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的港澳詩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零五）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時期著名的活動家，他生活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不斷高漲的年代，“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①，以詩歌記錄了中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過程。他的詩歌繼承了我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選取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重大政治題材，熔鑄爲歷史性的詩篇。因此，黃遵憲的詩歌被稱爲“史詩”。它們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時代脈搏，也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黃遵憲的詩集《人境廬詩草》中，有部分關於香港和澳門的詩歌。透過這些詩歌，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那顆愛國心的強烈搏動，也可以探索黃遵憲早期“新派詩”的特點。
一
一八七零年秋，黃遵憲到廣州參加鄉試，歸途經香港。他目睹等待運返內地的鴉片，觸動了愛國情思，寫下《香港感懷》十首，揭露英國侵華的野心和罪惡，強烈譴責清政府割讓香港的賣國行徑。
黃遵憲到香港時，距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已近三一十載。當時香港商業活動興旺，城市建設初具規模。市面的繁榮給首次踏足香港的黃遵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從不同的角度寫下了對香港的觀感。
彈指樓台現，飛來何處峰？
為誰刈藜藿，遍地生芙蓉。
方丈三神地，諸侯百里封。
居然成重鎮，高壘矗狼烽。
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
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
民氣多羶行，夷言學鳥音。
黃標千萬積，翻訝屋沉沉。
便積金如斗，能從聚窟消。
蠻雲迷寶髻，脂夜蕩花妖。
龍女爭盤鏡，鮫人鬥績綃。
珠簾春十里，難遣可憐宵。
詩人驚訝短短的二三十年間，小小的海島已發展成鬧市，中環一帶樓房高矗，鱗次櫛比。但是黃遵憲以敏銳的目光，看出繁華表象背後貧富懸殊的畸態。香港都市化後，一方面是少數人錢多財雄，可以“黃標千萬積”，擁有高樓大廈；另一方面由於“尺土過千金”，普羅大衆居住條件甚差。黃遵憲還看到構成市面繁榮的，除茶樓酒館外，更有衆多舞廳妓寨等銷金窟。詩人化用唐杜牧“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詩句，形象地描繪出當年香港“黃業”之盛。
西方文化之風也吹進了香港。黃遵憲筆下就記錄了當時令內地百姓感到新奇的事與物。除前引詩中提到香港居民受西方習俗影響學習英語（“民氣多羶行，夷言學鳥音”）外，還寫到碧眼虬髯的港督、高聳雄峙的教堂、斑斕奇異的服飾，以及展品豐富的博物館、設有氫氣球的遊戲場等。可以說，《香港感懷》十首多角度地記錄了百多年前香港的市貌和民生，爲後人研究香港歷史提供了饒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香港被割讓，全因鴉片肇禍。英人霸佔香港後更肆無忌憚地進行鴉片買賣，把香港作爲鴉片轉運站。進口鴉片越來越多，竟至“遍地出芙蓉”。黃遵憲在港見到堆積待運內地的鴉片，覺察到香港已成英國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心中充滿了悲憤。
豈欲珠崖棄，其如城下盟。
帆檣通萬國，壁壘逼三城。
虎穴人雄據，鴻溝界未明。
傅聞哀痛詔，猶灑淚縱橫。
