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孽海花》看曾樸的小説觀
——兼論曾樸與法國文學的關係
董上德*
在近代文學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奇書。它的“造意者”是一人，它的署名的作者卻是另一人；它的版本相當複雜，要校讀起來有時令人眼花繚亂；它的原來的寫作計劃是六十回，現在最爲流行的是正文加附錄合計三十五回的“增訂本”，而“增訂”之後仍然是一部尙未完成的作品。這些情形，與中國小說史上的另一部奇書《紅樓夢》相比，倒是有幾分近似。
《孽海花》的署名的作者是曾樸。人所共知，這部小說的“造意者”是金松岑(一八七四—一九四七)。金氏於一九零三年在《紅蘇》雜誌第八期上發表《孽海花》，他在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道：“余作六回而輟，常熟丁芝孫、徐念慈、曾孟樸創小說林社，商之余，以小說非余所喜，故任孟樸續之，第一、第二兩回原文保存者較多，其預定之六十回目，乃余與孟樸共同酌定之。”①可見，《孽海花》的創作，金氏是付出過心血的。不過，曾樸筆下的《孽海花》畢竟與金氏原來的設想很不一樣，曾氏在一九二八年修改本《孽海花》代序(即《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說：“金君的原稿，過於注重主人公，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艷》，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衹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卻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儘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任，全卸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按：實際上是六回)的原稿，一面點竄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功夫，一氣呵成二十回。”②這又表明，曾氏的“續作”，幾等於另起爐灶，重新創作。
曾樸(一八七二—一九三五)，是近代一位旣有舊學功底又有新學造詣的小說家。他從小處於“祖母篤愛，父母慈撫，諸姑姊妹圍繞的大家庭裡”，十三四歲時，旣能硏討“課藝”，又背着家人讀名家說部和筆記雜集，私心篤好文藝；年輕時曾經熱戀過，也絕望過，這一段戀愛經歷後來被他寫進了自傳體小說《魯男子》(其第一部《戀》由眞美善書店出版發行，一九四一年九月三版)之中；在戊戌變法那一年(一八九八)，曾氏二十七歲，經人介紹，認識深通法國文學的陳季同，開始醉心法國文學，借助字典苦硏法文；到二十九歲，已編成《推十合一室文存》、《毗輞集》等詩文集四種；三十歲著《蟹沫掌錄》(二卷)，此爲硏究法國文學的讀書札記；三十三歲開始接手創作《孽海花》，並手擬《孽海花》人物名單，與金松岑商訂六十回回目。③可見，曾樸在創作《孽海花》之前，已有相當深厚的中外文學修養。
《孽海花》的寫法有不同於傳統說部的地方，其背後有作者的小說觀在起作用。本文擬對《孽海花》所體現出來的曾樸的小說觀做一專題硏究，兼論曾氏與法國文學的關係。在硏究時，所用的《孽海花》版本，主要是三十五回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版)。
一、歷史小說的“主幹意義”在於把握歷史進程的“大轉關”
曾樸對“小說”二字極爲尊崇，以至於對林紓所說的“《孽海花》非小說也”一語耿耿於懷，大不高興。他知道，林氏以古文家的身份推重《孽海花》，說它“非小說”是抬舉了它；可是，曾樸並不領情，他說：“非小說”一語，意在極力推許，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衹因在中國古文家的腦殼裡，不管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裡的價値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絕的天才，是我一向傾服的，結果僅成了古文式的大翻譯家，吃虧也就在此。其實我這書的成功，稱它做小說，還有些自慚形穢呢!”④這裡，反映出兩種觀念的衝突。在林氏看來，《孽海花》所寫往往有根有據，作爲歷史的見證人，林氏認爲此書寫的就是一段歷史，如果把它視爲小說，是看低它的價値了；可在曾氏看來，《孽海花》是一部文學作品，是一部旣不同於《桃花扇》又不同於《海上花列傳》的小說，是一部“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格局比較的廓大”的歷史小說。曾氏心中有數，以他的文學修養、生平交際、人生閱歷，足以寫出一部能夠傳世的歷史小說，他對此頗爲自信，他之所以不領林紓的情，是因爲他有自己的小說觀。
