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愛情與小脚趾》
鄭煒明
鄱譯上的一點問題
要是想從小說中更深入地窺探土生葡人的文化特性，就必先梳理一下翻譯所帶來的閱讀上的不便，因爲我們不懂葡文的話就必須倚靠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譯本。
書中一些地名與專有名詞的翻譯，就算不是误譯也略嫌不夠地道，有些甚至有前後不符的現象，例如：聖·米迦爾墓地或聖·米迦爾公墓或米迦爾墓地（應作聖美基墳場或聖味基墳場或舊西洋墳場）、拉法艾爾醫院或聖·拉發艾爾醫院（本地話通稱白馬行醫院）、中央街（應作龍嵩正街或龍嵩街）、聖·安東尼敎堂前地（應作花王堂前地）、聖·安東尼敎堂或聖·安東尼奧敎堂（應作聖安多尼堂或花王堂）、聖·底亞哥炮臺（應作聖地牙哥炮臺）、巴薩爾（應作康公廟前地）、沙拱（應作沙崗）、慈善堂（應作仁慈堂）、雀仔吳（應作雀仔園）、紅窗的街（應作紅窗門街）、琵琶釵（應作琵琶仔）、藍、白花瓷器（應作靑花瓷器）等等。據知譯者喩慧娟並非澳門人，出現上述误會是可以理解並値得體諒的。最令人不懈的是，出版機構似乎並沒有安排熟悉澳門的人員來把關，以致翻譯效果未能盡善，實在可惜!
當然，以上的例子說明了翻譯文學作品的難度，除了要對主題熟悉之外，還應盡量保留原作的眞實背景和風貌；此外，還須注意兩種語文間的文法和語意等的差距，不能硬譯，姑且舉篇中的一些句子爲例：
“維克托利娜（女主角）精心照顧着母親。”（P．261）
“托雷斯大夫很讚賞姑娘對病人的精心護理。”（P．262）
“一位精心的房客把房子保護收拾得非常好。”（P．302）
“……托雷斯大夫，非說我在家不能精心治療，堅持讓我住院。”（P．266）
“（女主角）又去樓梯底下的小隔間取出精心保存的外祖父遺留下來的玻璃藥瓶。”（P．324）
“維克托利娜無法控制自己的新奇，又問了老人許多問題。”（P．270）
以上的五個“精心”，如果頭三個譯成細心，第四、五個分別譯作專心及小心，而最後的“新奇”譯作好奇心，是否更爲恰當?大槪是因爲葡文的的精心、專心、小心等都屬同一個字，而新奇和好奇心也是同一個葡文字的緣故，才突顯了“硬譯”的弊病。唯有希望讀者能靈活地理解這個中譯本，這樣才不致糟塌了作者的原意和我們閱讀的興味。
懷舊氣氛
讀飛歷奇的《愛情與小腳趾》，可以感受到濃郁的懷舊氣氛。作者不僅向我們講述了一段曲折的愛情故事，而更重要的是帶我們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澳門，探視當年的事事物物，以及當時土生葡人的思想感情。隨着故事的發展及主角所到之處，作者總愛把昔日澳門的景物一一重現；這到底是飛歷奇刻意鋪排的地方色彩，還是他對古老澳門的眷戀之情的自然流露?無論如何，若你是一個愛懷舊的讀者，類似的描述是不會嫌多的。
那是個“一盞盞煤油燈照亮的屋子”的遙遠年代，當年“高樓街上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到現在還剩多少?“警衛隊的樂隊在華士古花園或加思欄花園的圓臺上演奏”的排場你想像得到嗎?還有康公廟前地的“廟會”、福隆新街一帶的“高級靑樓”和在“塔石空地上演出的德國馬戲團”、昔日的白馬行醫院、望廈山腳和龍田村的菜地、綠樹成蔭的偏僻的靑洲、南灣馬路一直延至加思欄花園的海岸線、黑沙環斜路盡頭“一個接着一個”的海灘……，顯然仍在作者和許多老澳門居民的心裡縈繞不去，讓人懷緬。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子去理解飛歷奇：在他筆下的懷舊氣氛，其實就象徵了他個人以至他的族人對澳門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歸屬感。除此之外，的確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釋。
當然，作者想表達的，遠不止於懷舊氣氛這一點。
保守主義的傳統
