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旅美華人歐榘甲的戲曲觀及其戀鄉情結

——讀無涯生《觀戲記》札記

陳永標*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歷史很快跨進二十世紀。一批愛國志士和文化同仁,仍然懷着憂國傷時的民族感情,或東渡扶桑,或客居美洲、東南亞等地。他們身在異邦,卻心繫祖國,繼續以其熾熱的愛國情懷,不畏艱辛,創辦各類報刊,譯述撰文,孜孜於文化宣傳工作,用以開通民智,重振革命雄風,擔當歷史賦予的重任。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啓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淸議報》後,一九零二年這位近代輿論界的“驕子”又相繼主辦了《新民叢報》、《新小說》雜誌,以其負載着時代的使命,適應了歷史潮流發展的需求,成爲二十世紀初海外華人向國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個重要陣地。如梁啓超自己所云:“自是啓超復專以宣傳爲業,爲《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竟喜讀之,淸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其時,提倡新民、新政、呼籲救國,“喚醒國魂”,大造革命輿論,振奮民族精神,成了進步文化人士的心聲和共識,也爲維新變法受挫之後,給國人帶來了曙光和希望,有力地推動着文學革命和中西文化匯通的進程。
  “本館同志,知其若此,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如果說淸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嚴復、夏曾佑在天津創辦《國聞報》,以其殆萬餘言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首先向國人傳遞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信息,被梁啓超稱之爲該報“初出時一篇雄文”的話,那麼,經歷了戊戌維新運動嚴酷洗禮的文化人,接受了西方文明和文藝思想的影響,更加認識到文學在使民開化、激發民情和振興民族精神中的意義和作用。他們繼續高舉文體革新的旗幟,尋求文學創新和發展的意向。
  一九零二年十一月,梁啓超《新小說》雜誌創刊和他的理論名作《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發表,率先在中國近代文壇吹響了“小說界革命”的號角,把戊戌變法期間倡導的文體革新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於二十世紀初匯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小說、戲劇革新浪潮,對新體小說、戲劇創作的興盛和發展,對文學中小說理論批評的深入硏究,都生產了巨大影響。環顧二十世紀初的頭幾年,除了梁啓超於《新小說》專闢“小說叢話”探討小說問題之外,其他如夏曾佑(別士)的《小說原理》、狄葆賢的《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金天羽(松岑)的《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王鍾麒的《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中國歷代小說史論》、《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讚》、陶