Ⅵ 總結
一 年代及鄰近關係
95年黑沙遺址的調查發掘，第一、第三和第五層均有遺物出土。三者間的相對年代是相當淸楚的。據中文大學楊瑞生古陶瓷熱釋光實驗室分層測定的數據，第一層：P22 —3，780±530b.p.、P37—3，450±450b.p.；第三層：P50—5，700±800b.p.、P51—5，010 ±710b.p.(李松基l996)。第一層14C年代測定結果是4，190±210b.p.(陳鐵梅l996)。
從出土的文物內涵分析，是次黑沙遺址的發現，可與環珠江口地區其他考古發現互相比較。由於第三和第五層出土的遺物不豐富，特徵性並不明確。目前暫難作詳細的檢討。以下集中討論第一層文化的年代。黑沙第一層陶器和石器較爲豐富。就陶器方面，可辨認器形的有缽形釜和罐。此外，還有刻劃紋口沿陶片，在口沿一周刻劃弦紋之下，以三角形或四邊形的刻劃紋裝飾，具有明顯的特色(圖V－24No.3—4)。據筆者以偏光顯微鏡對No.3刻劃紋的觀察，在放大鏡20Ox倍率下，可辨別淸晰的施紋痕跡，呈狀如一束細絲。估計是由一些竹木之類斷口纖維狀結構所刻劃遺留的(圖版31)。珠海前山鎭水涌遺址發現過一件與黑沙No.3刻劃紋十分相似的陶片。兩者均在弦紋之下刻劃出三角紋(圖Ⅵ－2)。據曁南大學趙善德的分析，上述水涌的刻劃紋陶片是歸屬於水涌第一組文物中，其年代與南沙灣相當(趙善德l99la)。廣東省文物考古硏究所朱非素認爲，水涌一組與環珠江口地區的第五期即東澳灣第三、四層相近。東澳灣第三層陶片的熱釋光測定年代爲距今3，750±500年(TL87022)(朱非素1991：239)。
黑沙第一層陶器的另一種典型器物是缽形釜，出土缽形釜口沿共七件，個體數目不明。「缽形釜」一詞在環珠江口考古工作者間較廣泛的被使用，目前尚未見有嚴格的定義與屬性的分析。最近，在珠海平沙水井口第三和第四層遺物中，同樣發現七件缽形釜。據分析缽形釜的特徵爲：夾砂陶，直口直腹，圜底近平。再可細分兩型。A型：體型較大，口沿外側微向內收，口與腹內壁較直，下腹向內弧收成圜平底。B型：體形較小。褐陶、方唇、唇部有一道凹槽，腹壁向內斜收成圜平底、厚胎。據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理硏究所對水井口遺址出土的陶片熱釋光年代測定，第三層爲4，560士460年，第四層爲4，840土480年，被認爲是處於新石器文化晚期的階段(古運泉、李祥1993：37)。
據統計，目前環珠江口地區已發表出土缽形釜的遺址共二十多處。即珠海地區拱北西瓜舖(楊耀林、徐恒彬1985)、草堂灣(梁振興、李子文1991)、前山鎭南沙灣(趙善德1991b)、沙口圍(趙善德1991c)、爛塘(趙善德1991d)、白沙坑、沙煲地(趙善德1991e)、蟹地角(趙善德1991f)、棱角咀(龍家有1991)、亞婆灣(唐振雄、李子文1991)、東澳灣(李岩、李子文1990)、東澳島南沙灣(梁振與1991a)、水井口(古運泉、李祥1993)；香港地區大灣(Finn 1932—36)、深灣(Meacham 1978)、蟹地灣(Williams 1980)、沙螺灣咸角(鄧聰1991)、扒頭鼓(鄧聰1991、1994a)、白芒(鄧聰1992)、沙柳塘(鄒與華l995)和沙螺灣西岬角(Drewett 1995)等(圖Ⅵ－1)。要之，缽形釜的分佈仍以環珠江口前沿的島嶼及海岸沙堤爲多。按缽形釜共存陶器的組合，一般常見夾砂圜底罐、侈口凹底罐、口沿及圈足起凸棱罐、外卷唇盆等。缽形釜陶器群的代表以前山鎭南沙灣、東澳灣、白芒和扒頭鼓等遺址均經科學的發掘(圖Ⅵ－2)。白芒的缽形釜在墓葬中與圜底罐、凹底罐共存，考古學的存在狀況(Context)淸晰無誤(鄧聰l992)。東澳灣遺址相當典型豐富。李岩在分析「東澳灣遺存」精確指出，陶器以夾砂陶爲大宗，器形造型多圜底、凹圜底及圈足器。不見平底器，三足器僅一例，以釜、支腳、箄形器常見。東澳灣遺存的年代，依據熱釋光年代測定，範圍是距今3，950—3，550年(李岩l990)。上述水井口與東澳灣兩者均爲熱釋光測定年代，兩者數據相差較大。從以上初步陶器群對比分析，可見黑沙第一層與水涌第一組若干陶器相當接近。如果就缽形釜陶器群的文化時代推測，一說爲4，000年前，一說約4，000—3，500年左右。然而，大約與此同時期的遺址如沙洲、大灣、村頭、茅岡等處曾發現過玉石戈。黑沙第一層的文化在環珠江口地區有著廣泛之分佈，其年代估計是在距今4，000—3，500年之間。