珠崖乃漢代在今海南所設郡名。《漢書·賈捐之傳》云：“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乃從之，……珠崖由是遂罷。”黃遵憲以“棄珠崖”指清政府被迫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詩中所言之“哀痛詔”，作者自注一云：“宣廟遺詔，深以棄香港爲恥。”宣廟，即宣宗成皇帝道光。王先謙《東華錄》載：宣宗成皇帝遺詔曰：“迨後東南瀕海之區，因貿易而啓紛爭。朕惟古之君子，愛人爲大，何忍無辜赤子，慘罹鋒鏑，是用捐小忿，成大信，綏疆柔遠。於今十載，卒使毒焰日消，民夷各安生理。此朕孳孳愛民之隱哀，至今日而庶堪共諒者也。”此詔內容純是欺心的謊言。錢仲聯先生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一針見血指出：“旻寧遺詔以愛民爲言，實質掩飾其無恥之投降耳。”即以“遺詔”的句子看，亦全是評功擺好、往自己臉上貼金，絲毫沒有哀痛、自責的意思。黃遵憲清醒地指出，香港被割讓後，絕非“毒母焰日消，民夷各安生理”。相反，在英國侵略者的精心策劃下，“壁壘逼三城”，香港正成爲威脅廣州、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橋頭堡。難怪詩人難忍國土分離、“猶灑淚縱橫”了。
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時。
六州誰鑄錯？一慟失燕脂。
鑿空蠶叢闢，噓雲蜃氣奇。
山頭風獵獵，猶自誤龍旗。鑄錯，即造成重大錯誤。《資治通鑒·唐昭宣帝天祐三一年》：“羅紹威雖去其逼，然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鐵，不能爲此錯也。””詩人以“六州鑄錯”的典故，沉痛指責清政府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是個大錯誤。並以“燕脂”借指香港，表達其“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傷痛。“鑿空蠶叢闢，噓雲蜃氣奇”，香港在二三十年間的繁榮，是中國人辛勤開闢的結果。可是在風中飄揚的，已不是清政府的黃龍旗了。此情此景，怎不令詩人感到屈辱與不平!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黃遵憲三一十歲，被任命爲駐日使館參贊，隨何如璋出使日本，開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黃遵憲在日五年，爲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思想亦轉向資產階級維新派。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奉命調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八月十二日，黃遵憲乞假啓程返國，九月回到廣州。途經香港時，作《到香港》詩：
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
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從一八七零年首次踏足香港，到此次重遊，十五年過去了，香港的市容肯定已發生變化，商貿亦更趨繁榮。但這一切都不再引起黃遵憲的興趣，他心中念念不忘香港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他的心目中，香港的水仍是堯時的水，香港的日仍是夏時之日，此地的文物禮教無不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傳統。登樓四望，山河景物如舊，百姓風習依然，但主權已歸他人，再看不到清朝的黃龍旗迎風飄揚了。詩人暗用王粲《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句，表達了對國土淪喪的深沉慨嘆。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零）正月，薛福成由上海放洋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十四日船抵香港。黃遵憲以參贊二品頂戴分省補用道成爲隨員，從家鄉嘉應趕來會合，於正月十六日在香港登船。他作有《自香港登舟感懷》詩：
又指天河問析津，東西南北轉蓬身。
行行遂越三萬里，碌碌仍隨十九人。
久客暫歸增別苦，同舟雖敵亦情親。
龍旗獵獵張旃去，徒倚欄杆獨愴神。
黃遵憲三十歲開始當外交官，長期離鄉別井。他在詩中回顧了外交官生涯的奔波勞碌，抒發離別家人的感慨和痛苦，但更多的是流露出對祖國命運的關切。“同舟雖敵亦情親”，典出《孫子》：“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所有具愛國心的人都痛恨和指責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痛苦反思和艱辛探索後，確認“中國必變從西法”，必須“師四夷”，向西方學習，這種矛盾尖銳地擺在每個中國人的面前。作者憎恨列強野蠻侵佔我大好河山，但此刻卻與洋人同乘一輪，旅途中彼此應同舟共濟、融洽相處，此事令黃遵憲頗有感觸。對待敵國之人那種“又敵又親”的複雜感情，在黃遵憲心中翻湧。它代表着向西方尋求救國御侮眞理的愛國志士的共同心情，極具普遍意義。黃遵憲先後在幾首香港詩中都寫到“黃龍旗”，並非出於對旗子本身的偏愛，而是把它作爲國家主權的象徵。在自己的國土上不見國旗，卻飄揚着侵略者的旗幟，這情景怎不令愛國的詩人深受刺激、悲憤塡膺?這情景也促使詩人更執着地尋求拯救國家民族的道路。
