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季的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劉重日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bad things can be tumed into good things and vice versa,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n account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Portuguese and Dutch eastward explorations, which brought commercial prosperity to Macau.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Westem science, technolgy and culture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the Orient through Macau, which has become both a window anda bridge for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for the two great .
一
歷史現象是十分複雜的，對之作出恰當的評價，就必須辯證地去看問題，不能以主觀好惡去以定得失。毛澤東曾經有一個著名觀點，即“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好事可以變成壞事”，語雖通俗，卻是至理名言。就以澳門而論，只要簡單地回顧一下它的歷史，便可以了解它曾經所處的地位和作用。
當初，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開闢了聯結東西方交通的新航路。“佛郎機國”各色人等，心懷不同打算，紛紛向東方跋涉。從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先後到達印度、馬六甲、爪哇等地，終於在1514年(明正德九年)，闖入我國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1517年，以“入貢”名義進抵廣州腹地。之後又賄通權閹，1520年(正德十五年)終於進了北京。但當時“佛郎機”人在東南亞的作爲，及其商人掠奪性、販責人口的劣迹，等等，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懣。加之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及官僚的“外夷闖境之爲虞”的保守思想，因而群起排撻，禁絕外市貿易，驅逐葡商，遂有禁皮雷斯(Thome pirez)事件與武力驅逐盤據屯門之葡商及新會西草灣之戰。所謂：“其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郎機者，即驅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發官軍擒捕。”如果“權要之私通，山民以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疏虞，則官軍必罪”。“令番舶之私自駐札者(廣東、福建)，盡行逐出”。(顧炎武：《天下群國利病書》原33冊《交阯西南夷條》)可見當時明朝對葡萄牙武裝商隊在廣東沿海活動限制之嚴格。
