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救亡圖存學習西方的得失

易陶天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學習西方，自然是有得有失的。而要檢討這種得失，便必須確知這個身爲學生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及其所救助的國家民族眞正自覺了的獨立文化主體，還是個故方東美敎授在他“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中所說的“空袋子”，或故唐君毅老師在他“中國人文精神之重建”與“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書中所說的“無主不能自止”的“無主”。如果是前者，那自然有得有失，或得多失少；如果是後者，那就可能失多得少，或唯失無得了。因此，眞正自覺了的獨立文化主體和“空袋子”就是我們檢討得失的基準。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學習西方的得失是個大題目，詳細地檢討，須待我計劃寫作的“A Di－alectic Reflection upon the Modern Chinese Idea”去做，在這裡，我只想依我過去發表的“中國當代虛無主義底兩流”並“五四運動的兩重意義”兩文的主旨，就“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三個主義”——三民主義、“四個現代化”來泛論它。
　　“兩位先生”意指“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從它是新文化運動這一點看，有人把它說作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從“五四運動”所應當含有的雙重意義上說，也對也不對。不對是說，西方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是重傳統的，而五四運動是反傳統的。文藝復興是內發的，五四運動是激發的。文藝復興是人文主義的，自我主導的，五四運動卻是量化主義的，失去主體的。也對是說，從五四運動發生時爲一學生愛國運動和以後所喊的“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等口號向深處看，五四運動在長期發展的過程裡，也應當透顯出文藝復興那種正面精神的。因此，也就可以看做文藝復興的。
　　五四運動一發生時，本來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那時的口號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抵制日貨”，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就是愛國運動。
　　後來進而主張文化革新，提倡“民主”與“科學”，推行文學改良運動。這是五四運動的主題。因此，從事這個運動的人大都大喊著“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並要“打倒孔家店”了。
　　五四運動時對“共產主義”無人公開提倡，至於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雖有，但也未公開表現。雖未公開表現，但對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起了很大的影響。因爲一九一九年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就成立。當然，問題並不這麼簡單。中國共產黨成立，實有它的遠因、近因、內因、外因。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就遠因、內因說，應該追溯到淸末文學上康有爲的樸素共產主義思想和譚嗣同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就近因、外因說，那應該是俄國派維辛斯基來華組織中國共產黨。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運動的反面精神。這種反面精神在五四，在中國共產主義是相同的。因此，這兩個運動都同樣喊著“反帝”、“反封建”，要批孔、要否定傳統，要“破舊”、“立新”、“全盤西化”——一個西化於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一個俄化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但是，五四運動，就它是文化運動的本質和一個開始時是愛國運動講，是應該有它的正面精神的。這種正面精神似乎可以由“德先生”和“賽先生”來顯示。但事實上只有“德先生”和“賽先生”仍不能表現它的正面精神。
　　在“德先生”和“賽先生”之上要加上民族獨立才能夠表現這種正面的精神。然而我們要問，五四有沒有民族獨立的要求？那當然是有的。因爲五四一開始就是愛國運動，就要求民族獨立，不過五四雖有民族獨立一要求，但那只是政治意義的，而且一到後來進入新文化運動時，連這種單純政治意義的民族獨立要求都忘得一乾二淨而只顧喊“打孔”，喊“德先生”、“賽先生”了。
　　但是天下的事情是互相制約、互相依存的。政治是不能夠脫離民族文化整體而存在的。因此，從政治性的民族獨立再向深處追求，我們是可以發現到文化意義的民族獨立這個要求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四運動也是具有文化意義的民族獨立精神的。不過，這種具有只是“隱藏的”具有，而不是“顯現的”具有罷了。但是今天我們一把它反省出來，而那個具有便成爲顯現的具有了。
　　五四旣有民族獨立的一種精神，用這種精神來建立起中華民族集團及其份子個體理性的主體性，然後再把民主和科學納入其中，使這種智性的東西接受理性的指導，然後五四的正面精神是可以建立的，五四的正面意義是可以突顯的。而建立這一精神，突顯這一意義，應該是五四運動的新階段。
　　因此，在這裡我首要說明民族獨立的“民族”旣然不只是種族的，也不只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倘若一個民族只是一個生物學上的種族群或是政治科學上的政治群，而不是一個文化學上“頂天立地，繼往開來”的文化群，縱然獨立了，乃至統治了其他民族像蒙古和滿族統治了漢族各幾百年那樣，終於是要消滅或至少都要依附人家的。反之，民族若是文化學上的文化群，就是在政治上被滅亡了像漢族在元、淸兩代那樣，給滅亡了許多許多世紀都復興了。由此可先，文化一意義在民族獨立上的重要。
