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申小龍現象

　　澳門的讀者可能對申小龍這個名字比較陌生，但是在中國大陸語言學界中，申小龍名聞遐邇，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那就代表與時代脫節，閉塞得很了。
　　申小龍祖籍杭州，一九五二年九月生於上海，現年卅八歲。一九六九年上山下鄉，一九七八年二月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畢業後，在語言學家張世祿教授的指導下研究漢語史，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現任職於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
　　自從一九八二年申小龍的兩篇論文《論深層結構》和《論語言分析中“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分別在《復旦學報》和《學術月刊》發表之後，一鳴驚人。此後幾年間，他先後發表了學術論文百多篇，並先後出版了《中國語言的結構與人文精神》、《中國句型文化》、《漢語人文精神論》、《文化語言學》、《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思辨錄》等，成爲內地第一位出版論文集的青年語言學者，也是近年來出版論著最多、寫作最勤的語言學家。因此轟動整個語言學界以至學術界，被稱爲“龍卷風”。《人民日報》（海外版）、《文匯報》先後發表了他的文章。出版社和報刊，紛紛約他寫稿。《中國當代文化精英》等四本辭書已決定設立“申小龍”辭條。
　　一時間，中國語言學界人人爭說申小龍，不管是擁護者也好、反對者也好，都紛紛議論申小龍。反對者百般批評、指責、個別甚至咬牙切齒，恨之剌骨；擁護者極力支持、鼓勵，希望他殺出一條血路，爲建立中國的文化語言學而繼續努力。申小龍一手所造成的驚人影響，形成了中國語言學界經常談論的“申小龍現象”。
　　申小龍取得的成就，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他的立論和觀點，和某些學術權威不同，因此，接二連三地受到了壓制和打擊。請聽聽申小龍本人的訴苦：“學術會議不准我參加，理由是因爲他反對×××的觀點；參加了會議不讓我在大會上發言，主持者怕惹惱有關‘青年導師’；發了言不准在會議報道中報道，以防擴散；提交的論文即使被編進了會議論文集，也在付印前被××勒令撤下；甚至獲悉一家嚴肅的語言刊物在創刊號上即將發表我的一篇‘材料文章’時，不遠千里壓該刊從印刷廠排好的鉛版中撤下我的文稿。”然而無理的打擊和強大的壓力，並沒有使申小龍屈服，反而更加激發他的抗爭和奮鬥的精神，他不屈不撓，到處出席青年人舉辦的會議、活動、論壇；在各類學報、綜合性刊物上發表文章。結果朋友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大，終於形成了反對者始料不及的“申小龍現象”。
　　申小龍近幾年努力探索，認眞研究，致力建立具有漢民族文化通約性的，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和方法。
　　他認爲中國現代語言學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它照搬西方語言理論的範疇和體系，無視漢語的特點；二、漢語具有很強的人文性；印歐語則具有豐滿、裸露的形態標記。企圖以分析印歐語的“洋框框”來馴服活潑、多變的漢語，當然是鑿枘相違，難以奏效的。申小龍主張：一、恢復漢語的人文傳統，反對科學主義；二、反對照搬西方語言學理論；三、中國語言學要走文化語言學之路，成爲社會科學的帶頭科學。
　　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是以漢語的人文性爲本體論，以漢語的文化特徵和中國語文傳統的科學分析與闡釋爲方法論。這個一體兩翼，構成了他的理論系統。