二 黑沙與史前的東亞
1995年黑沙遺址的發掘面積僅32 m2，層序井然。第一和第三層出土較多的陶器和石器。其中第一層的陶器、石器與紅燒土堆遺跡共伴出土，無疑是一處安定的生活面。第一層石器有礪石、錛、石磨、鑿、錘等。其餘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環玦的水晶製品。黑沙第一層出土水晶環玦作坊資料相當齊全。其在學術上的意義，必須由環珠江口以至東亞地區更廣泛地域考古資料對比中認識和探討。
首先我們對水晶一詞，有必要進一步的介紹。中國地質學的奠基者章鴻釗在《石雅》鉅著中，曾詳細考證古代文獻中有關水晶的論述。章氏引《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曰：「水玉水精也」。說明水晶最初被命名爲水玉。章氏以水玉一詞，槪括一切水晶之別名(章鴻釗1927：20－2l上編)。就字面的解釋，古人把水晶稱爲水玉，證明自古以來，人們即以水晶爲玉石的一種。按現代礦物學，水晶是結晶完好的透明石英，英文稱之爲“Rock Crystal”，化學成份爲SiO2。SiO2晶核受不同的溫度、壓力與其他化學成分影響，可以生成同質異相的許多礦物，其中結晶細膩均一緻密的和單晶純潔粗大的，都可成玉石原料。水晶一般呈現玻璃光澤，斷口常顯油脂光澤及貝殼狀至次貝殼狀。摩氏硬度7。理解僅薄片中偶爾可見。比重2.650。水晶爲石英之顯晶質變種之一種(羅谷風1993：484—485)。
水晶和玉的關係。夏鼐認爲：「玉字在今日中國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仍是泛指許多美石。狹義的或比較嚴格的用法，也是專指軟玉和硬玉。考古學中使用的名詞，應該要求科學性，所以我以爲應採用礦物學的定名」(夏鼐l982：2)。另一方面，楊伯達於《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玉器>一條中則認爲：「玉器是以硬玉、軟玉、碧玉、蛇紋石、水晶、玉髓等爲原料而製作的工具、裝飾品、祭器、陳設品等」(楊伯達l986a：627)。很明顯楊氏是採用玉的廣義說法。水晶由於俱備有溫潤而具光澤的性質，因此也屬於廣義的玉。
從某種意義來說，狹義與廣義玉器觀念能互相補足兼容。狹義嚴格礦物學的界定，是有其科學上必要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由於國人對玉石觀念，維繫著幾千年歷史感情與傳統，石之美者爲玉之觀念牢不可破。更且，現實由考古所發現玉石器的分辨，是難以做到全面正確的鑑定，往往是互相混雜。更有進者，在製作技術工藝層次問題討論上，必須綜合玉石兩者全面考察。例如水晶般的寶石，摩氏硬度7，較一般軟玉爲高，加工難易，可以想見。因此，在硏究中國古代玉石工藝技術過程，在技術層次而言，廣義的玉器觀念更能易於發揮。下文中筆者討論澳門黑沙水晶飾物的製作，其於中國玉器工藝史硏究上的位置，就是來源於廣義玉器觀念作依據。
中國古代玉器的硏究，是現今中國古代史之顯學。楊伯達的論文<中國古玉研究芻議五題>中提示：1.玉材種類；2.傳統觀念；3.碾玉工藝；4.相互影響；5.內外交流五者，爲當前古玉研究之幾個重點(楊伯達l986b)。其中與本文最大關係就是「碾玉工藝」一項。以下筆者希望從中國「碾玉工藝」技術歷史的角度談起。由於中國古代玉器工藝是一個很龐大的項目，筆者無意纖芥無遺羅列討論。古文獻中有關玉器製作資料除必要外，更不入本文範圍。以下僅選擇幾項考古發現資料討論。
