規定船的運貨量的三分之一可以是瓷器，這意味着有大量的瓷器流入，例如一六零二年在聖伊某娜港被荷蘭人掠去的“聖地亞哥”號帆船(13)就曾載有成千件的瓷器。其中一部份屬於Florentino Francisco Carletti，那是他在澳門通過耶穌會士購得的，他買到了精美的靑白花瓷，並用一百六十五枚西班牙銀幣向敎士購買了碩大精美的瓷瓶。Carletti曾誇張地講“瓷器的種類如此繁多，以至不能用一艘船而需一個艦隊來裝載。”當時有鍍金的瓷器是專供國王享用的。但最爲漂亮和常見的是靑白花瓷。一六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向馬六甲運送補給的帆船“聖卡塔琳娜”號在Johore海峽遭到Jacob Van Heemsherck的搶掠。當時船上有七百人，其中一百人爲婦孺，這艘船被拖到阿姆斯特丹，船上的十萬多件瓷器被拍賣，共得款近三百五十萬元，從此中國瓷器在荷蘭就被稱作“帆船瓷器”。
在紐約的城市博物館收藏有幾隻瓷碗，那是伊莎貝爾女王(一五五八至六零三)的財政大臣Lord Burghley於一五六七年或一五六八年贈送給她的。這些瓷器可能來自英國人在亞速爾群島水域搶掠的葡國“聖菲利普”號和“聖母號”帆船，那大約是在一五六七年和一五九二年。在雅迦達博物館有相似的瓷器，大槪是荷蘭人在一六四一年佔領了馬六甲後，從那裡帶去的。馬六甲的瓷器流散了很多，今天所見已非常稀少了(14)。
澳門與瓷器
一五五四年，Leonel de Sonsa與中國人達成一項口頭協議。自那時起，葡國人集中於廣東地區的貿易合法化，不再是走私了。商人們每年一般去廣州一到兩次參加交易會。如果說一五二二年是中葡貿易的災難之年，那麼一五五四就成了幸運之年。這樣，和平代替了戰爭，Leonel於一五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寫信給唐·路易斯王子：“我就這樣與中國人講和了，許多葡國人前往廣州及其他地方，除遊覽之外，還自由地用自己的貨物進行貿易，無需懮慮受到歧視”(15)。一五五五年，M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父抵達廣州，並將其兄弟Estêvão de Góis留在那裡學習中文，一五五六年他再次前往廣州去接他生病的兄弟。一五五六年，Gaspar da Gruz神父前往廣州並在那裡逗留了一個月。他在《中國物產故事》一書中描述了廣州主要街道兩旁的出售各式各樣商品的小店鋪。他還留意到並非所有的瓷器都可以拿來出售，那些紅、綠及金色的瓷器是達官貴人們專用的，而黃色則專爲皇帝製造的。在一五六二年的Trento會議期間，布拉卡大主敎D.Frei Barlomeu dos Mártires說：“在葡國，我們擁有比黃金和白銀更有價値的東西——瓷器。我希望所有的王子們都購買這種東西，而不再使用銀器。這種瓷器來自印度，但產於中國。它精美光潔，象玻璃和石膏一樣美麗。他們用藍花裝飾瓷器，其圖案如靑雲一般。當然瓷器容易破碎，但卻十分便宜。”當時瓷器在葡國非常流行，以至於布拉卡大主敎在一五六三年寫給敎皇的信中談到“在葡國有一種瓷製的餐具，它們精美與純潔，遠勝於銀具。上流社會的人士對它們都非常中意，以至他們完全放棄了銀器，在餐桌上非瓷器不用。”(16)在嘉靖年間曾出現過一些帶把的餐具，至今還有一些流傳了下來。其中有的印有Peixoto家族的徽章，另外一套印有Melo或Almeida家族的徽章，還有一隻盤子上印有葡國在印度的總督Matias de Albuquerque的徽章，他於一六零九年逝世。在霍爾木兹還出土了一隻盤子的碎片，據查是Matias de Albuquerque的一套官式餐具的一部份，當時他還是印度總督，於一五九一年訂造(17)。在一五八零年時，里斯本有幾間出售中國瓷器的商店，據旅行家Tron和Lipporni的記載，當時在新馬路可以買到普通的瓷器製品，在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和法國亨利四世統治期間，瓷器只有在舉行宮庭宴會時才使用。但當時葡國的商人在巴黎的Saint Germain和Saint Laurent集市出售各式各樣的外國商品，其中也包括瓷器。
