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
李成俊
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我國現代文學，到現在已經60 多年了。這是一部披荊斬棘、不斷前進、波瀾壯闊的現代和當代文學史。
香港和澳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澳長期接受祖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哺育和影響，具有光輝的愛國傳統。這次東亞大學中文學會主辦“澳門文學座談會”，爲推動中國文化在澳門的發展作出貢獻，具有深遠的意義。在此，請讓我衷心祝願座談會取得圓滿的成果，祝願澳門文學隊伍日益茁壯成長。
偉大文學家魯迅在1927年曾應邀到香港演講，他在《語絲》上先後寫過《略談香港》、《再談香港》等篇，後來收集在《而已集》內。當時港督金文泰稱作金制軍，一派前清遺老的色彩。中國人在香港犯了事被抽藤條。過關時，魯迅的書籍、衣物被翻得亂七八槽，結果還是要遞上“熟性費”十元才了事。
茅盾多次到香港播種
直至1938、1941和1946年，大批國內文化人先後來到香港，使香港貧瘠的精神生活，才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座各位主講者都是省港澳的知名學人，我要多向大家請敎。今天想簡略地談一些有關的事和人以及個人的看法。
1938年，香港已有大小報刊三、四十份。那時候，薩空了主持《立報》，金仲華當了《星島日報》的總編輯。這兩份鼓吹抗日的報紙，對香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大公報》楊剛主編的《文藝》版和《星島日報》戴望舒主編的《星座》，經常發表全國著名作家的作品，反映前線和敵後鬥爭的報告文學。當年作家茅盾第一次到香港，住在九龍太子道。他在香港主編《文藝陣地》，同時負責立報副刊《言林》。《文藝陣地》是一份堅持現實主義的文學刊物，理論和創作並重。曾在該刊發表的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傳誦一時，引起國內外的注意，被譯成英文在外國雜誌刊出。茅盾刻劃抗戰的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是在《立報》上連載的。後來《文藝陣地》因爲香港當局檢查官把“抗日”改成“××”，宣傳抗戰、反對投降的文學常常被迫開天窗即“口”之類，《文藝陣地》才轉移到上海租界排印。
這期間，爲了《魯迅全集》的出版，茅盾親自走訪居港的蔡元培，請他爲《魯迅全集》作序。茅盾在百忙中，還爲中華業餘學校義務講課。該校董事長陶行知，校長吳涵眞，敎師有金仲華、劉思慕、林煥平和樓適夷等。茅盾每周講一次文學，培養文學青年，傳播文學種籽。
1941年，由於邱吉爾上台組成戰時內閣，對日本法西斯的態度較爲強硬。其時香港愛國文藝界頗爲活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藝協會，在香港成立了分會，創辦了《文協月刊》和文藝通訊部。同時辦了“暑期文學講習會”，爲期一月，招收了三、四十個學員。許地山主持香港大學文學院；夏衍、范長江等創辦《華商報》（晚刊），該報有一個文藝副刊《燈塔》，第一個連載是鄒韜奮的《抗戰以來》。該書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報道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殘害人民的民主生活；第二個連載是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茅盾還在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上發表揭露特務罪行的《腐蝕》連載小說，接着是夏衍描述廣東青年積極參加抗戰的《春寒》連載小說。
此外，茅盾在香港主編的《筆談》，出版了七期。戴望舒主編的《耕耘》，出版了兩期。還有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知識》以及由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等。期間也出版過一份英文的文學刊物，由馮亦代主編，名《中國作家》。編委除戴望舒、徐遲、葉君健外，邀請了愛潑斯坦和艾倫等美國友好人士協助。