明朝末年，政治腐化，社會開始動蕩，加上經濟緩慢發展之需要，海禁實際上是禁而不止。當時爲了防止“佛郎機”，結果鬍子眉毛一把抓，不分淸紅皀白，一律禁止外商外貿。嘉靖八年(1529)年，新任兩廣巡撫林富，因“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的實際困難，奏請重開海禁，但限於對東南亞各國，對佛郎機防備仍嚴，而互市地點限定在香山縣之白浪澳(龐尙鵬：《百可亭摘稿》卷一)。但葡萄牙商人並未因此而退縮，他們混雜於其他商船之中，往來於東南亞、日本和廣東沿海之間。據載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商賄賂都指揮黃慶，“請干士官，移舶口下濠鏡，歲輸課一萬金”(張汝霖，《澳門紀略》上卷)一說：“嘉靖中，番船趨濠境中，言舟觸風濤，漬濕貢物，願暫借濠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許之，自是諸澳廢而濠境獨爲舶蔽。”(張嗣衍《乾隆廣州府志》卷七)據萬歷《廣州通志》記載，此事發生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所以明代人有“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之說法。在西方人的著述裡也說：“1555年(嘉靖二十四年)貿易移於白浪澳，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由此轉移於澳門，在這裡由於做小買賣和大生意的關係，一個人口稠密的居留地發展起來”(C.R.Boxer《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ção》P.27)。看來時間大致都差不多。
自佛郎機商人移市澳門之後，雲集者逐年增加，“遂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境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頁44)。《明史》《佛郎機》傳亦云：“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不過，這一時期他們賄買地方官吏，交納稅銀，只是將“私番”身價變爲“餉商”而已。
萬歷三十年(1602年)後，荷蘭勢力兩次侵擾澳門，欲於葡商爭鋒，葡人遂以防御爲理由，競擅自在澳門構築炮壘、城垣，這裡侵犯了一個國家主權的行爲。但由於明廷吏治的貪婪腐敗，納賄忘公，葡人的行爲得到兩廣總督的庇護，變成了旣成事實，加以默認。但終明之世，澳門的管轄權，不斷勒石立碑，禁約限制。並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戌守。天啓二年(1621年)，改設參將於前山寨，派陸兵七百名，把總二員，哨官四員；水兵一千二百餘名，把總三員，哨官四員，哨船大小五十號，分戍石龜潭、秋風角、茅灣口、橫州、深井、九洲洋、金星門等地，以加強防御(《澳門紀略》上卷)，以此實行對澳門的主權管理。爲了合法化，葡人一直編織謊話，先有平托其人，後有耶穌會士曾德昭，十八世紀又有馮秉正，直到後來的葡廷大臣馬蒂尼奧等人。他們異口同聲，雖理由稍有出入，但都說是中國政府自願讓給的(載裔煊《明史·佛朗機箋正》)，其實沿至淸朝光緒十三年(1887年)，簽定《中葡北京條約》時，依然是強迫性質的。
簡單回顧這段歷史，並非要算歷史的恩怨舊帳，而是想說明其經歷的痛苦。雙方充滿着戰爭、燒殺、搶掠、敲詐、勒索、賄賂、謊言等種種丑惡。其間都付出了血的代價，是歷史的悲劇，是十五世紀以來的一大壞事。然而，壞事之中卻也孕育着好事的另一面。
二
我不想從政治上過多地評論中葡在澳門問題上的是非與得失，只想談歷史有時是個怪物，常常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而具有出人意料的軌迹。往往在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陰霾中透着幾絲曙光，於鬼哭狼嚎中包含着福音。
就在澳門被佛郎機佔有而闢作商埠之後，澳門居民漸多，日益繁榮，“商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騖，久之，其來益衆。”萬歷中“廣通貿易，至萬餘人”(《明史》卷325)，成了當時東西方交通與貿易的進出港。周玄暐在其《涇林續紀》中即云：“廣屬香山(澳門)爲海船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壟斷了從歐洲、南亞、中國到日本的國際貿易。
壟斷外貿，當然是獨霸行爲，對別國商人乃至中國商人都算得上壞事，但對中國當時的經濟來說，卻大有好處。明嘉靖間海禁甚嚴，商人之販洋者要受到懲處，私自出洋的船很少。雖然“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張燮《東西洋考》卷七)，但始終沒有形成規模和氣侯。東南亞各國和日本的貿易，主要還在澳門葡商人手中操縱。這不完全歸咎於葡萄牙人，是當時中國內部與外部的環境所決定的。不得已的轉手外貿，對明淸之季的財政和經濟並非壞事。