從吳大澂1889年出版《古玉圖考》迄今一百多年，中國古玉研究所累積資料，汗牛充棟。據筆者粗略估計，近半世紀以來中國出土新石器時代至先秦兩漢的古玉，相當大部份均於墓葬中發現。換言之，中國古代玉器的研究，目前主要是根據墓葬出土的玉器推測。不容諱言，這與目前考古學界著重墓葬遺跡的發掘風氣相關。專門討論古代玉器工藝的著述卻並不多見。這樣由於對玉器作坊遺址的認識不足。因此玉器的生產與傳播流通等史前考古學重大的問題，更無從入手。夏鼐<漢代的玉器>中，簡介治玉的技術爲「這是將玉料切鋸成片，鋸出外輪廓，琢磨成粗型，雕刻線紋，修整表面，拋光，鑽孔等技術」(夏鼐1983：127)。夏氏的敍述指示了一般玉器製作過程的法則。然而，玉料是甚麼樣的形態？如何鋸成片狀？如何鋸出輪廓？如何琢磨成祖型等問題，尙須進一步依考古的實物資料論證。
1976年在《考古》上發表的<對商代琢玉工藝的一些初步看法>，是商代玉器工藝硏究代表性的論文。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一些商代玉器的製成品。這樣對於玉器製作工藝上很多問題，因受制於資料的束縛，難於全面的展開討論。舉一個例子來說，商代玉器的開料問題和開片是如何進行的？上文的作者只能說：「對於早商時代琢玉的硏磨削切方法，我們目前雖然還沒有確切的依據來加以說明……而多半是按一定的規格要求，從較大的玉料上把需要的一小塊料先切削下來再硏磨成型的」(北京市玉器厰技術硏究組1976：230)。作者對於玉器加工第一步開片工作，仍然只能停留在推想的階段。
當然，在中國過去亦曾發現過一些與玉器製作有關係的遺跡。1930年代初期，山東日照兩城鎭龍山文化遺址中曾發現成坑半成品的玉材。據劉敦愿的調查，日照兩城鎭玉坑玉料中有原料、半成品、成品。原料中有大塊玉石，長40－50 cm。半成品多磨成厚薄不等的片狀物等(劉敦愿1988)。很可惜日照兩城鎭出土的玉器資料，被發現後隨即流散，大多不知所踪。
1980年南京博物院張祖方於江蘇丹徒磨盤墩遺址發掘，在第四、第五層發現屬於良渚及崧澤時期的玉器作坊，出土玉器除璜、玦、環、璧、墜飾外，更有玉料。據報導玉料共十件，出自第四、第五層，大小厚薄不一，有的保留石皮，有的有切割的痕跡(張祖芳、周曉陸、嚴飛1985)。磨盤墩玉料的資料難能可貴，詳細內容迄今尙未發表。
至於商代的殷墟，據報迄今未發現理想的琢玉作坊遺址。1975年於小屯北地發現兩座商晚期小房子內，出土有大量礪石和少量玉料，並有幾件精緻俏色玉石器。據報導玉料經不同程度加工共4件，均兩面磨平或磨光，呈長方橢圓及條形(鄭振香l976)。筆者以爲1975年小屯北地所出土的四件玉料，均磨平或磨光已接近玉器毛坯形態，與玉料的原始形態距離較遠。
此外，殷瑋璋在<商周玉石器>中，曾提及在洛陽東周城西北角的一處作坊中，發現了不少尙未完成的石環、石片、大小礪石及殘斷的石圭等(殷瑋璋l986)。其中殷氏論述中提及「石片」兩字饒有趣味，不知該等石片與石環是否有一定的關係。我們企待這批資料早日公佈。
如果我們將視線稍向東移，在台灣省考古發掘資料中，發現玉石作坊遺址卻意外豐富。近年來台灣考古發掘中最受注目的如台東縣的卑南遺址(連照美、宋文薰l986)和南投縣曲冰遺址(陳仲玉1994)，可以作爲代表。卑南遺址報告中較詳細報導板岩石環及廢玉片的資料。連照美根據石環廢料上不同程度的加工痕跡，推測加工石環五個階段爲：
l.第一階段——預備石材；
2.第二階段——打出中央孔；
3.第三階段——旋截；
4.第四階段——利用連續打擊除去旋紋中央部份及整修環周緣；
5.第五階段——磋磨。
以上五個階段的分析，比較全面檢討石環的製作過程，對石環的製作工藝復原提供了重要的根據。稍爲可以補充的是，如第一階段的預備石材，「將板岩石材修整成直徑約70－120 mm左右，厚度約10－15 mm上下的近圓形石板」(連照美、宋文薰1986：113)。究竟是根據石核或石片何者修製成近圓形石板呢？再者石片、石核形制、加工技術等都必需進一步的檢討。此外，卑南報告中所謂「石錢」，可能是一些像璧形飾類的器物，很値得注意。