透過飛歷奇的小說，我意外地發現，原來20世紀初的人們比我更加討厭現代文明和抗拒新事物。那時澳門剛要籌建電力公司，人力車也漸漸流行起來，男主角西科起初對這種新的交通工具抱有懷疑的態度；且看作者生動的描述：
“西科以前信不過這種工具，他認為拉車人走在兩根棍子中間，很不安全。如果拉車人摔上一跤，那就會發生不可想象的慘相。”（P．382）
後來經過一次乘坐人力車的經驗以後，“對車的速度他感到滿意，更驚嘆人類的進步”（P．382）。西科的叔叔是極爲保守的一個，在侄兒打算乘人力車去求婚時堅持說：
“人力車是有急事的商人用的。辦這種重要嚴肅的事情坐轎子才合適。”（P．436）
這類固執在人們堅持拒請西醫治病方面更爲明顯，以至不可理喩的程度。作者於是花了很大的篇幅來揭露部分人極其無知的一面：
“當時絕大部分老百姓不相信西醫，抵制西醫，而祇找中醫看病。不久前在山頭上新建的仁伯爵公立醫院和聖·拉法艾爾醫院的醫生們，面臨着人們那種幾乎無法戰勝的無知、迷信和疑惑的種種障礙，堅持不懈地為贏得人們的承認而奮鬥。”（P．200）
例如男主角的姑姑病了，他“正像過去所有的澳門人一樣，先是在家裡用藥治病，但病情沒有好轉。於是，她請來了中醫大夫、江湖醫生和草藥師。……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祇有到了病入膏肓時才去醫院……”（P．29－P30）就這樣堅持到臨死前才進醫院，最終在醫院死去。飛歷奇生怕這個敎訓還不夠深刻，把同樣悲傷的結局安排在女主角的十歲弟弟身上。孩子的父親自小受純葡式敎育，完全不相信中醫，可是專橫的（草藥）“醫生”岳父卻堅持以自製的草藥給孩子治病，最後也是在病入膏肓的時候才被送進醫院，自然是回天乏術。
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對中國能治好某些奇難雜症的神奇力量是毫無疑問的（請注意在作者或土生葡人的槪念中，中醫大夫、江湖醫生和草藥師是有分別的），而且故事說到西科的皮膚病最終也有賴女主角的家傳中藥秘方而痊癒。作者還借女主角的說話來替中國醫術辯解：
“（我）非常相信（中國的傳統學習）。祇要聽到有人嘲笑它，說它是甚麼無知、迷信或騙人，我就要生氣。這些人忘了，這可是有了幾千年的實踐歷史。如果像他們說的那麼壞，就不會再存在中國人了。”（P．275）
受到保守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上流社會的女孩子就好像祇有待嫁的份兒，一旦上了年紀仍待字閨中的話，便得忍受“老姑娘”這等稱號，要不就到修道院去。在維克托利娜開設一家當時“澳門還未有”的時裝縫紉店的初期，“時裝店不但沒有生意，而且成了人們街談巷議的題材”。作者還補充說：
“在那個時代，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女人祇應該從事家務。”（P．312）
“（女孩子）接受的基本上是家庭式教育，未成年時留在家裡，長大後結婚嫁人。在那個沒有任何正經女人外出謀職的年代……祇能順從習俗，不能去幹任何工作。”（P．256）
維克托利娜的兩位姨母在事業上遭到的障礙更大，她們夢想以一流的烹飪技術來賺錢，但父親一直不允許她們那樣做，他認爲“那些女人是專門侍候他的，是專門負責料理家務事的……如果她們也去掙錢，那他的臉往哪兒擱呢?他絕對不能允許他家的女人們變成獨立的女人”（P．220）。當時社會的保守風氣，由此可見。對於現代文明和新觀念，澳門人（包括土生葡人）的接受速度似乎要比想像中慢得多。也許，我該爲當年的澳門人（尤其是土生葡人）的極端保守態度作一注腳：吃過現代化很大的虧的人們也許會特別討厭新事物。這一點飛歷奇可能不同意，可是他在小說裡一開始就提醒我們：
“鴉片戰爭的爆發、香港政權的建立以及這塊英國殖民地的迅速發展，……英國人所擁有的炮艦、巡洋艦和雙桅方帆船具有較好的裝備和更高的效益。它們取代了澳門土生葡人速度慢、裝備差的三桅船，成了當時中國海上不可抵禦的力量。三桅船從此一落千丈。”（P．10）
三桅船一向是土生葡人的象徵、是他們的榮耀，卻無奈地因時移世易不復當年之勇了。而小說的男主角便正是一個三桅船船主家族的後代。這家族的大部分成員都相繼離開澳門，遷移到葡萄牙的新屬地去，留下來的便“目睹了澳門的衰敗”。
