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土生文學
汪春
澳門四百年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歷史，使它成爲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成爲中國和葡國以及各拉丁語國家文化交流的橋樑。它多姿多采的中西建築，多元化的宗敎，豐富的語言現象，別具一格的烹調傳統等等，都反映了這個城市兩種文化交匯的鮮明特色和獨特的文化價値。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這種文化結合下產生的混血人種——澳門的土生葡人。
土生文學的界定及其研究
土生文學的界定
“土生葡人”，俗稱“土生”，葡文爲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正式文件稱“葡萄牙後裔”，葡文Habitantes da Ascend^encia Portuguesa。“土生”的定義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一般認爲由以下幾部分構成：（1）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2）澳門出生同時具中葡血統的人士；（3）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定居並接受當地文化的葡裔人士（見盛炎、歐啓超《中文的官方地位與公務員的中文培訓》，收入《澳門語言論集》頁138。）也有把沒有葡人血統，但從小接受葡國文化、講葡語、跟葡人社會有緊密關係的華人稱爲“土生”（屬於中華民族的人，雖無葡人血統，但從初級敎育吸收了葡國文化，講葡語，並建立難以分解的感情、社會及文化聯繫，他們也是澳門土生，是本地葡國居民的組成部分。見飛歷奇《在澳門基本法諮委會召集的土生葡人座談會上的講話》）。澳門目前一些學術論文則稱其爲“澳門出生，以葡國文化和天主敎爲根本的‘歐亞混血兒’”（如賈淵、陸凌梭《風中之竹》對土生的注解。）澳門立法議員、土生律師歐安利對“土生”定義的這種不確定性，提出以下看法：
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門出生；（2）是具有葡國血統的混血兒，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兒。在這類之外，也可把其他幾類人按習慣看法納入土生之內並依次排列如下：（A）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B）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居住並接受當地文化的葡國人；（C）從小受葡國文化教育、講葡語、融入葡人社會的華人。
這種說法比較清晰，本文界定“土生”一詞，主要指歐安利所舉的“典型的土生”一類。“土生文學”也即指這些土生人所寫的文學作品。
土生葡人文學的研究狀况
如前所述，澳門土生葡人是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特殊族群，其源遠流長，且是東西文化交匯的典型範例，但長期以來，鮮有人對這一特殊群體中各種問題或現象作系統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在此以前，並未有人把土生葡人的文學作品當作獨立的文學現象來看待，也查不到有人對這些文學資料進行過系統搜集和整理的記錄。對這類作品僅有的幾篇研究文章，內容大都祇集中於作品的“澳門土語”，（L＇ingua Macaista）——一種由16、17世紀葡語和少許粵語混合的語言問題上（見彭慕治《澳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文化雜誌》1987年第5期頁12），其中葡國學者Graciete Batalha Nogueira在《澳門》雜誌（1987年8月第4期）發表的《澳門傳統詩人》一文，較値得注意。該文探討了葡語族群（包括在澳門居留過，或長期居住澳門的葡國人和土生葡人）傳統詩歌的創作情况，重點也在探討土生作品中的“澳門語”所受到的多種語言的影響，但它涉及土生葡人文學中的一些問題，如作者在文中探討了何以在過去長達四個世紀中，土生人祇留下爲數甚微的作品；其次她提到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兩位出自“尊敬和熱誠”，搜集並發表了一些土生歌謠的人士。這是至今能找到的唯一一篇曾把土生族群中的文學現象作爲一個獨立的整體加以探討的文章。
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從華人方面來說，主要是因爲語言上的障礙，懂葡語的華人畢竟不多，能閱讀葡文文學作品的更少，也沒有人從事這些作品的翻譯，因此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顯然是難之又難的。而從另一方面看，也是因爲華人與土生長期缺少溝通，對土生族群中的情况很少了解和關心，因而未能對此有所注意。至於葡國人方面，前東亞大學葡語系一學者認爲，他們之所以從未建立“土生文學”這一概念，主要是因爲：（1）土生葡人作品、作家數量都不多，未引起足夠注意；（2）長期以來，他們祇把土生的文學作品看成是葡國文學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獨立的文學現象。其原因是土生文學的使用語言是葡語，以及它的表現形式和基本風格也是葡國的。她補充說，把土生葡人作爲一個獨立的族群看，祇是近些年的事。
半年多來筆者查閱了有關土生文學的資料，閱讀和翻譯了一些原著作品，也訪問了某些作家、作家親屬和有關人士，在此基礎上對土生作家及其作品作了一定的研究，認爲有條件、有必要爲土生文學建立獨立的文學形象。主要根據以下幾點：