到達日本
葡萄牙人在一五四三年這一黃金年到達日本，又稱Nippon，意爲“日出之國”，而賈梅士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則稱之爲“出品細銀之國”。
到達日本非事前決定，純屬偶然。一五四二年António de Mota，Francisco Zeimoto和António Peixote三位商人乘中國帆船從暹羅出發駛向中國，因無法在廣州靠岸，便繼續北上到了福建的泉州，在中國官員的合作下進行海上貿易，然後重新出海，一五四三年帆船被大風吹到了種子島。
到達Dai Nippon(大日本)時，日本正處於戰爭時期(戰國年代)，中國禁止同日本通商，於是葡萄牙人作爲中間商帶去了很多商品，澳門便成了遠東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所有同日本和中國的交易都是通過澳門進行的。廣州是中國的商業港口，長崎則是日本的商業港口。於是，“基督與香料”的活動變爲“基督與白銀”。商業航船變成“白銀之船”。如果說果阿是“金城”，澳門便是“銀城”，至今澳門還有一條銀和里。
商船
即商業航船，可能船體是黑色之故，日本人稱之爲Kuroforé(黑船)，此外它將白銀從日本運到澳門，故又稱“白銀之船”。
這是一種八百到二千噸位的大船，裝備良好用以對付荷蘭海盜。這艘船從里斯本出發，只在東非的莫桑比克、桑給巴子或蒙巴沙三個港口之一停泊，裝走許多象牙、犀牛角及奴隸，這些奴隸在果阿被高價出售。在印度搜集棉織品準備用來換取香料；在錫蘭，搜集五香粉和寶石；到馬六甲後，這些商品換成了楜桃、荷蘭石竹及馬六甲檀木；然後由澳門帶到廣州。從一五八零年開始，廣州每年冬夏開辦兩次交易會，這些商品從交易會上換回絲綢和瓷器。
Carletti說：“當商船船長從果阿到達澳門，在其停留期間此地由他掌管，同日本人的交易亦由他進行。”Carletti寫到：“這一特權只授給船長一人，其他人沒有。那一年，準備了一條船，裝上日本城市居民訂購的商品去日本，那些商品都是從廣州每年兩次的交易會上買的。買來的商品每年九月、十月運往東印度，四月、五月運往日本。運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生絲，每次運去六萬到八萬磅，每單位重二十安士，叫作‘斤’(18)，此外還運去大量的各式各樣的空瓷瓶及大量鉛，每一百磅價値三個士姑度；還有白銀、鉛丹以及大量的麝香，所有此地居民消費的東西；另外也運去很多其他商品，如藥品、各式各樣質地較粗糙的瓷盤等。……船八個月後才返回澳門，即六月份離開中國，第二年三月份返回，但通常當年十月份便回來，以便在當月廣州交易會(19)後，讓運貨去日本的船再去東印度。在廣州，日本的白銀換成了絲綢與瓷器，可賺取四到十倍的利潤。絲綢主要運往印度、中東和歐洲市場，其它商品，如花瓶、瓷盤則準備在ChamPa、暹羅，文華和印度尼西亞的港口進行交易。更精細的則通過霍爾木兹市場運到印度和波斯，還有一部份運到了東非，但最上好的則是運往里斯本市場”。
近些年的考古挖掘中，在印度尼西亞發現了許多中國陶器，在馬來西亞Jonhor河岸出土了大量的靑花瓷，在Isfahan的Chehel Sotun發現了一個一五五二年有葡萄牙圖案的白瓷花瓶。在Gedi也發現了瓷器；在離Maliadi不遠的Manbassa附近的Mambrui墓塚中出土了一個嵌有靑花瓷的柱子。