今日常常有人將港澳兩地加以比較，認爲澳門有所不如。這在許多領域裡，也許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其實是兩地的人在對待人生、現實生活等等方面態度上不同的取向而已（當然，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取向未必是理性的，許多時候還會變成追上時代的最大障礙）。要眞正地了解澳門和澳門人，必須先認識並接受這一點。
中國城和基督城
看了書的封底介紹，我因而特別留意它所強調的“基督城”和“中國城”的“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聯結在一起的兩個世界”，它說“這兩個世界旣互相疏遠又渾然一體”。可是“兩個世界”並非作者的主要話題，事實上，作者的重點描述，都落在澳門土生葡人的生活圈子上，正如作者所說：“這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澳門土生葡人，故事情節也主要是圍繞他們展開的。”對於“中國城”的描寫祇是次要。然而土生葡人，至少是中上階層的土生葡人，對華人社會的疏離，倒可以在小說中感受得到。
書中所見，他們的社交場合，不是充滿“土生葡人的社會精英、政府的高級官員及外國人士”的派對，就是與宗敎生活有關如洗禮、婚禮等等的聚會，極少有華人的影子。以男主角西科爲例，在未曾落難時就算偶爾與華人社會有接觸，都不外是請中國大夫看病或是在福隆新街的花街柳巷尋歡；一次他在康公廟前地湊熱鬧時，把三個中國人的辮子悄悄地縛在一起，他的朋友警告說“在巴薩爾（康公廟前地）這樣的中國人地盤上胡鬧是很危險的”，可見他們與華人的疏遠程度。看來西科的前代中國老祖母祇給他們遺下了講中國話（按意即廣府話）的本領和對明代的大地氈和大花瓶的熱愛而已。後來在落難的時候，西科才迫不得已地在華人區住下，“祇能在那些漁民、船工及裝運工人出入的簡陋的飯館吃飯”，偶爾才去一躺玫瑰圍召妓，再後來與一位粗魯的中國賣菜婦女同居，爲中國酒館老闆獻計買了靑洲的中國少女作妾，更在惡劣的居住環境中染上了爛腳病。若不是潦倒窮困得被“基督城”的人們所厭棄，恐怕他亦不會有在“中國城”的種種經驗。最後他得到女主角的幫助，才得以擺脫華人區的貧困生活並重返“基督城”。當時土生葡人與華人社會之間的距離，可以想見。
據我對澳門文化和歷史的研究，我認爲長久以來，中、葡文化在澳門沒有大規模的交流，而祇是並存而已；這個觀點看來可與小說所反映的現象互相印證。
文化歸屬感
其實對大部分的澳門土生葡人來說，就算是葡萄牙也是十分陌生的。20世紀初期，葡萄牙正在蘊釀推翻帝制的力量，民主派的言論漸漸地傳到了澳門，從小說中我們看見不同人的不同反應。有些人認同民主派的論點，“對君主制度非常不滿，夢想有朝一日能推翻布拉干薩的統治者，挽救葡萄牙，使其興旺發達，站在進步國家之前列”（P．398），西科重新振作後居住的公寓的老闆便是一例，但他祇在澳門住了十年，算不上土生葡人。另一個極端的人則擁護君主制，像西科的叔叔，當叔叔知道西科就住在被稱爲“革命者的巢穴”的那家公寓時，便要求他立即遷出，他說：
“我不喜歡甚麼君主派和共和派人們之間的鬥爭。……弗隆達利亞家族等人從來都忠於陛下的。”（P．432）
而西科，雖然日夕與公寓裡嚮往共和國的人們相見，卻對這個問題無動於衷，且看作者的叙述：
“西科不懂得他們討論的這些話題，這是他興趣以外的事情。他也不願聽到這些有關暴力的事情。他從小受貝妲姑姑和蒂莫特叔叔的影響，對國王非常尊重。”（P．398）
西科就因爲不懂和沒有興趣而從不參加這類政治討論，當然還受了家庭敎育的影響。再看下面一段：
“西科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派，他祇是模模糊糊知道，民主派是指那些說國王不好的人。因為他聽人們這麼說。他對政治一竅不通。過去，他感興趣的祇是有一張床、洗乾淨的衣服、美味佳肴、漂亮女人、放蕩生活、狂歡節、玩耍取樂以及惡作劇。後來窮困潦倒時，他也祇能顧及自己的生存。甚麼政治和政黨是博士們和文人們的事。他的文化水平到不了那麼高，也不為此自尋煩惱，他的世界是澳門，葡萄牙的事情離他很遙遠，他對那些事情非常淡漠。”（P．388）