A．“土生葡人”（Macaense／Os Filhos da Terra）這一稱謂的葡文和中文譯文，與Portugu^es（葡國人）這一名稱的葡文中文，在形式和內涵上顯然都不相同。葡文Macaense“土生人”一詞，由Macau（澳門）一詞加後綴轉化而來，直譯應該是《澳門人》。至於Filhos da Terra，《大地之子》一書譯者有如下說明：
關於Filhosda Terra一詞的譯法，本人以為有必要稍加說明。中文口語中稱之為“土生”。這一稱謂不無貶意，但葡萄牙語中卻無這一含意。這一詞的中文對等詞為“本地人”或“當地人”，因此，其中譯法因地而異。儘管對Filhos da Terra 的定義尚有爭議，本人以為“澳門人”可為它的中譯之一。”（《大地之子》頁3）。
可見，葡文的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兩詞的含義均爲“澳門人”，與Portugu^es“葡國人”一詞相去甚遠，但顯然不同於土生土長的澳門“中國人”。這種差異性實際上也正是顯示了它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旣然不能以“葡國人”或“澳門華人”取代“土生人”這一名詞，那麼，土生人寫的文學作品也祇能稱“土生文學”。
B．從人類生物學的角度看，土生人爲一遺傳本底十分豐富的歐亞人群體；從文化角度看，作爲不同文化交匯的典範，土生族群保持着東西合璧或完全別具一格的文化模式。從這群體中產生的土生作家，儘管在創作中使用的語言是葡語，但他們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心態特徵、價値取向、審美情趣都帶着他們的特殊身份，特殊生存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表現出與本地華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國人明顯不同的特點，是獨具一幟的作家群。
C．土生文學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歷史久遠，姿色獨具。19世紀末，土生葡人若昂·費利西阿諾·馬爾克斯曾搜集了一批“土生歌謠”Folklore Maca＇ista，發表於《大西洋國》雜誌（Ta Si Yang Kou頁57）。而《大西洋國》另載有幾首有據可查的詩歌由土生詩人A．J．RUAS和Jos＇e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所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而土生文學作品的題材、語言乃至創作風格，都有無可取代的鮮明個性，強烈顯示着他們“Macaense”、“Filhos da Terra”——“澳門人”或“土生人”典型的身份特點。從某種角度看，這也是澳門四百年來中西文化互相撞擊、互相影響滲透融合的歷史積淀和典型範例，因而是有淸晰的文學面貌，有條件確立其獨立的文學形象。
澳門土生作家産生、發展的文化背景
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自16世紀長期處於葡萄牙管治的特殊地位。在葡萄牙人踏足以前，澳門原是一個濱海漁村，居民結構單一。但1553年（明嘉靖三十三年）起，隨着葡萄牙的航海者、商人和天主敎徒在澳門的傳敎和貿易，西方文化被帶到了澳門，並經澳門傳入中國，打開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門戶，澳門因而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它本身也成爲這種文化交流的古老典範。四百年來，澳門社會性質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但中華民族文化始終是社會文化的主流，葡國文化則佔西方文化之主體。這兩種文化的相互接觸、交流，滲透和融匯，形成澳門今天薈萃東西別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早自清代，這種特色曾引起了不少中國詩人的注意和興趣，如吳歷詩：“黃沙白屋黑人居，楊柳當門秋不疏”，“捧蠟高燒迎聖來，旗幢風滿炮成雪”；或如魏源《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再如簡朝亮詩：“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如何卜榜花”；梁喬漢詩：“婚取何勞遺妁聯，兩人各自目成先”；汪兆鏞詩：“胡裘蕃衲已尋叙，笑我猶爲居士裝”。這些詩句，都十分生動地反映了澳門與中土大異其趣的城市特色，今天我們進一步可發現許多體現這種特色的例證。
從城市景觀看，澳門旣有“朱門彩繪，斗拱飛檐，雙獅鎭門”，橫扁對聯反映華人講究陰陽對稱的建築傳統，也有以歌特式或羅馬式爲結構，石柱圓拱尖頂的敎堂，以及以紅白兩色粉飾外牆及廊柱，具典型葡國傳統的政府大廈，代表着西方的建築風格。著名的大三巴牌坊，集東西建築風格於一體，被視作澳門東西文化交融的象徵。
澳門有“東方梵蒂崗”之稱，反映了天主敎在澳門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在澳門大小敎堂總數約達二十座，一年一度浩浩蕩蕩的大耶穌出遊和花地瑪聖母出巡，至今仍爲澳門宗敎活動一壯觀景象。另一方面，澳門又有許多大小中國廟宇，其中號稱“三大古禪”的媽閣廟、觀音堂和蓮峰廟，歷史分別達三四百年以上，所有廟宇單獨或同時供奉儒、道、佛三神靈，廟內常年香火繚繞，居民朝拜不斷，因而又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氛圍。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澳門的語言也反映着中葡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相存並處，互相影響的關係。在澳門，葡文是迄今爲止唯一的官方語言，社會上流通最廣的則是漢語的粵方言，而語言的交流則早已出現。清代澳門詩人詩中便有“居客已驚非誤入，遠從學道到三巴”，“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三巴、芥喱雞都是葡語音譯。日常生活中，許多葡語詞彙成了“澳門方言”，也有漢語的詞彙被摻入了葡語之中。而在習俗禮儀、美食服飾以及各種藝術形式上，也都體現着兩種文化互相吸納、補充和借鑒的特點。