　　文化意義的民族必然有它悠長的歷史統緒。在這個悠長的傳統裡，對於那些文化發展中所出現的，在當時爲合理，在現在卻是不合理的文化現象，在新文化運動時，當然要淸除，但是對於這一文化傳統的原始的、生活的創造精神，卻是要淸理出來予以尊重、保留並發揚的。西方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就是這樣。它反對凝固了、僵化了的中世紀的神統而要回到古希臘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學藝術。而由於這一轉折，他們建立了文化主體，開創了近代的西方文明。但五四當時和以後搞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卻只提出民主和科學，沒有提出民族獨立；另方面又不分靑紅皀白的一味“打倒孔家店”，破壞傳統而或鼓吹杜威的實用主義如胡適之，或提倡歐俄馬、列的共產主義如陳獨秀、李大釗，因而未能建立文化主體。其結果只是時而學德國、學日本，時而學俄國、學美國，“燒香引野鬼”，形成文化上的崇洋媚外了。
　　這種情況，現在都還沒有改善。換句話說，中共目前雖求得政治獨立，但講“四化”、“市場經濟”又有“四個堅持”，因而在文化上還是奉馬、列爲祖宗。這仍然只是五四消極意義的延續，而不能負擔新文化建立的重任的。
　　其次，我要說明民族獨立的獨立，旣不只是索然離群的個人的獨立，也不只是吞沒一個人的群體的獨立，而是兼含由個體組成的群體和由個體組成的群體中的個體的主體的獨立。這個主體的獨立，在五四時期及其以後的新文化運動中都是不顯豁的。
　　在五四至今的新文化運動裡，兩個思想流向始終流向一個極端：易卜生“娜拉”劇中所描繪的個人主義，這是新文化運動分流後胡適之一派所代表的；馬克斯列寧主義政治、社會理論中所強調的全體主義，這是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者群爲代表的。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前一流在大陸全爲後一流所吞沒，但卻附驥國民政府到台金繁衍了。
　　走出家庭的娜拉要走出家庭做一個人是可以的。但是一走出家庭後就孑然獨立而不承認是家庭的成員是不可以的。走出文化的民族而不承認是這個文化民族的成員更是不可以的。因爲這樣的個人只是孤零零的絕物，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對他個人和群體行爲旣能獨立判斷，又能當家作主，而不至成爲給人家“牽著鼻子走”的主體。這種個人在民族文化歷史，在群體大生命裡沒有根，他只是一個單純的偶然。
　　由各個主體自覺組成的全體是必要的，但是由孤獨、混噩個人形成的絕對大全是要不得的。因爲在這個大全裡，個體被大全吞滅盡淨，自己不能對自己個人和群體的行爲下獨立判斷，自己不能對自己和群體的行爲當家作主，個體都又是一些偶然，像是瓦屋牆頭草，風吹兩面倒。結果是在這個全體中，組織不是眞組織，制度不是眞制度，而只是一個大實體在那裡播弄一切。這就是中國到現在眞正的由主體自覺以組成的國家組織，政黨組織，各種社團組織其所以還沒有眞正建立起來，而仍需要捧著西方人的靈牌的緣故。旣然捧著西方人的靈牌，那個大實體都還不是獨立的主體，而對整個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也還是個偶然。
　　那麼，什麼是主體呢？那就是自覺爲組成文化群體的個體，自覺的對自己個人和群體的行爲能當家的主人翁，對文化歷史、民族生命能有“頂天立地、繼往開來”擔當的鐵漢。這樣的主體才是獨立一詞所應有的含義。
　　上述這種民族獨立，這種自覺了的獨立文化主體只有前面所說的“三個主義”，即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建立了起來。因爲它除了講“德先生”的“民權主義”，講“賽先生”的“民主主義”之外，還特別講獨立文化主體的“民族主義”。這一點，也許經後人評爲“新文化運動師保”的蔡元培意識到。因爲他在“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的講詞裡推崇“三民主義”。
　　可是，不幸得很，“三民主義”在奉行它的“中華民國”所在地的台、澎、金、馬，由於“台獨”、“統獨”只剩了一個空口號，在大陸“摸著石頭過河”搞“四化”、“市場經濟”再加上“四個堅持”，都只涉及它“民生主義”這個部份，“民權主義”、“民族主義”都排除了。這比“五四”都少了一位先生——Mr.Democracy。
　　盱衡上述狀況，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學西方就正如宗門所說“迷頭認影”。或如Kierkegaad所說的“The absent－minded man”，他的人生空虛得不到一個晴朗的早晨，他醒來發現他自己死了的時候，都幾乎不知道他生活在世界上(見W.Barrett，“Irrational Man”，P3)。這不是“無主”嗎？這不是“空袋子”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損失。當然，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來去坐飛機，在家裡看電視，住“智慧大廈”，用電腦打麻將、算命，畢竟在物質生活面有所得!
　　不過這個得畢竟是Ernest Hemingway所謂“贏家”的得。海氏讓他的小說的主人翁——西班牙某處一家咖啡餐廳的店小二說：“關了電燈，他繼續對他自己說……他恐懼什麼呢？它並不恐懼或可怕。它只是他所熟知的虛無。它全是一虛無而且一個人也是虛無。它只是那種東西而光亮和某種淸潔並秩序便是它所需要的一切。有人雖然生活在它裡面而從來不曾感覺到它，但是他知道它所有的就是nada y pues nada y nada y pues nada。我們的nada那在nada中者，nada會爲你的名字，你的王國你的nada，將一如它是nada之nada中底nada。給我們這個nada以我們每月的nada而一如我們nada我們的nadanada我們以我們的nada而且nada我們不進入nada但解救我們於nada；Pues nada。歡呼虛無，充滿了虛無，虛無與你同在。”
　　像此店小二這樣的嬴家，連一切都虛無了，結果還是“贏家無一得”(“Winner Takes　Nothing”上述小說題名，1933版)。這就難怪美國孟祿博士(Dr.Monros)要說：“中國在政治上、文化上，尙未覓著自己”!(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442)
　　孫卿說：“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有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即作“主觀自私的抉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這話實在値得當代學習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深切玩味。
　　又說：“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冶(原作治，從王念孫校改)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君子之辨說也”。雖未必至，心實存之。那就是說，我在表達方式上雖未必能，但在態度上確曾“以學心聽”了中西印大哲的敎訓，然後“以仁心說”出上面的這番話。想諸位先生，特別是兩岸主政者，圖謀中華民族之生存發展者能“以公心辨”自瞭解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