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論嚴謹　論述精當

——熱誠推介葛曉音的《唐宋散文》

　　葛曉音教授的新著《唐宋散文》，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本小册子雖然只有八萬三千字，但是内容充實，立論嚴謹，論述精當，文字優美，剪裁得宜。展讀該書，有如欣賞一卷名畫，高山流水，長河落日，春花秋月，雲煙白雪，千姿百態，各盡其妙，使人感到尺幅千里，愛不釋手。
　　一九八三年，葛曉音教授曾任教於本澳東亜大學中文系，由於她學問好，備課認眞，深受學生的歡迎，約滿後返回北京大學當講師。一九八五年，她以《論初盛唐詩歌革新》一文獲北京大學首屆科研成果論文一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不久升爲副教授，一九九零年更升爲教授，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
　　葛曉音被升爲教授是實至名歸的。她治學極其勤奮、嚴謹。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参觀，曾抽空到北大探望她。她剛得了一個女兒，正在休産假，既要照顧嬰孩，又要打理家務，但她已在埋頭研究唐代詩歌。她的書桌放滿了《全唐詩》，她正要在第一手资料中發掘論點、論據。一九八九年她就著作出版了《八代詩史》，同年她又编著了《中国名勝與歴史文化》。一九九零年她的《漢唐文學的嬗變》和《唐宋散文》又宣告問世。這期間她在教務、家務、到外地講學的同時，竟先後寫出這一百多萬字的研究成果，這種驚人的毅力和勤奮，不能不使人欽佩和感動。
　　《唐宋散文》在第一章《初盛唐散文的發展》中，首先對中國古代散文的產生、流變以及歷代散文的特點作了一個要言不煩的概述。接着分析了初盛唐經過了魏徵、王績、王勃、盧照鄰、駱賓王、楊炯、陳子昂、張九齡、李白、王昌齡、王維以及李華、蕭穎士、賈至、獨孤及，特別是元結等人的努力，散文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和發展，不過發展仍然是曲折而緩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駢文流行文壇五百年之久，形式愈益精緻完備，已經成爲一種最適宜於表現辭藻、用典、聲律等技巧的文體。”而且當時的統治者又需要一些歌功頌德的文章，這是駢文的擅長之作。再其次初盛唐的文人受傳統觀念的束縛，“把道和文對立起來，在反對駢文注重形式技巧的同時，否定了詩賦和駢文等文學作品存在的必要性，又不重視提高古文自身的表現藝術，所以散文的發展基本上局限在以政論和文論爲主的應用文範圍內。”
　　一般文學史對於唐代的古文運動，都強調韓愈高舉思想復古和文學復古的大旗，提倡儒學，強調道統，排斥佛老；維護中央集權，反對藩鎭割據；主張輕徭薄賦，反對過份盤剝。在文學上，主張恢復古文，反對駢文。《唐宋散文》有別於一般的文學史的地方，除了上述的分析之外，它還深刻地揭示了韓愈、柳宗元所大力提倡的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原因。首先韓愈“否定了前人關於禮樂決定治亂的說法，指出治國平天下的關鍵在於統治者修身正心，任人唯賢”。這種不論貴賤，唯問賢愚的取士原則，打破了以貴賤和門第高低的用人觀念，爲廣大寒庶出身的士人打開了參政之門，當然受到廣大士子的歡迎，這就使古文運動獲得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其次，“韓愈以前的古文先驅都強調只有歌頌王道德政的文章才是‘大雅正聲’，而韓愈提出好文章往往出自‘窮苦怨刺之言’。”韓、柳還反對把文章辭采看作雕蟲小技，主張既要學古人之道，又要精通文辭。“最後，從古文運動的創作實踐來看，韓愈和柳宗元在廣泛學習經史諸子百家散文辭賦的基礎上，摒除了冗長散漫、駢散夾雜式的文章結構，根據當代口語提煉新的散文語言，創造出繼先秦兩漢散文，以奇句單行爲主的新文體，以及與這種文體相適應的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他們還突破了散文一向主要應用於政治和學術論文的局限，寫下了大量抒寫性情、鳴其不平、諷世刺俗、感懷興寄的文學性散文，使散文能與詩賦一樣抒情寫景、感懷言志，在文學的範疇內取得了對駢文的優勢。”
　　《唐宋散文》對於唐宋兩代的散文都有論述；特別是對於八大家更多所着墨，其中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四人更各自獨立一節，詳加論析。可見作者在運筆行文中，選材佈局，詳略得宜，心思異常細密。
　　蘇軾稱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韓愈是古文運動的旗手，他對散文的貢獻也是偉大的。其一，“就是使散文從應用性轉向了文學性。”其二，“創造了富有個性特徵而又豐富多彩的藝術風格”。其三，“除了創造出‘解’、‘雜說’一類文學意味較濃的雜文新體裁外，韓愈還對傳統的應用文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其四，“韓愈繼承了先秦兩漢經史百家的全部成就，又吸收了辭賦駢文的表現手法，根據當代口語的發展，對散文的語言和結構進行了徹底的革新”。對於上述的結論，《唐宋散文》都加以條分縷析，說來有理有據，令人悅服。
　　對於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成就和基本特色，該書都一一加以闡述。明顯地是作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之後，經過認眞的鑽研探討，並且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有所繼承，有所超越，有所發現，有所創新。這些論述都是經得起推敲，非常堅實，非常中肯的。葛教授特別賞識蘇軾，她認爲“蘇軾以扎實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發展了歐陽修平易曉暢的文風，並全面吸收前人散文的精華，大大開拓了散文的題材內容，豐富了散文的藝術技巧，代表着北宋散文的最高水平。”這個結論，我相信讀者們也是信服的。
　　對於散文從初盛唐的發展，其間經過韓愈、柳宗元的提倡，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此後到晚唐一度衰落，駢文復興，以及散文在宋前期和宋代的發展，該書不但作了共時的橫向分析，同時也作了歷時的縱向論證。使讀者對唐宋時期的散文發展情況，有一個較爲全面的明確而清晰的認識。
　　沈玉成先生在《漢唐文學的嬗變·序》中說：“按照一般的通例，女性作家或學者的優點大抵偏重在周密和細膩，曉音同志這部三十多萬字的論文集也不例外地表現了這種特色。但於此之外，我還有别樣的感覺，即在作者的成就之中體現出一種‘大方之家’的氣質，觀察問題往往大處着眼，一旦進入具體的分析論證，又不避小處着手；在方法上，則堅持了唯物辯證的認識論，兼收中國傳統和西方現代理論中有益的成份。”將沈先生的意見來評論《唐宋散文》，我認爲非常貼切。這雖然是一本小書，但這是凝聚了作者的心血，體現了“大方之家”觀察和論證問題的一本傑作。這是任何一位愛好文學的讀者不容忽視，也不應錯過的一本可讀性甚高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