澳門是中國華洋雜處最早的一塊土地，不僅中葡混居，常住人中有不同民族達三十多種，可謂各民族人種的大融匯之地。而其中，土生族群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種。（以上主要參考楊允中：《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土生葡人來自父系的遺傳使他們成爲葡國文化的天然繼承者。他們自幼在學校接受的也是葡國文化敎育，由於他們的起源具有多種血統的混合，這種多基因的遺傳也形成了他們早期文化模式中的印度——馬來文化的特徵。然而四個世紀以來，他們生活在以華人爲絕大多數，以中華文化爲主流文化的中國的土地——澳門，因此，在他們那獨立的文化個性中，中國文化影響所佔的比重是可以想像的。葡人學者施白蒂在《澳門土生——一個身份的問題》一文中寫到：“中國的影響相當複雜，與澳門的關係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難以獨立地分析每個因素。”（此文收入《澳門研究》，頁103），她在文中例舉了這一群體在“語言”、“民俗”、“習慣”等各方面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情况。
這種複雜而又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土生葡人特殊的生存環境。他們生活在兩種文化的邊緣上，兩種文化的滲透、交融、矛盾衝突在他們的生活中和精神上都形成了深刻的影響，造就了他們獨特的文化心理。他們往往以兩種文化視角交替審視世界，觀察人生，因而他們的感受是獨特的。
土生作家埃蒂斯·喬治·德·瑪丁妮在《廢墟中的風》一書序言中寫到：“四個世紀以來，葡國和中國人之間保持着一種愉快而和諧的關係，這一點體現在這一城市的許多方面：交匯融合的文化遺產，別具特色的城市建築，還有它的被稱爲Macaense‘土生人’的混血人種。經過這許多年肩並肩的生活，中國人氣質一點一滴地滲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們那帶着特殊的澳門人特點的歐人外貌上，爲他們線條硬朗歐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東方之美。”（Edith Jorge De Martini《The Wind Amongst The Ru insa Childhood in Macau》）土生詩人李安樂Leonel Alves在他的詩中寫到：“我身上有來自賈梅士的優秀／和一個葡國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場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確實，我發起怒來就是個葡國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國人特有的平和。”（Leonel Alves《Sabem Quem Sou?》，《Por Caminhos Solit＇arios》頁29）以上兩段引文爲我們了解土生文化背景時作了提示。
澳門土生文學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土生文學大致上可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爲20世紀前的作家作品，包括發表在《大西洋國》及《復興》雜誌上的《土生歌謠》，登載在《大西洋國》上一些19世紀初的土生人的詩篇。這一部分的作品都是用古老的“澳門土語”寫成的。研究土生葡人起源的專著《大地之子》一書的作者瑪里亞·阿瑪羅和《澳門傳統詩歌》的作者格拉斯埃德·伯塔里亞認爲，這些詩歌從形式到內容都有源於印度、馬來西亞、佛得角等地同類作品的深厚影響。
第二部分爲本世紀40年代以來出現的一批作家與作品，這些作品的發表園地主要是本地一些葡文報刊，如《澳門消息》、《南灣》、《澳門》等，後期也有結集或獨立出版的。主要作家作品有：李安樂（1920－1980）詩集：《孤獨之路》（1982）；江道蓮（1914－1957）短篇小說集：《長衫》（1956）；若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1919－1993）《千姿百態的斯堪的納維亞》（1960）、《澳門本如斯》（1964）、《眞新鮮》（1974）、《澳門古老的語言》（1978）、《台球與慈善》（1982）、《民族偉人賈梅士》（1982）、《澳門詩歌》（1983）、《往日澳門》（1985）、《愛心·和平·歡樂聖誕節》（1986）、《瑪麗亞與歐美勒·若翰的故事》（1987）、《夢中的聖誕節》（1988）、《福樂園澳門》（1988）、《耶穌之誕》（1989）、《聖誕之光》（1990）、《澳門柔美語言》（1990）、《天主聖誕》（1991）和《澳門語詩作》（1992）。飛歷奇（1929 －）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1986）、《大辮子的誘惑》（1996）、短篇小說集：《台灣》（1978）；愛蒂斯·喬治·瑪爾丁尼：《廢墟中的風》（1993）；馬若龍（1957－）詩集：《一日中的四季》；飛文基（1961－）、李鳳德（1933－）、勃特：劇本：《見總統》、《畢哥去西洋》、《聖誕夜之夢》、《阿波要慶祝》、《西洋怪地方》等。下面就本世紀40年代以後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作家略作介紹。