抗戰爆發後，特別是上海淪陷後，不少愛國電影工作者南下，促進了香港電影新的變化。1937年，由鄺山笑、林坤山等人發起，成立華南電影賑災會，進行救亡工作。第一砲是各家電影公司共同合作，拍攝了描寫中國人民奮起抗戰的《最後關頭》。
接着有馬國彥導演的《前進曲》，洪仲豪導演的《回祖國去》和《女戰士》，關文清編導的《邊防血淚》，黃達才導演的《中國青年》，馮志剛導演的《焦土抗戰》，侯曜編導的《血肉長城》，蘇怡編導的《大義滅親》和《傀儡美人》，侶倫編劇、黃達才導演的《民族罪人》等。
後來蔡楚生、司徒慧敏來到香港，先後拍攝了《血濺寶山城》和《游擊進行曲》，給香港電影業帶來了新的氣象。
1940年，李楓出任大觀影片公司宣傳主任，編寫了《小老虎》和《小廣東）。湯曉丹編導《民族的吼聲》，並改編《霧重慶》、《夜上海》。劉芳編導《流亡之歌》，盧敦移植陳白塵《魔窟》而編導的《烽火故鄕》等，都有較大影響。
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香港曾經出版過一份三十二開的《文藝青年》半月刊，由楊奇、彭耀芬、陳漢華、麥烽等人發起創辦。因爲經費困難，籌不到一筆按金登記註冊，祇好宣稱是在韶關出版，實際在香港秘密印刷和公開發行。創刊時，鮮明地提出三大目標：“一、作爲文藝戰線的尖兵；二、作爲文藝青年學習及戰鬥的園地；三、團結廣大的文藝青年群。”
該刊深受廣大文藝青年歡迎，銷數不斷增加，每期發行三千份，在當時香港是各文藝刊物發行數字的首位。
這份雜誌出版了半年，由於皖南事變新四軍被圍剿事件發生，全國出現政治逆流。刊物發表了《新四軍解散事件討論大綱》，遭當局搜查印刷廠，印刷廠被迫不肯再承印。《文藝青年》爲了保存力量，終於停刊。
《文藝青年》停刊後，彭耀芬寫了一篇《香港百年祭》的新詩寄到新加坡發表，當局藉口“有違犯本港戰時法例之嫌疑”，下令“驅逐”作者出境，押彭耀芬到澳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彭耀芬潛回被日軍侵佔的香港，轉任新界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在英勇作戰中光榮殉國。
許地山蕭紅辛勤耕耘
許地山，福建龍溪人，生於台灣，筆名落華生。曾留學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敎。後又轉入倫敦牛津大學，研究梵文、民俗學和印度哲學。他是“五四”後著名的“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他早期的代表作《空山靈雨》、《綴網勞蛛》和《命名鳥》等，頗受宗敎哲學的熏陶。1935年，他應邀到香港主持香港大學中國語文學院，把文學院革新爲文學、史學和哲學三個系，廢除原來四書五經的課程，僅講授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每周擔任的課程達二十小時，開授的科目也很多。課餘還敎一些學生普通話和梵文，眞正做到了“誨人不倦”。除敎學外，他還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新文學學會理事等職，並曾一度主持抗敵協會香港分會，走出書齋，積極投身社會實踐。他在文協主辦《文藝周刊》的稿酬，全數撥入文協作經費。那時文協屬下的刊物不下十餘種，周圍的青年團體組織有好幾個。
許地山在群眾集會上當主席，發表講話。爲畫家徐悲鴻、林風眠等組織籌備展覽。有一次，粵語片電影紅星李綺年把自己的照片展覽義賣，將籌得的款項捐獻抗戰。李綺年出身於澳門紅燈區福隆新街妓院，受盡舊社會的侮辱和踐踏。她成名以後，仍不斷遭到流岷的無理迫害。這時有一個文痞在報上點名嘲笑李綺年，說是不乾淨的錢，國民黨政府不該接受。對此，許地山義憤塡膺，挺身而出爲李綺年申辯。指出女電影演員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義賣照片，捐輸救國，有甚麼不乾淨?難道像國民黨官員貪污腐化、發國難財算才算乾淨?如果你存心不正，就是面向瑪利亞像或觀世音像，也一樣招致不可告人的淫念。許地山理直氣壯地肯定李綺年的愛國熱忱，說她已盡了自己的力量，我們應該同情她，支持她。許地山痛斥文痞挑撥離間，從中破壞，不知是何居心?立場堅定，是非愛憎分明，使人肅然起敬!他最後一本著作《國粹與國學》，以精闢獨到的見解，批駁當時所謂“學者”浮誇的做學問之風，也對當時的迷古論和復古論予以迎頭痛擊。他因心臟病於1941 年8月4日逝世於香港，終年四十八歲。
