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傳統之爭議與調適
劉孚坤
Abstract:Though the whole world has felt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ough there have been two major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history,onl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r so have there been such extensive, profound and prolonged polemics about Westernisation vs.tradition in China. The reason for this is simply that the Chinese spiritual culture is on its decline.
The sick mentality stemming from thi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ecline leads to a blind worship of Western culture and a misunderstanding of West ern his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ich,in turn, leads these Chinese, both xdholars and ordinary people, to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culture. Only afrer all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are cleared up can we restore our cultural vigour and vitality, and emerge from disputation to harmonisation, thus attaining the ideal of East-West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each other’s unique features.
(一)西化與傳統爭議之情勢及其原因
東西文化之交流，若自“絲路”算起，已有千餘年之久；若由西方傳敎士經由澳門對中國傳播西學來看，亦有四百餘年。這期間未見有重大的關於東西文化對比上優劣和取捨之爭議。
十九世紀後期以來，西方國家以其高度科技成就之強勢，將其文化影響力推展至全世界，無堅不摧，無遠弗屆；而在各個地區、國家、民族與社會中，除了由帝國主義軍事侵略所引起的抵抗之外，可說也很少見到大規模、長時期的爭議與敵對。
唯在中國，百餘年來有西方文化之大力傳播，有中國人世代接力對西方文化各種優良處之學習、介紹、倣效、採行，而同時又總有或明或暗的不斷爭議和敵對。這爭議敵對也始終環繞着以西化與傳統兩相對立的中心間爲主軸，其規模之宏大，範圍之寬廣，程度之深強，時間之久遠，眞是舉世無出其右者。這種爭議不是僅僅發生在學術思想之言辭文字的討論辯駁上，更且發生在社會的不安上，國家的動亂上，政權的爭鬥上，以至戰爭流血的慘劇上，今天兩岸內部都有敵對勢力的問題，其中除了權勢利害的爭奪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由西化與傳統之爭執而衍生的重要因子。
同是學習採用西方文化，爲甚麼別的國家，地區如日本、南韓、印度、阿拉伯諸國，都沒有像中國這樣大而長久的爭議和衝突呢？
拿日本和中國來比較，或許可以說日本的傳統文化，並不是從其本土內生長出來的文化，乃是由中國去的“外來文化”，因此，到近代遇上了新的強勢西方文化，並沒有心理上的“外來”之感，也就不致產生排斥抗拒或偏執的“情結”(Complex)。因爲都是外來的，祇有先來後來之別，故此並無衝突與爭議。韓國的情形也是如此，不過又多了一層再接受由日本“外來”的文化優勢。中國則不一樣。因爲中國的“傳統”是中國自己的“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是“外來”的，兩者接觸間有了排斥作用，從而產生“情結”上的偏執，乃有西化與傳統兩相敵視的爭議和衝突。
然而進一層來看，上舉的說法雖有一部份說服力，但仍不無疑點。一則，印度和阿拉伯諸國也是有其自身歷史悠久的“本位”傳統文化，而他們在面對“外來”新的西方文化時，何以未有像在中國所發生有大而長久之爭議衝突的情形？再者，如若因“本位”文化基本上排斥“外來”的西方文化而產生爭議衝突的情勢，則應是主傳統者多，主西化者少，主傳統者重，主西化者輕，主傳統者勢大而強，主西化者勢小而弱。可是實際情勢正相反。這又是何故呢？
