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能否拼音化?

　　一九二三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第七期，發表了《漢字革命》，他指出漢字難識、難記、難寫，不利於教育的普及，文學的充分發展和科學知識的傳播，主張廢除方塊漢字，“將國語改用羅馬字母式之拼音”，認爲“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
　　漢字有優點，也有缺點，在主張漢字革命的人心目中，漢字的缺點是非常嚴重的，有少數人甚至認爲中華民族之所以落後，教育不普及、科學不發達，方塊漢字好像就是萬惡之源，絕不能辭其咎，只有廢除漢字，走上世界上文字拼音化的共同道路，教育就能普及，科學就能發展，一切就萬事大吉。經過百多年的研究探索，特別是最近十多年認眞的討論，很多人都清醒地認識到，漢字拼音化的問題並非如此簡單，越南廢除了漢字“字喃”，採用了拼音文字，經濟也沒有騰飛，它的科學、文化、教育發展得如何，這是有目共睹的。
　　認爲漢字落後，這是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中國一些志士仁人，在尋求救亡圖存之道時，有意無意地以西方作爲衡量一切事物的坐標所得出來的錯誤結論。“西方是先進的，東方是落後的”，這是一些人判斷客觀事物的準則。在這準則的影響下，他們同意了文字的發展是按照表形——表意——表音的道路前進的；或者同意了世界上的語言可分爲孤立語、黏着語、屈折語三個發展階段。無論按照哪一個理論，漢語都處於不成熟的發展狀態，或者是離所謂最發達的表音階段還有一段距離，或者是處於所謂最落後的孤立語的階段。將這種以歐洲爲模式的語言發展階段論，硬套在具有自己獨特發展模式的漢字的頭上，實在非常不恰當。每一個民族的文字，都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變化發展，而各具特色，並且適應着各自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需要，自有它的優缺點。不應該用唯一的模式去判定它們，誰屬先進，誰屬落後。
　　漢字的發展，有它自己獨特的道路，漢字大概產生於夏代，相當於新石器時期。現存的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時代的遺物，在出土的十萬多片甲骨中，大約有四千五百個單字，現在可以認識其中的一千多字，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於甲骨文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因此古文字學家相信，漢字的產生應在殷商之前。近年出土文物中，夏代的陶器已有個別的原始文字出現，由此推定，漢字應有四、五千年的歷史。
　　漢字是音節文字，一個漢字代表語言裏的一個音節，基本上一個漢字就是一個詞。形、音、義在漢字中是緊密結合的。在甲骨文中，象形字和會意字佔的比重相當大，形聲字僅佔百分之二十。東漢時的《說文解字》中，形聲字的比重已上升至百分之八十二。這以後，形聲字一直在發展，到現在已佔百分之九十以上。漢字裏的形聲字以聲符、形符（義符）的方式構造而成，比舊有的象形、指事、會意的造字方式優越得多。漢字不走上拼音文字道路而走上意音文字的道路，這正是形聲字的優越地位形成的，也是形聲字的優越性所促成的。
　　袁曉園說：“世界上唯有漢字有字理。”稍有文化修養的人，面對一個形聲字，他就可以測出其中大致蘊含的意義。水旁（氵）的字，大致與水有關。木旁的字，大致與樹木有關。足旁的字多與行動有關，總不致風馬牛不相及。
　　有人認爲，現在的形聲字，形不像形，聲不像聲。其實情況並不至於那麼嚴重。有人統計，一九五二年我國教育部公佈的二千個常用字中，形旁近一半有效，聲旁五分之一有效。還有人對一九七一年版的《新華字典》中形聲字的聲旁的表音功能進行統計，發現其中百分之三十九能夠表音或近似表音。還應該指出，有些聲旁儘管表音混亂，但還是有規律可尋的。例如：“硅、珪、桂、閨、邽、鮭”都讀（guī）；“哇、洼、窪、蛙”都讀wā，“卦、掛、詿”都讀guà漢字也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難認。漢字是方塊字，它所佔的空間小而信息量大。所以，有人說它像集裝箱，更有人說它像集成電路。日本有關部門在建設高速公路時做過實驗，結果表明：漢字的認知速度比日本的假名要快十倍，比拉丁文字要快二十倍。
　　漢語普通話有韻母三十九個、聲母二十一個，理論上可組成八百多個音節。由於配合規律的限制，普通話實際上只有四百一十八個音節，加上四個聲調的配合，可以組成一千三百三十二個音節。《現代漢語詞典》正是列出了這些音節。以這樣有限的音節表達世界上最發達、最豐富的漢語詞匯，必然出現大量的同音詞。據四萬五千二百條漢語詞目統計，同音詞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六。有專家認爲，大量的同音詞正是漢字實行拼音化的最大障礙。
　　趙元任先生曾經寫了一篇《施氏食獅史》的短文，看起來好懂，讀起來就使人如墮五里霧中，越聽越糊塗，不知道它說的是甚麼。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獅遺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十獅，恃矢勢，使是＋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遺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實十石獅屍。”（《施氏食獅史》）
　　上述短文，如果用拼音文字寫成，就會變成滿篇都是shi 的拼音文字，不過只是聲調的不同而已。面對通篇shi，我看任何人也不會看懂。
　　當然《施氏食獅史》是趙元任先生有意爲難拼音化主張者的傑作，現實生活中不會出現那麼極端的現象。不過，漢語的同音詞非常多，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例如：他是zhongjian力量（是“中間”力量，還是“中堅”力量？）；他喜愛yueju（究竟喜愛“粵劇”還是“越劇”？）；他的shili减弱（是“勢力”還是“視力”？）；jianku的生活可以鍛鍊人（是“堅苦”還是“艱苦”？）；不要放棄自己的quanli（是“權利”還是“權力”？）；qieji飯後服藥（是“切記”還是“切忌”？）等等。
　　有人認爲上述的例子，可以通過上文下理去掌握、去辨別。但是太多的同音字，這實在是漢字實行拼音化的難以逾越的關卡。在一九八一年版的《新華字典》中，“jī”這個音節有三十七個字，“jí”有二十八個字，“jǐ”有十一字，“jì”有三十三字。“yī”這個音節有同音字多達六十個。同音字一多，如果以拼音文字表現，歧義現象就很難克服。例如“母雞”、“母機”，一看就知所區別，如果以漢語拼音寫出來，都是mǔjī，你看怎能分别？
　　語言學家黃典誠說：“應該承認漢字的學習比漢語的拼音難，但辨認起來，漢字要比漢語拼音容易。”商承祚說得好：“每個漢字都有形、音、義，好認好記，有的字含義深刻，光靠一個讀音是反映不了的。”看來，漢字拼音化並不像錢玄同所說的那樣“是絕對可能的”，相反地卻是難以實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