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郭嵩燾全面考察英倫文化

王煜

　　Abstract: Guo louestao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diplomacy of late Qing　Dynasty. He was sent to the West investigating the folk customs, educatio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Britain. His detailed diary has left usa treasurous material in regard of western cultural flow to China in our modem history. This paper is ah appraisal and research of Guo’s investigation on British culture.
　　現代廣東省幾乎在任何方面強過湖南省，難怪有人戲稱粵北金雞嶺那龐碩金雞吃盡湘米了。但是淸代湖南人才鼎盛，外交史上有郭嵩燾、曾紀澤等的豐功偉績。郭嵩燾(1818－1991)生於湘陰縣，乳名齡兒，學名先杞，字伯琛，號筠仙(雲仙、筠軒、仁先)，晚年號玉池老人。由於書齋稱爲“養知書屋”，他又得新名“養知先生”。仲弟郭崑燾字意城，晚年自號樗叟。嵩燾讚他“能知人，察幾觀變；自守尤嚴。……才志足以濟世宏務，寬明仁恕，不立崖岸，要其心求利國家，不以利己。……年六十，以無疾終。”⁽¹⁾樗叟人格雖高，卻與西學毫無緣份。品學與成就上，郭嵩燾遠勝副使廣東劉錫鴻，正如明代廣東南海狀元倫文叙遠優於湖南柳先開。
　　1856年春，中年郭嵩燾初抵杭州和上海，瀏覽西洋自然科學書刊，親睹望遠鏡，參觀法國領事館，不像安徽方濬頤等苛貶西人的“奇技淫巧”，⁽²⁾反能虛懷賞譽洋人“巧妙”“淸潔。”⁽³⁾1848年徐繼畬(松龕)撰成《瀛環志略》，曾國藩囿於程朱理學，竟訶責它“張大英夷”，寫信向左宗棠埋怨“筠仙歸自上海，亦震詫之。”⁽⁴⁾豈料驚詫正是宗敎、哲學、科學的共同根源呢!連形上學亦需科學基礎以免淪爲空談。⁽⁵⁾保守的國粹派欠缺荀子勘天役物的科技精神。⁽⁶⁾《荀子》極可能影響《禮記》，郭嵩燾旣著質量俱佳的《禮記質疑》⁽⁷⁾，又能學習西方文化，見識超邁他最敬仰的姻親曾國藩，因爲頑固派誤信儒家經典已載足夠的自強道理。桐城派崇奉程朱，姚鼐的姪孫姚瑩注意海外時事，在1846年出版《康輶紀行》，且能指斥時弊，可惜未能攝取西學。⁽⁸⁾魏源“商訂地學”⁽⁹⁾，而未遊歷歐洲。迂腐的王闓運竟謂“夷狄獸心，不可理論”。⁽¹⁰⁾郭筠仙痛心疾首，入木三分說：
　　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¹¹⁾
　　怕詐蠻蠢四字一針見血。金岳霖門徒殷海光的代表作《中國文化的展望》，已作精闢的回顧與前瞻；⁽¹²⁾<中體西用說>一章所評的張之洞(1837－1909)雖屬郭氏晚輩，對西學的透識未能超越筠仙，⁽¹³⁾盡管他提倡留學和繙譯。須知郭氏作首位駐外公使前，已促成北京“同文館”溝通中西文化。⁽¹⁴⁾原來自從啓蒙時代，歐洲已受中國文化裨益。⁽¹⁵⁾無奈士大夫多愛傳統甚於智慧，⁽¹⁶⁾官吏多訴諸欺訴而非理智：“處極弱之勢，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勝。”⁽¹⁷⁾籌仙的理、勢、情槪念，大致源於衡陽王船山，⁽¹⁸⁾而非來自湘鄕曾滌生。幸虧曾氏亦倡“自強御夷”，造炮製船且設翻譯館和印書處。⁽¹⁹⁾然而曾氏不像郭嵩燾反對一切對外戰爭。⁽²⁰⁾早於1863年郭氏奏請在上海設立的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落實爲“廣方言館”，比曾氏依科學家徐壽而倡設的翻譯館早四年多，難怪郭氏宣稱他啓迪曾氏辦洋務。1864年筠仙主辦的廣州同文館落成，招聘的精英包含數學家李善蘭與科技家鄒伯奇。⁽²¹⁾
　　中國傳統重農輕商，農本商末。郭嵩燾最先提議商辦近代企業，主張國家倚賴商人與洋商爭利。後來他並列商、敎、兵三項道：
　　“夷人之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日敎，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以備異用。羅馬敎主地屬法蘭西，凡行敎者，皆法蘭西人也。其人甚卑微，無足齒數。然至屈抑其敎，必求以兵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旣發兵，則敎與商俱退聽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發。”⁽²²⁾
