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說創作理論起點新探
清代末期，是中國社會急遽動蕩變革的時期，也是文藝思想大轉折的時期。在這時期中，我國的小說理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它促進了當時小說創作的繁榮，也爲現代小說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因此，對近代小說理論的研究是整個近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學者爲此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在哪裡?似乎論者寥寥，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本文試就這一問題作簡略的探討，以期對近代小說理論的發韌有較符合實際的認識。
一
人們在探討近代小說理論的發端時，往往把目光投向當時刊出的兩篇文字。一是蠡勺居士的《昕夕閒談小叙》，一是夏曾佑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
我認爲把這兩篇文章視作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是不準確的。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另有所在，那就是由英國儒士傅蘭雅在《萬國公報》上刊登的《求著時新小說啓》。這則啓事不長，兹錄如下：
求著時新小説啟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遠，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兹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勸人心，亦當刊行問世。並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為恆業。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發給收條。出案發洋，亦在斯處。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
這則啓事刊登在《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卷，光緒二十一年二八九五年一五月號上。《萬國公報》是由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中文月刊，在上海發行。它由創刊於一八六六年的《教會新報》演變而來。《教會新報》在一八七二年改名爲《教會新聞》，再於一八七四年改名《萬國公報》，並由周刊改爲月刊，由林樂知主持。《萬國公報》發行九年後曾一度停刊，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復刊，成爲廣學會的機關報。《萬國公報》的內容除教義的傳教活動外，亦有大量文字鼓吹中國改革，對清末維新派如王韜、鄭觀應、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都有很大的影響。①
傅蘭雅是英國人，咸豐十一年二八六一年一抵香港，任聖保羅書院教員，後應江南製造局之請，與華人合譯西書。他在華居住時間頗長，是教士中提倡科技教育最早人士。傅蘭雅醉心中國文化，被人稱爲“傅親中”。一八七六年，傅蘭雅以譯書及協助教學有功，爲清廷賞給三品頂戴以資褒獎。一八九六年還一度被加州大學特開的東方語文講座邀請擔任教授，可見其漢學造詣之深。
我以《求著時新小說啓》（以下簡稱《啓事》）作爲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乃因這則啓事是包容了近代小說理論主要命意的最早一篇。
眾所周知，近代小說理論最有價值的核心，首先在於它把小說從“稗官野史”提高到爲社會改革服務的地位，把小說與政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強調小說的教化作用，要求小說家把小說作爲開民智、新風尚的武器。
《啓事》開宗明義肯定：小說能“感動人心，變易風俗”。並且指出，作爲一種文學形式，小說最易爲民眾接受，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果；認爲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爲之一變。”這種觀點是古代小說理論家們從來沒有提出過的。
我國古代文人受周秦兩漢以來視小說爲小道的觀念所影響，認爲小說悖離經史，不能登大雅之堂。明末清初的李贄、馮夢龍、金聖嘆等人曾對此發起過衝擊，透過對小說的跋序題辭、評點批注，嘗試扭轉傳統對小說的鄙視態度而提高其價值，並指出小說的通俗教化功能。可惜他們的努力未能竟功。由於他們把小說擺在與經史相似的位置上去爭取小說的社會地位，結果對小說的社會作用的認識，也衹能停留在“以文爲戲”，即強調小說賞心悅目的娛樂作用的地步。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小說理論努力粉碎盤踞在人們頭腦中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把小說擺在社會改革的武器的地位上來強調小說的作用，強調小說可以新道德、可以新風尚。《啓事》認爲小說流傳，社會“氣習不難爲之一變”，並號召“欲願本國典盛者”以小說爲武器，揭露和祛除時弊，以喚醒民眾，使國家富強。表明了《啓事》已把小說從單純的“怡情之品”中解放出來，具有明顯的近代色彩。
