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何九盈

　　去年九月，我應聘來澳門大學任教，爲開設“漢語文字學”一課，向圖書館借閱了一批參考書，其中也有冼爲鏗先生的大著《談文字說古今》。我仔細拜讀了這部長達二百頁的論文集，讚佩之情，油然而生。文字樸實無華，議論證據古今，片言隻語之爭，一音一義之辯，反覆求證，必歸於當而後止。在這個號稱東方蒙特卡羅的澳陬海隅，有人以辯證唯物之利器，致力於實事求是之學，弘揚樸學精神，焉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同樣，我對參與爭鳴的其他學人也表示相當的敬意。只有通過爭鳴，澳門地區的語言文字之學乃至整個學術領域，才會出人才，出成果，出現眞正的繁榮局面。
　　讀其書，儀其爲人，這是人之常情。嗣後，我和友人祥徽一起與冼先生見過幾次，所談無非學問二字。人如其文，樸實儒雅，沒有半點俗氣，的是學者風格。
　　最近，冼先生又將出版第二本論文集。承先生不棄，囑予閱而序之。這使我想起了一則古訓：“人之患在好爲人序。”何況，先生聲名播澳海，於學無所不窺，予何敢爲先生序。然而，作爲先睹此集的讀者，豈能默而無言，姑妄名之曰“序”，亦惟畧敘一己之心得而已。
　　我們中國的學術傳統，歷來就主張文章要於世有用、有益。所謂“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字無補。”“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時而作。”“文須有益於天下。”此類名言，衆所熟知。綜觀冼先生的文章，無一篇不是爲解決實際問題而作。不論大題小題，長篇短論，其有用有益則一也，茲列舉數端，以證吾言之不謬。
　　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學術思想、文化觀念，發生了具有深刻意義的重大轉折。在這個轉折過程中，冼先生以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極其清醒的頭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面反思。肯定了傳統文化中“重視人生，關心現實的精神”，“重視合群”的精神，“講求道德的精神”，而對“以三綱五常爲核心的封建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動謬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保守主義，則持徹底否定的態度。曾經有不少人“認爲儒家傳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取得經濟奇跡的動力”。冼先生指出：“這是誇大，也是誤會，是不符合事實的。”“日本的成功，正是克服了儒家傳統的消極影響獲致的。”在《新儒學與現代化》一文中，冼先生進一步斷言：“儒學與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我也同樣認爲那些至今還想乞求儒學以振興中華的人，不論主觀願望是多麼善良美好，事實上是既不瞭解儒學又不瞭解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情。我不是說儒學一無是處，而是說儒學是不能對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起指導作用的。
　　漢字問題，是十餘年來學術界又一熱門話題。《漢字有很強的凝聚力》、《漢字的優越性》、《漢字改革問題隨想》、《談談漢字的簡化》等文，較爲全面地闡述了著者對漢字問題的基本看法，著者也對港澳兩地堅持沿用繁體字的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這些文章既有學術價值，又有明顯的實際意義。它有利於澳門同胞從認識上統一對漢字的看法，加深對中國政府關於漢字政策法規的理解。
　　至於漢字的壽命問題，也就是漢字的前途問題，也就是漢字能否實行拼音化的問題，我個人認爲，著者的論述是很有說服力的。“太多的同音字，這實在是漢字實行拼音化的難以逾越的關卡”，據我所知，最早用同音字多爲理由反對拼音化的是明末來華的西洋傳教士金尼閣（此人與澳門還有點關係）。而那些主張把漢字改爲拼音文字的人，卻說反對者是得了“同音恐懼症”，他們認爲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是不可以實行拼音文字的。理論上儘管說得通，事實上同音字的區分還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看來，這個問題只能由子孫後代來解決了，只能讓歷史來作結論了。因爲未來的科學技術如何發展，書寫工具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發展和變化對漢字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都是難以預料的。不過，在現階段，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漢字的合法地位必須鞏固，不可動搖。
　　書中的關於漢字析字法問題，我只想引用書中的一段原文，以證明著者在學術問題上的原則精神：
　　“我認爲對於漢字的解釋，應該抱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讀者看來感到合理，站得住腳。無論甚麼析字法都要避免任意馳騁自己的想像力，把明白易懂的字解釋得曲折玄妙，看起來似乎新奇可喜，其實是穿鑿附會，令人生疑。”（46頁）