這段描述十分重要，相信它不但道出了故事主人翁的心態，而且也是大部分澳門土生葡人政治甚至社會意識的寫照——葡萄牙在歐洲大遙遠了，祇有澳門才是他們的世界。
可是，澳門土生葡人對葡國政治的冷感，並未影響他們在文化認同方面的傾向。他們的祖先都來自葡國，而且較早期土生葡人的母系來源很複雜，有來自非洲、印度甚至是東南亞地區的，像西科的老祖母便是有一半果亞血統一半葡國血統的土生葡人，而土生葡人與華人通婚的祇屬少數。無論如何，擁有葡萄牙血統，是土生葡人與生俱來的事實。他們一般交談時，多數用澳門土話，這是葡語在澳門發展成的一種獨特的方言。飛歷奇形容它是“一種極妙的語言——聽起來比寫出來的更加顯得優美動聽”，而且“無法擺脫它的誘惑，在本書的不少地方使用了Patois的一些句子……也引用了澳門土生葡人習慣運用的葡語句型”（P．2）。但一些受過較高等敎育的土生葡人，都不忘送子侄去學好純正的葡語，使他們在社會上較受尊重，像西科的叔叔和女主角的祖父等等。加上他們信奉天主敎，宗敎習俗都成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在語言與宗敎兩大力量的維繫下，澳門土生葡人對葡國文化的基本傾向是十分明顯了。祇是長期與華人共處，他們不免會受到華人的生活習慣影響，例如喜歡使用中式傢俱擺設、抽鴉片和鼻煙、信任中醫大夫等等。但這些現象極其量祇是土生葡人向象徵中國的某些事物單向靠攏的個別例子，嚴格來說祇屬物質上的愛好，算不上是高層次的文化交流。
階級觀念
在葡萄牙人的傳統裡，血統和階級觀念似乎比中國人還要強。飛歷奇用了泰半的篇幅分別詳細地介紹了男女主角的家世和成長背景，不但豐富了故事的內容，而且讓我們更淸楚看到土生葡人根深蒂固的價値觀念。西科是從前“無論在中國各港口商業活動中還是在同海盜的鬥爭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三桅船主弗隆利達利亞家族的直系後代，弗隆達利亞這姓氏在古老的澳門象徵榮譽和財富。成員更竭力掩飾第一代在這塊土地落籍的老水手平凡的出身。等到三桅船“生意”漸漸息微，社會地位也就日漸下降：
“在他們輝煌的年代，家族中的姑娘們總是和一些高貴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隨着家族的敗落，姑娘們祇能嫁給一般的公務員或商人。”（P．10）
原來尊貴的姓氏、榮譽和尊嚴，必須以財富來烘托。即使家道中落，某些家族成員仍舊保留着自命不凡的傲慢，就像西科的叔叔：
“夢想娶一位南灣的姑娘或者老楞左區的貴族之女為妻。但隨着光陰的流逝，他祇能違心地與大堂區的一位正直溫順但沒有家譜的姑娘結婚。”（P．14）
除了姓氏和財富之外，所住的堂區和家譜也成爲量度身份地位的客觀標準。西科的母親，由於本身“笨頭笨腦”，又是一位“極其平常”的警員的女兒，兩母子便一直受到歧視。西科成了孤兒後，叔叔顧念他是“家族在澳門唯一能傳宗接代的人”而接納了他。當叔叔知道西科因身體無法適應海上生活而不可能繼承家業，他祇歸究於西科的一半血統：“這是他母親的不良遺傳!壞了弗隆達利亞家族的種，眞是恥辱!”（P．19）他高傲的性格，使侄子在他面前不、敢講澳門方言（土話）而祇能以純正的葡萄牙語交談；甚至姊姊去世，他還強忍着眼淚，敎導侄兒：“哭，也要拿出弗隆達利亞家族的尊嚴和高貴的身份”（P．33）。西科後來變得荒唐乖戾，叔叔就嫌他丟盡家族的臉而索性棄之不顧。直至西科認識了女主角，愛情的力量令他回復自信，輾轉間才得到叔叔的原諒。叔叔好意勸他向女主角求婚（其實是說服自己接受這個侄媳婦）時，流露出一貫的血統意識：
“當然，她不可能有弗隆達利亞家族的那種血緣。她繼承了維達爾家族（即女主角父家）的遺傳。可帕蒂拉家族（即女主角母家）的血緣是劣等的。……不過，維克托利娜·維達爾繼承的全是她父親的東西，是她父親表現良好的一面。……她很富有……這也是一個重要方面。”（P．428）
飛歷奇看來是刻意塑造一個固執、保守和對自己的“尊貴身份”十分自覺的典型。
與西科的叔叔比較起來，女主角維克托利娜的祖父的“身份優越感”還要厲害十倍。他是“住在美麗街上的著名大律師”，請看飛歷奇的形容；