　　商求財物，敎控精神，皆需兵保護。三者關係互補得微妙。1870年郭氏在長沙城南書院執敎，守舊派從書院傳出一副對聯：“萬物皆備孟夫子，一竅不通郭先生。”學生都不欣賞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l867年北京倭仁以“奉夷爲師”和“利之所在”反對開辦天文算學館；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視洋人爲鬼蜮，認爲政治淸明則不必生產機器。⁽²³⁾1874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反對開採煤鐵籌備軍餉，湖南巡撫王文韶反對丁日昌所倡製造耕織機器。江蘇巡撫吳文炳亦云：“民勞則善心生，耕織之務不宜導以奇巧”。⁽²⁴⁾李鴻章和丁日昌遭受猛烈攻擊，丁氏被駡爲丁鬼奴。郭嵩燾洞察：“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敎，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他進一步主張急通官商之情，通籌公私之利(融貫國家和商買的利益)、兼顧水陸之防，以及明本(政敎)末(邊防)之序。⁽²⁵⁾頑固派見本不見末，鄙薄西人捨本逐末。可惜筠仙矯枉過正地誤解列強把富強道術“與中國講求，助之興利”。⁽²⁶⁾1877年他被批判爲“事事依附英人，……令名之不終，未始不由自取。”⁽²⁷⁾然而他出使英國，小半因受朝廷逼迫。
　　1876年12月2日夜，筠仙率領參贊黎庶昌等卅多人，⁽²⁸⁾由上海啓行赴英。卅餘日旅途寫成《使西紀程》介紹歐亞非三洲地理，包括香港、新加坡近况，英人的北極探險，土耳其的設立議會和厘訂法律，蘇彝士運河與歐洲的機械。此稿寄返中國出版，遭遇李慈銘、李鴻藻、王闓運、張佩綸⁽²⁹⁾等圍攻，只李鴻章辯稱：“筠仙雖有呆(獃)氣而洋務確有見地，……若達官貴人皆引爲鑒戒，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後更無自存之法，可爲寒心。”⁽³⁰⁾1876年筠仙已奏請設領事館於新加坡、孟加拉、檳榔嶼及錫蘭(今斯里蘭卡)，翌年淸廷接納這建議，英國外交部只許中國暫設領事。1878年郭嵩燾勸誡英國外交大臣勿歧視華人，促使英國就範。淸政府任命華商胡璇澤爲駐新加坡領事，由郭氏撥付月薪。舊金山(三藩市)、橫檳、神戶相繼設立中國領事館。唱反調者誣稱華僑爲刁民，不需領使。
　　副使劉錫鴻(雲生)袒護小農經濟云：“其害之最甚者，尤莫如商賈多而仕宦衆。商賈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播)弄之，以誘致人財者也。”⁽³¹⁾原來這保守迂腐的廣東番禺舉人，受軍機大臣李鴻藻密令監視郭嵩燾。筠仙深信重商乃西方富強主要因素，中國應該學習西方一切勝長。然而不事生產的官商確實不宜冗贅，蔡元培恰當勉勵北大學生切勿殷切做官。當年劉錫鴻終於覺悟機器生產的優越性，進英國議院旁聽後頌讚西方民主政治。但是對重男輕女等陋習，劉氏遠比郭氏維護傳統，例如以胸背分喻男(陽外)女(陰內)，使英人不屑回答，再誤會自己“愈透徹則(論敵)愈佩服”。⁽³²⁾相反地，筠仙過度崇洋，將列強侵略片面歸咎於同胞愚昧野蠻，只見西方美善一面而疏略醜惡一面。李鴻藻派遣棋子劉錫鴻制衡郭嵩燾，酷似慈禧太后利用頑固派拖累洋務派。頑固派拼命守護祖先枯骨，反對挖河道和造鐵路，筠仙卻在倫敦醫院解悟醫學必需大批人體標本，不會像迂腐儒生斥硏究髑髏爲罪孽。對英人的北極探險，郭氏褒揚“西人立志之專，百挫不懲，遇事必一窮究其底蘊。”⁽³³⁾他積極參觀博物館、圖書館、天文台、藝術館、水族館、動物園、工廠(包括軍械廠)，郵電局、救火局、鑄幣局，選錄嚴復等留學生的日記，本身日記每天長至數千字。1878年5月30日與嚴幾道暢談西學，聞知牛頓發現地心吸力，且譯牛頓格言爲中文：“吾人學問，如拭(拾)螺蚌海濱，各就所見拭取之，滿抱盈筐，盡吾力之所取攜，而海中之螺蚌無有盡時也。”⁽³⁴⁾郭嵩燾激賞歐洲每門學問都立學會，叙述英國“實學”(科學)上比耕(培根)、紐登(牛頓)和意大利的格力里渥(伽利略)，將歐西富強歸功於學問考核，⁽³⁵⁾所頌“實學”採取的狹義非漢(考據)學。l877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留學生改修鐵路、礦冶、電學、經濟、法律，國內勿單發展軍備；⁽³⁶⁾又致函沈葆楨倡築博物館，翌年再向沈氏宣揚務實：“宜先就通商口岸設學館，求爲徵實致用之學。”⁽³⁷⁾近代塡鴨式的虛文敎育，對北宋書院的論辯風氣開了倒車。⁽³⁸⁾
　　經濟敎育以外，筠仙考察政治和民俗云：
　　泰西富強之業，資之民商；而其治國之經，務用其技巧通致數萬里貨物，遍及南洋諸岛嶼，權衡出入之數，期使其國所出之產，銷路多而及遠。其人民趨事興工，日增富實，無有窮困不自存者。國家用其全力護持之，歲計其所需以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政院。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維繫，並心一力，以利為程。……民商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中國官民之氣隔閡太甚。言富強者，視以為國家之本計，與百姓無涉；百姓又各懷挾私意，覷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議論者，又各訟言其大利而阻撓之，一聞集股開辦，遠近聞風者皆得挾一說以起而與為難矣。數十年來舉行礦務訖無成效，蓋由此也。要之，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為富強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紀綱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其侵耗而已。⁽³⁹⁾。
