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淺論吳趼人的小説創作與外來影響

吳淳邦^*

　　從吳趼人的十六種長中篇小說作品中容易發現從外來小說借用小說技巧或所受到的外國影響，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第一人稱叙述方式，《九命奇冤》的時間倒置叙述法，《電術奇談》的科幻故事，《新石頭記》的文明境界所呈顯的西方文明輸入等等其外來因素不勝枚舉。本論文試圖硏討這位自己並沒有聲明受到外來影響的民族意識高昂的吳趼人其實不少地方他自己參考或借用了西方小說技法和外來因素來創作他的傑作。但本論文撰述的目的並不是在於吳趼人深受外來影響，而是他吸收中外小說創作的優點，重新加以創作，表現他的獨特性，因此他不愧爲晚淸最傑出的小說泰斗。雖然他並不聲言自己與西方傳敎士的關係，但其環境肯定有曾接觸過西方傳敎士發生關係的因素，若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得要調查了解吳趼人的江南製造局和辦報活動等從事小說創作以前的生活環境。他是從事於報紙編輯和小說創作的兩大事業，這兩種事業正是西方傳敎士傅籣雅在華專心經營的，我敢斷定吳趼人很可能受到來自傅氏的影響，本論文試圖說明這一問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曾說過吳趼人的作品：“光緒二十八年新會梁啓超印行《新小說》於日本之橫濱，月一冊，次年二九零三一，沃堯乃始學爲長篇，即以寄之，先後凡數種，曰《電術奇談》，曰《九命奇冤》，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名於是日盛，而末一種尤爲世間所稱。”吳趼人從一九零三年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將其作品投稿於《新小說》，有四本作品同時發表，其第一批小說作品中，《電術奇談》是翻譯兼撰述的譯述作品，《九命奇冤》是按照《梁天來驚富新書》改寫的作品，《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算是他的創作小說。^①他的這一批小說都獲得好評，魯迅因此評論說他的名聲從此日盛，成爲晚淸小說巨頭。魯迅論他的代表作推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是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以來小說史家大體公認的說法，《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採用以九死一生爲線索來展開的第一人稱叙述觀點與叙術方式著稱，其解剖批判官場與社會的種種怪現象，銳利的筆鋒吸引晚淸多數讀者，屈指晚淸的社會譴責傑作。其中全書一貫使用第一人稱叙述觀點已有人主張是從西方小說中引進的，加拿大的M·D·維林吉諾娃曾經詳細論述，在此不必贅述。維林吉諾娃在<晚淸小說中的叙事模式>一文中指出：
　　一九零三年到一九一零年之際，也就是吳沃堯創作並發表一中間曾經間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數年間，外國文學首次對中國文壇產生具有重大意義的影響和衝擊。成千上百的西洋及日本文學作品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雖然未臻信、達的境界。吳沃堯自身在一九零三年至一九零四年的文章中聲稱：外國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他所覽閱之數，已有數百之多，言下頗為自豪。我們或許可以假定，他可能碰到過西洋第一人稱叙事模式的小說。他欣然樂意採納西方文學的技巧。同一文中，他對西方小說亦顯露出極大的興趣，他大聲疾呼、敦促作家向外國文學學習。^②