蕭紅，女，黑龍江呼蘭縣人，原名張乃瑩。她年幼喪母，在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唸書，看了不少文藝作品，開始愛好文學。二十歲時，爲了反對父親包辦婚姻，逃離家庭，開始過流浪生活。1932年秋，與蕭軍同居。1933年寫了《兩個集》、《跋涉》、（看風箏》、《旋風》等短篇。次年10月與蕭軍一起到上海，同魯迅相識，可以說是魯迅的入室弟子。1935年底，中篇小說《生死場》出版，是文學界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鬥爭的作品之一，轟動文壇，顯示了她的創作才華，奠定了她在文學生涯中的基礎，曾收入魯迅編的《奴隸叢書》。魯迅親自給小說寫作的序言中說：“北方人民的對於生活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蕭紅在1936年去日本養病。“七七”開始後，回國投入抗戰工作，寫了短篇《手》、《牛車上》等。1938年應李公樸之約，從武漢去山西臨汾，在民族大學敎書。1939年寫了《回憶魯迅先生》、短篇《朦朧的期待》、《山下》和長篇《呼蘭河傳》的前幾章。
1940年蕭紅在病中寫了長篇《馬伯樂》第一部。同年去香港，與端木蕻良同居。寫了紀念魯迅的大型啞劇《民族魂》，刊於楊剛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儘管這時候的她身體已經很衰弱，但仍以極大的毅力完成《呼蘭河傳》。1941年秋，在病中又完成了中篇《小城三月》，刊於《時代文學》上，用淡墨似的筆描繪了故鄕小鎭的風情。這一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兵荒馬亂中遷往思豪酒店。1942年1月13日，她因爲嚴重的肺病在跑馬地養和醫院匆忙地做了一次手術。十八日轉入瑪麗醫院。十九日夜十二時，她力疾寫下遺囑：“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2日上午十時，這位一生流浪中度過的蕭紅永別人間，終年三十一歲。24日，遺體在香港跑馬地背後的日本火葬場火化。翌日黃昏葬於淺水灣，地近麗都花園的海邊，當時的碑石都來不及設立。1956年，香港文化界人士發現淺水灣的蕭紅墓已經被人塡平，每到夏天，又在上面搭了帆布棚，變成賣汽水的攤子，男女泳客隨意踐踏着蕭紅的墓。經過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廣東作家協會的努力，於1957年8月3日，將蕭紅的骨灰重新安葬於廣州東郊的銀河公墓。
近年來，國內外都很注意有關蕭紅的研究資料，其中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盧瑋鑾《1940年蕭紅在香港》以及《蕭紅在香港發表的文章——<蕭紅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補遺》，先後在《明報月刊》和《抖擻》刊出，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値。蕭紅病逝前，在香港一直受到詩人柳亞子的關懷和照顧，兩人以兄妹相稱。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70年代是美國印地安納大學傳記文學課敎授。1972年，三十三歲的葛浩文在他的指導下以蕭紅傳記作爲博士文論文題目，接着又把蕭紅兩部長篇小說《生死場》與《呼蘭河傳》譯成英文，頗有份量。
中共營救數百文化人
1942年1月初至2月底，中共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營救了留港的三百多名抗日文化人脫離虎口。他們中有知名的韜奮、茅盾，宋之的、章泯、胡風、戈寶權、于伶、鳳子、周鋼鳴、金仲華、喬冠華、胡繩、千家駒、胡仲持、沈志遠、張鐵生、楊潮、許幸之、特偉、丁聰、黎澍、徐伯昕、袁水拍等。此外還營救了一千多名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劉淸揚、鄧文釗等。
另一批二十二名抗日文化人偷渡到澳門，由澳門坐小艇到北水，換船到台山都斛。他們是夏衍、端木蕻良、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華嘉、郁風等，祇因病留下馮裕芳（化名丘老師）在澳。他們在澳門耽擱了十天，原先打算到湛江轉入內地，由於日本船忙於搬運從香港掠奪的贓物，所以澳門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斷。
當年劇作家田漢寫過一首《再會吧，香港》，膾炙人口：
“再會吧，香港!