　　依儒家三不朽觀，立德屬本，必需敎育修煉；立功、立言屬末，實功使國家富強。遺憾的是過度強調義務而輕視權利，官民疏離，百姓像一盤散沙；又或官商勾結，令蟻民陷於水深火熱苦境。君主之專制的惡果，端賴議會民主制去剷除；即以法制爲本：
　　推原其(英倫)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mayor，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相交維繫，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弊，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而巴力門(議會)君民爭政，互相殘殺，數百年久而後定，賈阿爾獨相安無事，亦可知為君者之欲易逞而難戢，而小民之情難拂而易安也。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⁴⁰⁾
　　筠仙洞悉英國官吏須聽取民意，統治者不能像專制國度那般“大石壓死蟹”。(粵諺，蟹喻蟻民而非橫行霸道者)他在上海認識的啓蒙思想家王韜(利賓、瀚蒙1828－1897)比他年靑十載，隨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留英兩年多，1867年12月15日出發，比郭嵩燾早了九年。⁽⁴¹⁾王韜也主張變法自強，批評君主專制而推崇“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的君主立憲制。⁽⁴²⁾王氏的大同理想影響康有爲，⁽⁴³⁾比較務實的郭筠仙像嚴幾道欣賞功利主義而罕談大同。⁽⁴⁴⁾但是王韜誤信西方的道器本末觀全由中國傳去。⁽⁴⁵⁾郭、王及留學法國的馬建忠都稱讚議會。王韜最先在中國介紹培根、牛頓等的實證主義及西方的先進工藝，但是晚淸的啓蒙思想家同未注意當時英國的數學大師兼重歸納的哲人威韋爾(William　Whewell，1794－1866)，⁽⁴⁶⁾他反對培根的歸納法，與歸納派功利主義者米爾⁽⁴⁷⁾爭辯。雖說“人才學問相承以起”，郭氏所知人才寥寥無幾。
　　郭嵩燾肯定在朝在野兩黨辯論的風俗，認爲勝於儒家理想；因爲它不但用人唯賢而非唯親，公開國政，避免家天下和一言堂：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賢良)主，無有能庶幾(逼近)者；即伊(尹)、周(公)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僧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立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辯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於是兩黨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問難酬答，直輸其情，無有隱避，積之久而亦習為風俗。⁽⁴⁸⁾
　　兩黨互相制衡應屬良性競爭，如果賄選則成惡性。“必皆賢能”一語未免失眞，連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亦可能庸碌呢!“無有隱避”亦嫌溢美。究竟法治好過德治：“聖人以其一身爲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聖德不能常也(周朝)文、武、成、康四聖〔王〕，相承不及百年，兩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聖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具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國之愛患亦日棘，殆將有窮於自立之勢矣。”⁽⁴⁹⁾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激發筠仙的憂患感。西方“君臣之分未嚴，相視猶平等也”：⁽⁵⁰⁾其實平等在同須守法，不平等處如英國王室豁免納稅，1992年溫莎堡火災後，世界婦女首富伊利莎白二世始自願納稅。美國總統布殊赦免前國防部長溫伯格之罪，也難判爲大公無私吧!針對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水門事件，雖屬小題大作，而優勝在不讓人一手遮天。