曾佑的《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余之小說觀》,以及黃世仲昆仲的《小說之功用比報紙之影響爲更普及》、《小說向多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進步》、《小說發達足以增長人群學問之進步》、《小說與風俗之關係》等等,包括戲曲評論在內,論述小說戲曲的論文有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但是,學術界長期以來多注重對梁啓超等小說理論的論述,對戲曲理論的評述卻很少。其實,僅從一九零三年至於一九零五年短短三年間發表的戲劇論文,如無涯生的《觀戲記》、蔣觀云的《中國之演劇界》、三愛(陳獨秀)的《論戲曲》、王鍾麒的《劇場之敎育》、箸夫的《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戲本爲先》、失名的《告優》、陳佩忍的《論戲劇之有益》、健鶴的《改良戲劇之計劃》、淵實(廖仲凱)的《中國詩樂之遷變與戲曲發展之關係》,等等,就很値得稱道。在這衆多的戲曲評論中,以無涯生的《觀戲記》發表最早,是我國近代戲曲批評史上一篇重要的專論戲曲革新的文章,率先體現了旅外華人對祖國戲曲文化事業的關注和滿腔熱情。該文雖以“觀後感”形式撰寫,但從全文的內容和蘊含的深意看,作者全然從多維的藝術取向和嶄新的戲曲感受,去審視戲曲藝術審美社會功能和發展演變軌迹;文章高揚文學革新和民族精神的旗幟,深刻體現了海外文化人士對祖國文化事業發展的參與意識,以及爲建設新文化的除舊創新的歷史使命感。


  《觀戲記》作者“無涯生”係何人,其撰寫本文的動因何在?該文的意義和價値取向又如何?《觀戲記》一文,一九零三年最先發表在美國舊金山《文興日報》(華文報紙)上,原署名“無涯生”,後收進黃藻編輯的《黃帝魂》一書時已隱去作者署名,而以篇首“記者越太平洋而客美洲也”名之。此“客美洲”之“記者”,據近人馮自由《革命逸史》中《美洲革命黨報述略》等的記載和有關考證,乃知爲康有爲的名門弟子歐榘甲。
  文章篇首云:“記者生於廣東之惠州,面山而背海,伏處窮鄕,見聞淺陋。”歐榘甲(一八七零—一九一一),字雲樵,粵東惠州歸省(今惠陽市)人,早年師從康有爲,就讀於廣州長興學舍和萬木草堂。他聰敏好學,極富“文字之才”,是資產階級維新時期重要宣傳家之一。一八九七年曾任澳門《知新報》撰述,同年赴滬任《時務報》筆政。他關心時政,倡言變革。戊戌變法前夕相繼發表了《論中國變法自發明經學始》、《春秋公法自序》、《蒙學舉偶序》,以及《論大地各國變法皆由民起》等文,爲文政見迭出,議論激烈,影響於時。一八九八年歐受梁啓超之邀,與韓文舉、葉湘南一起,任長沙時務學堂敎習,宣傳維新變法主張。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協助梁啓超編《淸議報》,翌年以“無涯生”筆名在《淸議報》上連續發表《明義篇》(上、中、下)、《明義外篇》(一、二、三),以及《論中國當知自由之理》、《中國歷代革命說略》等論文,文章遣詞犀利,“議論豪放,極受時人所稱賞。”其思想傾向由最初的“非西后,救皇上”之論,漸趨於擁戴革命,倡言“自由”和“以革命爲之別天地”之說,情緒激進,引起康有爲不滿,一九零二年歐被遣往美國舊金山擔任《文興報》主筆。《觀戲記》一文,正是歐榘甲任《文興報》主筆期間所寫。
  歐榘甲撰寫本文的起因是,他在客居舊金山期間“爲友人引而觀戲”。身在異邦觀賞家鄕戲曲,本是樁賞心樂事。然而舞台所演之班本是“花旦小生白鼻哥,紅鬚軍師斑頭婆,無一不如廣東舊曲舊調”,盡是些“紅粉佳人,風流才子,傷風之事,亡國之音”,過去在本國憎恨之舊曲,今又搬上舞台,怎能忍受得了?爲此,他“不忍卒觀而去”,歸而率性撰文,深感戲曲改革之必要:“陳腐曲本,誨淫誨盜之毒風,尤數見不鮮,足以傷風敗類,皆不可不大加改革者也。”“改班本,改樂器,請自廣東戲始。”字裡行間充斥着痛心與難捺之情!由此可見,該文是作者有感而發和有爲而作的。從中表達了在我國近代社會轉型期,旅居海外進步文化人士心繫祖國、關心文化事業發展的赤子誠心,凝聚了他們難以排遣的戀鄕情結,以及爲振奮民族精神而吶喊的社會責任感。