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總的來說是處於緩慢的上升階段。商品經濟和手工業的發展，需要產品的內外流通，客觀上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地使澳門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窗口。從這裡進出口貿易經葡商人之手(不論是何種手段)，大量販運外洋，雖葡商因壟斷而大賺其錢，但對我國的商品生產與流通也起了促進和刺激的作用。以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爲代表的經濟發展區；其繁榮的程度是史不絕書的。三吳的絲綢紡織，嘉、湖的蠶繭、生絲，松江的棉布，不僅“衣被天下”，而且還走外洋。各種商人非常活躍，他們“賈於京畿、三江、兩湖、東西三口，致富皆在數千里或萬餘里之外”，福建之細絲、紗娟、糖、鐵、紙等，不僅“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五雜俎》卷四)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粵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於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卷十四)可以看出，當時貨幣經濟及手工工業的發展，市場在不斷擴大，中國商人在國內外盡管表現出活躍的局面，但海外的貿易畢竟是有限的。大多數是通過澳門和佛郎機商人作爲轉口貿易的，與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的貿易，葡萄牙人居於壟斷地位。他們將中國需要的“番貨”運進澳門乃至廣州城下交易，而把中國的商品，或通過中商採購，或挾重資，招誘工匠，使“百工技藝，趨者如市”(《謝山存稿》卷一)，自己兼營製造。然後裝載販賣他國以賺取巨額利潤。
對於海外貿易來說，主宰權操之葡商手中，進行壟斷價格的交易，從政治與主權說並不是好事情，但客觀上從當時明淸之季在貨幣經濟發展的需要分析，卻並不完全是壞事。中國需要市場和擴大對外貿易，需要更多的資金。經澳門葡商販運於他國的中國輸出品，除少量黃金外，絕大部分是生絲、棉布、絲綢產品與瓷器、鐵器等農副及手工業商品，另有鉛礦、藥材等物。其進口的商品，主要是各國的一些土特產，遠不及中國的出口物多，出超的形勢對國內商品生產的發展是極其有利的。這期間大量的白銀通過澳門流入中國，而當時的中國又以白銀爲硬通貨，需要大量銀錢作爲流通手段以滿足貨幣經濟發展的需求。
據不完全統計，在1631年(祟禎四年)以前，經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有1400多萬兩，約相當於從永樂元年(1403年)到宣德九年(1434年)中國官銀總產量的2.1倍。而經日本輸入澳門的白銀量更大，約在一億兩左右(參見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據全漢升先生的研究：在十六世紀最後十五年內，日本出產的白銀約一半輸出外國，其大部份由澳門葡商運走。這一時期之內，運往澳門的銀子，每年約五六十萬兩。其後到十七世紀，在最初三十餘年內，每年約爲一百萬兩，有時更多至二三百萬兩。另據一個統計，自1599—1637 年三十八年間，葡商自長崎輸出銀五萬八千箱(每箱一千兩)，即計有五千八百萬兩之多。“這許多自日運往澳門的銀子，大部分都轉運入中國，用來購買輸入絲貨及其他商品。有人估計，葡人每年在廣州購貨，約用銀一百萬兩，或一百萬兩以上。”此外當時澳門葡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及各種消費品均由大陸內地供給，自然又有更多的銀子流入中國。(《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香港中國文化硏究學報1972、12五卷一期)