　　政治、敎育、風俗在郭氏心中三位一體，彷似佛敎《涅槃經》的圓伊△，頂點是政治，左右是敎、俗。我感覺現代湖南人懷抱不同程度的地方主義，特別欽佩郭嵩燾的深刻反省：“輪船之爲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⁵¹⁾貶詞“愚劣”，由於愛深責切，筠仙渴望同胞像知船利般習慣議會民主，不再盲目排外，深恐西人“以夷變夏”。民族主義者幻想“以夏變夷”，事實上中國文化沾溉西方數世紀了。⁽⁵²⁾西方風俗比較尊重婦女，耶敎規定一夫一婦制。但是英國歷史家湯因比的母親，已算劍橋大學首批女生之一，可知敎育方面廿世紀初葉仍歧視婦女。中國禮敎可恐怖至“吃人”，康有爲始倡婦女天足取締纏足，筠仙雖同情婦女的悲慘遭遇，然而未敢反對纏足，盡管不似儒家辜鴻銘痴愛妻妾小腳。行動上他大膽帶梁夫人(實爲妾)主持中國使館舉行的茶會，張德彝《隨使日記》不提此事只因“爲尊者諱”!劉錫鴻、張鳳綸卻熟心“打小報告”或公開彈劾。1879年1月17日，筠仙伉儷晉謁維多利亞女皇，作返國前的辭別。女皇中，唯獨累死笛卡兒的瑞典女皇姬斯丁娜是哲人。西方產生不少婦女思想家，中國幾乎沒有。⁽⁵³⁾
　　王韜《普法戰紀》像魏源《海國圖志》啓迪日本知識分子，天南遁叟主張聯合英、日抵抗俄國，又曾訪問日本撰《扶桑遊記》及《扶桑日記》，盛讚明治維新時期發展資本主義大型企業。作爲風流才子，他沉湎於酒與婦，自稱“狂而不失於正，樂而不傷於淫，……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視資財如土苴，以友朋爲性命。”⁽⁵⁴⁾他的性格像魏晉名士，又作《淞隠漫錄》⁽⁵⁵⁾，以《聊齋誌異)式鬼的故事諷刺世俗。郭氏大致屬儒家，私生活頗能檢點，無閒情逸緻寫小說，末遊歷日本，卻從歐洲遙望扶桑。他的見識比較敏銳，預見日本成爲東洋霸主，必先侵略朝鮮。1878 年淸廷召回筠仙，代以曾國藩愛子曾紀澤。由於洋務觀近似，又是姻親，曾紀澤在慈禧跟前講盡好話，令郭氏免受查辦。筠仙寄寓歐洲三年，只遊英法兩國，見聞不及黎庶昌豐富。唯堪安慰的是英國輿論對他充分肯定。湖南鄕紳唯恐他乘輪船歸家，他乘帆船避去煩惱。長沙無人迎接他，街巷海報駡他“勾通洋人”。⁽⁵⁶⁾暮年郭嵩燾對洋務派喪盡信心，重病時仍作烈女詩，謳歌割臂治療婆母和丈夫失敗的殉夫女子。⁽⁵⁷⁾逝世前一個多月姑且試服“龍王宮神方”和“進王帖”。⁽⁵⁸⁾至於鴉片問題與中法戰爭，本文不擬論評，請閱曾永玲《郭嵩燾大傳》第九章<不甘寂寞的晚年>。我最初知曉這位啓蒙思想家，由於細讀其族姪郭慶藩的傑作《莊子集釋》。莊子濡染他的文字而非思想；例如莊周反對競爭，而筠仙提倡良性競爭。
　　(1)楊堅點校《郭嵩燾詩文集》(即養知書屋詩文集。岳麓書社，1984)卷18<樗叟家傳>，頁372—374。以下簡寫成《集》18∶372—374。
　　(2)我曾於台中《中國文化月刊》及香港《新亞生活》發表兩文評述方忍齋思想，將刊於拙著《中國學術思想論叢》(台北：明文書局，1993)。
　　(3)曾永玲《郭嵩燾大傳》(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頁65。以下簡稱此書爲《傳》。作者乃湖南新化縣人。
　　(4)《曾文正公書札》(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卷6<致左季高>，頁21。
　　(5)參閱哈里士《形上學在科學的根基》(ErrolE.Harris，《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 in Science》，Hu－manities Press，1993)。
　　(6)西方漢學家重視荀學，如出新書——馬克里《荀子書中的自然與天：<天論>篇硏究》(EdwardJ.Machle，《Nature and Heaven in the Xunzi∶A Study of the Tian Lu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7)岳麓書社已於1992年出版。《集》3；21—23有<禮記質疑自序>。
　　(8)參考黃季耕點校姚瑩《寸陰叢錄·識小錄》合刊本(黃山書社，1991)，<後記>。
　　(9)《集》8∶136。
　　(10)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
　　(11)《郭嵩燾日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l—1983)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以後簡稱此書爲《記》。
　　(12)台北：文星書局，1966。特別是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觀>第七章<保守的趨向及其批評>(頁243談郭嵩燾，頁242“勒令”應作“敕令”)，第十章<中體西用記說>(頁423“廣茅”該爲“廣袤”。第十四章<道德的重建>抨擊儒學五弊：德目有階層性，重男輕女，爲愚民政策立張本、獨斷精神(逼害異己)、泛孝主義。中國人至今仍甚重男輕女，如不承認女兒爲後裔而剝奪其繼承權，視姪女兒比女兒更親，媳婦因生孫兒而矜貴。
　　(13)詳看陳山榜《張之洞勸學篇評注》(大連出版社，1990)，包括<代前言>和跋<張之洞《勸學篇》與福澤諭吉《勸學篇》之比較硏究>。王中江《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勸學篇>》，刊於香港《二十一世紀》1992年12月號(總第14期)。
