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的倡議者——胡適

——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反思

　　胡適是“五四”時代主張全盤摒棄中國傳統的學者。他認爲中國傳統的基本的和顯著的特徵是殘忍、懶惰和壓抑個人。他對中國人的冷漠、頹喪和愚昧非常不滿。他認爲中國傳統的特色是中國“獨有的寶貝”：“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
　　胡適也和吳虞一樣，反對孔子。他說：“正因爲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不過，他在《吳虞文錄》的序言中，對反孔思想又有不同的說法：“中國過去許多反動的東西都是喜歡掛上孔子的招牌；爲了打倒這些反動的東西，自然應該打倒這些招牌。這與打倒孔子該是兩回事。”到了一九五八年，胡適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道：“很多人認爲我是一個反孔主義者，而我的確曾對儒家漫長歷史中的很多方面採取了批判、斥責的態度。但就整個而言，在我的所有著作中，我對孔子及其以後早期的追隨者如孟子，都是相當尊重的。我對十二世紀時期理學的創始人之一朱熹甚爲敬佩。我根本沒有把自己視爲反孔主義者。”應該說對孔子的態度，胡適的早年和晚年是不同的。
　　胡適是“全盤西化”的最早倡導者。一九二九年他爲《中國基督教年鑑》寫了一篇英文稿《中國文化的衝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開始使用了“全盤西化”的提法。自此以後，“全盤西化”論便流行起來。
　　當時的人贊成“全盤西化”是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經過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之後，人們越來越看到學習西方的形似神失和移橘變枳的現象，認爲倒不如全面仿效西方更好。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爲，提出了向西方全面學習，但由於中國人的惰性，會削弱學習的效果，到頭來也不會“全盤西化”。
　　一九三二年陳序經教授寫了《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他在書中大講中國要“全盤西化”的理由：“（一）歐洲近代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二）西洋的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它是現世的趨勢”；“我們不要在這個世界生活則已，要是要了，則除了去適應這種趨勢外，只有束手待斃。”胡適後來在《獨立評論》一四二期上發表的《編輯後記》，公開表示他“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全盤西化”論出籠之後，受到許多人的批評和責難，胡適也自知不妙，便立即改變腔調說要將“全盤西化”改爲“充分世界化”。胡適認爲這樣改變，第一，“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第二，“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第三，可以避免“全盤西化”所遇到的嚴格的數量上的困難。
　　其實，無論“全盤西化”也好，“充分世界化”也好，都不是救治中國傳統文化的良方妙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