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無疑對正在發展中的商品經濟是有好處的。商品的生產與流通都需要大量的白銀作爲資金。在一個時期內，明顯的緩解了當時市場及國庫白銀儲備。國外學者的硏究也認爲：白銀的流入中國，“可緩和當時中國銀兩供求失調的狀况，對中國也很有利。”
當時流入中國的白銀，當然不只是日本和菲律賓，另外還有果亞、東南亞各國以及墨西哥流入的銀子，其數量亦不在少數。據一位十六世紀訪問東印度的英國人說，每年葡人由果亞運往澳門的銀子約二十萬兩，“以便用來在廣州購買中國貨物”。十七世紀初，一位經營東亞貿易達二十五年的馬德里商人說：“葡人自里斯本輸往果亞的銀子，都全部經由澳門流入中國去了。”這話可能有些誇大，但當時這些銀子的大部分都輸入中國，卻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屈大均《廣東新語》上也說：“閩、粵銀多從番船而來”，“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商通而產品不滯，當時東南沿海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繁榮富庶，產銷兩旺的局面，不能說與以澳門貿易口岸以及通過澳門流入中國白銀之巨量無關。它事實上成了當時貨幣經濟的添加劑，是刺激商品生產的催化劑。正是在這些地區，明淸之際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增長，也是起了催波助瀾作用的。明代後期，“朝野率皆用銀”，及其國家稅收用銀的普遍征斂，沒有巨量白銀作爲流通手段而存在，是難以想像的。澳門作爲一大進出貨物之外貿口岸，不論操諸何人之手，客觀上對中國起了海外貿易、中西產品交流以及對當時經濟發展起到了補缺和輸血的作用。
三
隨着澳門開闢爲東西方的商埠，不僅葡萄牙人雲集其間，“蟻聚蜂結，巢穴澳中矣”。而其國的傳敎士也接踵而至，“亦藉是往來中國”。他們以澳門爲據點，意在開闢遠東新敎區，澳門實際上變成了他們的跳板和活動中心，旣傳敎也參預“白銀與生絲”的國際貿易。博克塞先生在其《十六、十七世紀作爲宗敎和貿易中轉港的澳門》一文中，便引證了一位上了年紀的傳敎士“就以自己通過這種貿易獲得了四萬以上高利誇耀於人”的例子。當然商業活動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如何進入中國腹地，佔領新天地才是他們的眞正意圖。
據說最早來澳門的傳敎士名叫貢薩爾維斯，時間大約在1555年(嘉靖34年)，澳門的第一座簡陋敎堂也是由他創建的。在此之前，所謂“遠東開敎元勛”方濟各·沙勿略，雖由葡萄牙國王申請經敎皇派遣來東方，但並未進入中國，亦未到過澳門，終因病死於廣東台山沿海荒島。總之，有了澳門這個傳敎的橋頭堡，羅馬敎廷便不斷派人前來，當時耶穌會勢力很大，來者也以它的會士爲最多。而澳門的傳敎士儘管來自西歐各國，籍貫不同，但敎士效忠於葡萄牙國王，葡國獲得東方“保敎權”而使其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由於傳敎士不斷紛至沓來，澳門的敎堂陸續興建增多，其中還有修道院、神學院等。
在這裡，我們不想更多的談論敎會入澳的歷史沿革，更不想評論敎廷、葡國與傳敎士心懷着哪些難以告人的企圖。他們的“善心”不都是與主同在的。然而，在歷史的另一頁上，將如何塡寫其客觀後果，正是我們想要探討的。不管怎樣，他們歷盡艱辛來到東方，踏上澳門這塊寶地，在這裡勤習中文，了解中國，作爲進入腹地的準備。但眞正第一個撞開中國大門，使天主敎在腹地立穩足跟的西方傳敎士是利瑪竇其人。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二十歲左右到羅馬進入耶穌會所辦的羅馬學院學習，也成了耶穌會的成員。耶穌會本是一個反對宗敎改革運動的頑固組織，但只有一個可稱道之處，就是重視知識和提倡敎育。所以，一般說耶穌會士都是有學問的人。利瑪竇於1582年(萬曆十年)從印度果阿與巴範濟一同到澳門，專心學習中文和中國的禮儀風俗。他贊同“遠東敎務視察員”範禮安的主張，認爲在中國要打開進路，唯一的辦法是改變傳敎方式，必須熟悉中國禮儀規範和風俗民情，還需會讀、會寫和會說中文，始有打開局面的可能。基於此種認識，他專心致志，中文功底頗有造詣，對他以後的傳敎、結交和翻譯中西文化書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同時來澳門而進入中國的羅明堅以及稍後的龐迪我、湯若望、熊三拔等等，有一批人大多都是中文有相當水平的傳敎士。