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飛歷奇是澳門葡語社會最爲人熟悉的作家。他出身於一個有葡國伯爵頭銜也有中國血統的富貴之家，在澳門完成中學畢業，1946年入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1954年畢業後回澳門，至今一直爲澳門執業律師。飛歷奇自小酷愛文學，閱讀過大量文學作品，包括英文版的《紅樓夢》。他自述十二歲已開始嘗試寫作，儘管未曾得到任何方面的鼓勵，但在自己強烈的熱情驅使下，一直堅持寫作，從不間斷。1974年他律師行隔壁起火，消防員救火時大量噴水噴進他的辦公室，使他存在辦公室裡所有的稿子——幾十年心血因浸水而一片模糊。這事使他受到很大的打擊，但很快他又重整旗鼓，以一種唐·吉訶德式的理想精神繼續他的文學創作。1978年終於首次在澳門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南灣》；1986 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1994年出版第二部長篇小說《大辮子的誘惑》，上述兩部長篇小說先後於1992年和1995 年分別由葡國和澳門電影公司拍製成電影，並在葡、澳兩地公映。目前，飛歷奇正埋首於另一部小說《望廈》的創作，雖然年屆七十有餘，對文學熱誠仍絲毫不減。
飛歷奇生在澳門，長在澳門，一生除了去過幾次葡國，其餘的時間都在澳門渡過。澳門溶鑄了他的性格和思想，養育了他的文化靈魂，也成爲他所有作品的營養液。他在他的作品中以說故事人的身份，從他個人或群體的特殊的社會角度出發，講述了這個歷史小城中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這些故事有的來自傳聞，有的以作者自己的回憶或經歷爲藍本；故事中的人物形形色色，從貴族世家的後代，到姻花柳巷的“琵琶釵”，包括葡國水手、西班牙郎中、中國蛋家女郎、仁慈的神父、性情豪爽的富豪，有情有義海盜；地名、街名不勝其數；澳門的中、西節日或人情風俗也都無不得到呈現，爲了解澳門的文化提供了一幅幅生動的畫面。
飛歷奇的兩部長篇小說，都說的是“澳門愛情的故事”。其中《愛情與小腳趾》的題材，按作者在序言中稱，來源於“媽媽的舊宅院裡”的傳聞。故事的主人公是土生葡人，主要的情節也從他們身上展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弗朗西斯科是一個浪子，他繼承了土生社會一個顯赫家族的血統，也養成了一個紈袴子弟身上所有的種種惡習：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荒唐放蕩，胡作非爲。一次竟利用和一個少女的婚約爲賭注，在婚禮上令少女全家當眾蒙羞。此事激起公憤，他聲名狼籍、眾叛親離，最後被逐出了葡人集居的“基督城”，流落在華人區。在那裡，他除了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沒有任何求生本領，生活還須依賴賣菜爲生的同居中國女人，潦倒不堪。這時他的腳趾患上了一種奇怪的病症，而且日益嚴重。就在他瀕臨絕境之時，他遇到了曾被他當眾羞辱過的富有的土生少女維克多利娜，綽號“蘆柴棒”。維克多利娜對他由憐生愛，以一顆善良的心感化了他，使他徹底悔悟，獲得了新生。兩人也因此締結了一段美好的姻緣，從此一起過着美好的生活。
《大辮子的誘惑》背景是30年代初澳門荷蘭園區，那裡集居着以各種方式營生的中國人，是澳門的下層社會。故事描寫出身富家的土生年青阿多森社，迷上了該地區一個“擔水妹”阿玲。他起初爲“擔水妹”漂亮的外貌，特別是她身後那條粗長的辮子所吸引，後來逐漸了解並認識到她內在美好的品性，對她產生眞正的愛慕之情。阿玲開始認爲他態度輕佻，拒絕了他，後感動於他眞摯的愛，也對他付出了自己整個身心。但他們的愛情遭到了來自雙方社會的反對阻撓，女孩被逐出了她所居住的華人區，土生青年欲帶她回家，也遭到思想頑固、門第觀念強烈的父親反對，結果自己也被趕出了家門。他們雙方都堅定不移，最終戰勝種種阻力，建立起一個幸福溫暖的家。故事結局寫年老的父親終於悔悟，親自找上兒子家，媳婦開門見是公公，滿懷深情地喚了聲：“公公”，媳婦以德報怨，把公公接進了自己家。
短篇小說《蛋家女阿張》，曾獲葡國科英布拉大學1950年頒發的菲阿幼德·阿爾梅達百花詩文學奬。小說寫的是蛋家女阿張和葡國海員曼努埃爾相遇結合和最後又不得不分手的凄楚故事。阿張出身貧苦，地位卑賤，相貌也不漂亮，但她善良、溫柔、深情、無怨無訴、逆來順受，具有傳統東方女性的魅力。她對曼努埃爾出自肺腑的愛，並不要求回報；爲了他們倆的女兒——小梅的前途，甘心忍受巨大的悲痛而讓曼努埃爾把她從自己身邊帶走。她處處爲他人着想，爲了愛不惜犧牲自己，是典型的東方文化孕育出來的女性。曼努埃爾起初看她“不過是一個在他尋歡作樂以後可以揚長而去的玩偶而已”，後來卻發現她“人品出眾”，“是他所尊敬的人”。他對阿張產生感情是在他對阿張的品德的了解之後，也是他對阿張性格理解和認識的結果。因此，他在離別之際，才痛苦地“感到將失去的是件無價寶，是任何東西所不能代替的”。作者在故事中着力塑造了阿張這個生活在社會底層、有良好品格的中國勞動婦女的形象，他不僅對這一人物的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還熱情讚美了這個蛋家女勤勞、樸實、堅強的性格和內在的心靈美。小說以散文式叙事手法鋪寫，採用了西方人的視角，但注滿了東方的韻致，把這個凄楚的故事寫得極爲優美動人。
江蓮達和她的短篇小說集《長衫》
