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中國近代國際關係知識之引進

譚志強

　　Abstract:For hundreds of year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fali of the Qing Dynasty, Macau played ah intermediary role in East-West cultural interflows. This Iong process, sustained by a trading system based on paying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witnesses two stages. The first was marked by the great works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entering China via Macau, including Matteo Ricci’s “Atlas & Geography of the World”, Julius Aleni’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and other writing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second　stage was highlighted by the completion of Xie Qinggao’s “Seafaring Chronicles of the World” (1821) and Wei Yuan’s voluminous “Records of World’s Sea Powers”(1852). This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not only brought home to China world geograph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ives of wide spectrum of peoples living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but also touched on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es, foreign policies,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and even norms gui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Macau’s position declined following the　withdrawal of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自明末以來，澳門長期地在朝貢貿易制度下，扮演了一個東西文化交流中介者的角色。自明末到淸末，通過澳門引進中國的國際關係知識過程，可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經澳門入華的天主敎傳敎士著述爲主，其中包括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等層次比較低的一般(自然與人文)地理知識。這個階段至康熙禁敎(一七○七)後一度中絕。第二個階段自澳門通譯謝淸高的《海錄》成書(一八二一)至魏源增廣《海國圖志》百卷本刊行(一八五二)爲止。這個階段引進中國的國際關係知識比較全面深入，不但涉及一般的地理、貿易與人民生活層面，更對世界各國歷史，對外政策以及各國間的矛盾衝突，甚至各國交往的規範(國際法)都有介紹。澳門在這段期間扮演了一個引進外國知識的重要基地。不過，越過了這個顚峰後，缺乏朝貢貿易制度支持的澳門，其引進新知的地位很快便在種種打擊下沒落了。
　　自明末以來，通過澳門這個天主敎前線基地，西方傳敎士爲中華帝國輸入不少當時歐洲最先進的知識，包括天文學、幾何學、算學、測量學、建築學、物理學、醫學、軍事學、地理學、製圖學等。這些西洋科學的結晶，包括西方樂器、鐘錶、地圖、渾天星球、地平日晷、遠窺鏡、噴水池、西洋樓、火炮、西洋畫，更吸引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注意。然而，除了天文學之外，其他的學問似乎都沒有在中國知識階層中生根，當中國禮儀問題被羅馬敎庭以不妥協態度頒發禁止中國敎徒拜祖祭天的禁令(一七○四)，康熙皇帝亦還以顏色驅逐敎宗特使多羅(Co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mon)主敎(一七○七)並最後全面禁止天主敎後，(11)這些學問也就似乎失去了蹤影，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才重新有機會爲中國知識分子所知。這些被統稱爲“西學”的知識及其對中國發生的總體性影響，前人已多有論述，本文並不擬叙述太多，只想就其中有關國際關係(2)的知識(包括世界地理與西洋歷史，國際法)的幾個與澳門比較相關的個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並試圖對它們的產生或不產生影響作一些初步的解釋。

一、澳門與西洋傳教士入華


　　從澳門這個城市建立之初，它便成爲羅馬公敎(又稱天主敎、舊敎)向中國內地派遺傳敎士的基地。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i)，羅明堅(Michel Ruggieri)與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確定下來的傳敎原則：學習華語，遵行華俗，然而才俟機傳敎，也一直爲耶穌會士所遵守。聖保祿學院(St.Paul College)則成爲訓練各修會傳敎士的中心。在利瑪竇入華至康熙禁敎的一百多年之間，天主敎通過澳門這個前線基地，帶來了許多當時中國人前所未見的器物與知識。就知識而言，金尼閣(Nicolaus Trigualt)在歐洲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募捐而來的七千多部西書，於一六二○年(明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運抵澳門，再轉入中國內地，更是不管在質與量上都遠超玄奘的文化事業。(3)而這些文化交流事業，都是在澳門葡萄牙商人的大力贊助之下，才有可能可能達成的。利瑪竇在他的自傳《中國札記》，就毫不諱言地交代了他們這些第一批入華耶穌會士，在澳門所獲得的支援。(4)澳門不但爲耶穌會士提供了傳敎所需要的經費、書籍、聖餐用酒，甚至敎袍等物資，還爲這些獻身中國傳道事業的敎士們傳來家鄉的消息(書信)，讓他們的靈魂在遠離故鄉之後能得到稍稍的安慰。(5)
　　康熙、雍正禁敎後，澳門又成爲中國遣返傳敎士的地點。但是，有辦法的傳敎士都會設法潛回內地，冒着殺頭絞首的危機繼續他們的神聖事業。而且，這些事業都是有歐洲各國修會在背後支持的。譬如說，耶穌會(包括法國、葡萄牙)、法國遣使會、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西班牙道明會、羅馬敎庭傳信部，都在澳門設有“代辦處”(6)，繼續其中國傳敎工作，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解禁爲止。與此同時，有關世界地理、西洋歷史與國際公法的知識，就通過澳門支持的這些天主敎傳士陸續輸入中國內地。