　　她強調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很可能直接借用西方小說的第一人稱叙述方式寫作，她所學舉的例證引自《新小說》刊載的<小說叢話>裡面的文章。M·D·維林吉諾娃主張吳趼人自稱閱讀上千種中外小說，因此他肯定接觸不少西方作品，並從中吸收中國無有的西方第一人稱叙述技巧。接着，她說明從一八九零年起日本掀起了自傳體小說：一八九零年日本作家森鷗外發表了短篇小說《舞蹈》，在日本文學史上創下了自傳體小說的首例。其後，帶有作者自身寫照的，尤其取自實際生活的寫實特點等的作品如島崎的《破戒》、花袋的《蒲團》接踵而來，在日本文壇掀起軒然大波。她又主張吳趼人“屢次前往日本，對日文至少有所認識，因爲他曾把菊池幽芳的《電術奇談》由日文衍譯成中文”。因此她強調吳趼人“對日本文學的新思潮，並不見得是完全陌生或隔絕”。^③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從她引用的例證中兩個地方有所錯誤，第一，吳趼人在《新小說》的<小說叢話>中曾經發表過意見，可是她所引用的文章不是他的，而是吳趼人的朋友兼同事知新主人周桂笙的文章，吳趼人並沒有明確說明自己閱讀中外小說的範圍和數量^④。吳趼人的日本訪問是確實有人言及過，一九零三年暫訪一時^⑤，可是從任何文章中均找不到他能通日文的記錄。那麼我們先看看吳趼人的所謂翻譯小說《電術奇談》的譯述過程。
　　《電術奇談》的原作是英國小說雜誌社以三百英鎊懸賞公募選拔出來的無名作家之作品，經日本小說家菊池幽芳翻譯，發表於《大阪每日新聞》，自明治三十年一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一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連載完畢，明治三十三年(公元一九零零年)由大阪駸駸堂分前後兩編發行單行本。在日本稱作《新聞賣子》，即戀愛幻想偵探小說，以事實錯綜·趣向變換巧妙吸引讀者。菊池幽芳一公元一八七零——一九四七年一是日本近代家庭小說的重要作家，在日本擁有大量婦女讀者。菊池幽芳譯作時，將作品中的地名、人名，除了英國、印度、倫敦、巴黎外，全部改名爲日本習見的用語，並插入日本明治時的風習^⑥。方慶周爲廣東東莞人，光緒二十三年二八九七年)到日本等師範學校自費留學，是晚淸從事翻譯外國文學的作家之一。方慶周的“原譯本是用文言寫的，吳趼人又據此衍義爲二十四回本。……。對照菊池幽芳的譯作來看，主要骨架沒有變化，但吳趼人在情節和人物心理描寫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見《電術奇談》並不是單純的翻譯作品，而是吳趼人再創作的一部作品。^⑦王立言的這種見解是中國的大部分專家學者所持的，除了王立言以外，孫楷第、盧叔度、歐陽健、蕭相愷等學者都引用或提起這種見解。^⑧但沒有具體的引證論述。因爲沒有比勘對照方慶周的譯文和菊池幽芳的原文，難以了解和判斷吳趼人的譯述程度，衍義還是翻譯呢？吳趼人的撰述成分有多少？可是王立言並沒先從說明方氏和《新聞賣子》的譯文入手，也未論及與其對照經緯，武斷判定《電術奇談》是吳趼人根據方慶周的文言譯本衍義成二十四回的。樽本照雄敎授一九八五年首次提出《電術奇談》的原本是日本菊池幽芳的《新聞賣子》的見解，他根據《新聞賣子》和《電術奇談》的比勘對照工作，一一舉證反駁證明《電術奇談》是吳趼人依據方慶周的譯本和菊池幽芳的譯本改寫的，而且按照對照分析的結果說明作品中吳趼人確實有所加筆，但大抵上忠實於菊池幽芳譯作的故事梗槪。樽本照雄認爲若將《電術奇談》與菊池幽芳的譯本進行對照，不可能斷定《電術奇談》是吳趼人的再創作之作。《電術奇談》的<附記>作者曾說明其譯述的經過：
　　此書原譯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為二十四回，改用俗話，冀免翻譯痕跡。原書人名地名，皆係以和文諧西音，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為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俾讀者可省腦力，以免艱於記憶之苦。好在小說重關目，不重名詞也。書中間有議論諧謔等，均為衍義者插入，為原譯所無。衍義者擬借此以助閱者之興味。勿譏為蛇足也。^⑨
　　樽本照雄對《電術奇談》和日文譯本《新聞賣子》所進行的對照比勘工作，得出了吳趼人在譯述時所使用的四種方法：
　　1.忠實於原作(此指日文譯本《新聞賣子》的大綱。
　　2.更改原作的大綱而進行加筆。
　　3.細緻加筆，因此產生以下效果：
　　a.由於增設伏線，增強懸疑。
　　b.細緻描寫主角的心理狀態，因此人物的性格更加立體化。
　　c.計算過於詳細，反而使作品遜色。
　　d.大排場面的激鬥武戲使作品生動起來。
　　e.有意插入前已出現的事件，使讀者易於了解前後脈絡。