最近，岡村秀典再硏究了日本九州大學所藏遼東半島文家屯遺址的玉石作坊資料，其中包括有石鑽、牙璧、石芯、環和錐形玉器等。並就遼東半島玉器生產、流通等問題作出深入的硏究。很可惜文家屯遺址玉石的資料都是1927年至30年間地表所採集的(岡村秀典1993)。
以上是中國大陸、台灣省自新石器時代以至先秦時期玉石作坊硏究現況的一個片斷。從中國大陸玉器的發現來說，玉器大部份均出自墓葬，玉石作坊遺址罕有。玉器成品與作坊遺址兩者極不成比例。這自然做成了中國古代玉器工藝史硏究上很大的困難。l984年周曉陸、張敏所發表<治玉說>，一針見血的指出：「有關史前治玉工藝由於硏究材料局限，硏究者多僅著眼於玉器成品本身。焉知治玉工藝中打磨和拋光等後幾道工序，往往會把玉器成品上前幾道工序加工痕跡磨滅殆盡，而反映出某種假象，使人們不能全面地了解到當時眞實的治玉工作整過過程」(周曉陸、張敏1984：46)。周、張二氏更指出硏究史前治玉工藝，宜有三方面可注意：
1.治玉工具；
2.玉器成品體上的硏究；
3.玉器製作、加工過程中被棄餘的邊角料。
如果以上述三點爲基礎，檢查澳門黑沙遺址第一層出土水晶環玦作坊資料。
1.治玉工具——石錘、環砥石等
黑沙水晶石料均來源河礫石。河礫石作爲石核素材。一般採用兩極技法或直接打擊法，以硬質石錘直接打擊生產石片。此外環玦素材階段，仍以石錘作二次加工成型。環玦毛坯階段，可能配合礪石硏磨加工。
2.玉器成品上硏究
是次黑沙發掘只出土一件環玦半成品殘件，通過該件器物可見修邊與拋光等工序的痕跡。
3.玉器製作、加工過程中被棄餘的邊角料
黑沙出土玉石飾加工過程中產生非目的性石片和石芯等。
在本報告書中所分析黑沙遺址出土環玦的加工的四個工程：
1.第一工程：採集及打製技術；
2.第二工程：磨製技術；
3.第三工程：管鑽技術；
4.第四工程：切割、拋光及其他技術。
其中第一工程中打製技術明顯佔著重要的地位。據水晶石核、石片的破裂特徵觀察，打製技術至少包括有兩極打法與直接加擊兩種。從原河礫石作石核生產石片，到以石片一面或兩面加工成環玦素材，都是以打製技術完成。並且按生產石片及加工石片之間差異，可能在加擊的工具上有必要對應更換。打製技術在水晶石環玦的製作初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究竟在中國大陸新石器時代以至先秦時期玉石器製作工藝中，是否仍然保留有打製技術的環節？學者們一般指治玉第一步工作是「將玉料切鋸成片」(夏鼐1983：127)，或者引《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玉料第一步加工爲「鋸截」技術(殷瑋璋1986)。近年更有些學者提出，玉器與石器差別在於：石器的開料、成坯過程中仍然採用多種多樣的打製技巧，僅僅最後才應用摩擦原理加以磨光。在玉器製作中，則應用以運動帶動砂爲介質的間接摩擦法。並認爲在江淮地區所發現的五千到六千年豐富的玉器，許多呈薄片形狀，證明線切割技術已出現，並且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另一方面，同作者又指出遼東旅順郭家村及長海縣的玉斧、玉鑿及瀋陽新樂遺址的玉質工具，在成型時採用較多的打製技術(雲希正、牟永抗1992：33)。