  歐榘甲的戲曲觀,不僅表現了對祖國戲劇文化的誠摯與熱愛之情,其意義和價値取向,還體現在他以全新的視角和多維的藝術生成,去透視地方戲曲的內在意蘊,賦予了文學評論方法論意義和藝術時代精神。
  一、作者率先運用中西戲劇比較法,把中國戲曲置於世界戲劇的整體性中作比較,旣傳遞了西方戲劇的革新精神,也強化了戲曲的感染力及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的論述。如說:“聞昔法國之敗於德也,議和賠款,割地喪兵,其哀慘艱難之狀,不下於我國今時。欲舉新政,費無所出,議會乃爲籌款,並激起國人憤心之計。”他們先在巴黎建一大戲台,專演德法戰爭之事,摹寫法人被殺之情狀,運用種種慘劇、哀聲,使國人“追原國家破滅,皆由官習於驕橫,民流於淫侈,咸不思改革振興之故。”又觀日本所演之劇,“無非追繪維新初年情事。是國中壯士,憤將軍之專橫,悲國家之微弱,鎖國守陋,外人交侵,士氣不振”,乃通過演維新情事,激發國民的愛國情懷。作者從德、日諸國以戲劇激發國民精神,以及實行新政成爲世界強國的歷史事實中,提出了演戲的社會效應“勝於千萬演說”、“千萬報章”,並“關係於國種社會”等觀點,用以觀照廣東戲曲。他深刻地指出:廣州班“無精神”,多演男女私情,“無事實”,多違背歷史事實;而潮州班“專演前代時事全不知當今情形”,“有乎古而遺乎今”,不能振奮國民精神;至於過山班、南海班和惠州班更是等而下之,無足觀者。作者運用中西對比,國種需求,激發民情的需要,提出務必對陳腐曲本和“傷風敗俗”的演出大加改革。歐氏的這些主張,雖存在細緻分析不夠等缺點,但他從思慮改革與歷史事實,激發國民愛國情感及“演戲有益於風化”的聯繫和對比中,去審視戲曲藝術,賦予了戲曲動人以情的巨大社會功能和時代意識,是値得重視和借鑒的。
  第二,作者以嶄新的視角透視嶺南地方戲的弊端,去觀照戲曲藝術的審美特性,而提出改革戲曲和“變新腔,令人神往”的創作要求。他說:“追記生平所視之劇,而驗其關係於國種社會如何而論次之。”可知,他是從親身的戲曲觀賞中,從“關係於國種社會”的高度去審視廣東各地方戲班的特性的,其平生所看戲曲之夥,亦可想而知。因此,歐榘甲對廣東各戲班多有所理解,所謂:“惠州班不脱廣東窠臼,且聲不逮之,無足觀者”;廣州班爲全省人士注目,但其演出劇目“以上取之,則無精神,以下取之,則無事實”,“廣州班似於尙文,潮州班近於尙武;廣州班多淫氣,潮州班多殺氣。”“潮州班重鼓鼙,廣州班重弦笛,鼓鼙之聲,使人聞之心壯,弦笛之聲,使人聞之心頹”,“外江班所演多悲壯慷慨之詞,其所重在武生;廣東班所演多床第狎褻之狀,其所重在花旦。武生有英雄氣象,花旦有腐儒氣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而“外江班能變新腔,令人神往,廣東班徒拘舊曲,令人生厭,宜其敗也”。並指出廣東班若不從新整頓,“吾恐十年後,皆歸消滅無疑也!”等等。這種從多維角度對地方戲曲所作的比較、分析,同樣反映了作者好走絕端的思想傾向,但他從主體的審美觀賞、藝術感受以及戲劇風格和精神氣象立論,有別於以往曲論多從結構、語言、本色和行當的論述,深刻體現了本世紀初有志之士強調以戲曲喚起民衆、培養國民精神的審美需求。在傳奇雜劇日趨衰落,各種地方戲日益興盛的近代劇壇,作者着眼於地方戲曲的改革,首次提出以喚醒民衆,激發國民精神的革新戲劇主張,乃順應了時代對文學創作的要求,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第三,歐榘甲還從中國詩樂的演變中,槪述了戲曲與地域文化和人心風俗的關係,進而提出具英雄氣象和移易人志的戲曲創作要求。他說:“班本者,古樂府之遺也。樂府者,古詩之遺也。詩三百五篇,皆被之管弦,以正風俗,以宣敎化,樂者感人最深,故歲終使者採風以入樂,使知民間疾苦,而時變其政。