1583年(萬曆十一年)九月，利瑪竇等以西方自鳴鐘等“奇器異物”爲賄，得地方大員允許同羅明堅到肇慶府，從服飾禮節各方面盡量作到入鄉問俗，文質彬彬，談學問，講科學，獲得了不少中國士子與生員的好印象。在這裡他結識了一個此後頗有影響的人物，即蘇州官至禮部尙書瞿景淳的兒子瞿太素。利瑪竇遷居韶州傳敎時，瞿太素專程去該地跟他學習西方天算達兩年之久。利氏也同時跟瞿太素深造中文，相互得益。正是瞿氏建議利神甫脫掉敎士服，留須蓄發，改穿儒服，使他完全外觀儒化。正因爲他的這身打扮和豐富的中西文化知識，被中國士大夫階層譽之爲“西儒”。利瑪竇爲了傳敎認爲不僅要得到地方官的庇護，而且要得到中國皇帝的允準，才可能立穩足跟。因爲中國人對異敎的抵制和排斥是有着歷史傳統的，孔孟儒學敎育根深蒂固。固在他所到之處，盡量去討好官吏、結交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以博取他們的好感。他謀求進見皇帝，所以從南昌到南京，交結了不少達官貴人，如巡撫陸萬陔、建安王朱多薌等；還結交了不少士大夫與名流學者，如徐光啓、李之藻。1601年(萬曆29年)利瑪竇經艱難波折與龐迪我等終於來到了北京，通過士大夫和太監等上層人士的幫助達到了目的，並以新奇的自鳴鐘、《萬國圖志》、珍珠鑲嵌十字架等貢物，討得萬曆皇帝的歡心。他還以自己對天文、歷算、數學、輿地的博學贏得了士大夫的贊譽。故《明史》載云：“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不去。”(卷326)於是傳敎布道，並建起了敎堂，一時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繁華城市相繼都有敎堂的建立。
利瑪竇的成功，及其“入鄉問俗”和走上層路線的方式，雖在敎內曾引起過爭論，但畢竟成了要進入中國傳敎者效法的樣板。他們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然後進入內地者，先後達數十人之多。利瑪竇也以其功勞升任耶穌會在中國傳敎區的區長。正如他病危時對其傳敎者云：“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也有許多危險”(見張星烺《歐化東漸史》所引)。
天主敎在華傳播的興衰史以及耶利會士的成功與失敗，都不是我們談論的重點。我們想要評說的是：不管他們是以甚麼目的、面貌和形式，闖進了一個特殊而又封閉的國度和社會，在思想文化領域有甚麼得失可言？前面已提到，利瑪竇的主張是通過介紹西洋學術，尊重中國風俗禮法以開展傳敎的方法從而打開了局面，立穩了足跟，因而，東來的傳敎士，一般都是很有學問的人。利瑪竇在給上司的信中便明確提出：派往中國的傳敎士，“不但要好，還應該具有才能，因爲我們所要接觸的人，都是智慧高強而學問淵博的人。”(《中國天主敎史》37頁)所以明淸之際派來中國傳敎者淵源不斷，據說從1583年到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的一百九十年間，先後來中國的達四百七十人餘人(《中國天主敎傳敎史》)82頁)。其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除利瑪竇而外，如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陽瑪諾、湯若望、南懷仁、鄧玉函、艾儒略、金尼閣等等。他們將當時較爲先進的西方科技，通過翻譯或講授介紹給中國，在天文、地理、數學、機械、測繪、以及繪畫、建築等各方面帶來了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學知識。當然，他們的來華傳敎，就其目的和使命而論並不全是聖潔的，但無形之中，在客觀上他們事實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文化溝通。這些傳敎士在中國大都一方面介紹和傳授西方科技知識，一方面硏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很多人著書立說，頗多建樹。他們從西方帶來了大批書笈，據說有七千部之多，除宗敎著作而外，其中很多是科技書笈，《奇器圖說》就是從中最先譯出者之一。當時耶穌會在北京的東、南、西、北四堂都有藏書，1860年合並成立北堂圖書館時，尙存書五千四百卷。
西方科技文化，在明淸之季由澳門作爲橋樑，隨耶穌會士流入中國腹地而起了巨大作用的有如下幾個方面：