本文在此嘗試提出一個應可講得通的因果解說之(a causal explanation)。
對於文化或文明(Culture or Civilization)，到了現今，再也不能取前人那樣直線式的思考途徑(Linear thinking approach)，以爲文化可以是機械的依時間向前進步，進步快者便是優而強的文化，進步慢者便是劣而弱的文化。弱劣的文化必須向強優的文化學習，否則便會被淘汰。這樣的觀點是過於草率，無助於求進步的目的，反足以害事。現今思想家討論文化問題已經很少人再取這樣想法途徑的，而多採取動態與生機的觀點(dynamic and organic view)，將文化看做是如同生物之有機生命那樣，有生長、壯大和衰亡的歷程，也有盛衰起伏的曲線升降情形，自然亦有強而健康與弱而病態在不同時期之表現。
依上簡而言之，中國文化數千年來之情形，並不是始終一成不變“超穩定結構”，停滯不前，沒有進步，而是一方面日新又新，行健不息的穩步前進，另一方面其文化機力的表現有起伏盛衰之情勢。在其力勢升進而強健之時期，文化之開創精神昂揚奮發，大開大合，不擇細流，並且對外來文化排斥力小，吸引力強；但在其力勢屬降退而衰敗之時期，文化開創精神力量不足，呈現病態，心理上容易患得患失，對外來文化吸引力弱，欲拒還迎，欲迎卻拒，但見其小，不見其大，但見其表象，不見其精神，旣不能入乎其內，又不能出乎其外。於是儘在西化與傳統孰優孰劣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打轉。可以斷言的是，祗要中國文化精神的衰退曲線沒有恢復到升進的曲線，這爭議衝突的圈子始終是轉不出來的。升進的曲線和衰退的曲線，往往有百年至數百年之久。自淸末至今約百餘年，中國文化之力勢都是在衰退的曲線中，所以才這麼廣大而長時期的爭議和衝突。
這也可以說明何以爭議衝突中主西化論者衆多，勢大而強，主傳統論者實少，勢小而弱，因文化在衰敗曲線中之時亦即固有文化精神在喪失中之時。
(二)對西方文化之誤解
在中國此一廣大長久之西化與傳統爭議衝突的情勢下，其爭執之內容主要是採西化論者對傳統文化的批評與攻擊，對西方文化的欣羨和贊揚。這自然是價値評判的語氣，或帶有高度情緒偏執的意味，例如有人(李大釗，杜亞泉)認爲東西方文明之不同，“一爲主動的，一爲主靜的，……一爲保守的，一爲進步的，……”這便是以動爲優，以靜爲劣。並且直到今日，中國人用“保守”一詞總是帶有不好的意味，不像西方人有時反以“保守”而自傲。此外，說中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也是明顯含有褒貶之意。乃是傳統論者自大自信之辭。
像這樣帶有高度價値褒眨乃至精神偏執之意來談論東西文化之異同與特點，祗會把問題愈弄愈複雜，而得不出比較眞實可靠的答案來的。
看起來，倒是早年張之洞所提“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說法，雖然一直遭受西化論者的攻擊，還算是言之有物，不無見地。一位比較溫和的西化論者蔣夢麟，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講“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認爲“也不過是說：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對健康更爲重要。”這雖不是非常適切的喻說，但至少也能巧妙指出一點引人深思的眞義。
中國長時期西化與傳統爭議中對西方文化有幾項重大而普遍的誤解；又因將此類誤解信以爲眞，也就在扭曲的價値對比中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產生誤解。
(1)對西方歷史的誤解 除了本文前已提到，不論是西化論者還是傳統論者，大家都是把歷史當做直線式的前途，中國前進得比西方慢而落後太多。此外，又將西方中古一段歷史，看做是長時期因敎會控制了人的思想，沒有進步，造成所謂的“黑暗時代”(Dark age)，一直到十四至十六世紀“文藝復興”(Renaissance)，先是藝術文學，再是科學哲學，人類思想得到解放，造成四百年來西方文化高度發展和快速進步，使中國文化遠遠落在後面。又因爲看到西方文藝復興與那種活潑的生機，旺盛的開創精神，認爲中國缺乏這種精神而不如人，於是便有人將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改革”看做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這種看法今天已可證言是根本的錯誤，西方歷史學家至少五十年來都已公認西方文化歷史是兩段不同民族的歷史。現代西方人的祖先並不是創造高文化的希臘羅馬人，而是羅馬時代北方沒有文化的日爾曼、斯拉夫野蠻人。