曾樸認爲，林紓誤解了他的小說。林氏在《<紅礁畫槳錄>譯餘剩語》中曾稱讚《孽海花》是“鼓蕩國民英氣之書”；“其中描寫名士之狂態，語語投我心坎”。⑤而曾氏卻說：“他(林紓)說到這書的內容，也衹是提出了鼓蕩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書裡固然曾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它的主幹。”於是，曾氏鄭重指出：“這書主幹的意義，衹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⑥曾氏責怪林紓沒有把握全書的主幹，衹從一些細部着眼，並不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他認爲，自己的小說有兩個支點：一是“這書寫政治，寫到淸室的亡”，要揭示一系列政治變動的前因後果；一是寫出“一時文化過程中的足印”，揭示在政治變動下的文化的嬗變。換言之，他所寫的是淸代同治、光緒年間政治、文化的“大轉關”。
這是一個兩千多年來從未有過的變局。過去的士子，讀四書五經，講詞章考據，學而優則仕；官運亨通者大富大貴，仕途坎坷者自嘆命薄，可不管怎麼樣，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知識積累，沒有懷疑過自己適應社會的能力。如今，卻是大不一樣——小說第二回寫金雯靑高中狀元後回到上海，馮桂芬見到雯靑時即說：“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翻百二十國之寶書，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濟!”第三回，金雯靑與雲仁甫等人交談，見衆人議論風生，“都是說着西國政治文學”，雯靑在旁默聽，茫無把握，暗暗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爲名滿天下，那曉得到了此地，聽着許多海外學問，眞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這“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一句，從一個“新鮮出爐”的狀元的口中說出，可見當時西學東漸的風潮對於那些在“課藝”之中昏頭昏腦的讀書人而言，是一股何等的力量，其衝擊力之大足以令本來躊躇滿志的狀元在“衣錦還鄕”之際不好意思高唱“得勝令”了。
從金雯靑中狀元(一八六六)到中日甲午之戰(一八九四)，這近三十年的歷史，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大震蕩的時期，而且是中國國力的一個大衰退年代，以《馬關條約》的簽訂爲標誌，顯示着淸朝政府的日益無能和無比深重的政治危機。從條約中規定的割地來說，這是繼沙俄侵吞中國大片領土之後，中國領土的又一次被大規模的掠奪，嚴重破壞了中國領土的完整，使數百萬同胞遭受日寇蹂躪；而賠款和賠款利息，其數目超過淸政府每年國庫收入的三倍，淸政府不得不向列強求借大筆外債，結果是進一步受到列強的控制，使國民的負擔大大加重。因此，“《馬關條約》是個劃時代的喪權辱國條約，使得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大大加速，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化。”⑦曾樸以這近三十年的歷史爲描述對象，寫成《孽海花》。他在小說第三十二回寫到金雯靑死後，其妾傅彩雲改名曹夢蘭，重操“舊業”，“芳名大震”之時，正是所謂“戰禍已消，和議新結”之際；陳驥東在曹夢籣的“妝閣”宴請“隨侍威毅伯(即李鴻章)到馬關辦理中日和議的兩個同僚”鳥赤雲、馬美菽。席間，鳥在衆人“慶賀”“和議的成功”時，極爲難堪地說：“諸位快不要過獎，大家能駡得含蓄一點，就十分的叨情了。這回和議的事，本是定做去串吃力不討好的戲文。……議約的結果，總是賠款割地，大損國威。自奉三品以上官公議和戰的朝命，反對的封章電奏，不下百十通，台灣臣民，爭得最爲激烈。尤其奇怪的，連老成持重的江督劉昆益，也說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鄂督莊壽香極端反對割地，洋洋灑灑上了一篇理有三不可、勢有六不能的鴻文，還要請將威毅伯拿交刑部治罪哩!我們這班附和的人，在袞袞諸公心目中，衹怕寸磔不足蔽辜呢!”陳驥東也在席間談到台灣的失守，說：“現在大家說到唐景崧七天的大總統，誰不笑他虎頭蛇尾，唱了一出滑稽劇。其實正是一部民族滅亡的傷心史，說來好不凄惶。……他的失敗，並不失敗在外患，卻失敗在內變。”事實上，唐作爲台灣巡撫，嫉妒劉永福，排斥丘逢甲，在日軍進攻的過程中，並不認眞抵抗，從答應留在台灣抗日到可耻地逃離台灣，爲期僅僅十天。⑧曾樸在《孽海花》中的描寫較爲眞實地反映了同治、光緒年間晚淸社會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重大轉變，他是眞正感受到了歷史的“大轉關”的。