是故十五國風之詩,皆十五國所演之班本也。”在歐榘甲看來,無論是唐宋之前的詩與樂,還是宋元詩樂分離後有所謂“南曲北曲之分”,或是湯顯祖、孔尙任、蔣士銓的傳奇曲本等等,皆與地域時代人心風俗密切相關。他認同和發揮了蔣心余關於“風俗成而國政亦因之固”的觀點,提出“欲善國政莫如先善風俗;欲善風俗,莫如先善曲本”的主張,進而對所演多悲壯之詞、“能變新腔,令人神旺”的外江班,對汪笑儂用以暗射近年黨禍的劇本《黨人碑》作了高度的藝術審美評價。稱汪笑儂爲“當今劇班革命之一大巨子。”這種把戲曲藝術置於我國歷史文化的流變中,從政事、風俗和戲曲感人的聯繫中考察戲曲進程所作的審美判斷,旣不失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又體現了時代風範對文學審美創作的需求,同樣値得稱道。
  歐榘甲並非專門的戲劇評論家,其戲曲主張,來自於他對祖國文化事業的摯愛,出自於他對革命和維新事業的一片誠心。其文化審美視角,主要着眼於啓民、新政和激發民族正氣、頌揚英雄氣象,對於廣東各地方班本,缺乏作人文環境的細緻分析,存在嚴重的簡單化傾向。所謂“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中照物”,“中國不欲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云云,片面誇大戲劇的作用,顚倒了作爲上層建築的戲劇文化與經濟基礎的關係,其理論思維存在極大的片面性,並表現爲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儘管如此,歐氏的戲曲觀,在我國近代史上開啓了中國戲曲理論(尤其是地方戲曲)硏究的新局面,飽含着淸新的時代氣息,以及客居異邦、心繫嶺南文化的深厚戀鄕情結。


  情結,即“情意綜”,係精神分析學的特定槪念,是指被意識壓抑而持續在無意識中活動,以本能衝動爲核心的願望。戊戌維新失敗後,歐榘甲流亡日本,後客居美洲,身在異域,遙念祖國。如前所述,本來友人邀約欣賞家鄕戲,是一樁賞心樂事!然而舞台演出的盡是些傷風敗俗的舊戲、淫戲,這對比起維新志士所擔當的開啓民智、激發民族精神和解救祖國於火熱之中的願望和歷史責任來,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反差,這怎能不使他感到心頭壓抑而產生本能的無意識衝動?所謂“不堪入耳”,“不忍卒觀而去”云云,正道明了近代社會轉型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所流露的對革命事業執着的情感衝動,是大洋彼岸的有志之士遙指祖國傳統文化時的革新願望與眷戀鄕土情結。這種戀鄕情結,作爲一種內在的心理精神活動,反映在歐榘甲戲劇觀中的無意識本能衝動與願望,在我看來,大致表現在如下兩方面:
  一是回歸與反思情結。歐榘甲自小生長在粵東惠州,面山背海,伏處窮鄕,廣東和惠州東江的風土人情始終不能使他忘懷:“吾廣東人,衣廣東之衣,食廣東之食,言廣東之言,用廣東之器具,舉飮食玩好,服飾器用,無一不來自廣東;聲音笑貌,性情行爲,心腸見識,起居嗜好,無一不如在廣東焉。”在他所見所觸中,流寓美洲的廣東人爲時久遠,長則數世,或數十年,短則也有數年,但都保持着“廣東人獨立之風俗。”這正如法國名士評拿破倫之時所說的“生於哥塞牙深山大澤,議論自存國風”相類似。“廣東人愛其國風,所至莫不攜之,故有廣東人足迹,即有廣東人戲班,海外萬埠,相隔萬里,亦如在廣東之祖家焉。”國風者,民情風俗之謂也。歐氏身居海外,與故鄕相隔萬里,仍猶覺在廣東祖家。這種對廣東人情風俗的回歸與追述,全然是以一種無意識的本能衝動引起的。其“文本”的撰寫,飽含着旅外“遊子”對故鄕的追慕情意;他對廣東諸種戲班的關注、評析和褒貶,正是這種“情意綜”的爲文體現。爲此,他透過寫觀戲後的“觀後感”,用心還在發掘鄕土文化、廣東人文心態,以及家鄕的人情習俗。