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流”與“和而不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卅一日，香港《明報》登載了《明報董事局啟事》，申述查良鏞先生分階段退休的心願以及查先生一貫爲人處事的態度。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查先生與《明報》對兩岸執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之態度。”
　　《中庸》有如下一段文字：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故君子和而不流”等幾句，用現代漢語翻譯就是如下的意思：“所以君子待人很和順，卻不無原則地遷就別人，那才是頂高尚的強啊！他們中正獨立，決不偏靠一面，那才是頂高尚的強啊！國家太平的時候，他們也不改變窮困時候的操守，那才是頂高尚的強啊！國家衰亂的時候，他們也還是保持正直，到死也不改變，那才是頂高尚的強啊！”
　　上述《明報》的文章，它只引《中庸》中“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而且按照文章的語氣“乃至《中庸》所謂……”是表示進一層的意思，顯然在“乃至”以前所講的就不是《中庸》的語句，因此，這句“和而不流”可能是“和而不同”。否則它大可以這樣表述：“查先生與《明報》對兩岸執政者一向抱持《中庸》所謂‘君子和而不流……’之態度。”
　　“和”與“同”是春秋時代的常用術語，《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對齊景公批評梁丘據的話最能說明“和”、“同”兩個不同的概念。當時齊景公問晏子，他與梁丘據算不算“和”。晏子認爲梁丘據與齊景公只是“同”，不是“和”。晏子接着舉例說明，他認爲“和”就好像廚師烹調美羹一樣，要用鹽油醬醋等調味品來烹調魚肉。接着晏子說：“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日可。君所謂否，據亦日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論語·子路》有這樣一段話：“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將這段話譯得非常傳神：“孔子說：‘君子用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別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處，卻不肯盲從附和。小人只是盲從附和，卻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
　　根據晏子批評梁丘據的話，梁丘據對於齊景公只是唯唯諾諾盲目苟同。因此這個“同”是貶義詞。“和”則不一樣，它是一種正確的態度。君主的意見有想得不周到的，臣子有責任提出補充的意見，不同的意見，使它更完善、更合理，這就是“和”。《漢語大字典》在“和”字的注釋⑿中說：“古哲學術語，與‘同’相對，指要在矛盾對立的諸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實施眞正的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