1.天文歷法：在天文歷算方面我國有古老悠久的歷史，也有輝煌的時代和杰出的科學家，東漢的張衡、元朝的郭守敬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關於日月星辰方面的最早資料紀錄都是出自我國史書的記載。歷法更是我國歷代統治者視爲開國的重典，作爲臣民必須遵從降服的象征，朝廷也設有專門的機構。明淸雖有以“授時歷“法與“回回歷”法制定的歷書，但需年年推算制定，有時並不十分準確。到明朝“崇禎時，歷法益疏舛”。自利瑪竇等西方傳敎士來中國後，帶來了“格利歷”的測定推算方法，也翻譯了很多西方天文歷算的書籍，並製造了一些天文儀器，如天體儀、地球儀、計時晷等。當時的禮部尙書徐光啓與利氏交往甚密，深知敎士之長，通過利氏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以西法參予纂修歷書，薦於朝廷。於是“迭與官台測日食，候節氣，並考定置閨先後，湯若望術輒驗。”(《淸史稿》卷二七二)淸康熙初年，楊光先等掀起排外事件，也攻擊西洋歷算新法，著《西法十謬》一書，說依此法制定的歷書是荒謬的，是暗竊正朔之權，要大淸奉西洋之正朔，意味着臣服外邦。結果誅連了很多洋敎士和欽天監的人被殺，湯若望判死刑。但楊光先接任欽天監之後，以舊法所制歷差誤甚多，致使康熙皇帝不得不於1668年(康熙七年)命楊光先和傳敎士南懷仁公開鬥法，同測星象與正午日影，楊光先均測不驗，而南懷仁觀測推算分毫不差。這些例子都證明了傳敎士掌握着當時西方較爲先進的天文歷算知識和技術，新法優於舊法。《崇禎歷書》的制定和淸《時憲歷》的被採用，都說明了西洋歷法與天文科技一傳入中國，便引起反響，得到了實際應用，改變了以往的面貌。
2.數學：數理算術在我國本是一門發展很早的學科之一，但長期以來得不到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往往被視爲雕蟲小技。廣大知識分子終生老死於科舉制度，因而處於停滯落後狀態。自利瑪竇等一批“西儒”來華後，把西方的數理書籍和知識注入中國後，才出現了新的生機。第一部介紹給中國的數學書是《幾何原本》，由利瑪竇講解口譯，徐光啓筆錄推敲成文，是中西學者通力合作產物。爲譯此書，他們花費了不少心血，力求文理文字準確表達，反復修改，三易其稿。所以梁啓超評價是書爲“字字精金美玉，爲千古不朽之作。”(《中國三百年學術史》13頁)中國過去在這方面只有平面圖面積、平行線與內外切圓，不及西方的精密完善。此書共十五卷，利、徐二氏只譯出了前六卷，其餘九卷直到1857年才由李善蘭與西人偉烈亞力·維利譯完。《幾何原本》前六卷初刻於1611年，徐啓光爲之作序。出版之後，影響很大，不少中國學者對之進行硏究討論，著書立說，如方中通的《幾何約》(1661年)、李子金的《幾何易簡錄》(1679年)、梅文鼎的《幾何通解》(1692年)與杜知耕的《幾何論約》(1700年)等就是例證。
繼《幾何原本》之後，利瑪竇又與李之藻合作翻譯了《同文算指》，於1614年刻印出版。這是最早傳入我國的西方筆算之作，包括加減乘除、開方及練習題在內。其中有關比例級數等內容是我國以前所沒有的。利李二氏合作的還有《圜容較義》一書。而利徐合作的書，又有《測量法義》與《乾坤體義》兩種。另外，關於數學方面的書，還有鄧玉函的《大測》、《割圓八線表》，羅雅谷的《測量全義》，較系統介紹了西方關於平面三角、球面三角以及圓錐曲線、橢圓面積和多面體等諸種問題，從而都引起了中國學者極大的興趣和硏究熱情。淸康熙年間編纂的《數理精蘊》一書，上下兩編共四十五卷，就是西洋數學傳入中國之後匯集而成的著作。這些書籍打開了中國數學家的眼界，啓迪了智慧，有助於改變空疏的學風與士風，使之向應用實學方面邁進了一步。
3.地理與測繪學：利瑪竇來中國所攜帶之物除自鳴鐘、望遠鏡以外，還帶有《萬國輿圖》一幅，這使中國人感到新奇，也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形狀。中國官員與知識分子要求譯作中文，廣爲翻印。後來利氏也多次編繪，或云《山海輿地全圖》、或云《坤申輿萬國全圖》，均是不同版本而已。此圖關於中國部分比較詳細，因爲利氏初至澳門時，曾留心中國輿地並參照書籍圖錄繪制過地圖。同時也在譯注的地圖上又增潻了一些天文和地理的知識，很受讀者的歡迎。利氏之後，耶穌會士艾儒略、南懷仁、畢方濟等也繪制過世界地圖。艾儒略還著有《職方外紀》一書，介紹了世界五大洲的風土、民俗、氣候、名勝等等，是當時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書籍，同時還著有《西方問答》一書。