二、利瑪竇與《坤興萬國全圖》


　　中國朝野歷代都相當重視地理，尤其是有關‘職方’與‘風俗’的知識。自《尙書·禹貢》、《周禮·職方》、《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以來，有關中國疆域及域外知識的書籍，實在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然而，由於航海技術及陸上旅行所碰到的困難，中國在古代尙未能得到充分的解決，邁出中國疆域以外的地理知識，包括書籍與地圖，唐宋之前仍是相當有限的。
　　從現在面世的一些中國古代地圖所知，進入唐代之後，由於與海外(主要是南洋、西域)的交通日盛，中國對本身及其周邊國家的知識已經相當發達，如根據唐賈耽《海內華夷圖》有關中國部分所描繪的，編制於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西元一一一七至一一二五年)之間的“華夷圖”，就已經相當準確地描繪出中國疆域的方位。(7)宋朱彧《萍洲可談》，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汪大淵《島夷誌略》，進展至將地理知識推至印度半島。至明代鞏珍《西洋番國志》、費信《星搓勝覽》、馬歡《瀛繼勝覽》及《鄭和航海圖》(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等面世，更將地理知識推至阿拉伯半島與東非。然而，永樂後海禁日嚴，在西洋傳敎士入華之前，巴勒斯坦以西的地中海沿岸乃至整個歐洲，與東非以外的非洲，仍未爲中國人所知曉，更毋論遠隔大西洋的南北美洲及南極洲了。
　　當以葡萄牙爲先鋒的西歐諸國紛紛派遣航海家展開“大發現”(Great Discovery)時代的冒險時，大明帝國仍在北京做她的“萬方來朝”的美夢，對域外的知識(包括東洋、西洋)一直滯留於三寶大監(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並不知道拂箖(當時中國人對東羅馬的含混稱呼)以外，尙有其他西洋諸國。
　　這種停滯延續了近二百年之久，一直到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利瑪竇在肇慶向中國知識分子展示出第一幅世界地圖爲止。
　　一五八四年(明萬曆十二年)，當利瑪竇在肇慶建造起一座敎堂後，接待室裡掛着一幅用歐洲文字標注的世界全圖，參觀者都希望看到一幅用中文標注的世界地圖，於是，在當地知府王泮的鼓勵下，利瑪竇便以奧代理烏斯(Abraham Ortelius)著的《地球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附圖爲底本，製造了比原圖比例爲大，從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寫比歐洲文字爲大的中國字的《山海輿地全圖》。(8)
　　根據洪煨蓮的考據，利瑪竇所製作的世界地圖版本計有∶(9)


　　換言之，即有史可查的至少有十二個版本，其他私下翻刻或上石的，未爲利瑪竇或同時代人士叙及，更無法可查，由此可見當時這幅前所未見的世界地圖，對一直以爲中國即天下的知識分子的重視。
　　就地圖學而言，利瑪竇地圖的貢獻至少包括：(一)測量經緯度，把經緯度首次引入中國地圖學；(二)首次將地球以赤道爲中心劃分成五帶；(三)將中國人過去的地理知識大大擴充到歐洲、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四)確定了不少外國地名的譯名，如亞細亞洲、歐羅巴洲、大西洋、地中海等。(10)
　　不過，這幅地圖對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影響似乎還在心智結構，因爲到此刻大家才知道“中國”(Middle Kingdom)不是位在世界的中央，而是位於東方一角——這完全顚倒了中國人固有的，以爲中國即天下，以中國爲世界中心的世界秩序(世界觀)。(11)後來利瑪竇爲了傳敎方便，怕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接受，遂“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出現在中央”，繪成中文世界地圖，以符合中國人的想法。(12)
　　這幅地圖解決了當時在肇慶欠債累累的耶穌會傳敎士的不少困窘。地圖完成後不久，到澳門籌款的羅明堅神父，也因至日本貿易的商船終於返航澳門，在葡萄牙人的慷慨施捨後償債務，在肇慶立定了腳跟。(13)
　　後來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於一六七四年(淸康熙十三年)刊行《坤興全圖》；同年又撰寫《坤輿圖說》兩卷，後被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之中。(14)而有關當時印度經中亞到中國的空白及“契丹”(Cathay)之謎，則由葡萄牙籍耶穌會士鄂本篤(Beniditus de Goes)所塡補與破解。(15)

