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心淡墨真情至

——讀《聽雨樓詩詞》

陶里

　　譚任傑兄是澳門詩詞界知名之士。他的作品，屢見於報刊上，雖屬斷續，但還算有個印象。他的《聽雨樓詩詞》出版，蒙惠一冊，一睹題名，不禁想起“久病花辰常聽雨，獨行草路自生煙”（黃仲則《春日客感》）之句，雅興驟起。而從保存澳門文學資源方面看，他又做了一件好事，値得慶賀。
　　聽雨，是一種詩境享受；聽雨樓是詩人譚君居處，此一聽雨與黃仲則的聽雨，兩者情懷完全不一樣。
　　《聽雨樓詩詞》收詞作八十四首，詩作五十一首，寫作時間由1976年至1992年，是作者“十多年來部分詩詞稿”（《後記》）所結的集子。作者說：“卷中記澳門事，寄意懷人，行旅遊蹤”，作者對於澳門，有“生於斯，長於斯”的現實基礎，吟哦詠唱，流露對本土的人和事的親切和熱誠，成爲整部詞詩集的情感主流。
　　筆者粗略統計，《聽雨樓》一集，詠讀之作有三十多首，悼亡與贈友各有十餘首，賀慶典、詠展覽、看演出、記遊興、吟節令等，各不足十首，詠懷之作則絕無僅有。由縱覽全書以至作出分類統計，筆者得出幾個初步槪念：一、譚君的詩（詞），不着眼於個人心理歷程的刻劃，而側重於社會特定現象的再現性吟唱；二、譚君在大學期間，“先後聆聽傳統語文學派專家、敎授之課程，耳濡目染”（《後記》），且爲古漢語大師黃焯敎授入室弟子，繼而學醫，奉傳統規範化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爲圭臬，是以詠唱之作，字正韻合，格矩律規，一無差池；三、譚君有傳統文人風度，重酬酌唱和，他雖入世，卻又避世，從70年代到90年代，世事變幻對詩人的衝擊，不能說不大，但《聽雨樓》的字裡行間，滄海桑田一無所見，他的冷靜，令人驚訝!
　　不論新詩舊詩，凡詩作都有幾分瀟灑，幾分狂妄，幾分眞摯，幾分自我。“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是瀟灑；“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误美人”是狂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是眞摯；“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是對自我的強調。
　　詩是情感的升華，是不顧及邏輯推理的。上邊范仲淹的、郁達夫的、魯迅的和李白的名句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於至情的流露，而不是至理的闡述。有論者假借某詩人的自殺，從社會道德出發，批判詩人的“自我”，指是“自我”的末路。那是曲解了詩人的“自我”。詩人的“自我”，是藝術形象的“自我”，而不是詩人社會生活的“自我”。這一道理，正如藝術眞實和現實眞實不可混爲一談一樣。“怒向刀叢覓小詩”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兩句詩，從某個意義看，正是詩人“自我”形象的確立和膨脹。
　　在《聽雨樓詩詞》之中，沒有狂妄、自我這一類情緒，也沒有“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黃仲則）、“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李賀）的滄桑之句和“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田漢）的憤世嫉俗之情。這是作者在書香世家中成長，在淳樸恬靜小城中生活，所受的正統敎育和從事敎學、醫務活動的特定環境中形成了特定內心世界和審美觀。歌德說：“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的內心生活的準備標誌”，用這句話來對照譚君的爲人和作品，就會覺得並沒有說錯。詩風的確立，決定於詩人的審美觀，自古已然。
　　譚詩遠唐風而近宋骨。對於宋詩，嚴羽《滄浪詩話》說：“本朝尙理而病於意”。何大復《漢魏詩序》云：“宋詩言理”。吳喬《圍爐詩話》說：“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近；宋詩主於議論，故於三百篇遠”。明代前後，在“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氣候裡，雖然吳之振在《宋詩鈔》中說：“黜宋詩者日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但不同意見者，還是集中指責宋詩“多議論”、“言理不言情”、“詩體散文化”、“俚俗而不典雅”等等。今人劉大杰說：“宋詩在情韻方面，確不如唐詩。至於所說‘好議論’、‘散文化’以及‘淺露俚俗’幾點，一面是宋詩的缺點，同時也就是宋詩的長處。因着散文運動與理學的盛行，當日的詩壇受了這種影響，避開典雅華麗的雕鏤，而走到散文化的明白淺顯，避開美人香草的私情愛意，而入於各種議論的發揮，這正是宋詩的一種解放。”（《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第廿一章》）這見解比較客觀。
　　宋人以文入詩，歷來有爭議，筆者僅錄該類言論之一二，以供讀者推敲。但主要目的還是爲了反證上邊所說的詩的瀟灑、狂妄、自我等等，祇是詩性的一面，而並非全面；假如以詩必“自我”和“狂妄”的觀點來讀《聽雨樓》的任何一首，其結果不是立論站不住腳，就是《聽雨樓》的作品要被全面否定。譚詩缺乏澎湃的激情，即使存情，亦以理蓋，手法擅於叙事陳理，故於宋詩近，卻無宋詩的生澀俚俗。譚君的《念奴嬌·醫學》由乃師黃焯敎授手書，並置於卷首，可見作者對該作之重視。全詞如後：
　　術傳薪火，源流久，艾灸金鍼稱絕。取穴循經明系統，編寫杏林一頁。共學中醫，針刺麻醉，寰宇同趨熱。利人除疾，大夫應是人傑。　本草素問靈樞，傷寒金匱，千載推圭臬。扁鵲換心存理想，豈是神乎其說?妙手回春，新知融會，療理多奇訣。勤求兼善，今朝當更超越。
　　全篇平鋪直叙，多處以名詞述語或散文語言入句，例如“艾灸金鍼”、“取穴循經”、“針刺麻醉”、“利人除疾”、“傷寒金匱”、“神乎其說”、“妙手回春”等，是典型的宋詩風格。請讀他的詠春之作《菩薩蠻·早春》：
　　一年新景隨春到，薰風送暖催春早。大路氣如虹，群英趁曉風。育才齊奮力，化雨春山碧。燕子再重回，依依不記歸。
　　譚君不光是讀書人，而且是作育英才的敎書人，但沒有讀書人多愁善感的情懷，早春二月，動輒傷春、惜春一番，反而於薰風送暖時刻，在朝氣如虹的大道上，號召敎師先生們共同努力培養社會精英，好好做一番春風化雨的工作。陳辭說理，言簡意賅，十足苦口婆心。
　　悼亡與贈友是《聽雨樓》集中數量較多的詩類。悼亡之作，唐宋絕唱極多，李義山應是個中高手之一，“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床”，道盡刻骨沉痛。譚君悼亡，不襲前人哀辭，另闢蹊徑，自成一格，以下是他的《浣溪沙·悼耀先師黃焯敎授》：
　　如沐春風拂面溫。校園花木正欣欣。東湖依舊綠如茵。
　　驚睹訃聞空悵惘，生平無愧古今人，高名翰墨史留存。
　　黃焯敎授最爲譚君敬重，不幸作古，譚君憶昔聚首而惆悵餘，以“生平無愧古今人，高名翰墨史留存”十四字表彰其高風亮節及治學造詣，全無哀意，祇有理念，出人意表。但唯有如此，譚詩方爲譚詩也。譚君贈友之句，亦從實下筆，不作艷辭，《柬詩人韋丘》是爲一例：
　　摯情贈我兩行詩，運筆翩然似燕飛。
　　剛罷流觴文曲會，征衣吹角又奔馳。
　　驟然讀來，第二與第四句，似屬誇張。但韋氏運筆贈詩，當時筆者在場，確是“翩然似燕飛”，快而準。第四句的“征衣吹角”其實是來去匆匆，聚也匆匆，散也匆匆之意；“奔馳”者，爲生活、爲工作是也。奔馳者，乃意氣風發者也，與杜甫《贈衛八處士》之句“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比較，杜老乃宿命論者也，而譚君非也；而此亦譚詩風骨之一也。
　　譚君古道熱腸，接友贈書，必回報一詩或詞或文，筆者贈數獲，絕無疏漏。因此，詠讀就成爲《聽雨樓》一集中數量最多又最能體現作者風格的作品。以下選出三首與大家共欣賞：
讀李鵬翥先生《澳門古今》
　　說地談天寓意深，濠江溯往細追尋。
　　寄情寫出翩然句，一服相通貫古今。
讀魯茂先生《望洋小品》
　　望洋小品句生津，石上清泉意象新。
　　引領明眸心共遠，如珠妙語更怡神。
讀徐敏先生《鏡海情懷》
　　鏡海情懷着意濃，蘊藏哲理在深叢。
　　隨心淡墨真情至，春暖江城潤物融。