究竟玉石器加工過程中，打製技術是否發揮過作用，確是耐人尋味的問題。估計在歷史時期，如《詩經》中所記載切磋琢磨，再沒有提及打擊方法，可能當時當地玉器製作已不採用打製技術。S.H.Hansford就曾介紹切鋸解玉的例子(Hansford 1950∶IV)。迄今新石器時代玉器的作坊資料罕見。筆者以爲現今是難以論斷新石器時代的玉器製作，主要是以砂爲介質間接摩擦法切割。旅順郭家村、長海縣及瀋陽新樂出土的打製玉器毛坯相關資料，說明新石器時代期間，玉器加工打製技術佔有一定的位置。如果將視線稍爲東移，日本列島史前治玉的硏究成果是有値得參考之處。日本列島從繩紋時代早期末葉開始，到彌生時代及古墳時代，攻玉技術中打製技術仍佔有重要的位置。屬於繩紋時代早期末葉明石A遺址、繩紋時代前期初頭福島縣葛尾村廣谷地B遺址、彌生時代前期長瀨高浜遺址、新潟縣佐渡遺址群，以至古墳時代浜山遺址和曾我遺址，以上攻玉遺址之玉石作坊所出土玉石製品的第一步的開片及成型階段的素材，打製技術佔有重要的位置(藤田富士夫l989)。同樣，黑沙水晶石飾素材或毛坯形態均扁平，都以打製技術爲基礎成型。期待今後中國新石器時代玉石器作坊資料更多的發現，對打製技術在玉石器製作上的位置，能有進一步認識。
黑沙遺址出土水晶環玦飾物的組合資料，在環珠江口一帶地域有著廣泛的分佈(圖Ⅵ－3)。筆者在1992年於大嶼山白芒遺址，曾發掘過千件水晶等環玦飾物相關資料(圖Ⅵ—3－l2)。早於1935年前，芬戴禮發表在南丫島大灣、洪聖爺、榕樹灣、新界掃管笏及香港島赤柱等地發現過環玦的作坊遺址(Finn 1932－1936)。從1938年起，陳公哲在香港十數個地點調查發掘硏究，分別在東灣、掃管笏、沙岡背及榕樹灣等地發現過石環玦的資料。陳氏討論環玦飾物製作8個階段爲：
1.向礦苗中採得石英原料；
2.用石擊碎原料爲小塊；
3.再用石錘擊成小圓塊；
4.在礪石上磨平；
5.取砂和水以竹筒鑽去外圈及內心；
6.磨平前後二面，一面磨成斜脊；
7.以水和石英粉磨光；
8.用石刀銼縫(陳公哲1957：8)。
以上陳氏8點分析雖然未能逐點以實物論證，但環玦的製作規模已建立。第4點爲何種礪石尙待硏究。第5點「鑽去外圈」說似難成立。陳氏眼光之敏銳，令人欽敬。1958 年香港大學在大嶼山萬角咀遺址，發現靑銅時代大量石英環玦作坊資料(Davis and Tregear l961)。現今沿珠江三角洲地區香港大灣(Finn 1932－1936)、赤柱(Finn 1932－1936)、東灣(陳公哲1957；Schofield 1975)、萬角咀(Davis and Tregear 1961)、舂坎灣(Bard 1976)、龍鼓洲(Meacham l976)、深灣(Meacham 1978)、蟹地灣(Williams 1980)、大鴉洲(Peacock and Nixon 1988)、龍鼓灘(鄧聰l990)、鹿頸(鄧聰l991)、低埔(鄧聰1991)、沙螺灣(鄧聰l991；Drewett l995)、扒頭鼓(鄧聰1991、1994a)、白芒(鄧聰1992)、龍鼓上灘(Meacham 1993)、虎地、過路環(Meacham 1994)、東灣仔(Rogers et al.l995)、湧浪(Meacham l995)；珠海東澳灣(李岩、李子文l990)、后沙灣(李子文l991a)、白沙(李子文1991b)、紅旗村(梁振興1991b)、寶鏡灣(徐恒彬、梁振興1991)、棠下環(廣東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等l995)；中山煙墩環(趙善德l991g)；深圳赤灣、西麗水庫、蚌地山、鶴地山(楊耀林等l994)、澳門黑沙、竹灣、路環村(Kelly l973)等地，都發現過玉石作坊相關的資料(圖Ⅵ—3)。從地理來說，上述的發現環玦作坊遺址分佈範圍，大部份均位於海岸的沙堤附近。珠江三角洲腹地玉石作坊遺址目前則較少發現。在遺址作坊來說，如萬角咀、白芒等出土的環玦殘件、素材、毛坯及石片等資料均超過千件以上。很顯然在這些遺址所生產的環玦，已超出本身地區的要求，估計製成品不排除被用作對外交換的一種貿易物品。在大嶼山蟹地灣遺址11號探方墓葬遺跡內，曾發現過十四件水晶環飾與靑銅斧共存。據目前資料顯示，蟹地灣並非爲環玦生產的遺址。此外據楊式挺最近指出，「石峽文化墓葬(大槪是M20)等有水晶耳玦，斷面作六角形，直徑約2cm」(楊式挺l995年l0月l2日與筆者私函)。這些資料對了解廣東地區水晶環玦生產、流通及消費等網絡(Network)關係硏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有待進一步深入的探究。此外，據岡村秀典指出，遼東半島地區三個玉作坊遺址文家屯、郭家村及西山，其中文家屯遺址與東面牧城灣沙丘相接(岡村秀典l993：5)。玉石的作坊較普遍於沙堤遺址分佈的現象究竟應如何解釋？筆者以爲沙堤遺址面向海洋，有漁撈之利，背後腹地一般較狹窄，能從事若干農事。環珠江口地區玉石飾物的製作，所牽涉的因素，至少有以下三點。