三、艾儒略與《職方外紀》


　　一六一○年(明萬曆三十八年)抵達澳門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 －1649)，在澳門居住了兩年後北上傳道。一六二三年(明天啓三年)，他根據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is)的遺稿，增補材料，寫成了第一部以中文編撰的世界人文地理：《職方外紀》。(16)這本書除艾儒略有自序外，還有李之藻、楊廷筠、瞿式穀、許胥臣等人作序。修訂發行者則是明末中國敎會開敎三大柱石之一的楊廷筠。
　　《職方外紀》的內容取自龐迪我、熊三拔二氏奉萬曆皇帝之命，將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在宮中講解之詞，所記之事，皆爲中國境外的異域風土物產。卷首爲萬國全圖、五大洲總圖。卷一爲亞細亞總說及分說十三則；卷二有歐邏巴圖，歐邏巴總說及分說十二則；卷三有利未亞(按：指非洲)圖、利未亞總說及分說十三則；卷四有亞墨利加(按：指美洲)圖：亞墨利加總說及分說十五則，與墨瓦蠟泥加(按：指南極洲)；卷五爲四海總說，有海名、海島、海峽、海產、海舶、海道等。除了當時歐洲人尙未發現的澳洲(大洋洲)之外，實在已詳洋細細的介紹了當時世人所能知道的世界地理知識。
　　這本書介紹得最詳細的還是歐邏巴洲，出產、風俗、飲食、屋宇、工業、車馬、敎育、圖書館、宗敎、慈善事業、賦稅、訴訟、兵制、無不述及，尤以敎育最詳。它也是首次介紹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書中譯爲閣龍)發現美洲給中國人的著作。
　　如果說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給中國知識分子的衝擊已經可觀，《職方外紀》所詳細介紹的世界地理，則更是平地驚雷，可謂駭人聽聞。故一時版本之多，爲他書少見。(17)
　　由於《職方外紀》是取自龐迪我、(18)熊三拔遺稿，而龐迪我、熊三拔均於一六一六年(萬曆四十四年)因沈榷發起的“南京敎案”，自北京逐回澳門。龐氏歿於一六一八年，熊氏則歿於一六二零年，故二人遺稿部分內容撰述於澳門亦不無可能。
　　除《職方外紀》外，艾儒略後來又著《西方答問》二卷，刻於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這本書比較言簡意賅地介紹了西國的風土人情，由同會陽瑪諾(Emmanuel Diaz)、伏若望(Joannes Froez)、羅雅谷(Jacobus Rho)校訂，値會陽瑪諾批准。前面還有樵川米嘉穗寫的序，並經晉江蔣德璟審閱。(19)
　　後來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與南懷仁，將此書簡括成《御覽西方要記》，於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條答皇帝詢問西洋國土風俗之事。(20)
　　然而，隨着淸聖祖、世宗、高宗三朝的禁敎，這些通過天主敎傳敎士入華的世界地理與歷史知識，不但沒有得到補充與修正，還日有訛傳扭曲。至乾隆編修四庫全書時，即使博學如紀曉嵐也稱“所述之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套飾”，(21)由此可見，西洋敎士傳入中國的世界知識已幾乎隨之而滅。不過，在沉睡了一百多年後，當洶湧的西潮於十九世紀初不斷拍擊着緊鎖着的中國大門，並終於在英國人的堅船利炮將之轟開之際，令中國人重新認識世界的幾個主要來源，統統都與澳門直接有關。它們就是在澳門筆錄成書的謝淸高《海錄》(22)，林則徐編輯的《澳門月報》、《華事夷言》、《貿易通志》及《淸達爾各國律例》，魏源的《海國圖志》，與《海國圖志》的主要取材來源——瑪吉士輯譯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