“他們的家庭，在這座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是數得着的豪門貴族。……在老楞左區和南灣區，有些貴人總是鼻孔朝天，……但就是這些貴人，也難以和他們家相比。……為了證實自家的門第高貴，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與葡萄牙最有名望的某些家族扯上親緣關係，總是竭力迴避在他們的前輩中也有在炎炎烈日下舉着鋤頭開墾土地的人。”（P．132）
因此，他和家人極力反對兒子依波利多（即維克托利娜的父親）與“澳門最低下不過”的帕蒂拉一家來往。後來兒子被揭發與帕蒂拉家的三小姐有肉體關係，他便爲着面子而繼絕父子關係。就算維克托利娜和弟弟小保羅相繼出生，祖父家也沒有人來參加洗禮；甚至是小保羅去世，他們依然堅持不聞不問態度；而這種態度竟堅持了三十多年，連作者後來也禁不住要讓老人自責一番：
“這類傷人的傲慢已經夠了!就因為他們，我失去了兒子，永遠沒有能讓他回到我的身邊。值得嗎?如果我們當時冷靜地處理，我們今天的生活會大大的不同。”（P．441）
至於維克托利娜的外祖父帕蒂拉，妄想女兒嫁入豪門便可提高自家的地位；他的攀附權貴、亟欲晉身貴族階級的心態，與其親家的階級觀念實際上是並無二致的。
全書反映出當時的土生葡人普遍存在的嚴重階級觀念。也許，唯一例外的祇是心地極好的女主角和性格淡薄的敎父貢薩羅，但明顯地在這方面他們都不是典型。
宗教信仰
澳門土生葡人的社會生活和習俗和他們的宗敎信仰是息息相關的。葡萄牙人傳統信奉天主敎，他們在這塊殖民地上的子民也不例外；單看澳門被冠以“基督城”這名字即可見一斑。
和一般天主敎徒一樣，土生葡人的孩子剛出世不久便要接受洗禮，以至領第一頓聖餐，都是社群中的大事，往往在彌撒之後開茶會慶祝。至於婚葬之禮，當然要在敎堂舉行了。很多信徒都在家裡設立祭臺，以洋燭和鮮花供奉。星期天到敎堂去做禮拜自然不少了。這些宗敎生活，在小說中常有提及。
在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天主不但是人們的精神信仰，祂的敎會更常向祂的羊群提供實質的幫助，例如辦學校、辦醫院、組織慈善活動等等。作者時常提到的聖若瑟神學院、聖羅撒女子學校、白馬行醫院、仁慈堂、聖味基墳場和其他一些慈善服務機構，都是由敎會開辦的。除此之外，敎區的神父也是落難羔羊的依靠，像西科流落“中國城”的時候，聖安多尼堂的賽拉芬神父便是（除了女主角之外）“基督城”裡唯一曾幫助他舒緩困境的人。對神父來說，“儘管對面前的這個人感到非常失望，可也不能連拯救其靈魂的信心都沒有”（P．111）。
天主敎的敎規，也自然而然地成爲澳門土生葡人的傳統道德標準。仁慈、善良和虔誠的人往往受人尊敬。好像西科那樣荒唐、惡作劇以至傷害別人聲譽的人，便受到“基督城”的唾棄。維克托利娜就不同，她是敎區長眼中的虔誠敎徒；因此當她留西科在家治病而遭受流言蜚語困擾時，敎區長便“不能看着他的羊群中的羔羊受難而袖手旁觀”而親往了解情况。據作者叙述，在那時的澳門，“人們都要遵守一定的禮敎，按照一定的淸規戒律”（P．358）。而神父或敎區長便是爲悖離淸規禮敎的人潔淨心靈而工作的。
天主敎的婚姻是神聖的，所以當賽拉芬神父知道了西科與賣菜的中國婦人同居後，憤怒地展開他的潔淨工作：
“西科，你是個最不要臉的人!……真是罪過，竟然與一個異教徒生活在一起。如果你不停止這種做法，我一定把你趕到大街上去。我不能讓你在豬窩裡偷生。”（P．72）
苟合固然不可接受，但與異敎徒苟合就更加不可原諒——賽拉芬神父的說話已指出了這一點。其實這些道德規範早已深入土生葡人的民心，社群也成了龐大的監察力量，祇要你做一些被人認爲是離經叛道之事，便會挨上傳遍“基督城”的指責。像維克托利娜的父親，爲要脫離岳父一家的精神折磨而撇下妻子和女兒，便受到人們的非議，他的舊同學亦即西科的叔叔更“對他違背基督精神的作法不能理解”（P．428）。無疑，西科的叔叔在小說中代表衛道之士，他要求“尊重聲譽、尊重神聖的婚姻、尊重人的貞潔”（P．430），這不同樣是他所信仰的宗敎對信衆們的要求的嗎?