江蓮達是40年代土生社會中卓越然獨立的女性，是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個葡文報刊的女記者、女編輯。她的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國人，她1914年生於澳門，1957年因癌症在香港醫院去世。江蓮達思想獨立，性格堅強，具有正直的品格和爲理想而鬥爭的勇氣。二次大戰期間，她曾隨丈夫前往上海，並在當地住過一個時期，後與丈夫離婚，獨自攜帶兩個孩子返回澳門。不久進入《澳門消息》報社工作，以自己在報社收入獨立維持生活和承擔撫養兩個孩子的責任。這行爲在當時風氣保守的葡人和土生社會中，是很突出的，她也因此成爲當時一位令人注目的女性。她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常能針砭時弊、諷嘲虛僞的社會風尚，敢於表達自己獨立的見解和立場。《長衫》是她留下的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其中收進她在《澳門消息》發表的21篇短篇小說，1956年由葡國FRANCISCO FRANCO書局出版。這些短篇小說，風格簡樸，題材多樣；作者在這些作品裡，對戰時中國婦女的命運表現出極大的關注。《施捨》和《承諾》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施捨》寫一個葡國人和一個中國下層婦女的私生子，爲逃避現實將離開自己遠行，在碼頭和父母朋友告別的悲慘場面。這個私生子長期生活在不可擺脫的痛苦和陰影中，他恨自己的父親，看不起自己的母親，在離別時想永遠割斷自己的過去——逃離那一對“不是他想要的父母”，擺脫“人們總在他額頭尋找他出身印記的”耻辱，到不了解他身份的地方去爭取和別人平等的地位。爲了做到這一點，他甚至假裝不認識哭着前來爲他送行的生身母親，當眾把她當作乞婦，摸出一枚錢幣，抛落在母親向他伸去的雙手作爲施捨，自己轉過頭搖晃身子進了輪船。碼頭上，母親用痙攣的哭聲不斷重複着：“他給我的施捨!他給我的施捨!他以一個錢幣的施捨回報我給他的生命!”故事情節簡單，卻發人深思，結局尤具震撼力。作者在這個故事中大膽提出了土生葡人中私生子受歧視的困惑，他們在這種境况中的矛盾和苦悶，另一方面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當中某些人爲了追求“自尊”，追求地位，不惜喪失親情與人性，從而充分表現了這篇小說的深刻性和尖銳性。從中可以看到作者正直的心靈，眞實的性格以及那種敢於正視現實，揭露現實的勇氣。
《承諾》寫一個中國姑娘和一個葡國建築師相愛，但遭到家庭的反對，姑娘爲對家庭盡責，向父親作出與情人決裂的承諾，結果爲遵守這一承諾，斷送了美麗的愛情，付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作者通過姑娘面對倫理觀念和愛情的衝突、家族利益與個人選擇之間的衝突，最後以犧牲自己實現“承諾”的結局，表現了對舊中國宗法制社會對青年的戕害及她的感慨和不理解。實際上也可以看作她是在通過自己喜愛的文學形式反思歷史，探索時代，體悟人生。小說中運用了優美的環境描寫，來襯托這一對中葡青年的美好愛情，使澳門這個小城充滿了迷人的風情和無比魅力。
愛狄斯·喬治·瑪爾丁妮
《廢墟中的風一一回憶澳門的童年》是1993年在美國紐約VANTAGW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書，作者愛狄斯·喬治·瑪丁妮是澳門土生葡人。她出生於一個在澳門傳統的土生家庭，曾在瑞士和法國接受敎育後嫁給一位阿根廷外交官，長期旅居國外。她因積極參與慈善事業，曾獲泰國國家和天主敎敎宗約翰·保羅二世的十字勛章。《廢墟中的風》雖以回憶的形式叙述，但運用的是文學藝術的表現手法，因此仍把它作爲文學作品看待。作者在書中通過“昨天”和“今天”兩個自我於暴風雨之夜的相見，帶出在澳門童年生活的回憶，以傳統和家庭作爲貫穿時間的兩條線索，寫了一個各方面錯綜複雜的大家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同一座“大屋”，由此構成了美好的時光和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些回憶充滿了懷念故土，重溫舊夢的溫馨之情，它們不但展現了土生葡人上層社會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特徵，更反映了土生葡人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過程，從而表現出作者意識深處對自我歷史追尋和體認。作者在書中表達了自己心中對澳門這塊誕生之地一種化解不開的情結。
我們從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家庭的歷史、土生族群的歷史，作者自己的生命，都無不緊緊地與澳門這片土地聯結在一起，顯示了土生作家心靈深處一種強烈的根意識。書中也多方面反映了土生人的揉和着亞洲、歐洲、非洲的文化特色——咖啡、茶、米粥，中國的刺繡和麻將，西方的敎堂，這一切在土生人的家庭生活中融合得像水乳一樣。作者又着力回憶了鞭炮業一位白手起家的華人老板和她父親幾十年深厚的友誼，以及這位華人朋友在作者家庭經濟受到挫折和打擊時如何給予慷慨的援助，使整個家庭的命運從災難中得到挽求的感人事跡。反映了澳門的華人和土生人之間的友誼，以及他們爲澳門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曾作出共同努力的歷史事實。
約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
約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1919－1993），又名阿德，生於澳門，父親葡國人，母親是澳門土生。小時家庭清貧，中學畢業後在澳門工務局做事，也曾服兵役。1956年始任澳門利宵中學秘書長，並兼職敎學、翻譯和編輯事務。曾參與多份澳門葡文報刊的編輯工作，也擔任過《澳門新聞日報》、《號角》及《澳人報》的主編以及葡國、香港和美聯社的駐澳記者。阿德著作甚豐，除詩歌外，還寫散文、小說、戲劇和歌劇，共留下17部作品。一生爲保留、研究澳門土語付出了最大努力。（參見吳志良《土生詩人阿德》1994．5）
阿德作品最大特色，是它使用的那種澳門土語。澳門土語是早期土生葡人廣泛使用的一種土語，它“以葡萄牙語爲根源，充分吸收了馬來語、古亞方言、西班牙語……和近代英語的養分，尤其深受漢語影響而形成”，和土生葡人的淵源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阿德用這種土語進行創作，有其深刻的用意。正如他在《澳門：受祝福的花園》詩集之序中說：“這本詩集的大部分詩篇，都是用甜美的‘澳門土語’所寫的。今天……這種悅耳的土語進入了它生命的終點。在不久的將來，它除了留下一片蒼白的回憶，彈奏出充滿回憶感傷的溫柔樂曲外，將不再有任何痕跡。那麼也許，這本小書也和我其他那些短小的作品一樣，將作爲一件實用的東西傳給下一代，在遺忘的黑暗中閃亮回憶的光。”