四、謝清高與《海錄》


　　一八二零年(淸嘉慶二十五年)，廣東嘉應州(今稱梅州、梅縣)舉人楊炳南與李秋田遊歷澳門，碰到一位已經雙目失明、在澳門當通譯(23)的同鄕謝淸高，大家傾談之後，發覺這位可能目不識丁的的小商人，竟然曾依附在葡萄牙商船上遍歷海上諸國，對世界各地風俗物產，擁有“自古浮海者所未有”的認識。於是楊炳南在謝淸高口述、他筆錄成書的情况下，完成了《海錄》這一本應該成書於一八二零年左右，在當時仍爲絕大多數中國人“無可徵驗”的奇書。(24)
　　《海錄》這本書本來並無分類，只有九十五則，次第記錄了謝淸高所述的在九十五個國家與地區見聞。後來《海山仙館叢書》本將它分爲“西南海”、“南海”、“西北海”三章。其中“西北海”自大西洋至開於條，是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總稱，亦即以前中國人未曾涉足的區域。在這一部份中，歐美的重要國家葡萄牙(大西洋)、西班牙(大呂宋)、法國(佛郎機)、荷蘭(荷囒)、比利時(亞哩披華國)、丹麥(單鷹國)、普魯士(埔魯寫國)、英國(咭唎國)、瑞典(綏亦咕國)、挪威(盈黎嗎喙咖國)、美國(哩干國)、巴西(亞哩隔國)均一一介紹，尤以葡萄牙、英國、美國、巴西介紹得最爲詳細，於西方貿易、工業、人民生活記載亦頗爲着重，與以前傳敎士的著作大有不同。因此，在有識之士已對淸朝鎖國政策不滿的情况下，此書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廣爲閩、粵一帶關心外國事務的讀書人注意。林則徐抵廣州後，馬上便注意到《海錄》這本書，稱其“所載外國事頗爲精密”，並在“查明外國船員騙華民出國情形摺”中引用了《海錄》的材料。後來魏源編輯《海國圖志》，徐繼畬編寫《瀛環誌略》，也都參考過這本書。鴉片戰爭之後，關心外國更成爲民族生存的急務，《海錄》翻刻的次數更多，至少有“域外叢書”本(一八四二)、“舟車所至”本(一八四三)、“海山仙館叢書”本(一八四七)、呂調陽重刊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及謝淸高族弟謝雲龍重刊的光緒七年本(一八八一)。
　　這種盛况當然遠非成書稿後不久便於一八二一年猝死於澳門的謝淸高所能想像，但他希望“平生閱歷得藉以傳，死且不朽”的願望，倒是眞正達到了。只是謝淸高晚年在澳門雖小有產業，仍不負遭受“夷人”欺凌。方豪神父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在葡京里斯本“東坡塔檔案館”(Arquivo Nacional de Torre do Tombo)發現了一份嘉慶十一年(一八○六)八月初三日，香山縣左堂吳批覆謝淸高與葡人訴訟的文獻：
　　“現據嘉應州民謝淸高稟稱：切蟻來澳祖賃澳夷哆呢吵舖一間，土名桔仔圍，遞年租銀七員餘，向納無異，曾與吵姪哆呢交易，前後共欠番銀一百五十員，屢取延搪。不幸雙目遂瞽，伊愿遞年供息二分，迨後息又不淸，即將伊自己紅窗門舖一間，寫蟻收租作息，遞出租銀二十四員，現有夷目番紙可據。誰料伊叔吵將舖租把抗，不交蟻收；遂投夷目及通字、地保理處。吵說：將蟻住伊舖租銀扣抵。蟻無奈，允從，遂將兩載舖租抵扣番銀十五員半。詎吵復串夷目，以欠租等事稟奉差追蟻，經如數繳足在案。忖思蟻抵扣夷人兩載之租，業已繳淸，夷人欠蟻血本，豈無完賞(當寫倘之誤)？勢得稟叩爺堦，乞飾(當爲飭之誤)催還歸本等情到廳。據此，合諭查追。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立即查明哆呢如果與民人謝淸高交易，少欠番銀一百五十員，刻日照數淸還，毋得飭詞推搪；該夷目亦不得偏狗干咎，毋違，特諭!嘉慶十一年八月初三日諭。”(25)
　　這段資料或許能稱許令大家多了解一點謝淸高這位“走向世界”先驅在澳門的晚年遭遇。
　　但是，不管如何，《海錄》始終是一個在葡萄牙船上工作的澳門中國居民，根據他的親身經歷而在澳門成書的著作，與澳門的關係比意大利籍神父利瑪竇、艾儒略不是在澳門完成的世界地圖與《職方外記》，是深刻得多了。

五、林則徐的《澳門月報》與《各國律例》


　　以禁煙爲任務而不幸最終調官的林則徐在廣州(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的兩年內，最與當時昧於外情且又妄自專大的淸庭官員不同的是他重視“夷情”，且敢於“向西方學習”。
　　他於一八三九年三月到任廣州後不久，便聘用了梁秩、袁德輝等通曉外語與外國情况的翻譯，透過澳門這個對外的窗口，搜集了不少資料，令他對當時中外情勢，擁有比當時一般士大夫更深刻的認識。
　　這些翻譯得來的資料，至少計有：
　　(一)《四洲志》：一卷，譯自英人慕萊(Hugh Marray)所著的《地理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1836)
　　(二)《華事夷言》：一卷，譯自英人德庇時(亦即香港第二任總督Sir John Francis David)所著的《中國人》(Chinese：A Ger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1836)
　　(三)《各國律例》(部分內容)：一卷，譯自瑞士人滑達爾(Emeric de Vattel)所著的《萬國公法》(Le droit de nations，1758)
　　(四)《澳門新聞紙》：取材自英國人所辦的《廣州周報》(Canton Press)，《廣州記事報》(Canton Register)等多份外國報紙。
　　(五)《澳門月報》：除與澳門新聞紙相同來源外，尚有取材自《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林則徐翻譯這些資料，以及運用這些資料以應付外國的態度，可說是影響深遠。自中國接受近代西洋國際關係的思想發展來看，林則徐實在是中國吸收近代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第一人。
　　首先是國際法方面。一八三九年，林則徐在袁德輝建議下，委託美國醫生伯駕(Peter　Parker)翻譯了瑞士人滑達爾《萬國公法》中有關戰爭、封鎖、扣船的部分。這些翻譯回來的法律，顯然對林則徐後來的對外交涉行動頗有影響，譬如說他去函英國女王要求禁止英人再運鴉片來華，便似乎頗受其中“欲與外國人爭論，先投告對頭之王或有大權之官，設或都不申理，可奔回本國稟求本國王保護”這段譯文的影響。(26)
　　這些對西洋律例的認識，後來便被魏源收入了不久後出版的《海國圖志》《夷情備案》之中。不過，很可惜的是，滑達爾的著作一直沒全部譯出來。(27)要到二十多年後，淸廷才於一八六四年，應北京同文館總敎習丁韙良(William A.P.Martin)及美國駐華公使華德(John E.Ward)之請，將另一本著作亦即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全譯，題名《萬國公法》刊行。(28)
　　其次是國際政治，亦即世界各國之間的合蹤連橫關係方面，《四洲志》、《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華事夷言》、《貿易通志》等資料，後來也大多收入《海國圖志》之中。這些資料不但初步槪括了中國當時要面對的世界各國情况，點出了“西洋以商爲國，攻心計之工，如賈三倍”(29)的現實，也反映了當時外國人對中國“水師無用”，“不善調度”的認識。(30)只可惜的是，當時仍昧於世界大勢的大多數中國人，並沒馬上醒覺過來。
　　一八四一年六月，被革職發配新疆途中的林則徐，行經江蘇京口(今鎭江市)。他的好友魏源(31)特別迎晤他於此地，兩人暢談終日，對榻而憩，權愁交果，感慨時事。本來應該負責抵抗外夷任族的林則徐，至此便將介紹夷情，解畫時務的責任交給了魏源，將他在澳門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等資料，以及粵東奏稿，並在浙東時搜集的砲船模型付與魏源，並吩咐他仿照《四洲志》體例，撰寫《海國圖志》(32)這一本影響深遠，“爲以夷攻夷而作，爲以夷款夷而作，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33)的巨著。總之，林則徐蒐集到的這些國際關係資料，與澳門的關係是分不開的。