你是旅行家的走廊，
也是中國漁民的家鄉；
你是享樂者的天堂，
也是革命戰士的沙場。
這兒洋溢着驕淫的美酒，
積流着英雄的血槳；
這兒有出賣靈魂的名姬，
也有獻身祖國的姑娘；
這兒有迷戀着玉腿的浪子，
也有擔當起國運的兒郎；
這兒有一擲萬金的暴發戶，
也有義賣三年的行商。
一切善的在矛盾中生長，
一切惡的在矛盾中滅亡。”
香港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三年零八個月中，一批批文化人撤走以後，部分堅持下來的作家繼續做了不少工作。《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戴望舒就是其中的卓越者。他在1942年爲日本憲兵逮捕，罪名是從事抗日活動。在獄中，戴望舒寫了《獄中題詩》以明志，他所表現的民族氣節，使人敬佩。直至抗戰勝利前夕，才被營救出獄。後來患了嚴重的氣管炎，據說是由於長期關在潮濕的牢獄裡所引致的。他不幸於1950年2月28日病逝北京，終年四十五歲。
1946年，因爲國共兩黨戰爭，大批文化人由國內再一次轉移到香港。當時《華商報》最早復刊，夏衍負責該報副刊《熱風》。接着楊奇主持《正報》，徐鑄成主持《文匯報》，費彝民主持《大公報》先後出版。
1947年3月，邵荃麟主編的《大眾文藝》創刊，而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新一期，由穗遷港出版。同年，黃新波、黃寧嬰、華嘉等人組成“人間書屋”，分別出版《人間文叢》、《人間詩叢》和《人間譯叢》。全國文協港澳分會也恢復了工作，創辦文藝函授學院，由黃寧嬰、華嘉負責。第一期有港澳和南洋各地的文藝青年四、五十人報名。後來發展到逾百人，增聘司馬文森、黃秋耘、韓北屏、洪遒、陳蘆荻等爲講師，還編印了一份《文藝信箱》。
1947年11月27日，郭沫若在葉以群的陪同下，南下香港。最初住在當時的六國飯店，後來遷到九龍山林道一幢樓上，郭老應夏衍之約，在他主編的《華商報》副刊上，連載抗日戰爭回憶錄《洪波曲》。所寫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後，準備合衛大武漢而終於放棄了大武漢的那一階段。
1948年“五四”，郭沫若率領茅盾等六十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簽署了一份紀念“五四”致國內文化界同人書。這份文件鼓勵知識分子繼承“五四”的愛國精神，以反饑餓、反迫害的英勇步伐，同解放區人民的鬥爭相呼應，同時表示海外知識分子的心和大家的心聯在一起。文件還批判了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所搞的甚麼新“第三方面”和“自由主義”運動。
這一年十月，方方以“野草”的筆名寫完在《正報》上連載的《三年游擊戰爭》，全書出版發行，郭沫若親筆在封面上題字和作序。郭老熱情地讚揚該書是“以歷史創造者而兼歷史紀錄者”。“水有源頭樹有根，讀了這部書，你才能了解新四軍和八路軍，讀了這部書，你才更能了解工農階級子弟究竟是些甚麼樣人。”
郭沫若是在1948年11月24日離開香港赴解放區。留港時，除寫作外，還經常到社團以及達德學院和南方學院文藝系講課。
茅盾於1947年底自上海到香港，在九龍彌敦道住了一年。他曾參與《小說》月刊的編輯，並於1948年9月至12月主編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的（文藝周刊》；這期間先後應邀在達德學院文學系講《關於創作》和《文匯報》談《新聞與文學》，對廣大讀者提高文藝創作水平和欣賞能力，起了敎育和指導的作用。
1948年，邵荃麟主編了一種以文藝批評爲主的《大眾文藝叢刊），內容涉及方言、詩歌、音樂、美術等方面。生活書店辦了一個函授大學，邵荃麟和葛琴是文學系的講師，每星期發一次講義，選些中外短篇小說作分析講解，海內外學生達數百人。
在電影製作上，先後拍攝了《野火春風》、《戀愛之道》、《結親》、《水上人家》、《羊城恨史》、《冬去春來》、《靜靜的嘉陵江》、《珠江淚》以及《滿江紅》等。與此同時，開展了對電影的評介，如《華商報》由于伶主編的《舞台與銀幕》雙周刊，《文匯報》由柯靈主編的《影劇周刊》、《大公報》由漳泯、洪遒主編的《影劇》周刊等，大大推進了香港的愛國電影業。
民族形式大眾化方向
1948年夏，建國劇藝社、中原劇藝社和新音樂社聯合公演六幕二十場歌劇《白毛女》。在排練期間，由於工作的艱苦和營養不良，一位女演員因此而小產；一位工作人員在裝台時竟然從天橋跌下，折斷了手骨。《白毛女》的演出，轟動了整個香港，也引起了國際人士的重視，評價很高。