二
黃遵憲雖未曾親到澳門，但對於比香港更早被外人侵佔的“濠鏡地”，同樣深懷關注熱愛之情，並在詩歌中表達出來。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秋，黃遵憲旅居天津。他回顧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以及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外國勢力得以不斷深入中國。撫今追昔，百感交集，寫了《和鍾西耘庶常德祥津門感懷詩》八首。其中第三首專寫澳門。詩云：
狼
遺種等高車，萬族相從到尾閭。
魑魅入林逢不若，蛤蟆吞月鑑方諸。
昔聞靺鞨歌西樂，今見佉盧制左書。
始受一廛濠镜地，有明師早漏多魚。
狼，乃古代南方民族名；高車，是古匈奴的分支，唐時稱回紇，俗多乘高輪車，故元魏時又稱高車部。尾閭是古代傳說海水歸流之處。《莊子·秋水》篇云：“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首聯兩句大意是中華各族不分南北，本統一於中國。魑魅，是古代傳說中山澤裡害人的鬼怪。蛤蟆，古代傳說中吞月的蟾蜍。詩中把魑魅與蛤蟆比作外國侵略者。鑑，古代於月下承露取水的鏡子。鄭玄注日：“鑑，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頷聯兩句是說外國的入侵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禍害，應以此爲鑑戒。頸聯所說的靺鞨，是古代種族名。西樂，是西戎樂曲名。佉盧，是古印度的一種文字，由左至右橫行書寫。此二句指出過去各民族和睦相處，一片昇平景象，現在外國勢力已在中國橫行。尾聯直接寫及澳門。一廛，是一夫所居之地，比喻很小的地方。師漏，典出《左傳·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這是說明朝官吏接受賄賂，讓葡萄牙殖民者逐漸霸佔澳門，爲爾後西方侵略者要我國割地、租借的張本。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葡人通過賄賂明朝官吏，取得在澳門停靠船隻的便利。一五五四年葡人以晾曬貢品爲理由獲准登陸，爾後便在南灣一帶運磚瓦木石爲室。一五五七年又私自擴展土地，修築城牆、炮台，自設官吏。鴉片戰爭後，在英國殖民者的支持下，逐步侵佔包括氹仔、路環在內的整個澳門地區。
黃遵憲回溯澳門被葡人侵佔的歷史，認爲這是近代國恥的開端。他痛感清王朝的衰落和祖國的危難，渴望有日國家興盛富強，洗雪恥辱。今天，祖國已日益強盛，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爲了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指導下，中國政府已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澳門亦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歸祖國懷抱。億萬炎黃子孫莫不歡欣鼓舞，黃遵憲在泉下有知，定當含笑。
三
黃遵憲在世時，他的詩歌就已獲得極高的評價。梁啓超曾推黃遵憲、夏曾佑、蔣智由爲”近世詩界三傑”。三人中以黃詩的成就最高，故狄葆賢更推許黃遵憲爲“詩界三傑之冠”。
黃遵憲早年便有“別創詩界”的願望，並爲此在實踐中努力奮鬥。“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酬曾重伯編修》）雖然黃遵憲遲至一八九七年才正式張起“新派詩”的旗幟，但事實上，他早在夏曾佑、譚嗣同、梁啓超三人倡作“新詩”之前，已嘗試創作了一些“不失乎爲我之詩”。他的詩歌理論對後來的“詩界革命”也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這是黃遵憲創作“新派詩”的綱領。其要旨就是要求詩歌眞實地描寫時代風雲和生活現實，要求詩人具有眞實的感情和獨特的審美感受。拿黃遵憲的“新派詩”與夏曾佑等人的“新詩”作比較，可以看出“新詩”創新膽量更大，運用新名詞更多，結果因其粗疏艱澀，難以廣傳。“新派詩”中新語句較少，且保留了較多的傳統舊風格，因而較“新詩”更貼近現實，更易被接受。黃詩得以廣泛流傳，以至出現“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強欲趨時者，皆好公度”的情況。②梁啓超指出，黃遵憲的詩“新語句尚少，蓋由新語句與舊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③這番話說明了“新派詩”的特點，同時解釋了產生這種特點的原因，是相當準確的。