一七一七年至一七二二年間，康熙下令禁止同海外通商。由於中國人不能去國外，外國人又不能到中國，澳門便成爲中國與印度，包括印度尼西亞之間通商的必經之地。爲此，荷蘭人遭受到巨大的打擊，他們在Batavia以主要的商品楜椒、五香粉、麻、鋁、檀木等從中國換回瓷器、絲綢和茶葉，茶葉在中國和日本種植，同瓷器一同出口到歐洲，荷蘭人曾試圖在瓜哇種植茶葉，結果失敗。
Ljungstedt曾說：“一六八五年，康熙皇帝曾將其遼闊疆土上的港口向所有國家開放，並允許其國民進行自由貿易。這一反傳統的作法令那些謹小愼微的人士深感不安。官居少將的孫平樂(譯音)曾上奏，將歐洲人形容成思想不安和婪貪之人，而那些從國外冒險回來的中國人愛國之心有問題，他們壟斷了大量的國家糧食，而且自由貿易充滿了危險。由於衙門提供的這些不確切的消息，康熙在其在位的第五十六年十一月初十(一七一七年)下令禁止國民同海外聯繫(同澳門毗鄰的香山縣政府亦把這一旨令延伸至澳門)。
一七一八年，在耶穌會會員José Pereira的資助下，一代表團訪問廣州，兩廣副總督當即允許他們可以在中國南方海域航行，於是當年就有船隻被派往馬尼拉和Batavia。
在這前一年，在兩廣總督的建議下，康熙帝批准將澳門建成對外貿易的自由王國，澳門應收所有的進口稅，但這一建議被市政議會拒絕了”(20)。
如同Ljungstedt的錯誤理解，澳門好像應該接受這一優惠，使之成爲海外貿易的中心，但市政議會拒絕了，因爲其條件是中國而不是葡國對澳門進行監察並對外國商品徵收關稅。
由於中國人不能去國外，一七一七年的法令使澳門擺脫了貧窮，生活水平同與日本進行海上貿易的黃金時期差不多。
明朝時期的瓷器
這個朝代的開國皇帝是洪武帝，生於一三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一三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稱帝，崩於一三九零年六月二十四日；最後一位皇帝是Yung－li(原文如此，應誤——譯者注)，一六四七年二月五日至一六六一年在位。
葡萄牙人到達中國時正値正德年間(一五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五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由於日本海盜(倭寇)的進犯，這一時期禁止同海外通航，這樣對葡萄牙人十分有利，他們成爲中國與國外，特別是日本進行交易的中間商。出口的瓷器主要是靑花瓷，蘭色是明宮中流行的顏色，所以得以高度完善。這種瓷器主要產於宣德(一四二六年二月八日至一四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和成化(一四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一四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年間。宣德年間的靑花瓷是最漂亮的，瓷器上的圖案裝飾有龍、魚、水生植物、牡丹、蓮花及雲彩，還有佛敎標誌象徵和人物。葡萄牙人到達中國的正德年間(一五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五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出口歐洲的瓷器還有兒童嬉戲圖和阿拉伯、波斯圖案。嘉靖皇帝(一五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一五六七年二月八日)是道敎的忠實信徒，下令描上道敎的象徵性人物，比如：壽星和八仙。(21)