對於“大轉關”，曾樸有其藝術上的把握。最爲明顯的是，他沒有採用“演義”的叙事策略。在近代小說創作中，上承着明淸說部的餘緒，“演義”的觀念仍處於強勢的地位。與《孽海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樣以中日戰爭作爲重大的描寫對象，刊印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的《中東大戰演義》(三十三回，洪興全撰)，將中日戰爭中的黃海戰役、平壤戰役以及劉永福黑旗軍與台灣義軍的抗日鬥爭綴合起來，繼承《三國演義》所開創的以“英雄傳奇”爲主線的“歷史演義”傳統，歌頌“劉(永福)大帥之威”、“鄧(世昌)管帶之忠”等，凡有一點能爲中國掩羞者，無論事之是否出於虛，猶欲刊載留存於後，此我國臣民之常情也。”⑨作者明確意識到，“馬關訂約、台澎割地”等，“種種實事，若盡將其詳而便載之，則國人必以我爲受敵人之賄，以揚中國之耻。”所以，他選擇“演義”的叙事策略，以“抗敵”爲“主旋律”，寫“聶動亭耐寒御敵，日主師畏冷退師”(第十三回)，“除夕夜倭人犯威海，元旦日華將求登州”(第十五回)，劉大帥智棄台北，生番主計守基隆(第二十五回)，最後以“談仕途劉將軍喜歸珂里，息烽火大淸主東享太平”(第三十二回)作結。儘管書中也寫到“伊東氏上書勸降，丁禹昌獻船媚敵”(第十七回)等情節，但作者出於對描寫“國耻”的顧忌和對抗日英雄的敬仰，其《中東大戰演義》仍是一部民族英雄的頌歌。與洪興全的思路相近，吳趼人發表於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一九零三至一九零六)的《痛史》，儘管是演述南宋滅亡的歷史，但是，主要歌頌了文天祥等抗敵英雄的民族氣節。作者在第一回開宗明義地說明，此書的寫作目的“也是借古鑒今的意思”。他以傳統“演義”的忠奸對立作爲結撰小說的基本框架，一方面揭露賣國奸臣的“絕無一點惻隱羞惡之心”，另一方面，描寫民族志士抗擊敵寇、保家衛國、堅貞不屈的剛烈行動。作者意欲以此喚起民衆對賣國求榮者的痛恨，喚起一切愛國同胞的血性。作品雖然沒有寫完，但從現在所讀到的本子看⑩，其最後部分寫岳忠大敗“韃兵”，同樣是一曲“正氣歌”。
曾樸與洪興全、吳趼人等人不同，他擺脫了“演義”的構思模式，將筆觸深入到當時社會最爲敏感的“神經”——名士與達官，借他們的視角，寫他們眼中所見、心中所感的社會巨變。旣然着眼於“巨變”，作者對於自己的小說是頗爲自信和自負的，他生活在“演義”仍然盛行的時代，卻聲明：“在下這部《孽海花》，卻不同別的小說：空中樓閣，可以隨意起滅，逞筆翻騰；一句假不來，一語謊不得，衹能將文機御事實，不能把事實起文情。”(11)而所謂“把事實起文情”，正是“演義”的做法。所以，曾樸對於“文情”是自覺地加以控制的。他儘管在看完金松岑的原稿後認爲“是一個好題材”，但批評金氏“過於注重主人公”，因爲，過於注重主人公(賽金花)，就很容易向“文情”的方面發展，走上“演義”的路線，敷衍出一部“艷史”。曾樸在接手改造金氏原稿時，並沒有把金雯靑、傅彩雲當作全書的主人公，而衹是把他們的活動作爲能夠將“舊學時代”、“中日戰爭時代”、“政變時代”等重大歷史變遷綴合起來的情節線索，即使如此，有的學者仍認爲金、傅二人都不是恰當的人選：“雯靑一生言行，除了印地圖一事而外，同當時的政治文化鬥爭的關係不密切。他並未處在鬥爭的中心，尤其不是在這些鬥爭中代表前進勢力的人物。彩雲也是這樣。她的生活雖然與全書所描述的主要人事同始終，但是，她到底是一個局外人。這是作者在全局佈署上的一個先天的困難。”(12)事實上，《孽海花》的部分情節，本來游離於金、傅二人之外，作者出於故意的牽合，才有所聯繫，如第二十九回先叙靑年會會員陳千秋、孫汶等人的活動、後寫興中會黨員陸皓東、楊雲衢在“燕慶里”相聚，這時，忽然冒出這“燕慶里”的主人“曹夢籣”來；於是，在第三十回的開頭，作者不得不自我解嘲地說：“我想讀書的看到這裡，一定說我叙事脫了笋了”，緊接着就回過頭來補叙傅彩雲改名曹夢蘭的經過。這表明，作者在對各個重大歷史事件進行綴合時，是苦心經營，有時免不了人爲聯綴的痕迹。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爲作者不願爲金、傅二人的“艷史”作“演義”的緣故。
曾樸突破了“歷史演義”的模式，確立了“衹能將文機御事實，不能把事實起文情”的歷史小說的創作原則，這對於歷史小說的理論建設是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的。
二、歷史小說可由“零星掌故”構成
曾樸創作《孽海花》，有其比較便利的條件，那就是他相當熟悉同治、光緒年間的“零星掌故”。或者可以說，是金松岑的原稿“激活”了他對於金雯靑、傅彩雲故事的記憶，也啓發了他對於金、傅二人所處時代的關注，從而調動起他本人的種種社會見聞，並以之融會進《孽海花》的具體情節之中。證之以作者的原話，就是“我的確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條線上。”(13)
顯然，在曾樸的小說觀中，歷史小說可由“零星掌故”構成。
歷史上的“零星掌故”，過去往往被寫進筆記小說中，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談助。而像曾樸那樣堂而皇之地將“零星掌故”作爲構成一部長篇小說的材料，這在小說史上是不多見的。