傳統的律、絕、古等詩歌形式，是長期流傳並取得理解的。“新詩”和“新派詩”的創作都沒有觸及形式的變革。客觀看，是由於變革傳統詩歌形式的條件當時尚未成熟；主觀看，“新詩”與“新派詩”的作者們其實也並不想完全改變詩壇的現狀。於是，他們衹在傳統詩歌形式的包裝下，努力創造一些新名詞，以表現新內容和新事物。即使後來梁啓超在總結了“新詩”和“新派詩”創作的經驗與教訓後提出“詩界革命”口號時，也仍主張“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④
梁啓超所言之“風格”，主要是指“形式”。他推崇黃遵憲的“新派詩”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就是指黃遵憲的詩能在傳統詩歌的形式中，和諧地灌注了全新的內容和意趣。對此，王瑤先生評價說：“在未有徹底打破舊詩形式以前，要使詩能夠容納一定的民主主義的內容，而又不至破壞詩的表現力量，使詩仍能夠發生藝術的作用。這就是新派詩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成就。”⑤“新意境”和“舊風格”其實是有矛盾的，黃遵憲的“新派詩”之所以受到推許，顯然是由於它較夏曾佑的“新詩”在處理這對矛盾時拿捏較準的緣故。當然，黃遵憲並不滿足於此，他晚年曾提倡創作“新體詩”（雜歌謠一，目的就是希望解決詩歌革新中內容與形式這一矛盾。
“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是黃遵憲“新派詩”的特點。作於甲午之前的港澳詩，這種“舊瓶裝新酒”的特點就更爲明顯。
首先表現在詩歌的內容方面。香港被英人侵佔後，社會風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內地初到香港的人，對那裡洋人的外貌服飾、宗教禮儀、生活習俗、語言文字乃至歐陸風格的建築物等，無不感到新奇。黃遵憲亦如此。於是，他的《香港感懷》詩裡出現了傳統詩歌中從未有過的新題材。他寫了碧眼虬髯的港督，寫了巍峨聳峙的基督教堂，寫了鐫有英女皇頭像的硬幣，寫了怪異難懂的洋語洋文，寫了妓女奇巧的髮式，寫了璀璨絢爛的燈光，寫了收藏珍貴文物的博物館，寫了設有氫氣球的遊樂場。這一切，都讓從未踏足香港的國人感到新鮮有趣。黃遵憲的《香港感懷》十首並無出現他出使後所作的“新派詩”中“地球、赤道、美利堅、歐羅巴”等新名詞，但所述內容無疑已拓闊了傳統詩歌的境界，令讀者耳目一新。
尤其難得的是，黃遵憲巧妙地運用傳統的語言和手法去表現這些新事物，從而使詩歌的“新意境”和“舊風格”得到和諧統一，較夏、譚、梁諸人的“新詩”具更強的親和力，容易被讀者接受。例如，他以“酋長”指港督；以武則天的封號“金輪”指英國維多利亞女皇；以“寶塔”借指基督教堂；以“街彈”指警察；以“蜃氣”喻香港的繁華等等。詩中的“酋長”、“金輪”、“寶塔”、“街彈”、“蜃氣”等，都是傳統詩歌中常見的詞語，衹是在黃遵憲筆下，已賦予新的含義。“別創詩界”是一個目標，如何達至這一目標是需要因應當時的條件採取一定的策略的。要脫離幾千年的傳統，總不能一蹴而就。當時人們尚普遍認爲：“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詩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爲愈有味也。”⑥在這種背景下，黃遵憲“重風格”、“勉避”隨意選用新名詞，表明他在改革傳統詩歌、創造新詩境方面，比夏、譚、梁幾位穩重得多。
用典多也是黃遵憲早期“新派詩”的特點。儘管黃遵憲早在一八六八年在《雜感》詩中提出了“我手寫吾口”的口號，主張言文合一，可是他並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無疑，黃遵憲寫過不少富有民歌風味的作品，其詩歌中方言、口語和俗語亦屢見不鮮，但他早期的“新派詩”，卻以用典多見長。爲《人境廬詩草》作箋注的錢仲聯指出：“公度詩正以使事用典擅長，其以流俗語入詩者，殊不多見也。”⑦又說：“黃先生自序其詩，謂自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無不採取而假借之。故其詩奧衍精贍，幾可謂無一字無來歷。”⑧“幾可謂無一字無來歷”一語，道出黃遵憲早期“新派詩”的特點，也指出了“新派詩”與傳統詩歌的緊密黏連。