這一朝代末，私人作坊的畫匠已不再燒製朝庭官方的圖案，而開始運用書籍插圖作樣版，這種自然主義流派主要出現在改朝換代的過渡時期(一六二零——一六八二年)。淸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的瓷器達到了至臻完善的時期，康熙特別是乾隆皇帝完善了宋、明瓷器，其膺品同眞品極爲相似，難辨眞假。景德鎭瓷器因訂貨頗多，產量大大增加。
十八世紀靑花瓷讓位給玫瑰紅釉瓷，這種瓷器也超過了十七世紀後二十年代十分普遍的靑瓷，很快征服了中國和歐洲市場。
到了十八世紀，原來那些細膩、出名、引人的變化多端的圖案和色彩亦失去了新鮮感和吸引力。
淸朝瓷器的圖案裝飾分爲中式和洋式兩種，後一種也有前一種的內容。在王朝交替時期、康熙年代及十八世紀可以見到出自宗敎故事、神話、典故的古代英雄形象，皇帝高官審案的情景。乾隆年間，圖案裝飾以龍爲主，以純銅爲材料，還有纖細窈窕的中國女子單獨或同孩童一起戲鳥戲蝶，以及花卉、動物、愛情詩和儀器等。在形式上，淸初承襲了明朝的模式，但到了十八世紀更爲高貴、優雅、有形有款。靑花瓷在康熙年間達到頂峰，主要用來出口歐洲。圖案裝飾有人物、花樹景色等，比明朝更爲細膩。其他常見的圖案有：一位滿族男士騎馬同妻子一起獵兔，八仙騰雲駕霧奔向長滿靈芝(可令人長壽的菌類植物)的蓬萊仙島。(22)康熙年間，盤子和碟子上也都有樹木、灌木、花卉等圖案，其他的圖案有：長滿水草的河流、室內景物，佛敎標誌象徵和花卉。康熙末年及繼其後的雍正、乾隆年間，在皇室控制下生產了高貴的瓷器，後兩個年代出口的瓷器同康熙年間的相比，圖案相似但卻比較沉重低檔。
雍正年間的玫瑰紅釉瓷質量上乘，但一七四零年後卻失去了先前的新穎和高雅。乾隆帝十分愛好玫瑰紅釉瓷，特別是燒有雄雞圖的，並曾爲此賦詩一首。
歐洲對中國的瓷器也有影響，中國人很喜歡歐洲的鐘表和徽章。乾隆帝收到的禮物曾有一套S'evres瓷餐具。耶穌會會員Gherardini，Attiret，特別是大畫家Castiglione對中國藝術影響很大，據說Castiglione還在瓷器上作畫。
黑瓷屬康熙年間的最好。十七世紀，特別是十八世紀出現的周邊呈多邊形的圓盤子，葡文稱作“Cuspidor”(痰盅)，由中國出口至歐洲，有些用藍釉、白釉進行裝飾，從雍正年間開始改用玫瑰紅釉瓷。
葡國使者描述的瓷器的製造
一五五六年，Frei Gaspar da Cruz神父第一個到達廣州並見到瓷器，據他所說是用印度常見的普通泥土製造的，分爲粗細兩種，有些因爲顏色是紅、綠、金、黃，只有高官貴人才可以使用，不得出售，其中少數偶有售賣，但都是暗中交易。
沒到過中國的葡萄牙人對瓷器的產地和材料衆說紛雲，Cruz神父認爲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得到正確的消息造成的，最好是依據親眼目睹過瓷器製造過程的人的眞實說法告訴人們瓷器是用甚麼材料製造而成。
製造瓷器的基本材料是一種白色鬆軟的岩石，也有紅色的，但都較粗糙、堅硬。這些材料經磨碎後放入石桶中，注滿淸水，那些漂在水面的細沫用來製造細瓷，最下面的製成粗瓷，供最貧窮的中國人使用。
瓷器及其他餐具製造過程中，首先製造胚土，然後鑄形，在陽光下乾燥，接着繪上喜愛的圖案，待釉彩乾燥後便送入爐中燒製。(23)
曾德昭神父在描述江西省時說：“這個省因其宏偉的樓閣更因其瓷器而聞名，事實上僅僅有一種瓷器且只產於一個鎭(景德鎭)上，但卻遍佈全國、全球。這個鎭沒有製造瓷器的胚土，由其他地方運來，但卻有水，正是因爲這種水才得以製造出完美的瓷器，如使用其他地方的水，就不會製造出如此光彩奪目的瓷器……只是很簡單地用普通泥土製造，質地卻純正、上乘，製作用的時間和方法同我們製陶罐一樣，只不過更加細緻、嚴謹。塗的藍色釉彩是常見的靛藍色，也有紅色的，爲皇帝製造的則用黃色。”(24)
Frei José de Jesus Maria神父一七四二年至一七四五年在澳門居住，他說：“江西江南兩省出品優質的瓷器，後者擁有胚土，前者擁有技能，那裡的居民人人都是能工巧匠，還有專門用來製造這種瓷器的水；水由此運到另外一個省，經過加工，上釉，最後燒製後完成一件瓷器，然後再運到廣東省、外國商船往來交易的主要港口。”(25)