有趣的是，曾樸並非一般的“掌故”家，他與自己的描寫對象(人物與時代)有着爲普通作家所不具備的特殊關係。關於自己與金、傅的交往，他在《東亞病夫訪問記》中說“賽金花原籍鹽城，伊自稱蘇州。十六歲歸洪鈞。洪字文卿，爲吾父之義兄，同時又爲余闈師之師，誼屬‘太老師’，故余當時每稱賽金花爲‘小太師母’。……余與賽識時，伊年約二十七八，着水腳綉花衣，梳當時流行之髻，已在隨洪使西歐歸來之後也。”(14)時萌先生的《曾樸生平繫年》記載，譜主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捐內閣中書，留京供職；文名頗著於內閣”；“與洪文卿(鈞)常交往，初識賽金花”。此時，曾樸二十一歲。十二年後，曾氏正式續撰《孽海花》，其見聞和閱歷都足以使他在創作時左右逢源。
曾樸以“零星掌故”作爲歷史小說的構成材料，其實是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他曾對包天笑說：“寫近代歷史小說眞不容易。倘然你寫唐宋元明的歷史小說，古人不會向你拌嘴舌，你寫近代歷史小說，有許多人還活着，他們都可以向你質問。”據包氏說：“他是寫就十回，即印一單行本，書剛出版，人家寫信來質問的已滿篋了。連他的丈人峰汪柳門，也很不滿意於他。(書中的假名，爲錢唐卿。)”(15)儘管曾樸承受着一定的壓力，但是，他仍然在一片“質問”聲中繼續寫他的《孽海花》。
這反映出曾樸對歷史小說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在其心目中，歷史小說不一定都像《三國演義》那樣正面去寫政治、軍事、外交上的重大鬥爭，它可以選取若干個側面，從多個側面的描寫來再現特定的時代社會風情、文化氛圍、生活氣息，並從人們對一系列的重大事變的反應着眼，突顯在歷史的“大轉關”中，人們尤其是社會名流階層的內心衝突與心理適應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寫出一部“心史”。如書中借龔自珍父子的“掌故”來反映同治皇帝登基前二年二八六零一的火燒圓明園事件。龔自珍之子龔孝琪，據說參與了“火燒圓明園”，事後，孝琪解釋，因爲其父被滿人害死，“我從此就和滿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淸，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圓明園，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第四回)這樣的“掌故”，未必可信，但也並非憑空虛造，據冒鶴亭《<孽海花>閑話》，龔孝琪即龔橙，“英使在禮部大堂議和時，龔橙亦列席，百端刁難。恭王大不堪，曰：‘龔橙世受國恩，奈何爲虎傅翼耶？’龔厲聲曰：‘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貧至糊口於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語。”(16)可見，說龔孝琪與滿淸反目，是有其它的“掌故”可作參考的；至於龔孝琪是否參與“火燒圓明園”，則可存疑。不過，曾樸把這個“掌故”寫進小說，其目的衹是借此引出“海天四友”金雯靑、曹公坊、錢唐卿、何珏齋的議論，其側重點在於表現這些身處動蕩時局的名士對時代演進的反映和內心感受。如錢唐卿說：“孝琪的行爲雖然不足爲訓，然聽他的議論思想也有獨到處，這還是定庵的遺傳性。”又如曹公坊道：“定庵這個人，很有關於本朝學術系統的變遷。我常道本朝的學問，實在超過唐、宋、元、明，衹爲能把大家的思想，漸漸引到獨立的正軌上去。”然後，他回顧了淸初以來的學術變遷，認爲龔定庵等人在淸代學術史上的地位至爲重要，他們能在古籍整理的基礎上“進了一層，硏求到意義上去”，有獨立的思想，發驚人的議論，“依我看來，這還不過是思想的萌芽哩!再過幾年，衹怕稷下、驪山爭議之風，復見今日。本朝學問的統系，可以直接周、秦兩漢且不如，何論魏、晉以下!”從這些議論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名士是在感應着時代思想的脈搏；但是，在西學東漸的情形下，他們的議論又顯示出某種程度的遼闊，以及他們在應付時代激流方面先天性的學養不足。由此可見，曾樸對“零星掌故”的運用，是別具匠心的。
由於曾樸對時代和社會都有自己的看法，對《孽海花》的創作有自己的構思，所以，他的小說不是一系列“零星掌故”的堆積。他對“掌故”也還保留着他作爲小說家的“改編”的權利。包天笑說：“在《孽海花》一書中，曾孟樸寫過賽金花熱戀瓦德西一段文字，其實並無此事。孟樸也承認沒有這事，不過爲後來伴宿儀鑾殿的張本，在隨使德國的時候，留下一條伏線，那也是小說家的慣技。”(17)有鑒於此，我們不必對書中的“掌故”一一去座實，曾樸是將“掌故”當作自己做小說的原材料，再攙和了他本人的智，一筆一筆地“捏弄”出來的。旣然是有意的“捏弄”(包括“仔細的改削”)(18)，故而就小說的情節而言，“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卻不能說它沒有複雜的結構。”(19)所謂“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正說明作者是把“零星掌故”“捏弄”起來的；當然，“捏弄”的結果，是“不能說它沒有複雜的結構”。而冒鶴亭先生當年寫《<孽海花>閑話》，把書中提到而他本人又知道的人和事對應着擺出來，是有爲小說做“注疏”的意味，卻似乎沒有眞正領會曾樸寫小說的用意。