六、《海國圖志》與地理備考之關係


　　魏源的《海國圖志》自面世以來，便爲中國有識之士所重視，與徐繼畬的《瀛環誌略》齊名。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當時的淸庭仍然不脫妄自專大之氣，現實上對中國的影響不大，反而最大的知音是在日本。(34)有關《海國圖志》的硏究，至今已經可說車載斗量，(35)本文不再多加論述。我們重視的是魏源本人以及《海國圖志》與澳門的關係。
　　如上文所述，《海國圖志》最早的參考資料，即是林則徐在澳門蒐集回來的資料，其體例也仿自《四洲志》。然而，少爲學者所知的是，在《海國圖志》不斷擴大篇幅的同時，大西洋人瑪吉士於一八四七年(道光廿七年)輯譯的《新釋地理備考全書》，(簡稱《地理備考》)，最後成了他增廣內容的主要來源。
　　《海國圖志》前後有三個版本。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魏源接受林則徐委託後，至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撰成的五十卷本，在揚州出版。這是第一個版本。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原五十卷本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六十卷本，在揚州出版。這是第二個版本。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再在六十卷本上增補四十卷的一百卷本，在高郵出版。這是第三個版本。(36)
　　在第三個版本中，魏源引用《地理備考》的資料達十二萬字，比《四洲志》字數還要多，爲所引書籍一四三種中之最。爲甚麼魏源會如此重視此書呢？《海國圖志後叙》中，他說：“近唯得布路國(即葡萄牙)人瑪吉士之地理備考，與美里哥國(即美國)人高理文(即裨治文牧師(Elijad C.Bridgman)之合省國志，皆以彼國文人，留心邱索，綱舉目張。而地理備考之歐羅巴總記上下二篇，尤爲宏偉，直可擴萬古之心胸。”(37)
　　在“瑪吉士地理備考叙”中，他稱說如瑪吉士這樣的西方學者是“瀛寰之奇士”，應該引之爲“良友”，不應再視他們爲“夷秋”。(38)不但如此，他還指出：“方今東西太平，遠洋輻輳，不遠萬里而來相見。凡宇內窮極幽遠，自日出之國以至冰岳之島，洲與洲而相歧，國與國而相左。門戶陸居者終身所未聞，皆遠客身之所經，目之所睹也。自非諮諸遠人，則天文度數之遠近，國土古今之盛衰，形勢風俗之殊異，異世豈能想像乎？行舟砂礁之險易，到岸埠市之繁寡，即初涉商舶者能逆其津涯乎？”因此，“誠欲據智識而裨生人，其(豈？)可以無書？”(39)由此可見魏源對此書的重視。
　　然而，長期以來，這十卷由一代廣東大儒陳澧(一八一○至一八八二)校訂的《地理備考》作者瑪吉士，除了知道他應是一位精通中文的葡萄牙人之外，中、日兩國的學者都對他一無所知。
　　這個謎語最後於一九八七年七月揭開，一批廣州學者來到澳門，在澳門學者幫助之下，找到三份資料，查出這位“大西洋瑪吉士”，應該是久居澳門的馬葵士(Marques)家族成員之一：若瑟·馬丁諾·馬葵士(Jose Martino Marques)(40)
　　魏源又是怎樣得到《地理備考》這本書呢？根據資料判斷，很可能是校訂此書的陳澧提供給他的。因爲，陳澧不僅認識瑪吉士，更與魏源要好。而不懂外文，也從來未去過外國的魏源，正好於一八四七年南下，作嶺南之遊。他首先到達番禺，與陳澧論學，蹤談“禹貢”，意頗相得，陳澧又以昔日論《海國圖志》的文章見示，魏源讀後大悅，相與訂交，其後並依陳澧的建議屢改其書。(42)
　　當然，魏源本身就認識瑪吉士或他的朋友，由他們直接提供原作也說不定。因爲，魏源與陳澧論學後，馬上便轉往澳門遊歷，接受澳門一位葡萄牙官員的招待，並寫下了他那首著名詩句：“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42)
　　瑪吉士《地理備考》全書十卷。卷一包括地理志、地球論等天文知識二十則：卷二包括氣論、雲論等地球物理廿二則；卷三“邦國法度原由政治貿易根本總論”，解釋國家法律之由來及歐洲各國歷史，至哥(哥倫布)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爲止；卷四至卷十，包括地球總論、
囉巴州全志，啞細啞州全志、啞美哩咖州全志，自簡述世界大勢開始，逐一介紹葡、西、法、
荷、英等世界列國。從本書內容可知，作者資料多來自當時中國人未聞或根本無能力閱讀的西方典籍。記述之詳細，尤非過去的《職方外記》、《海錄》等書籍所能及，因此，不諳外語亦從未出過國門的魏源在增廣《海國圖志》內容時多所引用，實在是理所必至。所以，不管從《海國圖志》成書的緣起，過程以及取材的內容來看，它都與澳門密切相關。我們不敢說沒有澳門便沒有《海國圖志》，但至少我門可以肯定的是沒有瑪吉士《地理備考》提供的大量眞實資料，《海國圖志》的內容看起來便單薄得多了。