1655年(淸順治十二年)，傳敎士衛匡國(馬爾蒂尼)刊刻了他所著之《中國新地圖集》，這是洋人繪制的中國地圖與史志的第一部著作。全書共圖十七幅，有中國全圖和當時十五個省的分圖，還附帶有日本地圖，注有較爲精密的經緯度。另外史志的部分頗爲詳細，包括名稱來源、建置沿革、地理位置、氣候物產、名勝古迹、風俗民情等等、甚至各地傳敎與敎堂情况均在其中。是書一出，自然受西方人靑睞，後來被譯爲多種文字出版，而衛匡國也被歐洲人譽爲“中國地理學之父”。(見馬雍《近代歐洲漢學家的先驅馬爾蒂尼》歷史硏究80.6)可以肯定他是以西方較爲先進的地理學與繪圖的知識，參考中國大量的方志和輿圖書籍寫成的，同時也是第一部介紹中國於外國的書。是書以文字爲主，雖資料豐富，但繪圖不會是精確的，因爲直到十八世紀初葉，淸康熙皇帝才聘用西方傳敎士完成了對中國全境地圖的測繪，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成功，並匯集爲《皇輿全圖》一書。這項工程很大，參加人也很多，有葡萄牙、法、德等國的傳敎士。其所測繪之地圖也甚爲精確，它採用三角測量法以推定經緯度，因受天文測量和儀器的限制，不得不常以實際丈量以補不足。總之，可以看出明淸之際西方文化經澳門這座橋樑，由傳敎士帶入中國後，才在地理測繪學方面，使淸代有了自己較爲現代化的地輿全圖，這是斷難否認的。
4.物理學說：在此方面，首先由傳敎士熊三拔介紹給中國的是機械工程學中的水利科學。他與徐光啓合作，1612年(明萬歷四十年)完成了《泰西水法》一書，共六卷，匯集了歐洲水利工程學之精華，是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農田水利技術的專著。因爲有關國計民生，所以在以農爲本的明代受到士大夫的重視，影響也較深。後來徐光啓著《農政全書》(1633年)，在水利部分中便吸收了熊氏的成果，而徐光啓之所以編纂《農政全書》(六十卷)，也是受了西方傳敎士的影響。
其次，關於機械工程學之介紹，始於鄧玉函口授、王徵錄繪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三卷，(簡稱《奇器圖說》)。這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部力學專著，重點介紹了有關重心、比重、杠杆、滑輪等原理，及其一些簡單機械的製造方法。中國學者王徵正是在跟鄧玉函學習與合作之中，充實了自己，成爲這方面的專家。他根據機械工程學原理，經硏究創造，發明了許多器械，著有《新制諸器圖說》和《兩理略》等書。他所自行設計的千步弩、生火機都是受西方科學啓迪而巧妙構思的新武器，可惜不爲當道者所用。
受西方科技的啓迪而從事硏究的中國學者，當然不只王徵其人，而是一批。著名的還有方以智、黃履莊等等。方以智跟傳敎士畢方濟學習過歷算、機械，著有《物理小識》，其中不乏西方科學理論。黃履莊受西方科學著作的影響，製造了不少器械，並有《奇器目略》虞世。(見張潮《傳初新志》卷六)可見西方科技傳入中國後引起的社會反響是很大的。
此外，影響於中國的還有火器的製造與應用，有湯若望的《火攻挈要》、南懷仁的《神武圖說》等等。而通過西方傳敎士介紹於中國的，還有西方建築，澳門自不待說，敎堂之多爲當時之最，其民居亦多西化。而內地各處敎堂林立，甚至中國園林中亦有仿造者。最典型的是建造圓明園時聘請傳敎士郎世寧、蔣友仁等設計監造西洋樓。另外，在生物、醫學、繪畫、音樂等方面，均隨之傳入而有所影響。因此，馮秉鈞先生經過硏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常衷懇的。他說：西方耶穌會士“其來也固爲布敎，然蒞華以後，輒以學術博朝廷士大夫之同情，因是所謂西學賴以傳入，於天文、歷算、地理、機械，甚至音樂、繪圖、建築、圖藝等各方面，影響於中國者，至深且巨”(《西方東漸史》頁八)。
隨着傳敎士的東來，爲了布敎他們學習和硏究中國的語言與文化，不少人造詣很深。所以他們傳入西方文化的同時，又把中國的古老文化經過澳門這個窗口源源輸入西方各國。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傳敎士多薩出版了專門介紹中國的《中華大帝國史》，成了歐洲的暢銷書，很快用多種文字翻譯出版。1658年(順治十五年)衛匡國的拉丁文《中國歷史》(上古部分)出版，使西方國家對中國有了進一步了解，從而引起了更大的興趣。先不論目的何在，但據說“中國風”在當時刮得很熱。