所謂“東江有會黨無綠林,西江有綠林而無會黨,此廣東西江人種性情之大別”,然而“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猶勝劣敗之際,求其有軍國民之性質,尙武剛烈之氣象,則吾雖東江人,不能不私讚之,私喜之,以爲吾東江人稍有近於是也。”讚美東江會黨及人種性情,盛讚家鄕人的剛烈之氣,看似無意識爲文,但作者把戲曲論評置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優勝劣敗”的歷史條件下作深遂思考,已滲透了適者生存、培養軍國民精神,以及確立剛毅之氣的思想和情意。可見,歐榘甲的回歸與反思情結,乃通過廣東地方戲的評論傾注了作者的愛憎褒貶之情,其“情意綜”已帶着新的時代特徵。
  二是比較與祈求情結。一九零二年,梁啓超《新羅馬》、《俠情記》傳奇的發表,以其首次運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意大利三傑抗爭事迹爲題材,在戲曲創作上作了新嘗試,而新人耳目,受到康門弟子韓文舉的稱讚,譽之爲“旣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的淸新佳作。但未作理論上的總結和探討。而歐榘甲《觀戲記》,則運用中外、新與舊、強與弱的比較法,把變法維新和祈求祖國富強的意願浸透於觀戲後的情感衝動中,把壓抑與不平之氣傾注於“浩乎其沛然”的文辭表述中。“聞昔法國之敗於德也,議和賠款,割地喪兵”,德國政府以其明智之舉設舞台演悲劇,激發民情,引起悲憤,奮發自雄,“不三年而國基立焉,國勢復焉”,終成爲歐洲一大強國;而日本演之劇爲“追繪維新初年情事”,也是爲了激發民氣,急急改革,使政治年年進步,方有今日自由之樂,成爲地球上六大強國之一。而對比我國社會,其文化氛圍和所演的戲曲,依然是“陳陳相因,毫無新詞,聲音靡靡,鄭衛衰亡”,陳腐之曲本,誨淫誨盜之毒風充斥舞台,怎能不使有心人觀戲不能終曲?不大加改革,又怎能移易人志,正人心風俗呢?所以,“中國不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之意乎?”他深沉地慨嘆,何時才能使“法國日本維新之悲劇,將見於亞洲大陸?”這種祈求戲劇革新的情意和感嘆,把振興國家寄寓於演戲顯然是錯誤的。因爲它違背了制度與經濟文化和國力強盛相關聯的基本原則。但歐榘甲的戲劇觀點與情意,是通過聯想與比較,在提倡戲曲改革和高揚國民愛國精神的情感強烈騷動下引發的,是有感於西方國家的進取強大,對比於我國民的落後和國力孱弱的情境中產生的。其爲文的精神、情結,迥異於昔日文學描繪才子佳人的離合纏綿,不同於悲戚哀愁的情感抒發,而是在新的現實基點上所凝聚的多重比較觀照所產生的複雜心理情感,體現了求強求富的時代精神。“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歐榘甲觀戲後的率性成文,《觀戲記》一文中流露的沉重鬱積的感情,正是他內在情結的寫照。其文風的恣肆暢達,和上世紀之交的文體革新,以及梁啓超走筆如飛的風格相一致。

   *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糸教授。
  註釋:
   ①見梁啟超:《淸代學術槪論》。
   ②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二零五頁。
   ③失名:《觀戲記》,見阿英編《晚淸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硏究卷》,本文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見此篇。
   ④馮自由:《革命逸史·美洲致公堂與大同報》。
   ⑤《新羅馬》傳奇第一齣,捫虱談虎客(韓文舉)評注。
   ⑥劉勰:《文心雕龍·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