七、分析與評論


　　自明末天主敎傳敎士入華以來，通過澳門而傳入中國的國際關係知識，可從階段與內涵兩個方面來考察。
　　其實，進入中國的國際關係知識可分爲兩個幾乎可以說是一度中絕的階段，一是利瑪竇始製中文地圖(一五八四)至康熙禁敎(一七零七)。二是謝淸高《海錄》成書(一八二一)至《增廣海國圖志》百卷本刊行(一八五二)。前一階段通過澳門進入中國的傳敎士雖然不少，但他們介紹給中國的國際關係知識，只限於比較粗淺的地理常識，而且篇幅也不多。
　　爲甚麼會如此呢？作者認爲可能一是傳播知識非傳敎士本意所在，他們只是將它作爲傳敎的一種手段，如利瑪竇所言的“這有趣的東西，使得很多中國人上了使徒彼德的鉤”(43)而已。旣然只是傳敎的附庸，七折八扣便在所難免，也難怪後來《幾何原本》也沒有完全譯完。
　　二是當時中國朝廷上下也沒有瞭解世界大勢的迫切需要，因爲當時歐洲尙未經工業革命洗禮，尙無力對中國施加甚麼壓力，而且中國朝廷也受海禁與傳統農業社會保守觀念囿限，最多把這些世界新知視作茶餘飯後的談資。眞的要如法顯、玄獎歷盡千劫，遠渡重洋至西方求得眞知，這都是當時大多數人士想也未想到的。即使偶有澳門靑年鄭瑪諾(推信)、絳州靑年樊守義至羅馬學道，但一個沒留下任何著作，一個只寫了給康熙皇帝看的“身見錄”而沒有刻印刊行廣爲世人所睹，對中國了無影響。所以，總的來說，澳門在此階段只擔任了一個功效未著的中轉站。
　　然而，進入第二階段，澳門這個中轉站的地位已經有所不同，越來越重要了。因爲，一來中國有識之士已經對淸庭的鎖國政策感到不滿，都想能了解外部世界的眞實情况。所以，儘管謝淸高雙目失明，“言語甚樸”，他遍歷世界的見聞，仍然吸引了楊炳南、李兆洛、吳蘭修等多位嶺南名士的注意，並將其經歷筆錄成書。二來西潮澎湃，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歐洲列強，已經對“朝貢貿易制度”積了兩百多年的怨氣，早有預謀要用堅船利炮轟開中華帝國緊閉着的大門，“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44)了。於是，當英國炮艦開到珠海口與長江口之際，林則徐這位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才會通過澳門這個窗口蒐集“夷情”，編輯了《澳門日報》、《華事夷言》、《貿易通誌》、《各國律例》、《四洲志》等材料，爲後來魏源編著的“海國圖志”打下了基礎。
　　而進入這個階段所引進的國際關係知識，才眞正是比較接近現代意義，起碼包括國際政治與國際法兩個主要層面的知識，並非只是一般地理知識而已。魏源根據不少取材自《地理備考》增廣而成的《海國圖志》百卷本，首次令中國知識分子(甚至日本有識之士)認識到東亞之外另有一個偉大文明的存在，也淸楚地知道了這個文化系統內諸國過去的盛衰興亡，現在怎麼向外擴建，怎樣自西迤東也自美迤東地向中國包抄夾殺，令當時中國有識之士能首次自全球性的觀點，考慮世界政治大勢與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而且，魏源“以夷制夷，以夷款夷”的想法，也應是在了解歐美諸國之間的矛盾衝突之後影響而成的。(45)。
　　所以，由澳門葡萄牙人瑪吉士輯譯而成的《地理備考》，可以說是澳門引進國際關係知識給中國的顚峰。
　　祇不過，過了顚峰便是下坡，《地理備考》似乎已成爲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上的最後一擊，以後再也沒有甚麼特出的表現了。

