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時期澳門的手工業
明清時期，澳門是以東西方國際貿易的中轉港而著稱於世的。其本地的農業、漁業和手工業等生產並不發達。居民的糧食、副食品和手工業品均仰給於廣東內地。所謂“澳無田地，其米糧皆係由香山縣石岐等處接濟，……若米船數日不到，立形困窘”(1)。又謂澳門“其地不產鹽米蔬菜，俱內地運出”(2)。但是，隨着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和葡萄牙人賃居的特殊情況，澳門的鑄砲、造船、神香等部門的手工業則相應發展起來，其中又以鑄砲手工業特別發達和影響最大。囿於農業、漁業、造船業等資料闕如，擬不作闡述，祇就其鑄砲手工業生產作扼要介紹。
第一節 澳門波加羅鑄砲工廠的建立
火藥和火器原來是中國北宋初年發明製造使用的。但一經發明，便在伊斯蘭國家不脛而走，到了十四世紀四十年代，英國、德國等西歐各國也普遍傳播使用。十六世紀，經過阿拉伯人和西歐人的改良，火器又回到東方來。＋六世紀初至三十年代，葡萄牙人初來廣州通商時就是以火器為後盾的。《廣東通誌》記載説：“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1517年)駕大舶突至廣州灣口，銃聲如雷。”胡宗憲也詳細記述説：
“正德丁醜(正德十二年)，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其銃(指佛郎機銃)以鐵爲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予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時因徵海寇，通事獻銃一個並火藥方。此器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徵戰，則無用矣。後汪誠齋爲兵部尚書，請於上。鑄造千餘發與三邊。”(3)
據此説明，佛郎機銃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傳入中國廣東。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東莞白沙巡檢何儒秘密派人到葡萄牙人的船上，接引多年在彼國懂得鑄造銃砲的中國人楊三、戴明等人上岸，請他們如式仿鑄佛郎機銃。這是中國鑄造佛郎機銃之濫觴。當時東莞鑄的是銅銃，型如佛郎機及爪哇國用的銃，長短合度，銃孔圓滑可用(4)。至嘉靖元年(1522年)，明軍在廣東新會縣西草灣戰役戰勝葡萄牙別都盧率領的軍隊，繳獲佛郎機銅砲，長五、六尺，大的重一千餘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可遠射百餘丈。嘉靖九年(1530年)，新任兵部尚書汪鋐，認為佛郎機砲是軍中利器，“小者重二十斤以下，射程可六百步；大者七十斤以上，可五六里。因此，他奏請鑄佛郎機銃，以防守西北沿邊重鎮，得世宗批准，在南京正式鑄造。工匠由廣東請去。史稱：
“兵部議，佛郎機銃非蜈蚣船不能駕，宜並行廣束取匠，於南京造之。”(5)
由上可知，佛郎機砲傳入中國，和中國仿鑄佛郎機銃早在葡萄牙人進入澳門之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以後賃居澳門之後，由於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先後來澳門進行多次的爭奪，加上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國武器市場的需要，使澳門的鑄砲手工業生產於十六世紀五十年代得以興起和發展起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鑄砲專家伯多禄·波加羅(Pedro Tavorres Bocarro)在西望洋半山間(今高可寧紳士街附近，竹子室村尾處)興建一間鑄砲廠。《澳門界務説帖》記載：“一五五七年，中國政府方准葡人建設工廠於該島之東，此為葡人在澳實行建築之始”。據説竹子室附近的燒灰爐街處即為當年鑄砲廠倒爐灰的地方。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鑄砲廠發展已初具規模，不僅鑄造銅砲，而且也鑄造鐵砲。鐵砲是雇請佛山的鑄鐵工人鑄造的，銅砲則由葡萄牙人鑄造。鑄砲所用原料，鐵和火藥取給於中國內地，銅則大部份向日本購買。該廠鑄造的銅砲，起初基本上按佛郎機銃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的規格鑄造，後來不斷改進，越鑄越大，銃長一丈，重三五千斤；構造越來越複雜精密，射程遠至五六十里。徐光啟記述：