1.製作技術：(社會文化傳統)鑑別、採集、加熱、打製、硏磨、穿孔和拋光等技術。
2.製作原料：如石英、千枚岩等。
3.加工工具及材料：如石錘、石砧、礪石、鑽管、拋光工具、水和解玉砂。還可能有木質附屬構件如鑽柄、固定玉石的設施。此外，如果原料要加熱處理，尙需構築火爐及準備燃料等。
然而，誠如眾多學者所指出，在環玦製作過程中，鑽管材質的軟硬對玉石鑽穿並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管鑽的穿孔，主要是依賴由鑽管所帶動的一些中介物質，通過中介物質對被鑽物體硏磨完成穿孔的工程。在穿孔過程中，要不斷灌注水份，減低因轉動硏磨所產生的高溫。在玉石器製作上，上述所謂的中介物質，即爲「解玉砂」。在傳統玉石的製作過程中，最不能欠缺的是「解玉砂」。章鴻釗釋「解玉砂」爲「治玉之沙也」。章氏並謂《天工開物》中所提及有明一代著名的r玉田沙，其質爲石英，細潔可愛」(章鴻釗1927：65上編)。S.H.Hansford於1939年在北京尙可見解玉砂有「黃砂」、「紅砂」、「黑砂」、「廣砂」、「金鋼石」及「寶藥」六種。其中黃砂即石英砂，被指爲最早期玉器工藝中所廣泛使用者。S.H.Hansford曾以竹管及一般建築材的細砂，成功在軟玉上鑽孔(Hansford l950：67－95)。李約瑟等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探討玉器硏磨問題，同意S.H.Hansford說法，指出遠古中國所用的解玉砂爲石英砂(Needham and Wang 1959：668)。是以細石英砂可作解玉砂，殆無疑問。
按地質學者依石英砂表面結構差異，區分出七種不同石英砂，即：1.岩屑或殘積物；2.冰川砂；3.風成砂；4.河流砂；5.濱岸或海灘砂；6.大陸架砂和大陸邊緣與深海砂(王穎、B.迪納瑞爾1985；譚啓新、孫岩l988)。其中與本文關係最大的當然是濱岸或海灘的石英砂。據硏究成熟的海灘石英砂特點有二：
1.粒脊的圓度高，以次圓—圓爲主，海灘灘脊(沿岸堤)上部的沙丘砂則多呈渾圓平滑的顆粒。因此，根據圓度，又可能把海濱沙丘與位於灘面上的海灘砂區別出來，海濱沙丘砂圓度最高。
2.具有機械碰撞形成V痕、撞擊點、刮痕線，並且具有或直或彎的溝。(王穎、B.迪納瑞爾1985：7)。廣東省地質科學硏究所對黑沙遺址堆積物的分析，其中石英砂總體磨圓度較高，棱角幾乎已圓化，但亦有磨圓度差、棱角分明不規則的石英砂。從地層剖面縱向來看，從下而上磨圓度增高(胡聯浩l996)。以上海濱石英砂顆粒總的特徵是以平滑、圓粒爲主。對玉石加工過程中，解玉砂之硬度以高於或等同於被加工物的硬度爲適宜(寺村光晴l966：178)。有些學者以爲，水晶製品的出現，是代表已採用硬度較高的剛玉砂及石榴子砂(霍有光l992：569)，可能是與事實不符的。石英解玉砂作切割、穿孔和硏磨玉石料如水晶等工序，均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環珠江口沙堤遺址之附近，石英解玉砂垂手可得，就地取材，藉以攻玉，永無耗折。估計在玉石製作的過程中，必須利用大量的「解玉砂」。很可能由於這個重要的因素，使珠江三角洲沿海沙丘遺址出現較多的玉石作坊遺址，今後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黑沙遺址出土的環玦製作組合資料，在珠江三角洲以外的範圍同樣有著廣泛的分佈。