年前，國內報刊先後刊登了反駁“文革”時期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和《姚克其人》兩篇文章，不但爲影片《淸宮秘史》平了反，也爲編劇姚克恢復了名譽。姚克原名姚莘農，是一位學問淵博的戲劇家、文學家。30年代，他與魯迅過從甚密，魯迅的《野草》英文本是由他翻譯的。1948年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拍攝的《清宮秘史》，由朱石麟導演，劇本是姚克按照他早年的創作話劇《淸宮怨》改編的，很受觀眾歡迎。
値得大書特書的是黃谷柳在《華商報》副刊《熱風》連載小說《蝦球傳》，作品分《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和《山長水遠》三部，曾改編爲電影，口碑載道。當時谷柳的生活環境十分困難，在九龍聯合道租了一間不到四平方米的小卧室，祇能擺一張床，沒有桌和椅。谷柳在前門通住廚房的走道的一端，在房東安放“神位”的牆壁下，擺了一張小板檯，又拿了一小捆木柴與鄰居換回來一個肥皂箱。就這樣坐肥皂箱、伏在小板檯上創作。一直到《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問世，賣去了版權，取得稿酬後，才有錢購置桌子、椅子和一些日用的必需品，遷到九龍城郊牛池灣村平房居住。
《蝦球傳》通過無產者少年蝦球的曲折經歷，描寫了香港、國民黨統治區和游擊區的廣闊生活圖景。在風格上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深受夏衍的賞識。谷柳離開香港前，寫過電影劇《此恨綿綿無絕期》和中篇小說《劉半仙遇險記》等作品。他於1977年1月2日在廣州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當時同《蝦球傳》風格近似、也是在《華商報》連載的，還有江萍的《馬騮精》。他以寫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活動的“劉黑仔”稱著。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華商報》遷回廣州，正名爲《南方日報》。大批文化人也隨着工作上的需要分散各地。但香港的文藝隊伍在艱難困苦中仍然有所發展。文藝界同人先後印行了《紅豆集》、《新綠集》、《南星集》、《新雨集》、《五十人集》、《五十又集》等合集。先後出版過《文藝伴侶》、《文藝世紀》、《鄕土》、《海洋文藝》、《文美》、《開卷》、《八方》、《香港文學》等雜誌。而梁羽生和金庸等受到在澳門舉行的“吳公儀、陳克夫比武”的啓發，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被稱爲成年人的童話，是“百花齊放”中一花。
從歷史上說，澳門文學比香港文學源遠流長，但從現狀來說，澳門文學比香港落後，且不單受中國文學還受香港文學的影響。
澳門文學抗異族壓迫
澳門文學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同反抗異族的壓迫相結合。
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澳門望廈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的開山祖師大汕是一位富民族思想的文學家。大汕法師字厂翁，號石濂，又號石廉，別署石蓮，譯名石頭陀，自稱覺浪（道盛）大師的衣鉢子弟，廣東南海九江人。生於明思宗崇禎六年，即1633年。當時滿人入主中國，大汕義不肯臣，乃拜辭老母，以僧人的面目創建普濟禪院掩護反淸活動。他不落髮，不剃頭，亦不拘泥佛誡，文章不避綺語。他爲人博雅諧趣，好談兵法，懂得製兵器，凡星象律曆理數篆隸丹青之屬，無不精通，尤長於詩詞。他寫的《儂夢尋歡》竹枝詞卷，有“儂夢尋歡路萬重，歡在江南亦夢儂，歡夢來時儂夢去，歡儂依舊不相逢。”“忍看花田雙燕飛，行人春日換替衣，最憐昨夜花田月，如見夫君春正歸”等句，刻劃兒女私情，佯狂玩世。他畢竟是一個關心世道和人民疾苦的有心人，而不是一個看破紅塵、不食人間煙火的和尚，他晚年被拘捕放逐，在押解途中病死，時維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大汕著有《離六堂集》十二卷，該書乾隆時列入禁書；《海外紀事六卷》，記述他在安南（越南）說法時該地風土習俗，爲研究華僑史的珍貴資料，原刻本現存日本東洋文庫。