近代小說理論有別於古代小說理論，還表現在小說題材的反帝反封建性。中國古代小說，與西歐及日本小說不同，歷來不敢直接反映社會現實，多是通過寫誌怪、寓言、講史、公案、神魔等方法，迂迴曲折地反映社會。近代小說理論家們則號召小說家從不同側面直接反映中國近代社會時代特點和社會矛盾。進步的作家在他們創作的小說中，或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官場的腐敗，或抨擊科舉、八股的荼毒，或反對迷信及纏足等封建惡習。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成爲這一時代小說的基本主題。我們也發現一個事實：近代小說創作並未能與時代同步。近代的頭六十年，並沒有出現過反帝、反封建的小說，明顯地落後於詩歌和散文的創作。直到《啓事》刊出，才一針見血地指出“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它號召作者“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穿爲部”，即以小說爲武器，揭露此三者之大害，並提出祛除各弊的方法，吹響了小說界反帝、反封建的號角。從鴉片戰爭到《啓事》刊登，已過去了半個世紀，可是帝國主義用以攫奪我財富，荼毒我國民的鴉片，始終未能禁絕，束縛和奴化文人思想的八股仍有不小的市場，摧殘婦女的纏足陋習尚盛行不衰。《啓事》敏銳地抓住了最具時代病徵的“三弊”，大張撻伐，因而帶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與近代後期的小說理論家所提倡的“宜選擇事實之於國事有關者而譯之著之”②，以及“今者中國之國家社會間，所謂黑暗慘淡之事何限，使得若干小說家以寫之，其於中國前途改革之功，豈有旣乎”③的號召可謂不謀而合。
強調小說的群眾性特徵與普及性職能，是近代小說理論的又一重要特點。近代小說理論家既然強調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就必然重視小說的普及問題。他們明確地指出下層的大多數國民是小說的對象，如天僇生所言：“夫欲救亡圖存，非僅恃二一才士所能爲也，必使愛國思想，普及於最大多數之國民而後可。求其能普及而收效者，莫小說若。”④《啓事》在求著時新小說時，強調所著小說的“辭句以淺明爲要，語意以趣雅爲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在那個時代，它當然不會也不可能提出小說爲群眾服務的口號，但確已意識到群眾是小說的對象了。
對於小說創作方法的認識，近代小說理論也比古代小說理論跨進了一大步。除着眼於語言的通俗之外，還強調小說取材要能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啓事》所云“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就是要求小說家從社會現實中，取其尋常可見之事，而且立意不尚希奇，衹求群眾能解。雖然這段話不如後來的小說理論家說得那麼直接和明確，卻與之暗合無疑。後來的楚卿曾說：“小說者，專取目前人人共解之理，人人習聞之事，而挑剔之，指點之者也。”⑤蛻庵亦曾指出：“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⑥當我們讀到這兩段話時，就不能不讚嘆《啓事》作者的卓識先見。
《啓事》刊出之後，得到熱烈的響應。在規定期限內，共收到一百六十二篇作品。傅蘭雅在一八九六年一光緒二十二年）二月號的《萬國公報》上刊登《出案》啓事，對小說創作再度提出意見，可視爲《啓事》所論的補充。《出案》啓事摘抄如下：
時新小說出案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小陽春中旬格致彙編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
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說，以鴉片、時文、纏足三弊為主，立案演說，穿插成編，仿諸章回小說，前後連貫，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可觀感而化。故用意務求趣雅，出語亦期顯明，述事須近情理，描摹要臻懇至當。蒙遠近諸君揣摹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卷披閱，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煙弊太重，說文弊過輕；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或語出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辭尚淫巧，事涉狎穢，動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辭小說之故套，殊違勸人為善之體例，何可以經婦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辭滿篇里句，道情者雖足感人，然非小說體格，故以違式論。又有通篇長論，調譜文藝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館所求，仍以違式論。然既蒙諸君俯允所請，惠我嘉章，足見盛情，有輔勸善之至意，若過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選體格頗精雅者七卷，仍照前議，酬以潤資。……
