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體意識
何國瑞
Abstract: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material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and physicial culture. And as Iong as there is contact between different tribes, faces, nations and countries, invariably there is cultural interflow, in various forms, culminating in boosting each other’s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wholesom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 e., a conscious purpose for such exchanges, and to overcome two misconceptions: one being slavish obedience to anything foreign and the other total acceptance of Western culture while renouncing their own tradition. We should adopta two-pronged approach: we must both take generously and give generously in our efforts to integrate the two cultures.
一
何謂文化？從根本上說，文化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人在與環境的矛盾鬥爭中努力求得身心與之平衡發展的活動及其結果。它是一個不斷運動、永無終止的巨型系統。自人類誕生起，到祇要人類存在止，它就將累進式地從質和量上向深廣發展。從橫斷面看，它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人身文化。三者以物質文化爲基礎，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彼此滲透。從縱剖面看，它經歷了石器文化、靑銅文化、鐵器文化、機器文化、電子文化，或者說經歷了原始公社文化、階級社會文化。後者總以前者爲前提和出發點，在批判繼承和革新創造中發展。可以說，文化就是人化，是人在愈益自覺地促使環境朝着更快更好地和更普遍地滿足人的需要的方向的進化。
二
文化交流是指不同人群中關於人化產品和人化活動的互換、對話和來往。人群，或指氏族、部落、民族，或指階級、國家、國家集團。
人類最早的文化交流是物質產品(物質文化)的交流，人類迄今最大的文化交流也是關於物質生產的。但在文明社會(階級社會)裡，精神文化的交流愈益受到交流雙方的重視，佔有重要地位。
人類文化交流的方式，有平等互利的，有強迫給予和掠取的，有宗敎灌輸的，有欺詐的，有主動自覺的，有盲目被動的。
交流的結果，一般來說，總是會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促進交流雙方或諸方文化的發展，有利於各方的進步。但在歷史和現實中，也有因交流(戰爭強迫、精神侵襲、盲目照搬等)而出現停滯和暫時倒退的情况。
三
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遠在春秋戰國時就已開始。當時中原華夏的絲綢，經中亞諸國的中介，輾轉傳入了古希臘，成爲公元前5世紀希臘上層人物喜愛的衣料。這從巴特農神廟中的“運命女神”等塑像上所穿的有透明輕柔質感的絲織物上可以證明。
漢代張騫於公元前二世紀，兩次出使西域，更開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唐初，7世紀，玄奘赴西域，出訪印度諸國，取經講學，歷時18年，極大地促進了中印文化交流。整個漢唐，以中原爲大體，廣採衆納，剛健雄強，博收文化交流之妙。
元代，13世紀，成吉思汗等進行了三次西征，以侵略戰爭的方式促進了中國和歐洲的全面大交流，對中國特別是歐洲的文化發展都起了巨大作用。隨後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到大都(北京)，在中國游歷、居住17年，於13世紀末返回威尼斯故鄉。他的游記在西歐引起震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明淸之際，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了海上交通。葡萄牙人最早於1557年強佔澳門通商。稍後，1582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來華傳敎，宣傳歐洲文物典章制度，介紹西方的數理化、天文知識，與當時的名公巨卿徐光啓等交善，硏習中國儒學，開了近現代西學東漸的端緒。
與此同時，17世紀，荷蘭、英國緊跟葡萄牙，來到了中國廣州等地，在貿易中將中國商品運到歐洲，引起震動；加上來華傳敎士返回歐洲故土的書信、報導和對儒家經典的譯介，中國文化激起了朝野上下廣泛的興趣。到18世紀，以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廷爲中心興起了一股“中國熱”。歐洲啓蒙運動的先驅、法國霍爾巴哈曾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霍爾巴哈《社會體系》第1卷)元雜劇《趙氏孤兒》於18世紀30年代傳入法國，並被多次改編在英法等國的舞台上演出，對歐洲的思想和藝術都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19世紀40年代，英國通過鴉片戰爭，用大炮炸開了古老中國的國門，17、18世紀的平等交流不復存在。西方文化強迫傾注於中國，面對這種不能拒食的“西餐”，中國人在血淚中吞嚥、嘔吐。但不管主客體雙方主觀動機和感情經歷如何，其客觀結果是，它極大地激發了中國有識之士“振作志氣，愛國保種”(林紓《黑奴呼天錄·跋》)的雪耻精神，中國文化也終於改變了單一的封建性質，改變了死水一潭的停滯狀態。