“其銃大者長一丈，圍三四尺，口徑三寸，中容火藥數升，雜用碎鐵碎鉛，外加精鐵大彈，亦徑三寸，重三四斤。……其製銃或銅或鐵，鍛煉有法，每銃約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車，有地平盤，有小輪，有照輪；所攻打或近或遠，刻字里數，低昂伸縮，悉有一定規式。”(6)
到天啟五年(1625)至順治二年(1645年)間，除鑄造銃砲外，還生產威力強大，奇巧絕倫的砲彈，其製“圓形中剖，聯以百煉鋼條，其長尺餘，火發彈飛，鋼條挺直，橫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內，折巨木透堅城，攻無不摧；其餘鉛彈之力，可及五六十里。”(7)
為了搞好產供銷，該廠還在今日內港河邊新街的麻雀仔街附近建立了一家佛郎機銃洋行，由鑄砲廠經理波加羅的兒子萬奴·波加羅(Manuel Tavorres Bocarro)主持，故名曰：“萬奴洋行”。該廠由於鑄砲數量不斷增加，鑄造技術精湛，生產越來越發展，做到了產銷兩旺。
第二節 澳門佛郎機砲的銷售市場
澳門波加羅鑄砲廠所鑄的大砲，首先是滿足和供應澳門的需要。葡萄牙人為了保護自己獨佔澳門對外貿易的利益和居民之安全，在進入和賃居澳門之後，先後建立了六個大砲臺，需要相當多的大砲供以使用。史稱：
“砲臺六，最大爲三巴砲臺，臺冠山椒，列砲四十七，銅具十六，餘鐵。上宿蕃兵，下爲窟室貯焰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兩臺，對峙東西山上，東列砲二十，銅具五；西列砲十二，銅具五，餘皆鐵。娘媽閣砲臺，列砲二十五，銅具十二，餘鐵。南灣砲臺，列砲四。咖
囒砲臺，列砲十八，銅具七，餘鐵，內大銅具一，重萬餘斤，大十餘圍，長二丈許，受藥數石。”(8)
由此可知，僅澳門砲臺所需要的鑄砲就達到一百二十六門之多，都是由波加羅鑄砲廠鑄造供應的。
其次，是供應中國內地的需要。明朝末年，中國內地一有李自成農民起義，二有滿族在東北地區的不斷騷擾。在此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明神宗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諭旨：“徐光啟曉暢兵事，就着訓練新兵，防禦都城”(9)。十月十五日，徐光啟晉職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禦史，管理練兵事務。徐氏信奉天主教，是耶穌會士利瑪竇的摯友，對西洋科學技術甚為崇拜。所以，他受命練兵之後，即於十月三十一日向神宗《條陳急切事宜十款》，建議購買佛郎機砲，並招募葡萄牙砲手以佐教習，藉以防守都城。並與李之藻、楊廷筠兩人商談，一致同意派李之藻門人張燾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藉廣東按察司吳中偉的幫助入澳門購砲四門，並由張燾自籌資費運回江西廣信(今上饒市)。李之藻在《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中記述此事甚詳：
“昨臣在原籍時，少詹事徐光啟奉敕練軍，慾以此銃在營教演，移書托臣轉覓。臣與原任副使楊廷筠合議捐貲，遣臣門人張燾間關往購，至則澳禁方嚴，無由得達，具呈按察司吳中偉，中偉素懷耿，一力擔當，轉呈制按兩臺，撥船差官伴送入澳。夷商聞諭感悦，捐助多金，買得大鐵銃四門，議推善藝頭目四人與傔伴、通事六人，一同詣廣，此去年十月間事也。……近聞張燾自措貲費，將銃運至江西廣信地方，程途漸近，尤易馳取，兵部馬上差官，不過月餘可得。但此秘密神銃，雖得其器，苟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術不盡，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總亦無大裨益。又其人生長廣海，萬里遠來，抑或沿途水土不服，存亡難料，必須每色備致數人以防意外乏絕之虞，相應行文彼中制按，仍將前者善藝夷目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多益善，合用餉餼，原議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銀一百兩，日用衣糧銀一百三十六兩，餘人每名每年銀四十兩，緣此善藝夷目等眾，澳商倚藉爲命，資給素豐，不施厚糈，無以勸之使來……伏乞聖明俯允，敕下兵部覆議停妥，馬上差人填給勘合，一面前往廣信府，查將原寄大銃四門，督同張燾陸路押解來京；一面前往廣東賫文制按衙門，轉行道府，招諭前項善能製造點放，夷目諸人仍前赴京報效。”(10)
由此可見，徐光啟為了購買佛郎機砲和招募葡萄牙砲手，是頗費苦心的。這些砲手、傔伴等二十四人到北京後，給兵士教授技藝，演習點砲術，頗收其效；獲得兵部尚書董漢儒的贊賞，説：
