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

抗戰中的澳門

頌社中六文組同學 張海珊整理

　　歷史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光輝的歷史能使我們引以爲榮，並從中汲取良好的經驗，繼而將之發揚光大。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應引以爲鑑，避免重蹈覆轍並奮發圖強。八年抗戰使國人永世難忘，並激起全民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進行頑強的抵抗行動。這次災難使全國都捲入了抗戰浪潮，而我們現處的澳門也受到影響，作爲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澳門人亦站起來，與內地人民攜手進行抗日運動。
　　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起，中國就受著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由於日本採用空襲方式瘋狂轟炸，處於澳門毗鄰的廣州、中山一帶地區亦被殃及，中國內地的情況極度不穩。當地大批人民扶老攜幼，紛紛逃離原居地，避入澳門，令澳門立時變成一個避難所。人口更激增至二十五萬，其後升至四十萬，是過去澳門人口的高峰期。在湧入澳門的人口當中，有些是爲避免受戰火摧殘，有些是身無分文的窮苦人家，也有些是腰纏萬貫的富豪。他們的遷入爲澳門提供足夠勞動力和大量資金，因此直接促進澳門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加上廣州和其他沿海口岸都受到戰火蹂躪，所有進出口貿易逐漸集中到澳門來，加速澳門對外貿易總額之增長。在一九三七年對外貿易總額達三千五百七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七葡元。至一九三八年更發展到四千九百一十七萬三千四百八十九葡元。在這情況下，刺激澳門之漁業、工業、城市建築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的發展，還促使教育、衛生等事業得到相應的進步。
　　澳門近海漁業頗爲興盛。一九二一年漁業迅速發展，漁民約有六萬多人，佔全市大部份人口。直到一九四零年抗戰期間，澳門港口登記的船隻就有二千三百艘，估計其中有漁民多達二萬多人。漁民捕捉到的漁獲用來製成鹹魚、罐頭以供出口、漁業亦令造船業興起，前期的漁船都是一些木製小船，不能作爲遠航用途，船廠便應運而生，不斷生產一些較大而穩固的漁船。
　　此外，爆竹、火柴、神香亦是澳門的二大傳統手工業。這些手工業的工人工資異常低廉，加上技術要求低，就業者多爲婦孺。當時澳門曾出現許多婦嬬老少在大街小巷搓炮和錐炮的繁忙景象。這些手工業每年的營業額亦很高，多銷往南洋各地。
　　抗戰期間的澳門，儘管環境艱辛。但教育人士還是盡力而爲，努力辦學。他們辦學之宗旨就是堅持進行愛國教育，要求青少年們熱愛祖國，分清敵我，使青少年們確立決不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信念。當時因澳門屬於“中立”地區，故國民政府廣東當局在開始疏散時即把它列爲學校的疏散區。因此，在很短時間裏，從內地遷入澳門的學校就達二十所。流寓澳門的教育界人士和澳門的教會還積極創辦各類學校。到一九三九年，澳門共有小學一百四十餘所，學生約四萬人；中學和專科學校約三十多所，學生三萬餘人。使除了來自內地的青少年絕大多數能就讀外，一些過去無法繼續升學的青少年亦能夠入學。自廣州、中山等地淪陷後，大量難民湧澳，當中不少是外省人士，這時的澳門極需要普及國語教育。尤其在抗日救亡熱潮中，有人在澳門開設日語學校，日本駐澳機構儼如統治者的“太上皇”，激發不少澳門青年的愛國情懷，掀起學習國語熱潮。在太平洋戰爭前，教育界人士仍重視提高教育質素，不斷探索，增進教學能力。
　　因工業的發展，給來澳的難民提供很多就業機會，使他們得以維持生活。基於以上因素，從內地遷入澳門的人更多，外來人口多了，房租固然昂貴，而租賃家俬業，亦是奇貨可居。洋貨疋頭店，生意興隆，而車衣店、成衣店、裁縫店及服裝公司等，生意均告大增。特別是金鋪銀業畸型發展，進入所謂“黃金時代”。自廣州淪陷後，逃難人們帶入巨額黃金、白銀和外幣，十三行之銀業，不少亦遷來澳門營生，令錢台、銀號、銀牌以及找換店激增到三百家，遍佈街市，生意異常發達。抗戰初期的澳門社會表面一片欣欣向榮景象。澳門的情況就正如世外桃源般吸引各地人民，但中國內地的抗日戰爭此時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戰爭時期出現的虛假繁榮，令各行業發展更迅速，尤其是賭博、鴉片……