據日本學者藤田富士夫指出，同種環玦技術文化北限可達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一帶及安哥拉流域Grazkovo靑銅文化時期的遺跡均有出土(藤田富士夫l992)。向南面之界限，如美國PeterJ.R.Francis指出，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同樣發現管鑽石環的資料(Francis 1991)。長江流域浙江省羅家角遺址第一、二層出土東亞地區年代最早即距今約6，000年前的環砥石(姚件源l981)。在Tasi Kmalaya(西爪哇)所發現石環內壁硏磨用的環砥石與中國中原地區殷墟(陳志達等1987)、台灣省卑南(連照美、宋文薰1986)、北葉(劉益昌1990)、環珠江口地區萬角咀(Davis and Tregear 196l)、黑沙(kelly 1973)、舂墈灣(Bard 1976)、深灣(Meacham 1978)、龍鼓灘(鄧聰1990)、白芒(鄧聰1992)、湧浪(鄒與華1993)、沙螺灣(Drewett 1995)、蘆鬚城(1995年8月筆者於香港歷史博物館鑑定)和越南同奈省Dôc Chùa(Dào va Nguyên 1993)等出土者是相當一致的(圖Ⅵ－4)。
1985年日本東南亞考古學會曾就環中國海的玦狀耳飾硏究，舉行過專題的討論會(《東南考古學會會報》1987，5期)。西口陽一與藤田富士夫就東亞地區玦的分佈分爲七大區域。
1. 江南地區(A)
2. 日本(B)
3. 長江中流(大溪)(C)
4. 中原地區(D)
5. 南海地區(E)：包括印支半島、東南中國、台灣省、菲律賓及港澳在本區域之內
6. 西南地區(F)
7. 東北地區(G)：包括貝加爾湖以東至黑龍江，南延及中國東北及北朝鮮(圖Ⅵ－5)(藤田富士夫1984：128)。
筆者由於能力及其他的限制，無意在此更詳細討論東亞地區史前環玦等分佈的問題。筆者希望強調指出，珠江三角洲與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沿海地帶，在三至四千年前後，均出現不少的玉石作坊遺址。越南方面早於192O年代M.Colani在Cho－Ganh已發現豐富環玦的作坊資料(Colani 1928)。l930年代O.R.T.Janse在淸化也發現了不少東山時期水晶、軟玉、玉髓等環玦的資料，並詳細整理，已發表科學的報告書(Janse l958)。越南獨立後於考古學有很大的發展。在靑銅器時代的越進、紹陽、東山、萬勝和陶盛等遺址曾發現玉石器等遺物(黎文蘭、范文耿、阮靈1982：171)。其中以何文
(Trân，Hà and Diêp 1978)及Nguyên Kim Dung有關環玦的硏究，最爲精采。Nguyên氏最近於長睛(Trang Kênh)遺址硏究指出，馮原文化時期自海防由西而東至永富省一帶，存在過玉石之路。馮原文化時期河北省白寺(Bãi Tu)遺址(Nguyen l989)、海防市長晴遺址(Nguyên 1994)、東山文化時期淸化省Côn Câu、Ma Chúa、Bái Tê(Hà 1994；橫倉雅幸1987：9)及同奈省的BungBac遺址(Bùi 1992：l4－2l)等均爲較著名的玉石作坊遺址。據目前資料推測，永富省一帶出土的玉石飾物，很可能是由沿海一帶輸入(Nguyên 1990、1994)。1994年初，筆者有幸參觀了海防省長睛遺址。該遺址於1969、1986、1993年經三次發掘，出土大量陶片、石器、貝殼及動物骨骸，更出土有豐富玉石環玦、管珠等玉石製品。筆者在參觀長睛遺址期間，尙可以從遺址探坑的剖面，觀察到若干玉石料的存在。長睛遺址位於海濱。又自越南海防至淸化沿海，都發現過相當豐富的玉石作坊遺址。這些玉石作坊遺址的存在原因，是否與「解玉砂」易得有關。今後尙待進一步的硏究。據Nguyên氏月前與筆者來函謂，年內即出版長睛遺址環玦硏究之專著。筆者期待今後兩地能更多直接的對比硏究。