約瑟對土生方言的忠誠和熱情以及他企圖通過詩歌創作把這種土語傳給下一代，使土生方言能在下一代心中得以保存的努力，備受土生葡人普遍的尊敬。不消說，他對“澳門土生語”的這種特殊感情，正是他對土生族群歷史傳統的一種深沉感情，也是他對澳門的一種特殊情緒。在他的所有的詩篇中，他對澳門這塊土地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愛之情。他歌頌它的美貌，讚美那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並使它變得如此美好的人們，當然，這種感情是作爲一個“葡萄牙的兒子”的身份來抒發的；但是對於他祇有澳門才是眞正的故土。這是他和他的族群誕生之地，他們的生命的根在這裡，心靈的根也在這裡。如此，面對着澳門將在不久的回歸，葡國管治的歷史將從此寫下句號，他們不能不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園。今後這一族群的命運將何去何從，他們和這塊土地的關係將面臨怎樣的改變，這一切在這位詩人的心裡顯然產生了百倍的感傷和困惑。那種紅日西沉的無奈，前途不明的迷茫，歷史的危機感，使他對這塊土地的依戀和對澳門土生族群命運的關注分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讚美澳門，緬懷過去，表達對前途的憂慮，便是他大部分詩篇的主題。在他筆下，澳門“是一座神聖的花園，／那裡有聖潔的鮮花／盛開遍地。”那裡——“田野、花園、松林、風景如畫，／空氣淸新，一切有益於生命。”對於他，這片“鮮艷、和平、純潔的土地／是我全部的財富，／我生命的所有一切。”對於未來，他心裡充滿疑惑和絕望的悲哀：
“澳門的未來……將會怎樣?
中國人的未來?
葡國人的未來?
那些生長在澳門
葡萄牙的兒子們的未來?
……
（《未來》P．125）
心將哭泣，帶着無限悲傷
靈魂將在痛苦中變得暗淡，
如果人們甘心
讓花兒片片凋零。”
（《受祝福的花園》P．113）
阿德滿懷的依戀和無奈，哀嘆着心中那座將消失在歷史浪潮下的“神聖”“花園”，他後期的詩仿如一首“帝國斜陽”的伴奏曲，表達了他生命中最後的遺憾和悲哀。
馬若龍和他的詩集《一日中的四季》
承接着這種纏綿哀怨，充滿“末世”愁緒的歌聲，馬若龍《一日中的四季》卻帶來了一種很不相同的聲音。馬若龍是中葡混血兒，是土生族群青年一代崛起的新秀。他多才多藝，旣是專業建築師，也是風格獨具的畫家和詩人，曾任澳門文化司司長，也是中葡人民友好協會負責人之一。由於他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貢獻，澳門政府曾於1987年頒於他文化功績勛章。葡國藝評家西爾凡奇科在評他的畫時認爲他“與中國美學有相關的傾向”，“能謀求結合兩種文化的素質，收集中國千百年的經驗及其完美無暇的藝術之大成，並且融入另外一種相反的，感知的技法和經驗。”葡國詩人和評論家則認爲他的詩把“庇山耶那‘微型花園’的魔力”和“李白那精僻的詩句和纏綿的隱恨”，“揉進了他本人那種強烈的文化個性中，然後又通過一種巧妙而有效的‘煉金術’將它們變成了一種多樣化、獨具一格的視覺藝術。”這兩段西方學者的評論都同時表達了一個觀點，即馬若龍的作品已有意識表現了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滲透，而我們從這一詩集中更注意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馬若龍對中國及中國文化有更直接表達的感情和認識，而且不管這種感情是熱烈是平淡，這種認識是片面是客觀，我們感到他都不完全是處在一個“局外人”的地位來感知的。如在《祖母的鏡子》一詩中，一開始寫的：“我的中國祖母／很久未在那中式鏡子中／出現在我眼前……”。在《黑舌頭的龍中》他寫道：“我取得／象牙的堅硬／偷來樟腦的清香／我向碧玉借取她的純潔／向墨汁求取它的才華／我要用它們來創造／一種不被禁止的鴉片。”其他如《中國》、《唐朝的瓷器》、《李白》等，都使人感覺到詩人一種潛意識的“介入”。這一點和前面提到一些作家作品有着一定的差別。這種差別不完全是作家本人的氣質性格或生活背景所決定，其中也折射出歷史流變的光影。中國近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年輕的馬若龍得以接觸這個據說從他大學時代已神往的，和他生命有着某種深沉聯繫的東方文明古國。從1988年到現在，他先後十幾次到中國遊覽或進行藝術交流，無論對中國的古代文化或當代社會都有了更切身的接觸和較深入的了解。這種接觸和了解給他感情上可能帶來的影響是可以想像的。他那些有關中國的詩篇正是他這種感情的投影。
李安樂（Leonel Alves）
李安樂是土生文學中的重要詩人。他生於澳門，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國人。由於父親很早去世，他的母親獨自承當撫養四個孩子的沉重擔子，家境十分困難。李安樂從小喜歡讀書，少年時代已愛上繆斯，一心“夢想能成爲一個優秀的中葡詩人。”中學畢業後他希望能像有些土生一樣去葡萄牙升造，但限於家境困難而未能實現，此事成爲他一生遺憾。爲分擔母親的家庭重擔，他中學一畢業就開始了工作，後來也服過兵役，此後一直在澳門衛生司工作，直到退休。晚年，李安樂更埋首於研讀葡譯本的中國哲學著作，也在此時寫下了大量詩篇。1983年（澳門市政廳成立四百周年時），由他兒子歐安利律師首次將他的部分遺作結集出版，題名《孤獨之路》。
由於父親早逝，李安樂從小飽嘗生活艱辛。迫於生活，他又不得不選擇了和自己興趣毫不投合的職業。這些造成了他性格中沉默、憂鬱、孤僻的一面。他詩歌中的一部分便可以看到這種內心的流露，聽到他對人生、對自己乃至對父母的身世的感嘆。如他在《兩座小屋》中寫的：
途經那座小屋，屋裡安息着
我深深懷念的父親；沉思他
為何離開了布格德阿基老村
來這兒，在這兒掙扎受苦?