　　隨著戰亂的影響，澳門人口劇增，使物資開始短缺，更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加上物價高漲，民生十分困苦。但仍有部份人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在澳門建立賭場，分別在中央酒店、福隆新街、十月初五街開設三間賭場，經營番攤、骰寶、百家樂等品種。在一九三七年更發展到設立專業賭場。除了賭場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賭博方法，好像白鴿票、賭狗等。此時，賭狗是要收入場費的，入場費則爲每人一元。那時一元可以買二十五斤米，可見入場費十分昂貴。但仍有不少人沉迷賭博，一些富豪每一擲千金，另一些則是窮苦大眾、升斗市民，他們抱有一種僥幸心理，不去踏實工作，希望從賭博中贏大錢。
　　由於葡萄牙當局最早通過准許鴉片運入澳門，因此澳門就成了當年最大的鴉片轉運站。在中國和香港，吸食鴉片已被禁止了，並屬違法。但在澳門，吸食鴉片是合法的。政府組織中，就有專門管理買賣鴉片的部門，公開設立“煙膏配製場”、“鴉片專賣局”。據調查所得，二、三十年代，澳門全市公開吸食鴉片煙的場所就有五十多間，每間煙館的煙床，多則三、四十張，少的也有十餘張，總計煙床約達千數。全市公開賣鴉片的商店共有八十多間。鴉片煙與賭博業使澳門更加衰落，其對社會造成危害程度是極嚴重的。
　　在此期間，廣大澳門人心懷祖國，不忘抗日救國。許多愛國同胞，包括教師、學生、工人等，都紛紛投身抗日救國的行列中，一呼百應。以讀書會、劇社、音樂社、歌詠團等形式組成很多殊途同歸的愛國社團，當時比較活躍的青年愛國社團有:文化協會、前鋒劇社、起來劇社……雖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澳門之愛國社團便陸續組織起來。在國內抗戰高潮，各界推動下，澳門愛國青年和愛國社團才集中力量。於是，繼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組織“澳門各界救災會”和國民政府在灣仔建立“澳門各界抗敵後援會”後，澳門《朝陽日報》和《大眾報》也聯合發起組織“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由於當時葡萄牙當局標榜“中立”，不許澳門愛國社團公開使用“抗日”“抗戰”“救國”一類字眼，因此只得用“救災”名義，以便展開工作，而所救的“災”，實際上是民族的災，國家的難，對此，當時的愛國同胞都心照不宣。
　　四界救災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開展籌募工作，包括:售花、賣旗、義唱、酒店義租、手車夫義拉、以至擦鞋童義擦，全面進行籌募救國經費；當年推行的籌募和宣傳活動，有如波浪般向前推進，一浪高過一浪。除此之外，還開展了各項工作，如慰勞抗日將士組織回國服務團參加抗戰。服務團回到內地後，主要進行的抗日救國工作包括:宣傳和動員民眾、參加戰地救護、擔任軍隊政治工作，發動民眾將粵北前線各縣所有的鐵路、公路、橋樑進行全面破壞等。在籌募救亡運動中，派出的工作人員，由數隊以至數十隊不等，深入澳門每一個角落，上至名流紳商，下至販夫走卒，以至“花街”歌姬，都紛紛奮起行動，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據記載，當時每日到商會所設獻金台獻金的人龍絡繹不絕。其中以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八·一三”獻金活動更爲功德圓滿，三日達十萬國幣，以購買力算，即今日的千萬餘元。以當時人口數量來說，款項可謂驚人。由此反映出那時的市民幾乎是以傾家蕩產來支持獻金運動的，是次救亡運動所影響的深遠和廣泛，發動民眾的深度和廣度，在澳門可說是史無前例的。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大舉南進橫掃東南亞。入侵廣東的日軍攻佔了中國的濱海地區，這樣，位於南國海隅的澳門便成了自廣東南部直至東南亞廣大地區中尚未被日軍佔領的地方，儼如“孤島”。從此，澳門也就進入歷時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期。由於這時中國沿海廣大區域均已淪陷，在日本人的壓力下，禁止中國船隻出海，利潤豐厚的出口生意幾乎完全停止。兩艘僞裝成娛樂船的日本機動艇，日夜更監視著澳門港口的動靜，令澳門海上交通斷絕，對外貿易陷於癱瘓。