　　4.故事情節曲折動情，此爲增加和保持讀者興趣的技巧。^⑩
　　由此可見《電術奇談》是吳趼人按照菊池幽芳的《新聞賣子》故事大綱，一面忠於菊池的原文衍義(文言寫成白話)，一面加以潤筆增添伏線，插入主角心理狀態的描寫，細緻的構思籌劃，特寫的激鬥武戲，有意插入重複出現的事件等，使作品生動活潑，吸引讀者的注目和興趣。方慶周的文言六回的譯文與吳趼人手下的二十四回之篇幅不同，究其原因很可能在於文言與白話文的長短關係以外，還有吳趼人的加筆也成了主因。但是菊池幽芳的譯文共有七十五回，每三回的副題都一樣，第一回至三回算是序頭，其餘的七十二回若每三回當作一組，此一組算是中文的二十四回，方慶周的六回是巧合《電術奇談》二十四回的四分之一。若考慮到文言與白話的長短和吳趼人的加筆，或許可以解決菊池幽芳和方慶周的文言譯本以及電術奇談的回數之間的相關問題。我在此提起《電術奇談》的翻譯經過，並非考證《電術奇談》翻譯上的問題，而是對吳趼人的日文翻譯能力進行考察。如果按照樽本照雄的調查，那麼吳趼人確實根據菊池幽芳的日文改寫成《電術奇談》。如果眞有此事，我們也可以肯定接受維林吉諾娃的推論，也可以斷定吳趼人能讀通日文作品。他曾經訪問過日本，或許他還能用日語進行口頭交流。根據樽本照雄的論證，確實吳趼人看得懂日文，可以說吳趼人並不衹依靠能通日語的譯述人或其所述的譯本，或許他可以直接閱讀吸收日本文學作品，因此，很可能維林吉諾娃對吳趼人從日本文學的影響關係的推論是正確的，除了她前面引證的不正確以外。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考察吳趼人的江南製造局生活。
　　江南製造局是淸代以“自強”爲目的而興辦的新式軍事工業基地，一八六五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建立，擁有工人二千多人，主要生產槍炮彈藥和小型船艦。主持江南製造局的科學家徐壽、徐寅父子向曾國藩建議，在造船、造炮的同時，必須硏究和發展基礎理論，才能“探索根柢，不受西人居奇”。曾國藩對此“大爲嘉許”，批示說：“此舉較辦製造局尤要。”於是在製造局附設翻譯館，後又與其他方面合作，建立格致書院，邀集華蘅芳、李鳳苞、王德鈞、趙元益等科學家，並聘請外國人傅籣雅(John Fryer)、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金楷理(Carl T.Kreyer)等人，進行硏究譯述工作⁽¹¹⁾，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生活工作在這樣的環境裡，對吳趼人來說，無疑是良好的學習機會。他曾經在小說《新石頭記》中寫賈寶玉遊製造局的種種感受，可說是他自己的親身體驗。多巧深思的吳趼人，甚至“自動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就是他學習科學技術的成績。
　　吳趼人在《新石頭記》精心選取賈寶玉這樣“不知過了幾世，歷了幾劫”，隔世重生而又爲廣大讀者非常熟悉的人物，突然使他降臨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社會，不料卻成了一名大大的落伍者。這位賈寶玉旣靈且痴，旣能“悟徹前因”，又存“補天之願”，旣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史聖訓，又一向不大安分、追新好奇。傳統的中國向以天朝上國自居，歷史上雖多次被外族所征服，但在文化上始終佔據優勢。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以武力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以後，中國人才發現，西方的船堅炮利及政治制度，都比中國來得先進。《新石頭記》所塑造的賈寶玉形象正是富有象徵意義的，通過賈寶玉的眼光所目睹的種種新事物，正反映出中國人因落後而普遍懷有的惶惑心緒。
　　寶玉來到世間發現的第一個新事物是“新聞紙”(報紙)，第一行是“大淸光緒二十六年□月□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禮拜日”。具有靈性的寶玉知道，這同那《京報》是一般的東西，然而“看它這年月，竟然是我離家之後，國號也改了，衹恨我在那裡混修之時，糊裡糊塗，不曾記着日子。看它那年月底下，還有甚麼‘一千九百零一年’，更不可解了”。時間上的差距使寶玉對世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比火鐮靈便得多的“洋火”，“一點點的小頭兒，燃着了那火，就那麼大”，已使他驚喜不置；取代了牲口的可以直通天津、北京的輪船、火車以及這些事物相關的買辦、西崽、洋人，更使寶玉茫然若失。碰到種種複雜矛盾，迫使寶玉下決心縮短時間間隔造成的差距，以趕上時代的步伐：“我旣做了現在的‘時人’，不能不知些時事。”