途經那座小屋，屋裡安息着
我賢淑的母親；尋問她
為何離開了故鄉廣東
來這兒，在這兒獨受煎熬?
您倆的靈魂在此相遇，
神秘的命運把它們吸引一起，
這命運也使我在此誕生。
也就在此地，我已倦意深沉，
我的乖戾已使我歷盡辛苦，
但不知我是否也將在這裡埋葬。
但李安樂同樣是“愛的最熱情的讚頌者”——對人的愛，對自然的愛，對故鄕的愛，對葡國的愛，對中國的愛。這確是他身上“漫溢”的“一股愛的巨流”。而這股巨流中一朵最激越的浪花，是他作爲承繼了葡中兩個民族血源的“澳門之子”，對自己和葡中兩國文化的血肉聯繫，所表達的無限欣悅自豪之情。如他在《澳門之子》中所寫：
永遠深色的頭髮，
中國人的眼睛，亞利安人的鼻樑，
東方的脊背，葡國人的胸膛，
腿臂雖細，但壯實堅強。
思想融會中西，一雙手
能托起纖巧如塵的精品，
喜歡流行歌但愛聽fados
心是中國心，魂是葡國魂。
娶中國人乃出自天性，
以米飯為生，也吃馬介休，
喝咖啡，不喝茶，飲的葡萄酒。
不發脾氣時善良溫和，
出自興趣，選擇居住之地，
這便是道道地地的澳門之子。
（《孤獨之路》P34）
再看他在《知道我是誰》一詩中寫的：
我父親來自葡國後山省，
我母親中國道家的後人，
我這兒呢，嗨，歐亞混血，
百分之百的澳門人!
我的血有葡國
猛牛的勇敢，
又融合了中國
南方的柔和。
我的胸膛是葡國的也是中國的，
我的智慧來自中國也來自葡國；
擁有這一切驕傲，
言行卻謙和真誠。
我承繼了些許賈梅士的優秀
以及一個葡國的瑕疵，
但在某些場合
卻又滿腦的儒家孔子。
……
確實，我一發脾氣
就像個葡國人，
但也懂得抑止
以中國人特有的平和。
長着西方的鼻子，
生着東方鬍髮。
如上教堂，
也進廟宇。
既向聖母祈禱，
又念阿彌佗佛。
總夢想有朝能成為
一個優秀的中葡詩人。
……
這些詩篇以流暢的音調，樸實無華的語言和熱烈眞摯的情感表現了詩人一顆澳門之子的赤子之心，不僅是他詩集的一大特色，也是整部土生文學中一個鮮明的標誌。
甜美的澳門語業餘話劇社（Doci Papiacam Di Macau）
甜美的澳門語業餘話劇社正式成立於1994年，其活動卻始於1993年。1993年初，以阿德（約瑟·多斯聖托斯·費雷拉）爲主的一批土生葡人，有鑒於“澳門土語”的逐漸消失，再不爲人重視、使用，決心成立一個以“澳門土語”進行表演的話劇社，旨在拯救、保留這種曾爲早期土生葡人使用的語言。當時阿德爲此寫了好幾個劇本，並曾進行了綵排。但阿德不幸於該年逝世，而要挽救土語的精神卻激勵着其餘參與活動的人繼續幹下去。當時的骨干人員之一范麗婷負責召集組織人員，推動劇社的各種活動，爲該劇社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礎。這時恰遇葡國總統來澳訪問，同時正値第一屆土生葡人社團大會召開之時，劇社決定乘此機會演出，並爲劇社正式命名爲甜美的澳門語劇社，該名取自阿德同名澳門土語詩作，以紀念詩人爲保留土語作出的貢獻。1993年10月30日，在剛裝修完畢的崗頂劇院上演了《見總統》。
《見總統》是一個十分短小的話劇，演出時間不過半小時，但卻非常成功，在觀眾中引起極大反響。劇社編劇和負責人之一飛文基認爲，這可能是由於劇本反映了大部分土生的心聲，而土語也喚起了人們懷舊的情感。
受到這次演出成功的鼓勵，劇社開始組織籌備較大型的演出。經過大家的努力與合作，同一年內繼續上演了三個話劇，包括《畢哥去西洋》、《聖誕夜之夢》及《阿婆要慶祝》。
1995年10月劇社應美國、巴西兩地的土生葡人之邀，組織安排了出國演出。首站美國三藩市，上演了《阿婆要慶祝》，演出全場爆滿，觀眾近五百人，反應熱烈。在美國逗留一星期後，隨即去巴西聖保羅演出，在當地也獲得了熱烈歡迎。