生活和習俗
除了與宗敎信仰有關的生活和習俗之外，作者在小說中還披露了很多土生葡人在其他方面的生活點滴，很多至今保存呢。
從書中可見，土生葡人的餐桌是很熱鬧的。他們的祖輩來自葡萄牙，固然有葡萄牙風味的菜式如鱈魚包、野免肉和臘腸豬肉等等；西科的叔叔認爲葡國菜餐“味重，不易消化。不是天天吃，偶爾吃一次還可以的”。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活，當然可以嚐到以中式烹調方法做的石斑魚、椒鹽炸蝦仁、田雞腿、糖醋肉、雜錦蠔油泡菜、魚片冬菇湯等等。至於“旣有葡萄牙風味、又有澳門特點”的菜餚，據說是土生葡人融合了中國、葡國、非洲、印度甚至東南亞各地的烹調技巧而獨創的，現在亦不難在一些葡國餐廳吃到。宴客或佐膳，當然少不了珍藏的波爾圖葡萄酒了。在他們的派對、菜宴桌上的食物，就更加顯示出中西合璧、包羅萬有的特色，有各式蛋糕、點心、烤火雞、烤雞、烤乳豬、辣雞、叉燒包、奶蓉包……，數之不盡。可見土生葡人的飲食文化，來源相當複雜，而且已發展出一種多姿多采，具有獨特風格的食譜。
在小小的澳門，人們十分注重居住的地點，這種風氣甚至流傳到今天。總體來說，老楞左堂區和南灣區是高尙住宅區，從前住在那兒的多是貴族階層；比較起來大堂區算是平民化居所了；雖然沙崗有好些“中國有錢人”，但“中國城”始終被認爲是較爲貧窮的地方，就像現在的“北區”給人的印象一樣。
可能受了時代和地域潮流影響，土生葡人都愛用中式傢具，像書中屢屢提及的家居都有紅木或酸枝傢俬、鴉片煙床、明代大花瓶、靑花瓷器、石灣陶瓷和古董地氈等等；據一些研究表示，這正是典型的土生葡人家居的設備呢。
當時澳門人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多，小說多述及轎子，而人力車也不過是故事後段所描述的新興交通工具。據說澳門從前已是潮濕多雨，轎工們“習以爲常”地頭戴斗笠、身披簑衣上路。偶爾也有人以騎馬代步，但並不普及，甚至已成爲富家公子的玩意。其實澳門地方不大，一般人祇消走路便可達到目的地。
從書中可見，澳門土生葡人的上流社會人士都很重視對子女的敎育；孩子們要不是過於頑劣，多會被送到敎會辦的學校如聖若瑟神學院、聖羅撒女子學校等讀書，甚至可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深造。其中聖羅撒女子學校，被認爲是“一所譽滿澳門及上海的好學校。儘管學費很貴，但是値得”，據說住進學校的都是有名望的土生葡人孩子；在學校裡，葡文、外文和一些文化課程是必修科目。但像西科那樣無心向學的人，便祇好退而求其次，入讀專門培養公共事業或私人企業工作人員的商業學校，學習會計、英文等科目。
畢業之後，社會上可供選擇的職業也不多。譬如說西科的家人本來希望他能繼承家業，當一個三桅船船長，可惜因爲他的身體不能適應航海生活而作罷，叔叔認爲剩下來便祇有當公務員或從商之類的選擇。結果西科先後當過一家商行的抄寫員、財政司的雜工、慈善機構的看更、無業遊民和律師樓文員等。書中提及的土生公務員很多，包括在財政司當“普通公務員”的蒂莫特奧、在市政廳做文書工作的依波利多、曾被西科戲弄的一位“極其平凡”的公務員等等。土生葡人似乎不喜歡當警務人員，小說裡祇見有“摩囉”警察和來自葡萄牙軍隊的警官。
20世紀初，澳門人的消閒方法，在今天看來可算是別具風味。書中所見，部分土生葡人愛在花園種玫瑰，或到海邊或公園或東望洋山的林區散步，又或往釣魚、打獵、乘小艇出海等等，這樣閒適寫意的生活，在今天急劇城市化的小城中，可能已是奢侈的要求了。小說中曾出現的釣魚好去處包括“清靜安逸”的靑洲、“地獄口海灘”、“卡西略海灘”和“聖地牙哥炮臺下的山石堆”。黑沙環大大小小的海灘、摩囉斜巷盡頭的卡西利亞斯海灘和氹仔的好望聖母海灘都可供暢泳。“有錢的時候”可以“租上一條舢舨或其它甚麼小船出海遊玩”。