三、歷史小說之“筆墨的格調”
《孽海花》作爲一部小說，有其超越傳統“說部”之處，其中，“冗長的議論”最爲明顯。有論者認爲：“書中有一些冗長的議論，露出作者處理規模過於龐大的題材，力量不足，衹好走‘捷徑’了。”(20)也許這是對曾樸的一種誤解。
曾樸對傳統的小說作法有其保留意見。在《孽海花》第十八回，他借馬美菽的口說：“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爲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無道理；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齊天大聖，閉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佈滿在下等人心裡。”顯然，熟悉外國小說戲劇的曾樸，對中國的小說戲曲有所不滿，尤其是在“感化”方面，宣揚“妖亂迷信”的東西，使老百姓得不到思想的滋潤。
曾樸很重視外國文學的價値，並親自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主張用白話文直譯，一方面可以便於大衆的閱讀，另一方面“可以保存原著人的作風，叫人認識外國文學的眞面目，眞情話”；他想通過翻譯，於中國的社會與人生都有所影響，故而，對林紓的以文言譯述外國作品的做法表示不滿：“如照他這樣的做下去，充其量，不過增多若干篇外國材料的模仿唐宋小說罷了，於中國前途，不生甚麼影響。”(21)可見，曾樸在文學活動方面是有其抱負的。
其實《孽海花》出現大段的議論，與曾樸的小說觀很有關係，也與他受到外國文學作品的影響有關。曾樸認爲，小說應該“勉力保存時代的色彩，筆墨的格調”(22)，這“時代的色彩”與“筆墨的格調”是互相對應的。就《孽海花》而言，此書寫歷史的“大轉觀”，其中，思想界、文化界的風雲激蕩，不同思想的人之間所展開的淸談與議論，都具有“時代的色彩”；出現大段的議論，正是與之相應的“筆墨的格調”。讀慣中國“說部”的人，也許對這種缺乏刺激性情節的議論感到厭煩，會覺得不夠生動有趣，但作者是有意爲之的。
且不說第十八回“借花園開設談瀛會”用較長的篇幅寫名士的淸談，論及天下馬勢、富強之道，是作者的得意筆墨，就是在書中各段出現的議論，每每也是精心安排的。如第二十九回，寫幾十個靑年志士聚會，在孫汶出場之前，就先描述一位發言者的一段演講式的議論：“我熱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諸君聽着!諸君曉得現在歐洲各國，是經着革命一次，國權發達一次的了!諸君亦曉得現在中國是不少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從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了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接着，孫汶出場，作者介紹其人：“他的宗旨是，本來主張耶敎的博愛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會，呼吸自由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的潮流，因是養成一種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尙空言，最愛實行的。那靑年會組織之始，籌劃之力，算他爲最多呢!”這是一種前後呼應的寫法，旣表現出當時革命靑年的精神面貌，又突出了孫汶的形象。又如第三十三回用一個整回的篇幅，寫從台灣回來的過肇廷演述關於劉永福守台南的“一大篇的歷史”，夾叙夾議，洋洋灑灑。作者寫這段文字是非常用心的，並非是貪方便、找“捷徑”，他在一九二九年撰《編者小言》一文談寫作第三十三回的體會：“這裡所叙的是甲午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人時我國民族的反抗事實。看看不過千字，作者卻翻了十幾部書，再加上自己的經驗做成的。他常說做《魯男子》樂，做《孽海花》苦，做歷史小說不容易，令人不能不佩服大仲馬的偉大。”(23)可以說，曾樸這樣寫，表現出他對小說文體的一種追求；他提到大仲馬，其實也在暗示着，他這方面的追求，受到外國小說的影響。