(1)Gaspar Correā∶《印度神話故事》第一冊。
(2)“Bendara”是當時在馬六甲僅次於蘇丹的職位，此詞大約源自“bhândârika”，其義爲“司庫”。Albu—querque在馬六甲保留了當時的名銜和職位(參閱Luis Filipe F.Reis Thomas博士所著《Nina Chatu與葡國人在馬六甲的貿易》一書。)
(3)《葡國國立檔案館資料選編》，里斯本一八九二年出版，第225頁。
(4)這四人是Pero Salgado，Tomé Pires，Garcia Chaim和Pero Pessoa。
(5)應是“do bendara Nina Chatu”，當時是葡國商人的合伙人。一五一四年二月六日唐·曼努埃爾任命Nina Chatn爲馬六甲所有非天主敎徒的居民的總督。
(6)《Affonso de Albuquerque書信集》第三冊第90頁
(7)Castanheda《發現及佔領史》第二冊，第四編，第二十七章，第422頁。
(8)Gaspar Correia《印度神話故事》第二冊，第473頁。
(9)“Tamão，Tamon或Tamany”是從廣東話“Tôn—Mun”來的，北京話的發音爲“Tuan Man或T’van Man”葡國人稱它爲“貿易之島”。
(11)當時名叫“Abreu”的很多，其中的一位是António de Abreu，他是Afonso de Albuquerque船隊的一名船長，參加了一五一一年奪取馬六甲的戰役，之後隨同João Serrão去尋找印度尼西亞的島嶼，後又返回馬六甲。
(12)參閱Luis Reis Santos所寫的《Jorge Álvares的中國瓷瓶》一文，此文刊於葡國美術學院出版的《美術》雜誌一九六二年第十八期第59－69頁。
(13)“Carraca”一詞在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中爲“Caracca”，在英語中爲“Carrak”，來自阿拉伯語“Caraquir”一詞，意思爲“進行貿易的船”，此外阿拉伯語中還有一個相近的詞“harraca”，意思爲“小船”。
(14)《航海大發現》，第233－400頁。
(15)文德泉神父所著《澳門及其主敎區》第一冊，第63及64頁。
(16)《航海大發現》第74頁。
(17)《航海大發現》第244頁。
(18)Cate∶即Catty，Katty或Kati，約1又1/3磅，100Cate合1“Pico”。一六三零年，PeterMundy在澳門說：“這裡使用兩種Cate，一種合16両或20又1/2安士，另一種合18両，或23安士，所有的絲綢都用這種重量單位。一兩合10錢或100分“(見Boxer《來自Amacan的大船》，里斯本，1959，第340頁)。
(19)文德泉神父：《賈梅士學會會刊》第十一期第二、三號，《澳門幾世紀》。
(20)文德泉神父：《十八世紀的澳門》第l85—186頁。
(21)長壽：(壽——長命)其象徵形象爲一禿發長鬚老人。八仙爲：1.漢鍾離：持扇，配長劍，2.呂洞賓：配長劍，3.鐵拐李：持鐵拐帶葫蘆的乞丐，4.曹國舅：持竹板，是藝人的保護神，5.藍采和：表現爲男性或女性，持鋤頭和花藍，6.張果老：騎白騾，手持漁鼓(由一根竹管和兩根細棍構成的樂器)，8.何仙姑：婚姻之神，手持蓮花。八仙，神仙或近似神，周遊世界、拯救人類。
(22)推側這些島嶼在江蘇省沿海上。
(23)GaspardaGuz神父：《中國物產硏究》。
(24)曾德昭神父：《大中華帝國》第44－45頁。
(25)Frei Jos'e de Jesus Maria《中國與日本的亞洲》第Ⅲ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