1996年6月，由澳門文化司推薦，劇社以《西洋怪地方》一劇參加了在葡國波爾圖舉行的《國際伊比利方言戲劇節》，這是在葡國舉行的第一次有澳門劇社參加的戲劇節。令該劇社成員難忘的是，他們到達之前另一個劇團在同一地點的上演，曾受到當地一位以苛刻聞名的劇評人的批評，這事給全體人員都帶來了極大的壓力。演出之前，大家都很緊張；十點開場，場內僅有八個觀眾，大家心情壓力更大。負責人唯有安慰鼓勵全體人員志在把戲演好，面對最壞的情况，要有心理準備。但開幕不久，觀眾陸續增多，第一幕未完，場內幾乎滿座，而且反應熱烈，閉幕時全場起立，掌聲久久不息。第二天看報紙，同是那個劇評人，卻給予這次演出很大的好評，使劇社成員深受鼓勵。而不少不懂澳門土語的觀眾，對話劇的內容和劇中獨特語言也表現出濃厚興趣。結束了波爾圖的演出後，劇社又以同一劇本在里斯本等地上演，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土生葡人熱情歡迎。
甜美的澳門語劇社，基本成員十二人，每次演出幕前幕後及樂隊工作人員共二十五至三十人左右，全都是業餘好愛者。劇社主要負責人有李鳳德，包淑麗，飛文基等。李鳳德1933年生於澳門，原在澳門出生登記局任職，長期熱衷於對土語的研究，對劇社上演的各劇本的語言負主要責任，同時也編寫歌詞，參與劇本的討論。編劇飛文基，1961年生於澳門，是著名作家飛歷奇之子，母親廣東番禺人。飛文基於澳門利宵中學畢業，後往葡萄牙攻讀法律，1988 年回澳，現爲澳門執業律師。《見總統》是他創作的第一個劇本。據作者稱，當時的創作動機主要爲繼承阿德挽救澳門土語的努力，使這種與根相連、具有澳門特色的土語生命得以延續。但演出的成功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鼓勵了他向這方面的發展，使他繼續寫出了《畢哥去西洋》、《聖誕夜之夢》、《阿婆要慶祝》及《西洋怪地方》等劇本，並親自參與了這些話劇從排練到演出的各項工作。
甜美的澳門語劇社上演的四個話劇，都取材土生葡人的生活，表現了90年代土生葡人的思想感情，突出反映了土生葡人在時代的一個大轉折時期對身份認同的困局，以及一種無根文化的心態。如在《見總統》一劇中，土生葡人布契藉着迎接葡國總統來澳之際，要向總統申訴他在美國的表弟達度屢次向葡使館申領護照屢遭拒絕的事；表弟在“澳門出生”，“爲葡國當過兵”，背得出葡國境內所有的河道和鐵路線”，“認識很多很多‘牛叔’（注：土生葡人習慣用粵語音的“牛叔、牛婆”稱歐洲的葡國人，帶有貶意）朋友”等等——這些企圖獲得身份認可的理由，都被葡領事館領事毫不動情地聲聲“唔得”（不行）所回絕。布契藉此喊出了心中“我們不是葡國人，又不是中國人，究竟是甚麼人?”的呼聲。
而《畢哥去西洋》中的畢哥，是一個退了休的公務員。由於周圍環境的影響，作出了去葡國定居的選擇，於是懷着“一捆矛盾”，百般依戀不惜之情，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鄕澳門，一家去到葡國。但甫入里斯本機場，看到從巴黎、法蘭克福來的旅客，都通行無阻經過了海關，而畢哥一說：“我們剛離開了澳門……”機場關員就即令其“打開行李!”接着，又和關員因文化的隔膜產生了種種誤會和衝突。如關員要畢哥申報行李，畢哥申報妻子、妹妹、女兒……畢哥從澳門隨身帶去的發菜、雲耳、豬皮等爲澳門土生日常喜用的中國食品，葡國關員祇聽爲“頭髮”、“耳朵”、“皮”，而大爲驚恐；畢哥要求關員小心別打爛他“花了幾小時精心製作的又香又美味的蝦醬”，關員卻大呼“好臭”，以致畢哥大爲惱怒!……待出了機場，祇見眼前人事全非，畢哥妹妹費娜環顧四周，奇怪“怎麼沒有中國人?怎麼人人都一個樣子?”畢哥則聲聲“慘了!”從心底發出了哀傷的感嘆：“現在離澳門那麼遠了，我們認識的那些人在哪兒呢?我們怎麼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呢?最好還是回澳門吧!”就在對澳門的這一呼喚中，呈現了以畢哥爲代表的土生葡人與澳門千絲萬縷聯繫和情結；異域認同的僵局，正突現了澳門在土生葡人身份問題上的深刻意義。
甜美的澳門語話劇社除了用澳門土語演出，使這種有澳門地方特色並體現土生群族文化身份的“混血語”得以在戲劇形式中存活下來，因而也成爲這些話劇的一特色之外，也以其題材所反映的身份／文化認同的問題，備受注目。因此，劇社雖然成立不久，已以其獨特的個性，取得了相當的成功，爲土生文學的生命譜寫了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