“澳夷不辭八千里之程遠赴神京，臣心竊嘉其忠顺；又一一閲其火器刃劍等，械俱精利，其大銃尤稱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樣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率與賊過於原當應手糜爛矣。今其來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應仿貢夷例，賜之朝見，犒之酒食，賫以相應銀幣，用示優厚。臣等盡面試其技，製造火藥，擇人教演，稍俟精熟，分發山海聽輔臣收用。上俱允行。”(11)
這次所購四門佛郎機砲送到北京，在保衛邊境戰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葡砲被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其中第二門封為“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可惜葡萄牙砲手若翰·哥里亞(J.Correa)在北京試砲時發生意外爆炸，受重傷身亡。後埋葬在北京西便門外青龍橋天主教墳場。墓碑葡文曰“若望·哥里亞，於一六二四年奉天啟召，偕其他葡萄牙人六名，自澳門來京，教練中國兵士放砲之技，不幸砲炸受傷而死。奉旨安葬於此”。碑文下半部為中文，由何喬遠撰寫，題為《欽恤忠順西洋報效若翰·哥里亞墓碑》，銘曰：
“……天啟元年，太僕少卿李公之藻奉朝命治戰車，鍊火器。李公言於朝，請召西洋之賈於廣東香山者，遂有遊擊張燾、守備孫學詩率其族二十四人主於京師，圖形上鑒，上嘉其忠顺，宴勞至再。居數月，教藝煙藥，具有成績。朝中諸公請演於草場，發不費力，可及遠，諸公奇之。演三、五日，若翰·哥里亞傷焉。上聞悼惜，賜葬於西便門外青龍橋，所以懷遠人也，獎忠義也。於是張燾、孫學詩請何子碑之。”
這是明代第一次到澳門購買佛郎機砲。
第二次，崇禎元年(1628年)思宗即位，首誅魏忠賢，朝政為之一新。徐光啟被召回京復任原職。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光啟向思宗上疏，重申到澳門購買佛郎機砲的主張，帝納其議，派兩廣軍門李逢節、王尊德向澳門伯加羅砲廠購買大砲十門，經辦葡萄牙人是陸若漢(Johannes Rodriquez)和葡萄牙砲兵統領公沙·的西勞(Gonsales Texeira)。二月，由公沙·的西勞為統領，耶穌會士陸若漢為翻譯，率砲手、砲匠伯多羅·金答等，自澳門經廣州出發北上，十一月二十二日抵涿州，十二月初到琉璃河，因良鄉已被李自成起義軍佔領，退回涿州布防。後奉旨，十門大砲留四門在涿州布防，六門運進京參加保衛戰。崇禎三年(1630年)正月初二日，六門葡砲運入北京。之後，陸若漢和公沙·的西勞聯名向崇禎帝上疏，報告購砲的經過，説：
“臣漢(即若漢)住澳已五十餘年，臣公沙偕妻等住澳已二十餘載。……崇禎元年兩廣軍門李逢節，王薄尊德奉旨購大銃，臣漢，臣公沙歡喜報效，挺身首出，故該澳臣委黎多等副臣漢以訓迪統領，統帥諸人之任，責臣公沙以官約，統帥匠役諸人之任也。……至涿州後，聞虜薄都城，即暫留製藥鑄彈，二十六日奉旨加慎運護前來。……於三年正月初三到京，進澳臣委黎多等歷陳報效始末一疏……。”(12)
第三天，葡萄牙砲兵統領公沙·的西勞便在北京試砲，獲得成功。據此，崇禎帝即“命京營總督李守錡同提協諸臣設大砲於都城衝要之所，精選將士習西洋點放法，賜砲名神威大將軍”(13)，足見崇禎帝對佛郎機砲的重視。並決定派人再赴澳門購砲。
第三次，崇禎帝眼見使用佛郎機砲保衛北京成功，於是又從徐光啟之請，於崇禎四年(1630年)四月，派出中書姜雲龍和耶穌會士陸若漢再次前往澳門購買大砲。史稱：
“四月乙亥，光啟奏遣中書姜雲龍、同掌教陸若漢、通官徐西滿等，祗領勘同，前往廣東香山縣置辦火器，及取善目西洋人赴京應用。”(14)
但這次，波加羅鑄砲廠卻以奇貨可居，漫天索價，甚至更毫無道理地提出種種損害澳門主權的苛刻條件，諸如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築城、撤去中國政府駐澳門的參將、葡萄牙船隻赴澳門不受檢查、增加運往澳門數萬石糧食，等等。明政府當然不能接受這些條件，禮科給事中香山人盧兆龍更是緊急上疏強烈反對，“申諭澳中成臺永不許復築”。崇禎帝看了奏疏，明白波加羅砲廠不僅是出售高價鑄砲，而且是別有用心，於是馬上收回購砲成命，將已派往澳門購砲的姜雲龍等追回京。所以，這次購砲未成。購砲不成，崇禎帝於崇禎八年(1636年)，授命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在皇宮附近設立鑄砲廠一所，自己仿鑄佛郎機砲，兩年鑄成大砲十二門。但亦無法挽救明朝滅亡的命運。
第四次，清兵入關之後，稱帝於福州的唐王朱聿鍵為抗清需要，於順治二年(1645年)派太監龐天壽往澳門購買佛郎機砲。此時波加羅鑄造廠生意興隆，供不應求，鑄砲一時沒有現貨供應。龐天壽祇好在澳門住下等貨。但待購到砲時，唐王已滅亡。龐天壽祇好將所購佛郎機砲運到肇慶，獻給即位於此的桂王朱由榔。當時，波加羅鑄砲廠也派有砲手隨行至肇慶。順治六年(1649年)，抗清大臣瞿式耜守桂林抗清戰鬥時，使用所購佛郎機砲起了一定作用。史稱：