曾樸與外國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的關係，學界已有所論述。(24)這些論述一般衹涉及曾樸的翻譯活動，至於《孽海花》是否含有法國小說的筆法，往往語焉不詳。筆者認爲，要座實《孽海花》哪一處受哪一些法國小說的影響，是困難的；但就《孽海花》所反映出來的曾樸的小說觀念來看，他的重視議論的寫法，他的不避“冗長”的散文筆調，與中國傳統小說往往不合，而與他所熟悉的法國小說如大仲馬、雨果等人的作品在寫法上有其暗合之處。曾樸寫過《大仲馬傳》(一九零七年刊於《小說林》雜誌一，譯過雨果的小說如《九十三年》(一九一三年有正書局出版)，而大仲馬、雨果的小說都不避“冗長”的議論或對話，尤其是雨果，他的《九三年》在寫郭文看見朗德納克侯爵在大火中救出了三個孩子，改變了對侯爵的看法，作者用了一節的篇幅寫“沉思中的郭文”，對郭文的思想轉變有詳細的分析和議論。(25)這樣的寫法，體現出作者對叙事以外的散文筆調的追求。而曾樸的《孽海花》，是有同樣的追求的。也許《孽海花》的一些段落寫得有點生硬，但融散文之美入小說，不能不說是曾樸的一次可貴的嘗試。
*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註釋：
①見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增訂本)》，《金松岑談<孽海花>》，第一四六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版。
②同上書，第一二八至一二九頁。
③參見時萌《曾樸生平繫年》，《曾樸硏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
④《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孽海花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版。
⑤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第一六六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版。
⑥《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⑦參見苑書義等着《中國近代史新編》中冊第三六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版。
⑧同上書，第三八三至三八四頁。
⑨洪興全《中東大戰演義自序》，見丁錫根編著《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冊第一零六四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版。
⑩參見《我佛山人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版。
(11)《孽海花》第二十一回。
(12)張畢來《<孽海花>(修訂本)前言》，見《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小說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版。
(13)《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14)《孽海花資料》，第一三九一四零頁。
(15)包天笑《關於<孽海花>》，《孽海花資料》，第二一四至二一五頁。
(16)《孽海花資料》，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頁。
(17)包天笑《關於<孽海花>》。
(18)關於對作品的“改削”，曾樸在《病夫自治》(《眞美善》一卷二號)中有明確交代。參見時萌《曾樸生平繫年》。
(19)曾樸《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20)張華來《<孽海花>(增訂本)前言》。
(21)曾樸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致胡適函(刊《眞美善》一卷二號)，參見時萌《曾樸生平繫年》。
(22)《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23)《編者小言》刊於《眞美善》四卷二號，參見時萌《曾樸生平繫年》。
(24)如時萌的《曾樸硏究》、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三卷，山東敎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版)、歐陽健的《晚淸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版)、王德威的《相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叙事》(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九月版)等，都論及曾樸與法國小說的關係。
(25)參見鄭永慧譯《九三年》第三九六至四零九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