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會通

張岱年

　　Abstract:This paper is a recollection of important even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since the 15th centur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China. The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absorb Western cultural attainment while upholding our fine cultural traditions, such as attaching great importence to integrating Nature and Man, and to harmonious human relationships.
　　在上古時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各自獨立發展的。約在十五世紀，中國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傳入西方，英國哲學家培根(1561－1626)論述“印刷、火藥和磁石”的作用時說：“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見培根所著《新工具》，轉引自《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這說明了中國的技術發明傳到歐洲之後起了促進西方近代文明發展的重要作用。十六世紀後期，即明代萬曆年間，意大利耶穌會傳敎士利瑪竇(1552－1610)到中國傳敎，在宣傳耶敎的同時也介紹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學、數學等科學知識，更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情况和中國儒家思想，這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始。中國學者如徐光啓等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稍後的方以智也受到西學的影響。直到淸初康熙年間，西方的天文數學仍受到重視。算學家王錫闡、梅文鼎都兼通中西數學。但是西方當時的最新科學如哥白尼、伽利略的學說，並未傳入中國。
　　中國儒家學說傳入西方之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受到一些哲學家和啓蒙思想家的歡迎。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沃爾夫(1679－1754)、法國經濟學家魁奈(1694－l774)、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太(1694－1778)都讚揚中國的哲學與文化。(參看《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中國儒家以及宋明理學的理性主義思想和無神論傾向，對於歐洲近代反對宗敎迷信的思潮有一定的啓迪作用。這也歷史事實。
　　到淸代雍正年間，中西文化交流因故中斷了。1840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以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後，資本主義列強對於中國進行了兇猛的侵略，中華民族遭遇到空前的民族危機，愛國志士都在設法救亡抗敵，先進思想家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康有爲、梁啓超提倡變法維新，孫中山、章大炎鼓吹革命，都是受了西方的影響。嚴復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學說，引起了巨大反響。一部《天演論》風靡一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爲進步人士的共識。
　　二十年代，陳獨秀、李大釗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再一次掀起了介紹西方文化思想的高潮。西方的各派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都介紹到中國來了。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大力宣揚自然科學的重要價値。自然科學家亦逐漸學會了西方近代科學方法，使自然科學在中國逐漸發展起來，彌補了中國缺乏近代實驗科學的偏失。在哲學方面，到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也出現了一些融合中西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如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等。中西學術的會通成爲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在十五世紀以前，中國文化本居於世界的前列，宋明理學在理論思維水平上可以說高於西方作爲神學奴婢的中世紀哲學。但是十六世紀以後，西方近代文化興起，在哲學、科學、技術各方面突飛猛進，中國落後了。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逐步前進，時至今日，中國一方面解決了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一方面又努力進行現代化建設，從而以新的面貌立於世界文明民族之林。現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是創建具有時代精神的新中國文化。
　　新中國文化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一方面要認眞吸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先進成就，主要是科學與民主，這是比較明顯的。另一方面更要弘揚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大力發展中國文化對於人類的獨特貢獻。這貢獻主要有二：一是重視自然與人的統一的“天人合一”觀；二是以“和”爲貴的人際和諧論。
　　中國哲學中的天人合一觀源遠流長，內容豐繁，其中最具有典型意義的是《禮運》的“人爲天地之心”説與宋代理學家張載的“民胞物與”說。所謂天人合一即是人與自然界的統一，認爲人是自然的一部份，是自然所生成的，而在自然界中具有獨特的地位。《禮運》說：“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這即認爲人是天地之間能知能覺者，人是天地所産生的，是自然的一部份，人對於天地的認識也即是天地的自我認識，故可以説人是天地之心。張載《西銘》說：“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渾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就是説：天地猶如父母，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氣”(即物質)構成我與萬物的身體，作爲氣的統帥的“性”也就是我與萬物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伴侶。張載又說：“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天地本來無心，而人能認識天地，人對於天地的認識就是爲天地立心了。要而言之，所謂天人合一就是肯定人與自然雖有區別卻又是統一的，人與自然不是敞對的關係，人可以調整自然，而不應破壊自然。西方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主張克服自然、戰勝自然，經過三四百年的努力，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取得了戰勝自然的顯著成績，卻也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後果。時至今日，返觀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觀，益見其含義深刻了^(注)。當然，科學的價値還是應該肯定的。