燒灰爐和聖珊澤看來是一般土生葡人常到遊逛的地方，因此主角西科在落難時不敢前往，以免踫見以前認識的人。打獵的地點通常在望廈的禾田、灣仔和中國地盤（在作者的概念中，中國地盤是指過了關閘的土地，灣仔似乎是獨立於中國地盤的地方，兩地有否出入境限制，篇中沒有提及），獵物多是鹘鳥、雉鳩、鷓鴣和沙雞等。除此之外，當時澳門人的普遍嗜好還包括吸鼻煙、尋花問柳、甚至說長道短。書中吸鴉片的人不多，但吸鼻煙的人卻比比皆是，他們包括了“眼鏡總是搭在鼻樑上、鼻煙總是帶在身邊”的從中國海關退休的希爾維斯特先生、蒂莫特奧叔叔、賽拉芬神甫、“戴着單片眼鏡”的葡國中尉和當律師的托瓦爾博士等等，顯示出鼻煙在各階層的流行程度。篇中除了提到福隆新街、玫瑰圍的靑樓和媽閣附近的私娼館之外，還經常描述找“琵琶仔”作伴，“共渡快樂時光”的情景，希爾維斯特先生如是，女主角父親的敎父貢薩羅如是。“琵琶仔”不是隨隨便便在馬路上拉客的妓女，而是“高檔次的交際花”，她們一般都很年輕，溫柔靈巧，懂得彈奏琵琶，有些甚至懂得書法藝術，爲較富有的男人提供消閒解悶的服務。澳門地方小，人口集中，說是非自然也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之一。作者曾不祇一次說明，無論大事或小事都會很快傳遍“基督城”；人們不單議論，而且慣於誇大，甚至無中生有。西科少年時輕浮的舉動，經常成爲城中議論的焦點：像他在康公廟前地把三個中國人的長辮子縛在一起之後，“第二天，有關他這一壯舉的趣聞傳遍了他經常出入的場所，傳遍了整個‘基督城’”（P41）；當城裡的人還不知維克托利娜收留了他，還以爲他神秘失蹤時，也成爲一樁新聞，因爲“在這樣的一座小城市中，一個人的失蹤，不管他怎樣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不管他怎樣窮困潦倒，也不可能不被人發現”（P．342）。等到他改過自新，並以拳頭贏回聲譽之後，“消息確實很快傳開了，因爲那些曾在現場圍觀的人們一回到家就談論這件事。在這座對甚麼都大驚小怪的基督城裡，這可是一個爆炸式新聞”（P．413）。由於消息傳得快，給人冠上的綽號也容易流行，像“臭腳丫”西科、“骨頭棒”維克托利娜、“荷包蛋”依波利多等。這些綽號和令人困擾的閒言閒語，有時甚至危害到有關人物的幸福，“骨頭棒”這稱號讓維克托利娜到三十多歲仍沒有獲得男士的追求，而城中另一家庭的三個女兒也是因爲長得不好看而常被談論，弄至追求者卻步。其實未必有缺陷才會被人取笑，就連住在美麗街的大律師，“澳門社會和政治界的顯赫人物”，也被“笑稱他們的血管裡流的祇是‘用法庭的墨水染藍的藍水’”。維克托利娜後來雖然富有，但也免不了是非的纏繞和惡意中傷，起初人們以爲她與敎父之間有不尋常關係而竊竊私語，後來更因爲她收留了臭名遠播的西科而遭受譴責，作者說：“臭腳丫西科住在骨頭棒家的消息當然傳遍了整個城市。人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有人譴責，有人氣憤，也有人放聲大笑”（P．353），這還不祇，“作爲這座城市傳統的壞習氣，一封封匿名信向她飛來，對她進行肆意詆毀”（P．354）。這些事在當今的澳門也並不罕見，究竟是因爲澳門太小，還是這裡的人生活太淸閒?社會學家不妨研究一下。
飛歷奇對於“華人區”的習俗著墨不多，祇有一個在康公廟前地舉行的慶典被載入小說：
“某個農曆節日晚上，在廟前廣場上舉行的廟會吸引了許多中下層老百姓。那是典型的中國節日。煤油燈及無數的蠟燭和燈籠將廟宇照得通亮，虔誠的信徒們從那兒進進出出。神香的檀香味飄溢在整個廣場。廟會上湯麵攤及其他小吃攤鱗次櫛比，小商販、算命的、拔牙的、賣藥的、說書的、賣藝的更是比比皆是。”（P．39）
“狂歡節”很可能是澳門土生葡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故事中很多重要情節都被安排在狂歡節期間發生。好逸惡勞的西科自小就喜愛這個使“整個‘基督城’都打破以往的寧靜”的節日，他是“狂歡節期間最瘋狂的人”。先看看作者對狂歡節的描寫：