另一方面，近半世紀以來日本列島各地考古發現極豐富的玉石作坊的遺址。早於繩紋時代的初期，日本玉石作坊遺址(攻玉遺跡)即沿日本海佈列。甲·小寺、明石A玉石作坊遺址均在海岸之邊。繩紋初期玉石作坊與海濱的文化環境存在著極密切的關係，可堪玩味(藤田富士夫1989：25)。此後，日本彌生時代及古墳時代的玉石作坊遺址，仍然是集中於日本海沿岸分佈(寺村光晴1966：39)。寺村光晴總結日本古代玉器作坊遺址之分佈，地貌特徵一般是面對潟湖，立地於沙丘的後背地(寺村光晴1984：189)。寺村光睛《古代玉作形成史の硏究》(吉川弘文館1980)和《古代玉作の硏究》(吉川弘文館1966)均爲極具價値的鉅著。在中日古代玉器製作問題硏究上，可茲對比交流處很多。如澳門黑沙與日本寺地遺址於玉石原礫石解片技術上，均同樣採用兩極打法，都是饒有趣味的比較課題，有待深入硏究。
綜觀以上的討論，目前在東亞廣泛地域，即中國東南沿海如珠江口、遼東半島沿海、印支半島沿海如海防至淸化，以至日本海沿岸如北陸地方，從新石器時代到金屬文明的期間，大量的玉石作坊遺址同樣分佈於沿海沙丘的附近。這種玉石作坊與沙丘立地密切關係的現象，恐怕不會是偶然的雷同。當然，目前考古學發現過若干玉石作坊遺址是分佈在內陸的位置。玉石作坊遺址並不一定要利用海濱的「解玉砂」。但按現今考古學的發現來說，東亞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金屬文明時代，大量玉石器作坊遺址與濱海環境存在密切的關係，是不爭的事實(圖Ⅵ－6)。按現今東亞地區玉石作坊遺址群可分四大區域，1.日本本州北部沿海地帶；2.遼東半島沿海；3.珠江三角洲前沿至台灣沿海；4.印支半島東部沿海。隨著今後考古的新發現，更多玉石作坊遺址的增加，是指日可待的。今後在分析玉石作坊遺址的地貌分佈問題上，可能有必要充份考慮玉石製作工藝過程間，解玉砂即石英砂所佔的重要角色。
目今中國東部環渤海查海文化及紅山文化、黃海地域的大汶口文化及山東龍山文化、東海地區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及良渚文化、台灣海峽卑南文化等史前時期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然而，這些玉器作坊遺址所在，迄今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最近報導甘肅武威海藏公園修建期間，發現大量玉璧等玉石器之作坊遺址。而此作坊遺址僅距皇娘娘台遺址1.5 km。一般推測兩處地點爲同時，關係密切(楊美莉1994：70)，透露出玉石製作與消費相互關係，都是考古學者引領企待之發現。在南海地域的範圍，70年代石峽文化中出土的琮、璧、璜、玦、管、鏟形玉器，是第一次科學揭露嶺南地區玉禮器文化之重大發現。90年代後，香港大灣牙璋、串飾等玉石器的發現，亦相當引人注目(鄧聰1994b、1994c)。環珠江口黑沙、白芒等玉石飾作坊深入的硏究，將會是我們今後的重要課題。最後，筆者槪括以上渤海、黃海、東海、台灣海峽、南海五者，再加上日本海及印支半島沿海爲七海，對史前時期「七海玉石器文化」的深入硏究，將會是二十一世紀東亞考古學最重大課題之一，不單對東亞甚至全世界文明史的硏究，將會是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95年黑沙發掘出土的水晶環玦飾物的資料，無疑是較全面表現環玦一類的製作過程。在現今中國古代玉石的工藝史硏究問題上，特別是水晶環玦類玉石飾物的製作工藝的探討，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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