綜上所述，可證《啓事》在強調小說的社會功能、題材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以及小說的對象和創作方法等方面，已包含了近代小說理論的主要內涵，具有與古代小說理論明顯不同的特色。它是一則啓事，也是一篇小說專論。和同時期眾多的探討小說理論的《小序》、《緣起》、《題辭》一樣，作爲理論文章的地位和價值是不應該懷疑的。
二
近代小說理論，如同其他時代的其他文學理論一樣，絕非橫空出世，它的產生必有其歷史承續的因素。我們不能設想得有一天關上“古代”之門，同時打開“近代”之門那樣截然。我們討論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也不過是要找出一篇具開創性的文字罷了。
試把《昕夕閒談小叙》和《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兩文，跟《啓事》作一比較，則《啓事》的“起點”地位就會更清楚了。
《昕夕閒談小叙》（下稱《小叙》）刊於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瀛寰瑣記》上，⑦作者爲海上蠡勺居士。此文是爲翻譯英國長篇小說《昕夕閒談》而作的小序。文章指出翻譯西方小說的目的在於“廣中土之見聞，記歐洲之風俗”。作者雖論及小說的社會作用，指出小說可以“啓發良心”、“懲創逸志”，可以讓讀者“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作者亦發出“誰謂小說爲小道”的質問。可是，《小叙》更多地因襲了傳統文學觀念，認爲小說“以怡神悅魄爲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於恬適之境者也。”明顯看出，《小叙》反映出來的“近代”意識極爲淡薄。它強調小說賞心悅目的娛樂作用，正是從唐代到明代的“以文爲戲”觀點的餘緒。雖其對近代小說理論有積極的啓發作用，但因帶着較深的封建思想和傳統文學觀的烙印，其性質仍是“古代”的，不宜作爲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
《小叙》刊出後，並未引起足夠的反響。爾後十多年，小說理論界仍然是一片沉寂，小說創作的情况亦沒有明顯的變化。究其原因，乃由於當時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還未形成浪潮，在政治上還未構成強大的社會影響。故此，蠡勺居士雖試圖強調小說的社會作用，但也未能把小說提高到作爲推動社會變革的武器的地位，他那“誰謂小說爲小道”的質問，聲音也顯得如此微弱，難有回響了。
直至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激發高潮，小說被“發掘”出來作爲政治鬥爭的武器，肩負起前所未有的歷史重擔。有了這個歷史因素和社會基礎，《啓事》刊出，就能引起熱烈的反應，打破了近代頭數十年小說界的沉寂。上引《出案》所述就是明證。《啓事》也引發了近代小說理論的勃興。我們把近代小說理論發展過程中，幾篇重要的文獻排排隊，也可以看出《啓事》確實處在發韌的地位：
《啟事》（一八九五）——《變法通議·論幼學第五·説部書》（一八九六）——《蒙學報·演義報合叙》（一八九七）——《國聞報附印説部緣起》（一八九七年）——《譯印政治小説序》（一八九八年）——《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一九零二，文中提出“小説界革命”之口號）——《小説原理》（一九零三）——《小説叢話》（一九零三——一九零四，《新小説》之專欄，由多人執筆）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啓事》開始，近代小說理論界出現了蔚爲壯觀的繁榮景象。“一花引來百花開”。《啓事》的發端地位是《小叙》不能替代的。
至於《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下稱《緣起》），我認爲更不應視爲發韌文章。此文發表於一八九七年，較《啓事》遲了兩年。《緣起》接受和發展了《啓事》的觀點，以洋洋萬言的篇幅，從小說的文學地位和社會作用，小說的形象性、趣味性、小說藝術創作的虛構及典型等方面進行論述，顯然比《啓事》全面和成熟得多。《緣起》強調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乎出於經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所持”。又提出小說“易傳”的五項標準：一、書中所用之語言文字，必爲此種人所行用，則其書易傳。二、其書之所陳，與口說之語言相近者，則其書易傳。三、繁法之語言易傳。四、言日習之事者易傳。五、書之言虛事者易傳。《緣起》所論，比《啓事》更爲全面、詳細和深入。尤其是關於“言虛事”的論述，實際上已觸及小說藝術創作中“虛構”的問題，是《啓事》所欠缺的。《緣起》“代表了時代最先進的文學觀”⑧，是我國近代小說理論開始走向成熟的標誌。即如我們不會把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看作初生嬰兒一樣，把《緣起》看作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也是不適當的。