“已醜(順治六年)，清兵攻桂林，焦璉擊走之；翌日又追，敗之。清偵兵變，……猝薄城，環攻文昌門，式耜與焦璉分門拒守，用西洋銃擊中胡騎，璉出城戰，擊殺數千人。”(15)
清朝建立後，就不再到澳門波加羅鑄砲廠購砲了。因為清朝政府利用了南懷仁等一批耶穌會士在北京原湯若望所建砲廠，仿鑄大量佛郎機砲。例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南懐仁受命鑄砲一百二十門。清朝有此大砲使用，自然就不必再向澳門購買了。
同時，波加羅鑄砲廠的大砲也遠銷至越南、菲律賓等國家。自1620~1671年期間，越南南北的統治者鄭氏和阮氏內戰激烈不已，雙方都需要購買澳門的佛郎機砲，進行火拚。此時，波加羅鑄造廠的大砲也已經成為對外貿易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運往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販賣到馬尼拉。史稱：
“在伊比利亞的兩家王朝合併的時代裏，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的大砲、火器和其他軍需品的交易十分活躍。這種貿易的大部份是從澳門購買大砲並同船運回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幹的。”(16)
此外，波加羅鑄砲廠的佛郎機砲也有通過中國而運銷朝鮮的。崇禎三年(1631年)七月，朝鮮進慰使鄭鬥源等三十九人來中國，次年六月返國時，就把西洋砲等物帶回去，連同千里鏡、自鳴鐘、燄硝花、紫木花等獻給朝鮮國王(17)。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由於歐洲國家新式軍器製造的不斷發展和日益精湛，澳門波加羅鑄造的佛郎機砲就相形見絀，而日益衰落了。鴉片戰爭之後，工廠倒閉，廠址蕩然。原來竹子室的居民又重新搬回來，在砲廠的廢墟上重新建屋而居，恢復了原來竹子室的面目。
澳門波加羅鑄砲廠所鑄大砲，在當時畢竟是軍事機械生產技術上的一種革新。其鑄砲技術促進了佛山鑄砲業的興起和發展。崇禎年間，佛山也開始鑄佛郎機砲了。據記載，當時佛山已能鑄造出“連珠佛郎機銃，手把銅鐵銃，神銃，大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鳥嘴銃凡數十種”(18)。其鑄砲質量名列全國第一位。所以，波加羅廠倒閉之後，佛山的鑄砲業反而發展了，成為當時軍需生產的中心之一。到近代繼續發展。中法戰爭期間，清朝湘軍將領王德榜於光緒十年(1884年)率軍至廣西防邊，其部佛山人黃金策協同朱述之回佛山督造臺砲。黄金策便“於通濟橋外設廠鼓鑄”，略仿西砲。四個月共鑄砲數百門，轉運到廣西鎮南關(今睦南關)防衛邊境。光緒十一年(1885年)，當法國軍隊進攻諒山時，“馮子材以正兵當其前，王德榜則率臺砲隊出間道橫擊之，獲其糧食，敵遂潰，我軍乘機復諒山”(19)。説明佛山的鑄砲在仿佛郎機砲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了。
註釋：
(1)《清季外交史料》卷73，《粵督張之洞奏澳界轇轕太多澳約宜緩定摺》。
(2)祝淮：《道光香山縣誌》卷4，《海防》
(3)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3，《兵器》。
(4)參閲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17，《佛郎機銃》。
(5)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34，《兵考十四·軍器》。
(6)(7)《徐文定公集》卷3；《明經世文編》卷483，《製勝務须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
(8)祝淮：《道光香山縣誌》卷4，《海防》。
(9)《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24頁)。
(10)《明經世文編》卷483，《製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
(11)《明熹宗實錄》卷33，天啟三年四月辛未條；《瞿忠宣公集》卷2。
(12)轉引布衣：《澳門掌故》第143~144頁，廣角鏡出版社，1979年版。
(13)萬言：《崇禎長編》卷30，三月甲申條。
(14)萬言：《崇禎長編》卷33，四月乙亥條。
(15)《行在陽秋》。
(16)博克瑟：《十六、十七世紀作為宗教和貿易中轉港的澳門》。
(17)參閲《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24。
(18)《明史》卷92，《兵器》。
(19)汪宗準：《民國佛山忠義鄉誌》卷11，《鄉事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