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景禧^*

　　甫從京華參議國政歸來，即得舊日學生米健君函，約爲《澳門法律》作序。吾以八二老翁之身，十多日議政跋涉之餘，雖感不堪其苦，然爲《澳門法律》寫一、二言序，則欣然樂爲之。
　　吾生平未曾往澳門，但澳門之事、澳門之史，國人知吾亦知之。曩者，澳門中國之地，而葡人以時日漸染之。復加明末政亂多難，淸朝腐敗無能，致我中國喪尊、喪權、喪地，又幾將喪國。葡人在澳門之治，英人在港之治，由是自然形成。但以世界史論，澳門亦因禍而得福，終成中西方交流之最早發生地之一。自十六世紀中葉葡人駐足澳門起，至今凡四百五十年；其間中葡兩民族人民共處此海隅之小城，交融異域之文化，增進人類之精神，致力民生之生計；東西造化，渾然一體之中。雖言間有衝突齟齬，終不能掩其異民族人民間共造社會福祉之史實。此雖澳門小，然其意義大之所在；又所以國人與世人關注之故也。
　　矚望未來，人類社會之趨同已成爲大勢，槪因不論東方民族抑或西方民族，終有人類之共同本性和共同嚮往。所不同者，盡在觀念與文化。於當今時勢論，世界各民族加速交往，互利深廣，以致彼此依賴，休戚相關。因而互相理解，增進交流，各取所需，實人類社會令體不可忽視之必然。而澳門能以一彈丸之地，成就中西方交流相長之功利，從而向世人昭示異民族人民共同生息進步之煜然範例，其現實與歷史意義豈局限於一方海隅乎!
　　數百年往矣。本世紀即將終了之時，亦將是中國重歸大一統之時。中國之地假手他人管治之歷史，指日可告終結。此中榮辱成敗，自有歷史公論。而吾人當今所應着眼者，乃一九九九年之後，澳門社會如何能更繁榮昌盛，澳門居民如何能更安居樂業，澳門文化如何能更融合東西？只有於此諸方面獲取積極成就，方能無愧於澳門居民，方能樹中國威望於世界，方能向歷史坦然交待。
　　縱觀中外歷史，凡社會之治成功者，莫不以法治爲先。法律源於人類的社會存在，初受制於政治，然繼而又制約着政治。無法治之政治，勢必變爲人治與專制。結果自然是將治世之成敗繫於一人之手，繫社會興衰於獨斷之間。考中國幾千年之治世，所以每每敗績慘痛，人民罹難，原因大體不外是咎由人治；槪人治之禍，於今實已貽害中國至深至切。故論澳門未來，法治不可不置於首要。
　　今日澳門法律乃以葡萄牙法律爲本，凡法律淵源與法律體系均以葡人法制爲模式，故澳門法律即葡式法律無可懷疑。葡國法制亦屬大陸法法律體系，它溯源於古羅馬法，且以法典爲主要法律形式。就此而言，它與現今大陸、台灣所行法制竟屬同一家族。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澳門全面施行葡國法律，至今已自成一系法制。澳門社會管治與現狀，與此種法制密切關聯。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後，現行澳門法制治如何繼續保持或在何種程度上保持，必會直接影響澳門之未來。如是又云，認識澳門法律，完善澳門法律，發展澳門法律，乃所謂過渡期當務之急。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此語亦可用於澳門。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要想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繁榮，不可不對現行澳門法制有一基本認識。只有在此前提下，延續與發展澳門現行法制才不致枉爲空談。
　　余於三十年代曾往日本研習法律，對日人循西法以強國之道感觸至深。吾人固不能言日本今日之興盛乃盡效西法之功，然西法之裨益於近現代日本社會與歷史，如何可淡淡論之。觀現今日本法制，諸領域莫不顯示西法之制，故云西法即當今日本法之要素決非虛詞。澳門以獨特歷史條件而有葡式法律制度，其社會之歷史與現狀與此不無相當聯繫。澳門人未遠涉重洋而坐得西人之法，較之於日本人遠道求取治世之術，可謂獨得歷史之厚愛，故更當持之以自強爲是。然百餘年以來，澳門葡式法律畢竟是衆僅由之而鮮知之。當此過渡之關鍵時期，澳門法律界諸君同心致力，將現行澳門法律述於文字，達於民間，此中意義吾人當能共識而無需贅語。余嘉《澳門法律》之用心着力，故寫數語明其旨，或可言爲序。景禧老矣，但誠望能假天公與我之時日，一觀澳門與廈門同爲二十一世紀中國走向世界之國門!
　　李景禧
　　一九九四年五月抓筆於廈門

　　*廈門大學法學教授，中國法學會理事；第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監察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