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反思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儒、墨、道、法、名、陰陽等各家各派紛紛發表自己的主張，其後這些學說都漸漸融合積澱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可以說我國的傳統文化的來源是多元的。不過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代的封建統治者也認識到儒家思想有利於它們的統治，便有意識地加以宣揚，因此漸漸地形成了以儒學爲主體的傳統文化。
　　儒家是以孔子爲正統的不斷發展變化的學派，它在歷史上經歷過兩次的大改鑄，第一次是經漢代董仲舒之手成爲新儒學，第二次是經宋代的程顥、程頤和朱熹之手，成爲理學或道學。
　　封建統治者是根據本身的利益去篩選儒家思想爲其服務的。凡是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思想精華，他們都加以屏棄。例如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明代開國之君朱元璋對此就老大不高興，他下令不得宣揚《孟子》，取消孟軻的亞聖稱號，並不許配享於孔廟。相反地，由於朱熹的理學有利於封建統治，因此元、明兩代都以《四書集注》試士。明朝更對朱熹的後裔，“量授一官，世襲奉祀”；清代也將以理學爲標誌的儒學定於一尊的地位。可見，封建統治者有意強調和宣揚的都是儒學中的糟粕。
　　那麼傳統文化中有哪些東西不利於我國走向現代化的呢?
　　第一、以“三綱五常”爲核心的封建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孔子的儒學是宗法制度的產物。孔子特別強調禮。他以恢復周禮爲己任，提出“仁、禮”結合的學說，主張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份。到了宋代的理學家，更強化“三綱五常”這一套維繫封建宗法關係的理論，維護等級制度和封建專制主義，扼殺個性和理性。統治者甚至宣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些愚忠愚孝的理論，樹立君權和父權的絕對權威，以鞏固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現在封建社會雖然消滅了，但與禮制相聯繫的某些思想意識，例如等級觀念、依附心理、血統論、家長制作風等依然存在，並正危害着社會。
　　第二、以“存天理，滅人慾”爲修養工夫，扼殺人性。告子說：“食、色，性也。”孔子也不否定人的物質慾望，認爲這是自然的本能。但儒學發展到理學，竟然否定了人的慾望。在理學家的心目中，凡是符合封建社會的禮（一切制度）就是合乎天理，凡不符合禮的，就是人慾。並且認爲人慾是罪惡的。他們主張要革盡人慾，復盡天理。實質上是要將一個有七情六慾的人變成純理性的人，要人人都過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這樣的道德要求對一般人來說是過高的、不可行的。因此中國出現那麼多的假道學、僞君子就是拜理學之賜。“文革”期間，甚麼“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實際上是“存天理、滅人慾”在現代的翻版。
　　第三、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信條的復古保守主義。自從孔子被尊爲聖人之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及六經等都被奉爲經典。人們對此不得稍有懷疑、稍爲逾越，否則就被目爲“離經叛道，非聖無法”。大家只能夠“爲聖人立言”，“爲往聖繼絕學”，發揮聖人的微言大義，在經典著作中尋找眞理。因此中國歷史上爲“經”作傳、作注、作疏的不少。而且形成了一套“傳不離經，注不犯傳，疏不破注”的保守傳統。在這種傳統之下，把不少有創造精神，開拓精神，大膽研究精神的天才通通都埋沒了。我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大多數都停留在引述、注釋馬克思、恩格斯原話的水平，這和我國“述而不作”的傳統的思想模式是分不開的。我國目前爲甚麼創造者、開拓者、改革者吃不開，這和舊傳統的影響是否也有關，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第四、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論語》說：“子罕言利”，又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仲舒也說：“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將物質上的功利看成是卑鄙的，而將仁義卻看得非常高尚。這樣的價值取向是不適應我國走向商品經濟，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的。當然我們也不應走向另一極端，“一切向錢看”。我們應該強調義和利的統一，義利結合。
　　第五、“重道輕器”的輕視科學技術的精神。《易·繫辭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爲之器。”我國對倫理道德政治思想的研究一直很重視、很推崇，但對科學技術的探討卻一直很輕視、很鄙薄，有時甚至將科學技術直斥爲“奇技淫巧”。科學家在本代是沒有甚麼地位的。怪不得有人說：“張衡是一位世界級的大科學家，而且還是東漢屈指可數的大文豪之一，在當今國外的一些著名學府裏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國，到底不過是一個科技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形象，引不起人們格外的敬重，死後有一堆黃土足矣——張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陽石橋鎭一方農田的角落裏，與他作伴的，只有莊稼和青草。”
　　不過我們不能說我國的傳統文化都是糟粕，毫無可取之處，要一概打倒，一概否定。我不同意這種論點。馬克思說得好：“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些方面優越於其他民族”，那麼，我國傳統文化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者是經過有意識地改造、重新整合而有利於我國今後的發展呢?
　　首先，是重視人生，關心現實的精神。有人說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天學”，印度佛教文化是“鬼學”，中國傳統文化是“人學”。儒學是積極入世的，孔子關心的是人生和政治，不追求彼岸世界。《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儒學反覆申說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因此有人說，我國知識分子充滿“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是表現了這種優良傳統。
　　其次，重視合群，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儒學將家庭、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求個人服從群體的利益。在消極方面，只強調個人對群衆的義務，抹煞了個人的權利，因此獨立人格和民主精神在我國之所以薄弱，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如果今後在積極發展經濟，健全民主、法制以後，也可以將這種講求人際間的和諧精神，以及愛國家、愛民族、以至愛人類的“大同”思想，加以批判繼承，重新整合，建立我們的新道德風尚。
　　第三、講求道德的精神。有人說，古代希臘羅馬學者，富有科學精神，有一種“智者風度”；我國古代儒家，富有道德精神，有一種“聖賢氣象”。那種道學家的說教，甚麼“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甚麼“存天理、滅人慾”，這些扼殺人性的倫理道德當然要拋棄、要批判。但我們不能將傳統文化的所有道德規範完全否定。因此應將一些積極的有價值的因素加以汲取，例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堅強不屈的精神；“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大義凜然的犧牲精神，都應該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