　　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國文化讚揚和諧的價値。孔子弟子有若說：“禮之用，和爲貴”。(《論語·學而》)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人和即是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合作。“和”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念。最早提出對於“和”的解釋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史伯區別了“和”與“國”。他說：“夫和實生物，同则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乎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不同的事物相互爲他，“以他平他”即是會合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這叫做“和”。“和”可以說是多様性的統一。而“同”則是相同的事物的重複，那是不可能生出新事物的。春秋時晏子亦強調了和與同的不同。他舉例說：“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這是“和”。如果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孔子也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就是容許有不同的意見，“同”則是只重複一種意見。“和”意謂着不同事物的相輔相成，含有對於不同意見的兼容精神。
　　“人和”具有深刻的含義，其中包含對於個人人格的肯定及對於社會群體的重視。必須正確理解並正確處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正確理解並正確處理個人與群體(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才能做到人和。關於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必須承認每一個人都有獨立人格，旣要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也要承認別人的獨立人格。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每個人都有其獨立的意志，要加以尊重。孟子特別強調個人的人格尊嚴，他認爲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即是人格的尊嚴，他提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他舉例說：“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說，“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人格的尊嚴；“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人格的屈辱。關於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這高度肯定了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一方面肯定每一個人都有其不可奪的意志，一方面又強調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心。這是古代儒家的精粹思想。孔子、孟子高度肯定人際和諧的意義，荀子更強調群道的重要。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乃爲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儒家肯定了社會組織的必要性。但是儒家思想也有缺點，即承認貴賤上下的等級區分是合理的。在中國哲學史上，反對等級區分的是道家。道家宣揚個性自由，不承認貴賤上下區別的必要性。這是道家的高明之處。但是道家忽視個人對於社會的義務，否認了社會責任心，這一點起了嚴重的消極作用。
　　以上略說中國古典哲學的天人合一觀與人際和諧論。當然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不止於此。衆所周知，中國古典哲學是富於辯證思維的，先秦時代的《老子》、《易傳》，宋明時代的張載、王夫之，對於相反相成、對立統一都有非常精湛的論述。還有更値得注意的是，古代儒家所努力闡發的人本思想。孔子雖然承認天命，但特別重視人爲，對於鬼神持存疑態度。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論語》又記載：“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明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這就是說，凡事不必求助於鬼神，不必從事於祈禱，而只應注意實行道德的原則。朱熹解釋孔子“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這可以說是一種人本思想，這所謂人本，是以人爲本位，即以人爲出發點又以人爲終極關懷，旣不祈求上帝鬼神，也不想往所謂來生來世，而力求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崇高的理想。應該承認，這種人本思想是具有深刻含義的。
　　中國傳統文化也含有嚴重的缺點，最主要的缺點有二，一是沒有發明近代實驗科學，二是沒有完整的民主理論。中國古代科學也有一定的成就，但沒有產生自己的哥白尼、伽利略，在哲學領域中也沒有提出爲科學方法提供理論基礎的思想觀點。這必須向西方學習。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有過“國人”(自由民)的民主，例如西周後期’“國人”驅逐了周厲王，秋後期鄭國子產讚揚“鄉校”的價値。但是秦漢以後，君主專制制度逐漸加強。宋元之際的鄧牧、明淸之際的黃宗羲都曾提出初步的民主觀點，而影響不大。我們現在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參照西方近代的民主而加以改進。
　　世界大通，東西文化的交流加強了，但是民族之間的區別還將長期存在。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西、印、阿拉伯文化各有其特色。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強，並不意謂着中西文化特點的消失。我們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進成就的同時，更應努力發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這樣才能增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增進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才能使世界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註〕天人合一思想比較複雜，我曾在拙著《中國哲學大綱》的第二部份第一篇《天人關係論》中加以詮釋，近年又寫了一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收入《文化與哲學》)加以分析。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