　　“我認爲胡樸安先生的意見是非常中肯的，他列舉王安石所鬧的笑話，也值得我們警惕。”（37頁）
　　這些話是常識，也是眞理，眞理往往就寓於常識之中。凡是接觸過文字學的人都知道，東漢許愼就批評過“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類的析字法，批評這樣的析字“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我們比許愼時代所能見到的古文字材料要古得多，我們能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又能見到大量的金文，這些古文材料都是“析字”的重要依據。今文派據隷書以析字，已是謬誤百出；若據楷書以析字，這就更加難以索求本原了。
　　在語言文字運用問題上，冼先生更是一位非常認眞，異常執着的人，他隨時隨地都在關注、留意這個問題。從報紙、電視臺、辭書到期刊、廣告、標語，乃至學生的朗誦比賽，商店門口貼的告白，凡有音讀不正，用字訛誤，一經發現，便滿腔熱情，匡之正之。我們應當感謝冼先生在這方面付出的辛勤勞動，他稱得上是澳門語文園地的“保健醫生”，爲澳門地區漢語言文字的健康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冼先生學貫古今，對古書中的不少疑難問題，也有深入研究。如論證“欲加之罪”的“加”字爲古義，當解爲“誣捏”“誣枉”。又如《何謂‘風馬牛不相及’？》、《“束脩”應怎樣解釋？》等文，對這兩個古今爭論不休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清代洪亮吉也討論過“束脩”問題，其結論也頗有意義，不知冼先生以爲然否？
　　顧炎武曾說：“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樂道人之善”談何容易！“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於今爲烈。冼先生則不然。他不惟勇於匡謬正俗，也嚴於解剖自己，更樂於稱道別人的優點。他是一個思想境界很高的人。《談文字說古今》一書中，有一篇《到處逢人說項斯》，文章說：“楊敬之這種‘不解藏人善’的精神，眞是值得大書特書。”在我看來，冼先生就頗有楊敬之的氣度。他寫過《〈老子全譯〉讀後感》，“誠意地向讀者推薦這本好書”。還向澳門讀者熱誠推介葛曉音的《唐宋散文》，熱誠推介周強的《三國演義考評》，熱誠推薦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還介紹過李宗桂的《中國文化概論》，介紹過馮友蘭的一篇遺作，讚揚“馮老個人獨特的見解”。他也對王寧的《漢字的優化與繁簡字》“特別感興趣”，讚揚此文“可讀性高，極具吸引力，……富於邏輯性。”他也推崇蔣紹愚主張將“古今字”改稱爲本原字和區別字的意見，“覺得……很好”，“值得推廣使用。”至於一九九○年十月寫的《談談申小龍現象》，更表現了冼先生獎掖後學的長者風度。文章結尾寫道：“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能否合理地找出漢語語言的規律性，確立他的理論體系，并且獲得語言學界的公認，現在還言之過早。不過，申小龍作爲一位闖將，獨樹一幟在語言學界中衝鋒陷陣，引起轟動，并指出一個研究方向，他的功勞是不容抹煞的。”新生力量往往夭折於“捧殺”和“棒殺”。冼先生這些話，有冷靜的分析，也有熱情的鼓勵，恰到好處。
　　我讀完了冼先生的兩本論文集，在心靈上頗受感動。他并不是學術研究的專業人員，他只能利用公務之餘，讀書，寫作，而他所研究的領域、研究的成果，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不可等閒視之。於是我猜想，他一定是從青年時代起，就熱愛知識，養成了良好的讀書習慣。博聞強記，學有根柢。另外，他一定是把公務之外的時間都用在讀書、研究、寫作上了。纍纍碩果，就是明證。還有，他那種鍥而不舍的鑽研精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請讀一讀《曾三顏四》這篇小文章吧。這篇不滿一千字的小文章，是花了幾年的時間才寫成的呢!一九八○年旅行蘇州時，看到一副對聯：“禹寸陶分，曾三顏四”，還有一條幅：“顏苦孔之卓。”何謂“顏四”?何謂“顏苦孔之卓”?冼先生登時“陷入冥思苦想之中，對於美麗如畫的景色也無心欣賞了。”直到一九八六年，才鑽通“顏苦孔子之卓”的含義，後來又解開了“顏四”之謎。作者并未沾沾自喜，文章的結尾卻從大處着眼，批評“類似‘曾三顏四’的句子，簡直就像謎語一般，使人煞費思量，實在很不好。所以白話文的的取代古文，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舉這個例子，也是提倡一種精神，一種“着迷”的精神，而不是要人們都去鑽研“曾三顏四”之類的問題。
　　澳門地區正處在過渡時期，由於歷史的原因，語言文字問題頗爲複雜。但漢語和漢字地位的提高，已是大勢所趨，而如何準確地運用漢語、漢字，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語文工作者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此其時也。我相信，冼先生這本論文集子的問世，對澳門地區的語文研究以及整個人文學科的研究，以及與內地的學術溝通，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五日於澳門氹仔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