無疑，夏、譚、梁等人的“新詩”也是喜歡用典的。“新詩”的作者們甚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之語不用。”不過，他們的“經典”衹是佛、孔、耶三教之經，而且是生吞活剝地塞進詩中，其粗疏艱澀，自不待言。黃遵憲“新派詩”所用之典則出於傳統的“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是純正的“土產”，因而大大減弱保守人士的抗拒情緒。而且，黃遵憲在選取經典入詩時，也較夏曾佑等人小心得多。他衹把那些“事名、物名切於今者”寫進詩中，以便用這些典故借指當時的人事。若單從形式及用典看，“新派詩”與傳統詩歌無異。但就在這種“舊風格”的包裝下，灌注了新的內容和新的意趣，眞正做到“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這大概是梁啓超極力推崇黃遵憲的“新派詩”，並將其推許爲“詩界革命”理想目標的主要緣故吧。
黃遵憲的港澳詩在爲舊典輸入新意方面確實相當出色。如以浙江靈隱寺前飛來峰“不知何處飛來”之典，借指香港高樓聳立，似從外國飛來；以漢代“棄珠崖”之典，借指割香港給英國侵略者之事；以六州鑄錯的典故，指責清政府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以“黃龍府”及“天馬”之典，借指西方的船艦從西洋到香港，再北上至上海、天津等地。寫及澳們的一首用典更多，“幾可謂無一字無來歷”。此前已述及，不贅。
黃遵憲活用傳統的典故，其實也並非單純的借指。透過這些賦予新意的典故，讀者可感受到詩人隱藏於文字背後的情懷。《到香港》詩中用了漢代王粲登樓的典故。王粲登樓四望時，慨嘆“雖信美而非吾土”，他是嘆息此處不是故鄉，因而不足以少留，由此抒發個人對故鄉的懷念。黃遵憲反其意而用之。“登樓四望眞吾土”，先直言這裡是中國的國土，然後緊接一句“不見黃龍上大旗”，抒發了愛國志士對國土淪喪的深沉慨嘆。“非吾土”與“眞吾土”，雖衹一字之別，兩者的意蘊高下立見，兩位作者的胸襟亦不可同日而語。
有論者從文化視角檢視黃遵憲在《香港感懷》十首中使用典故的深層意義，認爲“全詩多以傳統上漢族對待少數民族的用語比況英國對中國的態度，給人一種睥睨又無可奈何的感覺。像“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寫輪船西來北上，用典卻是岳飛抗金，武帝通西域，造成一種文化視角的錯亂，中耶?夷耶?夷化爲中?中化爲夷?卻發人深省。相信不是作者用典的隨意，而是落伍的近代中國文明在作者心裡的投射。”⑨黃遵憲並非淺薄輕狂的人，細讀《香港感懷》詩，我們確實“相信不是作者用典的隨意”，但也不認爲這是“落伍的近代中國文明在作者心裡的投射”，它們恰是黃遵憲創作“新派詩”時爲舊經典灌注了新意趣的明證。歷史地看，梁啓超“詩界革命”的理想，不過是保留舊詩的形式風格，表現一些維新思想。黃遵憲的“新派詩”基本上仍是舊詩體系之內的一種改良，距眞正的“革命”頗遠。須知，依靠引進西洋名物和科學詞彙去變革詩歌，必會破壞詩歌的美感。黃遵憲從古典中小心選擇那些“切於今者”的事名、物名，賦予新意然後放入詩中，盡量保留傳統詩歌的審美意象，無疑走出了一條與“新詩”有別的路子。
黃遵憲經歷過十多年外交官生涯，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異國的風土民情、自然景色，都大大地拓寬了詩人的視野，他的“新派詩”由此“異境日闢”，成爲“詩界革命”的典範，黃遵憲也被推崇爲“詩界革命”的旗幟和實績的代表者。他的幾首港澳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情懷，還鮮明地顯示出初期的“新派詩”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特點，是後人研究黃遵憲的詩歌，乃至研究整個“詩界革命”不可缺少的材料。
註釋：
①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
②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二十三頁。
③梁啟超：《夏威夷遊記》。
④梁啟超：《飲冰室詩話》。
⑤王瑶：《談晚淸新派詩》，載《光明日報》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⑥高旭：《愿無盡盧詩話》，載《南社》第一集。
⑦錢仲聨：《夢苕盦詩話》。
⑧錢仲聨：《人境盧詩草箋注·發凡》。
⑨李暢友、劉漢光：《港澳詩選注》，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一版第四十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