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安子介的析字法

——兼與思放先生商榷

曾鳴 附識

  拜讀了思放先生的《<世界上唯一的會意文字>讀後感》,又翻閱了安子介先生的原文,筆者覺得思放先生似乎並未讀懂安先生的原文。
  思放先生在文中“根據古文字專家的意見或字典的釋文”,批駁了安文對“而”字和“隧”字的解說。其實,安先生在文章的字裏行間,已清楚地表明:他並非不知道古文字專家們對這些字的解說,只不過他不願被這些解說所困,試圖運用另一種新的析字法去解說漢字。這正如他在文中所說的:“沒有人像我這樣講過……”假如我們還用他並不拘泥的字源解說去批駁他,這豈不是隔靴搔癢。
  安先生的析字法究竟是怎樣的呢?它有哪些與別不同的特點呢?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析字法,就是分析漢字的方法。我國傳統的析字法有兩種。一是字源分析法,根據漢字的起源和演變進行分析,它的着眼點在於研究漢字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
  另一種就是字素分析法,又稱拆字法,即不理會字源,只從漢字現存的字形進行分析,如把“鴻”字拆爲“江鳥”,把“李”字拆爲“木子”等。它的着眼點在於分析構成漢字的現存的字素,以方便記憶和辨識。
  這兩種析字法,均有着悠久的歷史。而字素分析法則比字源分析法還要早。春秋時期楚莊王的“止戈爲武”,孔子的“一貫三爲王”、“推十合一爲士”,漢初的“八推十爲木”等,都屬於字素分析法。最早的字源分析法專著當推東漢許愼的《說文解字》。由於當時的認識和資料所限,《說文解字》中仍摻有不少的字素分析,如“武”、“三”、“士”等字,便沿襲了上述的解說。正因爲如此,所以後代學者對於《說文解字》中的字素分析,便陸續以字源分析法加以否定或修正。
  安先生的析字法究竟屬於哪一種呢?如果單憑思文所舉的兩個字例,是不易看出的。我們不妨再從安文中抽多幾個字例出來看看——
  知:“‘口’述如‘矢’。”
  留:“門半開而見到‘田’。”
  籀:“把字用‘手’‘留’在‘竹’子上。”
  卯:“半開門……一天第一次開門的時候通常是早上五時至七時,人們起了身,就要下田耕作,所以‘卯’字也作早上‘五時至七時’解。”
  卵:“母雞生蛋通常是在早上天曉之後,創字者,就在‘卯’字內加了二個蛋形的點,就把它的意義定爲‘卵’(蛋)。”
  者:“上部‘’下的一點是‘老’字中‘匕’的縮筆,下面‘曰’字則意‘講話’。老人講了的,一定是他‘做’過的事,於是把‘者’字解爲‘做的人’。”
  是:“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的事物謂之‘是’。”
  謝:“用話(言)、姿勢(身)、手勢(寸)去表示一個動作,……表示感激。”
  請:“用話(言)清楚地(青)說明來意。也可以把‘青’字看成‘情’字的縮寫,那末它的意思變成‘用’話(言)動之以情(青)。”
  從上引的字例,我們可以看到安先生的析字法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一、撇開漢字初文的繁瑣考證,針對漢字的現存字形,分析成兩個或多個的字素進行解說。如將“謝”字分爲“言”、“身”、“寸”,將“籀”字分爲“□”、“扌”、“留”,將“是”分爲“日”、“疋”等。
  二、儘量採用字素中已有定論的本義進行解說。如將“扌”、“寸”解爲手,將“□”解爲竹,將“言”解爲“話”,將“疋”解爲“正”等,均符合字素的本義。
  三、針對漢字的現存字形,運用會意的方式進行串解。會意本是“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即漢字的“六種組構方式”之一。用會意方式解說會意字,古已有之,不足爲奇。但安先生試圖以會意的方式去解釋所有的漢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安先生的析字法,若單從第一點看,似乎是字素分析法;若單從第二點來看,又似乎是字源分析法;若單從第三點來看,則是會意分析法。綜合三點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爲安先生的析字法作一概括。這就是:將全部漢字視作會意字——這是前提,然後揉合了傳統的字素分析法和字源分析法,以會意的方式進行解說!
  無疑,這種新的析字法,既不同於字源分析,也有異於單純的字素分析;因無現成之名,故筆者暫以“安子介析字法”名之。
  現在,問題的焦點就在於:這種“安子介析字法”所基於的“漢字是道地的‘會意文字’”的總看法是否成立?以會意的方式解說現存的漢字是否全部可行?有何利弊?筆者認爲,這才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如果思放先生能從這些方面與安文進行商榷,那才是抓到了問題的要害。
  由於筆者尚未拜讀安先生的專著《解開漢字之謎》,故只能就《世界上唯一的會意文字》所透露的信息,作出以上的分析。不敢自以爲是,謹將這點不成熟的看法寫出,以拋磚引玉,就教於高明。

三點說明


  (一)本文是一篇舊稿,寫於三年前(一九八五年一月)思文見報之翌日,但至今尚未發表過。因見思放先生,已將該文收入《談文字說古今》內,故從紙堆中撿出此稿投予《語林》以作爭鳴。
  (二)思放先生在《澳門教育》一九八七年第一二期發表的《〈漢字漫談〉讀後》,是與安子介先生商榷的第二篇文章,但仍然是犯了前文的毛病。因性質相同,故不另文評說。
  (三)安子介先生的《劈文切字集》,月前已自行出版。書中談及了他解說漢字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方法,正好印證了筆者舊稿的論點。
  例如,他在該書第八十頁中說:“我也確實收集了二、三十捆參考書。開始不久後,就放棄了想讀遍這批書的念頭,認爲如果要寫好這部書(筆者按:指《解開漢字之謎》),不要讓自己思想給別人想法污染了。”由此可知,安先生的析字法是不囿舊說,另闢蹊徑的。
  在該書八十三頁中,他更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不能再拘泥於《說文解字》的‘六書’之說,可以從深印在‘漢人’腦中二千年的《說文解字》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用‘觀念化’、‘哲學化’的眼光去看‘漢字’。”
  安先生在這裏所說“觀念化”和“哲學化”,正是他解說漢字的獨特方式,這種方式要借助想像和推理。他在三十一頁中披露了這種思考的過程:“遇到歷史沒有解釋過的字,我有時爲了一個字會想上兩三天,最後得到解答。”
  對於安子介這種獨特的析字法,我們完全可以探討甚至商榷,但應該是從整體方面去着眼,而不應像思放先生那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