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胡適及其他

　　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由於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反對文言，提倡白話，主張文學革命而名噪一時。當時有人爲了自高聲價，以認識胡適爲榮，曾經寫文章，標榜“我的朋友胡適之”。“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後來竟成爲諷刺某些人高攀名流，抬高身價的貶語，可見胡適當時名氣之大。
　　一九一九年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九二二年胡適創辦《努力周刊》，認爲帝國主義侵華是“海外奇談”，又宣揚“好人政府”。一九二五年他參加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反對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以後又支持蔣介石的“先安內然後攘外”的反動政策。當時瞿秋白先生曾發表四首打油詩諷刺他。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首是：“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朝庭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自此以後“文化班頭”便成了胡適的綽號。
　　四十多歲時，胡適寫了一首《自壽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一心只得向前。”以後他又多了一個綽號：“過河卒子”。
　　我曾經翻閱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的《辭海·文學分册》，也沒有“胡適”的詞條。過去無論是對文學作家或文學作品的評價都有點偏頗，某一兩個權威人物發表了“結論性”的意見，大家就只能在這個框框內發揮，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出格，就被目爲異端邪說，有意唱反調。在這種“輿論一律”的壓力下，必然扼殺創造性的研究和探索，學術的探討必然停滯不前。那時候大家只能拿現成的結論翻來覆去，或者是變換一些字眼，無非都是鸚鵡學舌，完全缺乏新意和朝氣。這樣，思想怎能不僵化？言論怎能不千人一面？
　　我曾接觸一位年青人，他認爲《一件小事》中的我，絕對不是魯迅先生，因爲他認爲魯迅先生絕不會那麼卑鄙，拉車工人碰倒了一位老婦人要去扶她起來，魯迅先生絕對不會怪他多事，而認爲他躭誤自己的時間。
　　我認爲《一件小事》中的我可能是虛構，不一定是魯迅先生自己。但魯迅先生有過這種思想感情，並不影響他的偉大。嚴於解剖自己，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之處。魯迅先生是人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慾，並非毫無缺點、十全十美。即使如此，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人的光榮稱號，魯迅先生仍然可以當之無愧。
　　我們過去評價人物，常常充滿形而上學的觀點：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現在情況有些改觀，大家能夠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評價人物，打破過去定於一尊的局面，這是可喜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