八、結論


　　過去一直存在一種看法，就是認爲澳門貿易地位的衰落，是因爲鄰埠香港的興起，其實，這最多只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已。因爲，澳門港之所以能長期享有一定的地位，是與明淸兩朝長期施行的“朝貢貿易制度”及由此所形成的一套交通路線不可分割的。
　　從中國(特別是中央朝廷)知識階層引進現代國際知識的過程，與澳門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地位之變化來看，澳門能在長時期(約三百年)內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朝貢貿易般半閉鎖性的對外開放架局其實是最重要的支撑。但當朝貢貿易制度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後正式解體，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逐漸北移至華東地區，外國知識媒介的傳敎士，遂亦隨之推進至上海。
　　與此同時，中國引進外國知識的主要橋樑，也自天主敎傳敎士轉移至基督敎傳敎士身上，這些充滿冒險精神的新敎徒，隨同商人、水手、酒鬼、流氓大量湧入中國，不管中國願意與否，排山倒海地塞給中國人許多前所未有見的東西。麥都思牧師(Walter H.Medhurst)在上海主持的“墨海書館”，及傳蘭雅(John Freyer)主持的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翻譯館(46)，不但佔地利之便，更有龐大後台支持，這都非遠在嶺南並以天主敎爲柱石的澳門所能及。因此，至一八四零年代末，翻譯西洋新知的工作轉移到以新敎勢力爲主的上海已是不可避免之勢。一八五一年一月，太平軍於廣西金田起義，兩廣天地會衆紛紛響應，廣州經陸路至北京的傳統交通線隨之正式壽終正寢，逐漸形成“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的新交通線與半殖民地貿易制度，澳門遂注定了其沒落的命運。
　　總的來說，澳門以中介者的身份爲中國長期輸入國際關係知識，但當中國人眞正覺醒，主動地面向世界吸收新知時，中國也就不需要澳門來當中介者了。因爲，中國人不但有了更好的中介者(香港、上海、天津)，更不甘於單方向的由外國人輸入新知。當在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畢業的容閎帶了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到美國讀書後，中國人便主動地走向世界，用自己的人材直接地認識這個“三千年來一大變局”的新世界。
　　(1)此中過程可參閱：羅光，《敎廷與中國使節史》，台中光啓社，一九六一年，頁八三至一五○；白晉著，馮作民譯，《淸康乾兩帝與天主敎傳敎史》，台中光啓社，一九六六年，頁九至四二。
　　(2)本文所指的國際關係是自一般常識觀點出發的，對世界社會，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的認識。這些知識中最基本的構成元素是世界地理，世界歷史與國際公法，也就是本文的關切所在。當然，國際關係的意義並不局限於此，隨着國際關係學(理論)的開展，它已變成硏究國際法、外文史、軍事科學、國際政治、國際貿易、國際組織、政治地理沿革等一門範圍非常廣泛的學問。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洪鎌德《世界政治新論》，台北牧童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一至四；尤·庫庫加爾著，林軍、于振起譯，《國際關係學》，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九至三五；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 work　for analysis，2nded.，Engle 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72；S.Hoffman，“Contempory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 N.Y.：Greenwoord，1977)，Chap.I.。當然，俄國、美國、日本、西歐、加拿大、中國都在此各有不同看法。
　　(3)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台北作者自印，一九六九年，頁三九至四四，“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4)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二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卷第二十章；第五卷第八章、第十九章。
　　(5)同註(1)，又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頁九六八至一○四五；李志剛，《基督敎早期在華傳敎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頁一至五一三；R.D.Cremer ed.,Macau∶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Hong Kong：UEA Press，1987，Chap.3，‘The Church in Macau’
　　(6)〔美〕P.W.費伊，《鴉片戰爭時期法國天主敎會在華的活動》，收入中外關保史學會、復旦大學歴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五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二二○至二二四。
　　(7)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一元”，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圖六十二。
　　(8)《利瑪竇中國札記》，同前註，頁一七九至一八三。
　　(9)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同前註，頁八二五至八二六。原載《禹貢》，第五卷三、四期合刊“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
　　(10)盧良志編：《中國地圖學史》，北京測繪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七六至一七七。
　　(11)自費正淸(John.K.Fairbank)以來，這種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觀，一直被視爲中國邁向近(現)代化的一大障礙。有關此觀念的分析，可參閱：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冊，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八年，頁一至廿六；JohnK.Fairbaonk，“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Chinese World Order，idem 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9.