　　北堂萱草念慈恩，寫到親情夢得溫。
　　愛在人間春意滿，小城風物總銷魂。
　　選講這三首詩，不代表筆者認爲這三首詩是《聽雨樓》一集之中之最佳者，而回應《後記》所說的“記澳門事，寄意懷人”之情。《澳門古今》、《望洋小品》、《鏡海情懷》三本作品，作者是澳門人，書名與內容都是寫澳門或澳門有關的人與物；譚君詠之是情，因詠物而及人又是一種情。因此，譚君之詩，又有古人“緣情”之說的神髓。
　　譚君詠讀《澳門古今》，還是用白描手法。下筆以文入詩，“談天說地”是也；第二句以“濠江”，第四句用“古今”押韻帶出書名，可謂輕巧玲瓏，說盡全書數百頁的內容。詠讀《望洋小品》則下筆抓題，以“生津”成伏筆，結尾以“妙語”回應，雁吐淸音，一啼籟寂，二十八字，道出魯茂散文風格。譚君對《鏡海情懷》，似有偏愛。的確，徐敏的散文常寓哲理於小事物。所以有“蘊藏哲理在深叢”之句；而徐敏對澳門的深情正與君相同，所以就有“小城風物總銷魂”之句。不過，也從詠讀《鏡海情懷》之作之中，譚君在有意無意中，道出了自己創作的風格和審美觀，就是：“隨心淡墨眞情至”故此筆者以之爲題論之。
　　寫詩，必須“隨心”，即不可作違心之言，而情要眞，不能虛假。席德尼在《爲詩辯護》中說“至於詩人，他不對任何事物下斷言，因此，從來沒說謊。”祇有依照良心眞話的詩才能動人，這是首要的。至於“墨淡”或“墨濃”，就要看詩人的修養或審美傾向，不可絕對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詩的三境界之說，筆者認爲不論新舊新詩人，都應透徹了解而運用於創作。尤有甚者，詩必須有含蓄的情韻，司馬溫公說：“古人爲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編析《唐詩三百首》的喩守眞將之演繹爲：“所謂意在言外者，就是作詩不可太露。要含蓄蘊藏，或寓意於物，或寓情於景，使讀者自己細心去領悟。”唐司空圖認爲含蓄的主要特徵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及，著不堪憂。”（詩品·含蓄）不過，譚詩言理，鋪陳叙述，需求淺顯透徹，含蓄反而成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