　　申小龍認爲：“西方語言學傳統在當代人類語言學中具有其明顯的、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優點。但它畢竟只是人類語文的一種模式，作爲一種獨特的把握民族語文的視界，東西方語文傳統同樣都有其獨一無二的意義和價值，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時間序列上的先後，而是語言知解角度上的互補，借鑒和互相滲透。”“東方語文傳統的主要特徵是它的人文性。語言的本質是社會性的。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包括自然界與社會，文化與價值，歷史與未來）之間聯繫的紐帶。……語言本質上不是一種與人的主體相分離的客觀形式系統，而是一套價值系統和意義系統。語言帶給人一種對於世界的特定的態度和關係。當人們掌握自己的母語時，也就同時接受了它所包含的文化意義和價值意義。……既然語言是人和世界相遇的中心點，那麼語言的社會性、人文性才是語言的本質。”（《論中國語文傳統的現代化》）
　　王剛先生在《龍年的奉獻——申小龍<中國語言的結構與人文精神>簡評》一文中指出：“他的微觀研究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以傳統語法的表意功能段的线性分析爲基礎，以層次分析爲補充，以深層結構同表層結構的相互轉換爲輔證，來認識和描寫漢語句法的特徵。在詞法上，則以功能學說爲基礎對漢語的實詞和虛詞重新分析綜合。二是否定對漢語語法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把主語和謂語也看作漢語兩根巨棟的看法，確立全新的具有類型學意義的漢語句型大類。”
　　申小龍在《中國文化語言學論綱》中指出：“我國現代語法學對漢語句子的‘主語’、‘賓語’、‘單句’、‘複句’爭論了幾十年没有結果。申小龍認爲其根源在於現代語法學對漢語句子的認定是以西方形態語言的‘主語——動詞——賓語’爲基本框架的。這個框架本質上是一個以動詞爲中心的關係框架。……漢語的句子組織也正是以句讀段按邏輯事理順序橫向鋪排的‘流水句’作爲典型樣態的。申小龍提出了以句讀段爲句子的基本活動單位，以句讀段適應不同表達功能的鋪排律爲造句法則的新句型理論和方法。”據申小龍對《孫子》一書的統計，各句子成分之間和分句之間的連接，採取意合法的佔百分之九二點六，採用連詞連接的僅佔百分之七點四。正由於這種意合靈活方便，使得漢語的運用有更大的餘地從語言藝術的角度去考察，而不是從呆板的框架中去硬套。
　　申小龍自從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張世祿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先後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他當然深受張教授的影響。張世祿教授是現代著名語言學家，著作等身，在古漢語的文字、音韻、訓詁方面，在現代漢語的語音、語法、詞匯、修辭方面，在普通語言學方面，都有很深造詣，是一位相當全面的學者。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音韻學史》、《廣韻研究》。一九七八年，張教授發表了《關於漢語的語法體系問題》。他認爲，漢語語法學建立八九十年以來“研究、學習漢語語法的，幾乎全部抄襲西洋語法學的理論，或者以西洋語言的語法體系做基礎，來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有時發現一些漢語語法的特點，覺得爲西洋語法學上所不能概括的，就陸續加以增添補綴。”張教授認爲要建立“學校語法體系”方便學習，“首先需要打破許多洋框框的束縛，清除漢語語法學上一些洋教條的影響。……洋框框主要的有三種：一種是詞類問題，有‘九品’之說，另一種是關於結構形式的問題，有‘動詞謂語’之說，再一種是關於句子類型問題，又有‘主謂結構’就是句子之說。”張教授認爲，這三種洋框框，“好像是三條繩索，捆着本世紀的漢語語法學，使它……向着複雜畸形方向發展。”看來，申小龍正是秉承老師的教導，決心要打破這些洋框框，斬斷這三條繩索，擺脫束縛，在漢語語法學以至中國的文化語言學中大展身手，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體系。
　　語言學的危機在中國已經議論很久了，經過申小龍的大聲疾呼，使更多人清醒起來，特別是中國語言學界的中青年一代，他們緊隨着申小龍決心進行改革。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能否合理地找出漢語語言的規律性，確立他的理論體系，並且獲得語言學界的公認，現在還言之過早。不過，申小龍作爲一位闖將，獨樹一幟在語言學界中衝鋒陷陣，引起轟動，並指出一個研究方向，他的功勞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