隨後，工業生產亦因原料短缺，銷路阻塞而陷入困境，甚至海外洋米亦無法運入，澳門居民唯有靠數量有限的中山、新會縣大米維生，在這惡劣的情況下，米鋪東主趁機抬高米價，使很多的貧苦居民在半飢半飽的狀態下勉強度日，其後更發生搶糧事件，市面一片混亂。而在一九四二年初，澳門又受到一股寒流侵襲，窮苦大眾在這饑寒交迫的情況下，不少患病致死、凍死或餓死，甚至有全家倒斃的事件發生。澳門這個彈丸之地，竟然曾出現一天有四百人死亡的驚人紀錄。由於太多的屍體缺乏親人代爲殮葬，所以這些屍體就交由市政當局葬於仔的北安墳場。一九四二年的澳門，處於嚴重的飢荒中，糧食短缺，糧價暴漲。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和物資在極端缺乏的情形下只有靠冒險偷運，價格自然大幅提升。同時，因經濟不景，失業者日多的影響，社會一片蕭條。大部份人生活拮据非常，有些人甚至淪爲乞丐。以致人們再無能力負擔子女學費，因此學校紛紛關閉，大批教員投入失業者行列，失學的中、小學生約佔原有學生的三分之二。相反，那些漢奸特務多過著風流快活日子，形成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鮮明對比。
　　爲了進一步瞭解抗戰時期澳門的民生狀況，我們訪問了一位經歷這場戰爭的見證人——外婆。據她所述，戰爭時，日軍雖沒有正式駐軍澳門，但也間接成爲殺人兇手。因日軍於一九四三年斷絕外國米糧輸入澳門，而澳門的米糧大多是來自安南、暹羅等地，使大量的居民因飢餓而死亡。期間，人們只有靠吃豬糠、眉豆、番薯和花生麩等雜糧來維持生命，但這些雜糧營養太少，加上米糧缺乏，使習慣於吃飯的人民來說是難於適應。因此引致許多人出現軟弱、頭暈、水腫等健康問題，很多人亦因得不到適當的醫治而死亡。雖然外婆腳腫也十分嚴重，幸得她的屋主仗義相助送了一罐粘米粉給她，經一段時間調理，性命才得以保存。可見當時的中國人在國難當前，大都表現出同舟共濟的互助精神。粘米粉挽救了外婆的生命，但花生麩卻奪走了她一位朋友寶貴的生命。花生麩是一個圓形大餅，每次最多只能吃八分之一個，不能吃太多，同時需要不斷喝水，避免花生麩塞在喉嚨，令人窒息或因其在肚中發脹而死。她的朋友，由於饑餓過度，一看見花生麩就不理後果，狼吞虎咽將它整個吃了，結果脹死了。另外，因饑餓而死的人數急劇上升，加上從內地逃來避難的居民蜂湧而至，使澳門的衛生環境更加惡劣。於一九四三年，澳門開始發生瘟疫，並且迅速蔓延全澳。政府爲了盡快消滅瘟疫，採取了“寧可殺錯，不可放過”的措施，將所有在街上遊蕩或衣衫不整的人，一律當瘟疫者對待，全部帶到青洲難民營，結果，一些身體健康的人也會無辜地在難民營感染到瘟疫。人們除上班、下班外都盡量避免走到街上，使澳門猶如死市。所有瘟疫死者被送去仔的北安墳場，全部被埋在一個坑中，稱“萬人坑”，以杜絕瘟疫繼續傳播。透過外婆細說當時人民的生活小節可知，抗戰在她心坎中已留下一個永不磨滅的烙印。
　　抗戰時，澳門雖然表面上宣稱“中立”，採取容忍克制的外交政策，但在日本威脅之下，當局竟然准許日本在二龍喉附近的一座大廈，設立日本特務機關，縱容日本特務殺害中國駐澳官員。澳門因此成爲日本特務破壞中國抗日戰爭的一個據點。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澳門教育名宿梁彥明就被日本特務殺害。同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林卓夫也相繼遇害。日本更利用澳門作爲侵略中國華南地區的情報站、軍需轉運站和勞工供應站。一批漢奸在日軍安排下滲入警察部隊，爲日本人收集提供情報。澳葡當局爲了應付日本隨時徵用軍工的需要，以設立難民營爲名，欺騙難民二千多人，將他們囚禁於仔營內。因缺醫少藥，衣食不足，有一千多人死亡。另外，又以到海南島開金礦、建築海港爲藉口，誘拐一批華工到當地，爲日軍做苦工。這些人到達海南島後，多數被折磨而死。
　　據聞，澳門於抗戰期間並沒有受到日軍的正式駐軍和正面侵略，原因之一是由於有很多日本僑民居於巴西，而巴西又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對日本聲言:若果日軍企圖對澳門進行破壞，便會向於巴西的日本僑民報復，日本人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當時澳門地位並不特別重要，留個窗口觀望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澳門才得以逃過戰火的洗禮。
　　通過眞人眞事的講述和歷史資料的記載，使我們對抗戰時期的澳門有更深入的認識。戰爭會摧毀家園、塗炭生靈。因此希望世人緊記這個教訓、盡力避免戰爭的發生，共同創造出一個美好和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