　　(12)《利瑪竇中國札記》，同前註，頁一八零至一八一。
　　(13)同前註，頁一八一。當然，即使如此，這種全新的地理槪念對一貫“夜郎自大”的某些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那些影響到旣得利益的人，如欽天監官員。有關這方面的爭議，可參閱：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同前註，頁八八五至八八七。其實，明末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天學)，對中國學術帶來的衝擊是全面性的，絕不會比一千多年前佛敎傳入中國爲低——祇是需要時間慢慢消化而已。如果不是後來羅馬敎廷因禮儀之爭問題，挑戰中國的傳統文化與風俗，動摇了淸庭的统治權威，令基督敎及隨此而來的西學遭受禁絕的命運，以中國人那種愛好知識的心性，一定會如李善蘭等十九世紀的好學之士吸納的。
　　(14)徐宗澤編著，《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頁三一八至三二○。
　　(15)《利瑪竇中國札記》，同前註，頁五四一至五六六。
　　(16)艾儒略《職方外紀序》，《職方外紀》，收入：《守山閣叢書》第六函《百部叢書集成》之五十二，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八年，頁一至二；又見，徐宗澤編著，《明淸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同前註，頁三一四至三一七。
　　(17)計有明刊本，天學初函本，四庫全書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閣叢書本、外藩輿地叢書本、叢書集成(收守山閣)本等至少七個版本。目前台北學生書局據梵蒂崗所藏書影印有《天學初函》版本(一九六五年)，但不知何故，卷首的萬國全圖，五大洲總圖都不見了。
　　(18)龐迪我在北京跟隨利瑪竇傳敎時，曾爲明神宗繪有四大洲地圖，每洲一幅，由倪雅谷(Jacobus Neva)修士裝飾。圖的四周附以說明，誌略各國地理、歴史、政治、物理。徐光啓還附以敎義說明。據稱皇帝及諸近臣見圖，頗欣賞其繪事之精。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利會士列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年台一版)，頁八九。
　　(19)徐宗澤編著，《明淸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同前註，頁二九九至三○一。
　　(20)同前註，頁二九九。
　　(21)見《四庫提要》卷七一《職方外紀》條。轉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同前註，頁八八六。
　　(22)這本書有許多版本，我目前引用的是馮承鈞於一九三七年注釋，謝淸高口述，楊炳南筆受的《海錄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年台一版。
　　(23)同前註，《楊炳南序》”頁一，鍾叔河稱謝淸高是一個盲人，當專業通譯似不太可能(見(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台北百川書局，一九八九年，頁五四)。其實，如果在澳門住久一點便可知道，即使在今日澳門當通譯爲業的人士水準都不會太高，更何况是兩百年前，楊炳南稱謝淸高“爲通譯以自給”是一點都不出奇的。而且，“爲賈”(經商)與當通譯，在華洋雜處的澳門向來都是同一回事，很難分割。
　　(24)《楊炳南序》，同前註。其實，將謝淸高經歷筆錄成書的還有李兆洛與吳蘭修，不過，這兩本書現在都失傳而已。見《馮承鈞序》，同前註；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同前註，頁八八一至八八二；鍾叔河，《走向世界》，同前註，頁五四至五六。
　　(25)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頁八八四。
　　(26)丘宏達編著，《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五七至五八。
　　(27)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同前註，頁五八；張勁草等著，《林則徐與國際法》，新安福建敎育出版社，一九九○年，頁七七至一○二。
　　(28)同前註。
　　(29)見：《貿易通志》，收入魏源編著，《增編海國圖志》(據光緒乙未年上海書局一百二十五卷石印本)，台北珪庭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四冊，頁一一二七。
　　(30)《華事夷言》，收入：同前註，第四冊，頁一一二六。
　　(31)魏源早於一八三○年(道光十年)便與當時京中龔自珍、黃爵滋、林則徐等名士結宣南詩社，互相唱酬。見王家儉，《魏源年譜》，台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一九六七年，頁四七。
　　(32)同前註，頁七六。
　　(33)魏源，《海國圖志原叙》《海國圖志》，同前註，頁七。
　　(34)王家儉，《海國圖志對日本的影響》，《大陸雜誌》，卅二卷八期(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三十日)。
　　(35)台灣學者的至少有：王家儉，《魏源對於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北大立出版社，一九八四出〔原刊印於一九六四年〕：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台北聯亞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香港學者有陳耀南的《魏源硏究》，香港昭明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大陸方面的就更不勝枚舉了。
　　(36)王家儉，《魏源年譜》，同前註，頁八二、頁一一八、頁一三二。
　　(37)魏源，《海國圖志》，同前註，第一冊，頁九。
　　(38)同前註。
　　(39)同前註。
　　(40)《澳門日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三日，八版、九版。
　　(41)王家儉，《魏源年譜》，同前註，頁一一五。
　　(42)同前註，頁一一五至一一七。
　　(43)《利瑪竇中國札記》，同前註，頁一八○。
　　(44)《錢鐘書序》，見鍾叔河，《走向世界》，同前註，頁二。
　　(45)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同前註，頁四二至四七。
　　(46)麥都思在上海雖然以翻譯中文聖經爲主，但也曾聘用王韜、蔣劍人等華東名士翻譯《英國志》等著作。傅蘭雅的翻譯事業，可參閱李志剛，《基督敎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九三至一三○。傳是嚴復之前對中國引進西洋新知最重要的一位西方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