“原來與熙熙攘攘的‘華人區’截然不同的‘基督城’，在這縱情歡樂的狂歡節前的一個月，就開始從沉睡中甦醒。‘吃大戶’的人群，今天奔這家，明天到那家，常常在深更半夜把一家家的主人從床上叫起。
早春二月……根據古老的習慣，即使被人們從溫暖的被窩裡叫起，也不能拒絕接待這些吹吹打打、帶着尷尬面具的人們，必須按當時盛行的禮節，打開大門，歡迎客人，甚至要挪開客廳的傢具，騰出地方供人們跳舞。”（P．37）
而澳門的中國人看來並未受這種歡樂氣氛感染：
“（慶祝節日的人）縱情地撥弄着八弦琴、六弦琴、小提琴及其他樂器，彈奏着進行曲，或是華爾兹狂跳亂舞，沉浸在狂歡的歡樂之中。在來到目的地之前，他們戴着假面具，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沿着古老的‘基督城’那彎曲狹窄的街道，經過南灣，一路喧嚷，出盡洋相。與過節無關的中國人無不怒目而視，從心裡指責這種祇有‘野蠻’人才幹的瘋瘋顛顛的行為。”（P．38）
當時，華人與葡裔人士已在澳門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共同存在了三百多年，但兩個民族之間的文化和社會隔閡仍然相當明顯；令我深感疑惑：人們在談論澳門的中葡文化交流的課題時，是否能夠輕易地跳到“水乳交融”的結論去?
餘論
由於我並不熟悉葡萄牙文學史，也沒有詳盡地讀過飛歷奇《愛情與小腳趾》的原文版，故不敢對他小說的文學價値，妄下評語。不過，以我閱讀漢語文學作品的經驗，通過中譯本，我還是可以判斷這是一部優秀的小說。飛歷奇以他對澳門濃厚的感情爲基礎，以純熟的寫實技巧，細緻地描寫了故事中幾乎每一個細節，更利用生動而富眞實感的對白來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總的來說，他寫出了當時的一些土生葡人現實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愛情與小腳趾》的價値又不止於文學。它切實地保留了極爲豐富的20世紀初澳門的社會史料——特別是土生葡人社群的生活、風俗和習慣的資料，可供語言學、歷史學、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化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參考。事實上，像《愛情與小腳趾》這樣的文學作品是可作多角度研究的。飛歷奇在小說開頭的部分曾經說過：
“這是一部小說，但取材於一則古老的故事。在我的孩提時代，奶奶的舊宅院裡常常舉行傳統的，讓人懷舊的晚會。那時古老的故事，便是我在某個晚會上從人們饒有風趣的叙説中聽來的。
在我的記憶中，故事的內容已經所剩無幾，正像故事本身已經過去了一樣，留下的祇是一片模糊的斑痕。然而，最近幾年，故事中的那些沒有被我遺忘的主要情節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迴，請求我將其變成文字。”（P．1）
可見故事的眞實性極高——雖然不能就把他當成是一部反映歷史事實的著作，但小說裡的一些背景資料，絕對是珍貴和可信的。倘若進一步將同類作品綜合研究，相信所歸納出的史料必會更加全面和可靠。有的時候，在有關的直接文獻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文學作品裡的資料來塡補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研究領域中的空白，還是一種可取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