三
我們還可以從近代小說發展的實際情况，來驗證《啓事》的“起點”地位。
歷史表明，“中國近代小說理論具有先導性的特點，小說理論倡導在前，而後有小說創作的繁榮。”⑨中國近代社會的頭六十年，小說創作的數量極少。從一八四一年至一九零零年，衹出版了一百三十三部，而且大都是公案、俠義、狹邪小說。近代小說的繁榮，是在庚子之後。從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創作出版了五百二十九部小說。⑩撇開造成小說繁榮的其他因素（如政治腐敗、西方文化影響、印刷術發達、稿酬制度建立等）不談，單就近代小說發展的內因，即小說理論的勃興引導小說創作的繁榮而論，若以《小叙》或《緣起》作爲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都會出現頗大的時差。
甲午戰爭不單是清代政治外交的歷史轉變點，也是思想界（包括文學思想一的轉捩點。梁啓超承認：“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11)資產階級維新派把小說作爲改良社會的武器，自覺地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甲午之役也肯定是一個轉捩點。
侯忠義先生把中國近代小説的發展分成三個時期：封建派小説時期（一八四零——一八九四）；改良派小説時期（一八九四——一九一一）；頽廢派時期（一九一九——一九一九）(12)。這種劃分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把刊於一八九五年，即甲午戰爭次年的《啓事》視爲近代小說理論起點是順理成章的事，也與歷史相符。可以說《啓事》作爲近代小說理論起點的地位。既非作者自詡，亦非旁人偏愛，而是歷史發展釀就的。
四 結論
一、《昕夕閒談小叙》雖試圖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反對視小說爲小道的觀念，但其主要觀點仍屬晚明小說觀的餘緒。因缺乏“思變”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發表後並未造成較大的影響。雖然它對近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惟其近代意識尚不明顯，以它作爲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會失諸過早。
二、《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誠如阿英先生所言，是近代小說理論發展史上較全面地“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字”(13)，這篇爲小說的創作和流傳開拓道路的“雄文”（梁啓超語），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它接受並發展了《啓事》的觀點，對“小說界革命”的主要命意討論得較全面，也較深入，是近代小說理論走向成熟的標誌，若以《緣起》作爲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會失諸太晚。
三、《求著時新小說啓》也包含了“小說界革命”的基本命意，具有鮮明的“近代”色彩但所論並不深入。它對小說創作的典型性、虛構與寫實、小說批評、小說源流等後期的小說理論家關心的問題，皆未涉獵。它既有鮮明的理論色彩又不可避免地出現理論偏頗，表現出任何理論在發韌期所具有的不全面性和不成熟性。
從出現時間、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基本命意、造成影響及其延續性來考察，把《啓事》作爲近代小說理論的起點，是最符合歷史眞實的了。
註釋：
①《萬國公報》之材料，據張玉法：《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
②天僇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③蔣智由：《月月小說題辭》。
④天僇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⑤楚卿：《論文學上小說之地位》。
⑥蛻庵：《小說叢話》。
⑦《昕夕閒談小叙》文末署壬甲（同治十年）臘月八日，當為公曆一八七三年月六日。
⑧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一六五頁。
⑨同⑧，第一一四七頁。
⑩所引數字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
(11)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改革緣起》。
(12)侯忠義：《略論近代小說的歷史分期及其特點》。
(13)阿英：《晚清小説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