普濟禪院最珍貴的文學遺著是金堡的《丹霞日記》。金堡法名今釋，字澹歸，號道隱，浙江仁和人。生於1614年即明萬曆四十二（甲寅）年，死於1680年即清康熙十九年（庚申）年，時年七十三歲。他是明思宗崇禎進士，歷官御史，臨淸太守，以廉能正直敢言見稱。出家後，眷懷故國，寫下不少著作寄託滿腔孤憤。死後竟因此而遭到毀墳滅骨的“處分”。淸朝統治者的兇殘，更加突出金堡的民族氣節。他做過大官，是個詩人，也是個書法家，他的草書寫得很好。《丹霞日記》記述了他在丹霞寺中的日常生活，對研究南明史的人，很有參考價値。
澳門還有一座逾百年歷史的大三巴牌坊，原是天主敎的三巴寺。淸初詩人吳歷曾在此當過修士。吳歷是清常熟人，字漁山，號墨井，性恬淡，擅長寫畫，學習過西洋畫素描。晚年在大三巴做神甫，著有《三巴集》、《澳中雜詠》等。
魏源（1794——1858年），字默深，才華橫溢，知識淵博，是清代向西方追求眞理的先驅者。他曾經到過澳門，在澳門寫過一首《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
這首詩歌之前有長序，其中說：“澳門自明中葉爲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銅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此雖未明言游澳中何園，看來很可能是白鴿巢公園。
魏源接觸到花園的主人葡人委理多（VEREADOR），按，委理多應譯爲議會議員，非人名。他被邀請到樓上，見一座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他希望委理多彈奏，委理多辭以不曉，然後拉其妻出來表演。
後來魏源寫了一首詩送給主人，而主人也回贈洋畫一幅。詩云：“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言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髮鬌鬖，廿弦能作千聲彈。有如細雨吹雲間，故將兒女幽窗態，寫出天風海浪寒，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焂然風到帆歸島，鳥啼花放牆聲浩，觸碎珊瑚撫瑟聲，龍王亂撒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燈前簇。突然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烏乎，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膝前况立雙童子，一雙瞳子剪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以爾，鞭騎么鳳如竹馬，桃花一別三千紀。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
當時沙梨頭附近還是汪洋大海，故有“園與海濤隔一牆”句。委理多曾叫他的兩個兒子出來，因而詩中說“膝前况立雙童子，一雙瞳子剪秋水。”全詩對琴聲的描述，使人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至於寫作年月，根據“海風吹人人老矣”，估計應是道統二十九年春夏之間。
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興起，爲了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束縛，使自身的資本主義利益得到保障，於是產生了一股希望清政府厲行革新的社會思潮。1892 年，住在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的鄭觀應刊行了一部《盛世危言》，可以說就是當時這個社會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鄭觀應生於1841年，廣東香山人。他在《盛世危言》中列舉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危機，力陳清朝頑固保守、政府腐敗的種種弊害。他崇拜西洋新的科學與技術，認爲這是西洋富強的由來，也是外商所以能佔勝的原因。他主張中國要立憲，建議院，使政治發生根本變化，在這基礎上再加以商戰爲中心，發展國家經濟。