這些野蠻人在四至五世紀時忽大量渡河南下，滅了羅馬，使古希臘羅馬人血統消失，並且也幾乎使文化滅亡，這才是“黑暗時代”之爲“黑暗”的眞意所在。後來到十至十三世紀約三百年，稱之爲“中世紀”，乃是北方野蠻漸漸安定下來，有早期封建的組織，生活上正式從事農耕畜牧，還沒有發展出、也沒有接觸到高的文化。要到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年輕的讀書人發現了希臘的古典，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便形成一股狂熱硏習的風潮。於是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在北方蠻族強盛的生命力中接合、再生、快速發展，形成現代強健的西方文化。故可以說今日的西方文化，是希臘羅馬已枯死之文化精神“移花接木”或可說是“借屍還魂”。
這樣看來，西方歷史，由文化觀點看來，與中國歷史完全不同，不可作平衡相對來比觀。而且五四時代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其精神心態與對古典的價値取向，正好是南轅北轍，豈可任意混爲一談？
(2)對科學的誤解 不論是西化派、傳統派、新派舊派，並沒有反對科學，但是對科學卻是誤解多而眞正理解少，大家都以爲西方人從古就在科學上比中國人高明，又以爲科學就是發現宇宙自然間的“眞理”，然後人類在理解掌握了自然眞理之後，再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造福人群社會，這是西方培根時代和牛頓時代對自然和科學的看法。培根曾說過自然是通過我們對其服從然後被我們克服的。
然而，晚近以來科學家的觀點已大大改變了，哲學上從康德的經驗主義到胡塞爾的現象學以後，科學理論的建立是一套共信的主觀系統結構，不肯大膽的說是發現宇宙自然的奧秘和眞理。而眞理又往往只是邏輯形式上無關乎經驗事實恆眞命題(Tautologies)。科學的理論也只是用來解說(Explain)或是詮釋(Interpret)自然現象，只要這一套理論無矛盾便可。
特別是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以畢生心力硏究中國古代科學文明，出版其不朽的大作《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以來，世界硏究中國科學的學者思想家都公認中國不但在科學技術歷史上遠超優於西方，並且中國陰陽所採用的陰陽五行理論(此正是西化論者斥之爲“迷信”，“神話”或“玄學”的)，乃是雖不合乎牛頓時代機械的(Mechanis)科學理論，卻合乎二十世紀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理論。中國的科學理論可以名之爲“機體自然主義”(Organic Naturalism)。今天更有重要的物理學家，將中國陰陽上思想觀念，配合大地磁場現象，作爲物理學的理論基礎。
由此可見，中國多年來的西化論者，對於他們的最響往的科學，其理解是何等貧乏而錯誤!
(3)對民主的誤解 民主本是西方社會由封建時代階級制度逐漸打破，市民(Citizen)工商業自主權要求而形成。且民主制度並不是理想的最好制度，但是最能夠自我調整修正的制度，而民主之重法治精神，可追源羅馬獨裁時代的羅馬法。然而中國之崇尙“民主”或稱“德先生”者，都不免將民主制度當作最理想的政治來看，以爲只要有反對黨競爭的議會和選舉，一切政治上的紛爭便可迎刃而解，這就未免太天眞了。
一般論者差不多都公認中國自古以來便無民主觀念，只有“民本”思想，而將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亦解之爲民本思想。實則不然。孟子之說應爲“貴民”思想，是超乎君主制、民主制、民本制之上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旣無關乎愚民政策，也無關乎民主或民本原則，乃是社會實情的現象描述，孫中山在《孫文學說》舉之爲“行易知難”之說，允爲最當。
而孟子萬章篇中言堯、舜、禹禪讓說明“天子不能以天下予人”而說“天予之”，再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一種理性的宗敎精神來顯示“貴民”思想，方是中國政治思想中民主精神的根源，只是並未開展化爲客觀制度。然在中國歷代帝王治術已多少產生正面作用。
(三)東西文化之調適與會通
此所謂“調適”並非折衷，實乃有機生命意味之調和涵化。而調適又與東西文化之會通密不可分。
西化與傳統孰優孰劣之爭議並無助於中國社會與文化之生存、發展及現代化。
現代化並非西化。爲須將西方優長化入自身文化生命之中，文化生態(Cultural Ecology)觀點言之，接受外來文化是以其傳統“本位”文化爲基礎而行，又必當其文化精神在升進時方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