除介紹中國歷史、地理、民情而外，中國的典籍亦陸續被傳敎士翻譯爲拉丁等語種輸往歐洲。最早翻譯《四書》的是“西儒”利瑪竇(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1625年(天啓六年)金尼閣也以拉丁文翻譯了《五經》。1662年(康熙元年)敎士殷鐸澤(Prospe Lutorceta)與郭納爵(Lgnaziode Costa)合譯了《大學》，譯名爲《中國的智慧》。兩人還合作翻譯了《論語》。殷氏後來自己又翻譯了《中庸》一書，譯名爲《中國的政治道德學》。此後《易經》、《詩經》、《禮記》等書都陸續有西方敎士的拉丁文譯本出現。而西方傳敎士經澳門回國帶入歐洲的中國書籍也爲數很多。據說敎士柏應理返羅馬時帶了四百餘冊，藏於梵蒂岡圖書館。敎士白晉返法，帶中國圖書三百卷送予法王路易十四。馬若瑟也在廣州搜集中國圖書，寄回法國傅爾蒙皇家文庫(國家圖書館前身)，該文庫數千卷中國書籍對歐洲的知識界不能說不產生任何影響。據說德國哲學家萊伯尼兹、文學家歌德、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經濟學家杜爾克等都很欣賞或稱贊過中國文化。
歷史就是這樣，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它能夠捉弄人，包括偉大的或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正如哲人所云：本意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主觀意圖與客觀實際往往大有徑庭。西方傳敎士、尤其是耶穌會士，蜂擁來到中國，本意爲擴張宗敎勢力，爲羅馬敎廷效忠，也爲歐洲有關國家的政治野心服務。敎士白晉便說過：“當初葡萄牙政府之所以要往中國派耶穌會傳敎士，是想利用天主敎的敎化力以達成其政治上的野心；然而天主敎也同樣想利用葡萄牙的政治勢力以完成其宗敎勢力的擴張。”(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二冊269頁)可說他們心懷叵測，並非爲中西文化交流而來，沒想到他們傳播的科學技術知識使自己實際上起了文化使者的作用，而且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是誰也始料不及的。
西方科學技術的輸入，爲中國古老而遲緩發展的文化增加了新的血液，改變了知識界喜好文史，輕視數理；尙空疏而淡實用的學風。利瑪竇就曾在自己的中文著作《辯學遺牘》等著作裡以借銓釋儒家學說之名，力排虛無的敎佛和空疏的理學，因此，徐光啓譽之爲“補儒”之作。明淸之際經世致用之學一時蔚然成風，和西學傳入並在實際應用中所產生的效果有莫大的關係。實踐是最具說服力的，可以促使觀念的轉化，所以梁啓超先生在其《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中寫道，“在這種新環境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此後淸朝一代學者，對於歷算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槪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頁13)由此可見，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重要一環，任何國家與地區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只能導致自身的愚昧和落後，這已是爲過去和現在的歷史所證明了的。開放、包融、吸收和相互啓迪，才可萬象更新。
中國有句成語，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話包涵着一定的辯證道理，我想比諸澳門或許是恰當的。當初澳門被葡商強佔，若只從政治、主權衡量，中國人似乎都覺得不大體面，不是好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壞事卻也帶來了好的一面。它成爲中西方交通的一大口岸、文化交匯的窗口、溝通中西兩大文明的橋樑，在經濟文化領域都曾有它的歷史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