他由此談到整頓文化、敎育和道德。他寫過這樣兩首詩：“匡時敢謂竟無人，曲突如何未徙薪?堪嘆羈縻先議款，哪知邊牧又揚塵。天涯眞慨王孫草，澤國誰收楚草萍?此日東南防禦急，諸公莫戀故鄕蒓。”“亡羊補牢尚未遲，農工商是富強基。強鄰環伺猶堪慮。當軸因循豈不知?賈誼上書唯痛哭，班超投筆莫懷疑。瘡痍滿目凄涼甚，深盼回春國手醫。”由於歷史條件和階級的局限性，鄭觀應晚年失意，憤世疾俗，最後差不多完全轉學丹道。即使這樣，《盛世危言》這本書對推動後來的維新變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說是“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最早是愛國人士陳少陵從日本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不是現在的“小小書店”）。著名學者繆朗山敎授，組織過多次專題報告會，輔導青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之後，“七君子”之一史良來澳宣傳抗日求國，救亡團體如“四界救災會”、“旅澳中國青年鄕村服務團”、“起來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紛紛成立，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日的漫畫和文章，輸送了一大批愛國青年到國民黨的“七政大”做文藝宣傳工作。
大平洋戰爭期間，先後出現了“藝聯劇團”和“中流劇團”作半職業性演出，由於當時電影片源中斷，故演出上座率頗高。作家端木蕻良路經澳門時以能夠看到《明末遺恨》，認爲深受鼓舞。接着，達用國語班同學會組織“修社”，團結業餘青年讀文藝書，出版不定期油印文藝刊物。從廣州、中山遷來澳門的學校學生，成爲學生運動的骨幹，各校同學通過體育比賽和文藝演出，提高愛國覺悟，不少同學畢業後投身到敵後游擊區，如東縱的東流劇團和珠縱的流星隊等，以文藝爲武器，進行抗日鬥爭。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澳門設立“領事館”和特務機關，成爲統治澳門的“太上皇”。漢奸、大天二惡霸橫行，煙窟林立，刀光劍影。詩書雅集的雪社社長、崇實中學校長和國民黨支部書記梁彥明，被日本特務槍殺於街頭，不少正直的報人、文化工作者都接連收到敵僞寄來的恐嚇信。有一間報社因爲宣傳抗日，被特務衝進來，將字架推翻。翌日，該報出一大版全澳街道圖，減少排字困難，度過難關。
在敵人的魔爪下，文藝工作者的鬥爭特別複雜和艱苦，鬥爭的形式也有許多新的發展。期間民主人士馮裕芳，化名丘老師，以講授世界語作掩護，團結了不少文藝青年組成“文藝閱讀小組”，積極介紹愛國文藝書刊。金應熙寫了不少歷史小品，借古諷今，針砭時弊。陳霞子因爲報社經濟極端困難，他一身兼數職，旣編副刊，又執筆爲文。報社沒有稿費支付，找不到作者寫稿，他就一個人寫多種多樣題材的小說以及雜文專欄，每日達數萬字，用不同的筆名，差不多將整個副刊包下來。他擅於聯繫實際，結合自己熟讀“四書五經”，通俗生動，笑談眞理，反戈一擊，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富有特色。戰後他在香港創辦《晶報》。1979年5月19日，因染癌疾逝世，終年五十七歲。
抗戰勝利後，作家茅盾曾應柯麟醫生的邀請，來澳小住。作家張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鏡湖醫院留醫了半年。這期間，對文藝愛好者和作者作了不少有益的輔助。一群愛好文藝的青年，還合資主要是捐舊書，在板樟堂街開設“惠記書店”。目前香港有不少作家、翻譯家、漫畫家、戲劇家、歌唱家都是來自澳門，不宜妄自菲薄。
50年代的《新園地》、《學聯報》、《中華教育》等培育了不少寫作的新苗。《新園地》自1958年8月納入《澳門日報》副刊後，春華秋實，碩果纍纍。年前自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創立，支持《澳門日報》開闢了《鏡海》文藝周刊，出版《中國語文學刊》和《澳門文學創作叢書》，這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相信經過大家共同不懈的努力，澳門文藝的百花園，必將燦爛盛開!
謝謝各位!
1986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