20世紀初，爆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帝反封建，主動吸收西方進步文化。1949年新中國成立，雖然西方國家極力封鎖，但仍盡可能開闢了中西文化特別是精神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可惜的是，由於一系列國際國內的原因，爾後漸漸發展到“文革”時期，中國重又趨向“閉關自守”，乃至把一切西方文化一槪視之爲洪水猛獸，視之爲柔物禍水。
70年代末“文革”災難結束，新時期改革開放爲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鬥爭，從此進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好時期。當然，要眞正取得交流的最佳效果，還得切實排除現實已經存在和將來可能產生的種種干擾。否則，機遇雖好，後果堪憂。
四
排除干擾，關鍵是培養和樹立文化交流中的健全的主體意識。
何謂主體意識？文化交流中雙方或諸方一般互爲主客體。主體在交流中多是主動的，當這種主動性提高到一定的自覺程度時，就成爲主體意識。主體意識不等於主體性。主體性是人類活動的一種自發自在性，主體意識則是一種自覺能動性。
文化交流中的主體意識有層次的不同和性質的不同。
主體意識的不同層次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主體自覺程度有差異而存在的不同層次：1.或能意識到交流的目的，對彼此交流文化的現狀過去、優劣長短等有不同程度的了解；2.或還能設計交流的方式，組織交流的活動；3.或更能預測交流的後果，力避其負面値，力爭其正面値。這三個層次彼此有一定聯繫，但又有區別，是層層遞進的，標誌在文化交流活動中主體意識的強弱。二是因主體範圍大小有別而存在的不同層次：1.個體的；2.集團的；3.階級的；4.人民的；5.民族的；6.國家的。這兩個方面不同層次的主體意識，愈高就愈難達到，愈難樹立。
主體意識性質的不同，是由其內容的不同質態決定的。或是健康的，或是病態的；或是進步的，或是落後的；或是革命的，或是反動的；或是科學的，或是迷妄的；或是唯物的，或是唯心的；等等。這種主體意識性質的不同，也就使文化交流中必然產生和存在種種矛盾、衝突和鬥爭。
在人類文化交流史中，主體意識是愈益自覺、愈益提高的，愈益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其質態則以曲折的方式，不平衡地隨歷史發展而向前演變。文化交流中雙方的主體意識愈是高層次的，愈是健全的、進步的、科學的，文化交流活動就愈是和諧的、平等的，交流的結果就愈能促進雙方文化的繁榮，愈能使人在與環境的矛盾中處於平衡和諧的狀態
五
目前中國大陸正處於進一步改革開放之中，對外實行全面的文化交流。此時此刻，培育一種甚麼樣的主體意識，是至關重要的。
歷史的經驗値得注意。
自淸代中期、17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先是在宗敎滲透，後是在大炮轟入的所謂交流的情勢之下，中國就一直在進行中西關係的論爭，迄今也並未消弭。這中間產生過種種不正常的主體意識。
槪括起來主要是兩種。
一是死守傳統，盲目排外。康熙初年，圍繞中西“曆法”之爭，朝廷大吏楊光先認爲：“中國乃堯舜之曆，安有去堯舜之聖君而採用天主敎之歷？且中國以百刻推算，西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曆，必至短促國詐，不利子孫。”竟至提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眞是荒謬之極。“文革”中張春橋鼓吹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正是同一個愚頑的調子。大陸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特別在開始一段時期，也曾有人採取類似態度，一槪否定、排拒西方現代哲學、心理學和現代派文學藝術，認爲它們無益而祇能有害於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學藝術的發展。這些死守傳統者還表現出十足的阿Q精神。梁啓超曾指出：“淸季承學之士，喜言西學爲中國所固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光緒年間一官吏的奏疏中就說：“西學之擅長者，……所學固中國所有。”(屠守仁《屠光祿疏稿》卷四)。80年代初內地也曾有學者宣稱西方現代派意識流，在我國先秦就有，《莊子》就是。淸末甚至還有人鼓吹，西方想“以巧勝我”，我可以拙制之，“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俞樾《治説下》)。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斥之爲“奇技淫巧”，“以機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勿爲驕惰”(張自牧《瀛海論》)，這種態度只能使中國文化單系繁殖，愈衍愈弱。
一是鄙棄傳統，西化崇洋。這不是産生在封建帝政之時。始作俑者，當推胡適吧？在“五四”運勤中，反對封建文化，淸除其糟粕，學習西方進步文化以自新自強，這是對的。但當時胡適卻痛駡中華民族是“又愚又懶的民族”，是“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民族。”說：“我们必須承認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他認爲祇有這様，“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胡適文存》)。這論調至今仍有人鼓吹，不僅大陸有，台灣也有，外籍華人中也有。大陸前些年這種聲浪甚高。有的宣稱，華夏文化是大陸文化、黄土文化，是死文化；歐美文化是海洋文化、藍色文化、是活文化，必須抛棄黃土文化，接受藍色文化，否则中國將要被開除球籍(《河殤》)。