　　(14)參考《傳》，頁105：“西方悉心學習漢語，中國卻不屑一顧歐洲文字。這種狀况使郭燾寢食難安”。對此精神病態的診斷，請讀馮契敎授門人陳衛平《第一頁與胚胎——明淸之際的中西文化比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如第五章<儒家文化傳統的回擊——正統士大夫“破”西洋“邪說”>。
　　(15)可閱秦家懿與奧克士吐比編《發現中國：啓蒙時代歐洲的闡釋》(Julia Ching and Willard G.Oxtoby，eds　《Discovering China：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82)及談敏《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6)“哲學”原指受智慧而非傳統，請看舒麥克《愛上智慧：哲學家談其呼喚》(RobertG.Shoemakey，《Falling　in Love with Wisdom：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ir Wis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7)《記》咸豐九年二月十五日。
　　(18)《集》載<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27：538)，<船山祠祭文>(539，542)及<船山先生像贊>(544)。
　　(19)見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湖南出版社1991)。第八章<曾國藩與近代士大夫的洋務觀>湘潭大學副敎授、“困知書屋”主人成氏此書留意曾門四大弟子及王韜而忽略郭嵩燾。“困知”源於孔子言、以及羅欽順和趙紀彬的書名。
　　(20)《傳》，頁107：“凡主張以武力反抗侵略者，他一律視爲國家的罪人，連林則徐也被列爲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四凶’之一。”某種意義上郭氏乃和平主義者。
　　(21)《傳》，頁138：“南海(縣)人鄒伯奇，……光學尤有造詣，曾於1844年發明攝影機，只比歐洲晚5年。……拒絕北上。”
　　(22)(集》<與曾仲堂>，10：174。
　　(23)《集》，頁176－178。
　　(24)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一)，頁124。
　　(25)郭嵩燾<福建按察使郭嵩燾議海防事宜>，見《洋務運動》(一)，頁136－144。
　　(26)《傳》頁212。
　　(27)郭廷以等《郭嵩燾先生年譜》(台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頁511。
　　(28)參看黎庶昌《西洋雜誌》(譚用中點校。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黃萬機《黎庶昌評傳》(同上)及王煜《在貴州八天》(見1992年11月12日《貴州政協報》副刊)。
　　(29)張佩綸曾註解《管子》，豈料其孫女張愛玲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成爲著名小說家。港大乃“以夷變夏”的典型學府。
　　(30)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卷17《朋僚函稿》<復周筱棠京卿>，頁15。
　　(31)劉錫鴻<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復丁雨生中函書>，見《洋務運動》(一)，頁282。
　　(32)劉錫鴻《英軺私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154。
　　(33)《記》，光緒四年五月十二日。
　　(34)《記》光緒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992年在廣州逝世的散文家秦牧，曾受此語震撼而創作《藝海拾貝》。
　　(35)《記》，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992年11月我在衡陽市“紀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國際硏討會”上認識《王船山美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作者熊考核。他的氣質在文哲兩學之間，擅長學術而非法律的考核。
　　(36)郭嵩燾《養知書屋詩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或《集》11：188－194。
　　(37)《集》<致沈幼丹制軍>，11：196。
　　(38)請看我在香港法住學院主辦的“東方文化與現代企管”國際硏討會(1992年12月24至26日)宣讀的論文<白鹿洞書院首長的人格典範>。
　　(39)《集》<致李傅相>，13：239－240。