有的說：必須“造成對傳統文化的徹底的幻滅和絕望的衝擊”，必须“用世界(西方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以解救“傅統文化所造成的生命力陽萎”(劉曉波《再論新時期文學所面臨的危機》)。台灣持這論調者也頗有其人。或稱中國文化是沉浸着許多死魚、死貓、死耗子的“一個酱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就是中國文化的酱缸，使中國人變得丑陋。”出路祇有用“西方現代文明”來“猛撞酱缸”，要“絕對崇拜”(柏楊《丑陋的中國人》)。或謂：我國“固有文化不但成事不足，並且敗事有餘”，“祇好送進了博物館”，“除了死心塌地學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實際的”(李敖《爲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華裔美籍人中也有人著書立說，在貌似平和的“學術硏究”中，漫溢出一股咒祖崇洋的冷氣。論者從所謂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來對比中西文化，認爲“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具有勤態的‘目的’意向性”，因此“不斷追求變動，而變動又總是導向超越與進步”；中國文化的目的意向性則是“維持深層結構之平穩與不變”，表層結構雖可有所謂變勤，但這“任何‘變動’總不能導致進步與超越”。於是中國文化被斥之爲“殺子文化”(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1)。
我们必須反對和淸除這兩種主體意識。
首先，它们違反客觀實際。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祇要它能在與環境的矛盾中克服困難，生存下來，其文化就必有優點長處。中華文化，是世界四大文化源頭之一，直到18世紀一直處於世界前列。此後，雖然發展緩慢了、落後了，特別在物質文化方面；但是，它絕不是完全停止了進步，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勤和新中國成立之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時中華文化仍在給外國文化以積極的有力的影響。日本等國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騰飛就與創造性地吸收中國儒學有關；美國的“意象派”詩歌運動，從20年代至今不衰，就是“處在中國詩決定性影響之下”(意象派主將龐德語)産生的；德國布萊希特的影響世界的戲劇革命也是在受到中國京劇藝術啓發後進行的。以至當代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竟說出這様我們也未必完全同意的話來(當然或許他是就狹義的文化說的)：“中國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爲人類的主導，那麼整個人類的前途就是可悲的”(美《思潮》月刊，1974·9)。而西方現代文化値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也是很多很多的，並且實際上也給我們文化發展提供了大量積極有益的東西。
其次，它們有礙和有害於中西文化交流。旣然一種絕對的好，另一種絕對的壞，那還有甚麼交流的必要呢？旣然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性能命定是維持其不變，那西方文化再好，對它也就是無能爲力的了。湯因比說：“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戰與應戰之間的交互作用乃是超於其他因素的一個因素”(湯因比《歷史硏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5頁)。文化的發展也是如此。絕對好，絕對壞，雙方就不會有挑戰、應戰的事。在這種意識之下，如有甚麼“交流”的話，要麼就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式的，其流毒至今，人們常可見內地一些通衢大埠上招搖於市的“電腦算命”的玩意兒；要麼就是甘作西崽，就可能象當代英國一學者所公正指出的，自己受“西方化的誘惑，歪曲了發展的目標”(保羅·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50頁)。
我們需要的是雄強的、健康的、進步的主體意識。
這種主體意識在我國的先哲中已有所闡發和論立。明末的徐光啓(1562－1633年)面對着兩種極端，一是盲目排外，一是想以十字架征服中國，淸醒地提出了“欲求超勝，必先綜合”的主張。本世紀初，魯迅大聲向國人呼吁：“外之旣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文化偏至論》1907年)。在30年代他提出了有名的“拿來主義”，要求我們自己的人“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要運用腦髓”，大膽拿取外國文化(《拿來主義》)。
時至今日，世界愈益成爲一個地球村的時候，各國各民族，無不處在旣日益頻繁交往，又日益激烈競爭之中。我們應該立足於當今中國廣大人民的本體上，然後一手伸向傳統文化，一手伸向外國文化，旣吸取，又給予，古爲今用，洋爲中用，中用於外，洋中有我，我中有洋。這樣，華夏文化，自能新生繁昌，西外文化，亦得補益滋盛。
(1)對這種訛見，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敎授曾專門寫了《論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文予以駁辯。指出：“乞靈於一個在槪念上缺乏精確性、在方法上缺乏嚴謹性的‘深層結構’觀念，是解釋不了事實的複雜現象的。要按照這種說法，那麼，大陸、台、港、澳、海外的中國人的“將來還有甚麼希望呢？”(《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台灣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