　　(40)《記》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41)忻平《王韜評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88誤爲七年。此書錯字太頻，濫用“資產階級”一詞。
　　(42)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北京中華書局，l959)卷1<重民(下)>，頁23。
　　(43)參閱友人考痕《傳統與現代性之間：晚淸王韜與改革(Paul A.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36－139；湯普遜譯解《大同書：康有爲的一界哲學》(Laurence G.Thompson，tr《Ta T'ung Shu：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áng Yu－wei》.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8)；汪榮祖<重新考慮改良主義：康有爲和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運動>(Young－tsu Wong“Revisionism Reconsidered：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1，no.3(Aug，1992)：513－544。
　　(44)可看汪榮祖《康(有爲)章(太炎)合論》(台此：聯經，1988》；《章太炎硏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章太炎與嚴幾道>，章氏訶斥嚴氏倡功利主義。
　　(45)忻平《王韜評傳》第五章第四節<道器論/體用觀>堪讀。
　　(46)宜閱菲殊，《科學哲學家威韋爾》(Menachem Fisch，《William Whewell，Philosopher of Science》.Oxford：Clarendon，1991)。他薰陶物理學家麥士維和進化論者達爾文。
　　(47)參看馬田《培根、國家與自然哲學之改革》(Juliam Martin，《Francis Bacon，the State，and the Reform of　Natur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和杰克遜《米爾(穆勒)功利主義導遊》(Jack　Jackson，《A Guided Tour of John Stuart Mill’s Utilitarianism》.Mayfield Pub.Co.，1992)。米爾的歸納法限於邏輯；威韋爾的歸納法不在邏輯而在科學發現，且受康德“超越推述”的影響。作爲科學哲學家，威韋爾比米爾重要。
　　(48)《記》，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49)《記》，光緒四年五月二十日。
　　(50)《記》，光緒五年二月初一日。
　　(51)《集》<致李傅相>，13：240。
　　(52)請看五來欣造著、劉百閔、劉燕谷譚《儒敎對於德國政治思想家的影響》(商務印書館，1936)；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王漪《明淸之際中學之西漸》台北：商務，1979)；陳銓《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台北：學生書局1971)；陳受頤《中歐文化交流史事論叢》(台北：商務，1970)；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何兆武《中國儒學思想與西歐啓蒙運動》(《文史知識》1988年第6期)。
　　(53)可讀懷蒂編《婦女哲學家》(Mary Ellen Waithe，ed.《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1991，Vol.3∶Women Philosophers，l600－1900，Chapter 2，<Swedish Queen　Christina>.
　　(54)王韜《扶桑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下篇，頁290。
　　(55)1983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有王思宇校點本。參考鐘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歴史》(中華書局，1985)第十章<王韜的海外漫遊>和第十三章<西方文明對郭嵩燾的影響>。
　　(56)《記》，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五日。
　　(57)《記》，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58)(記》，光緒十七年六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