　　因此寶玉書堆裡檢出了當時廣行的一份完整的《時務報》和許多《知新報》，作品描寫寶玉“翻開來看，覺得十分合意，並有一層奇處，看了他的議論，就像這些話我也想這麼說的，衹是不曾說得出來，不知怎樣卻叫他說了去。”後來又翻到一包，上題“禁書”字樣，拆開來看，就是《淸議報》，“便拿過來看，覺得精華又較《時務報》勝些，心中愈加歡喜，不知不覺把三冊都看過了，還恨沒有第四冊以後的……仍是翻來覆去的看那三種報”(新石頭記，第七回一。除了閱讀新種報刊雜誌增進時事以外，寶玉還到工廠進行實地考察。“考工藝遍遊局廠”一回，吳趼人充分運用他在製造局的生活積累，大寫寶玉考察炮彈廠、鍋爐廠、水雷廠、機器廠、洋槍廠、鑄鐵廠、木工廠的經過，其中描寫寶玉對西洋工藝的讚嘆，也寫他對工人“自食其力”的欽敬之意。通過親身考察，加深了他對於引進西洋技術的認識，這種旣正視中西方的差距，又對趕上西方充滿信心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這種從西洋輸入的科學新知識他從何處獲得呢？他在《趼囈外編》下卷<格致>中，從翻譯的角度指出，“格致”一詞，不過是翻譯家拈來“對譯”西方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的名詞術語，與“考究”、“體察”，本無多少差別，而迂闊家竟將這種“考察物性以致實用”的科學，混同於中國傳統的“正心誠意”的格致，甚至牽強附會地論證西方的格致之學，是拾中國的緒餘而擴充之，是何等荒謬可笑⁽¹²⁾。可以看出吳趼人探求科學知識的執着精神與獨立思考態度，更可以看出他已經開始意識到科學技術對於禦敵強國的重要性了。他所解釋的“格致”是當時江南製造局和上海格致書院的標識語彙，代表西方科學技術。傅蘭雅從一八七六年二月開始創辦月刊《格致彙編》專門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和製造技術，《格致彙編》是純屬科技新知之刊物。徐壽在序文中指出：
　　傅蘭雅先生，英國之通儒也，來遊中國十餘年，通曉中國語言文字，特將西文格致諸書擇其有益於人者翻譯華文，月出一卷問世。蓋欲使吾華人探索底蘊，盡知理之所以然，而施諸實用。吾華人固能由淺入深，得其指歸，則受益定能量哉!所謂格致之有益於人而可施諸實用者，如天文。地理、算術、幾何、力藝、製器、化學、地學、金礦、武備等，此大宗也。⁽¹³⁾
　　《格致彙編》除了傅蘭雅一八七八－一八八零年帶病妻返回英國之兩年暂停期間以外，到一八九二年二月停刊爲止，共刊七卷六十期。其所揭载的西方科技知識，內容至爲廣泛。以科學知識而言，包括科學理論、科學方法、科學儀器、天文、自然現象、物理、化學、數學、計算機、動物學、植物學、昆蟲學、地質學、地理學、地形學、水力學、潮汐、醫學、藥物學、生理學、電學、機械學等。以工藝技術而言，包括蒸汽機、炮船、開礦技術、鑽地機、紡織機、製糖、打米、製陶、造磚、造玻璃、彈棉花機、製皮革、製冰機、造啤酒、造汽水機、造扣子機、造針機、火車、鐵路、農業機器、打字機、印刷機、造紙、煉鋼鐵、造水泥、造橋樑、榨油機、造火柴、照相機、幻燈機、潛水技術、電燈、電報、電話、漁獲養殖、製圖等，引介西方各種科技實創大獻。⁽¹⁴⁾
　　吳趼人在製造局任職書記的時候，正直傅蘭雅等西洋傳敎士以報刊方式介紹並輸入西方科學知識之時。《新石頭記》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賈寶玉傾倒於《時務報》、《淸議報》等變法維新派的報章雜誌，懷有這樣新文明新思想的吳趼人很可能以前已經讀過《格致彙編》和《萬國公報》等西方人所編輯的報章雜誌。
　　他的翻譯觀。“格致”詞彙的批評是否間接反映由江南製造局和格致書院中的西方傳敎士對他產生過影響？他至少已經看到了《格致彙編》和《萬國公報》等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九零年代在上海廣傳的西方人刊行的報章雜誌，這些雜誌都是傅蘭雅主編的，江南製造局也設立翻譯館，傅蘭雅掌管西籍的翻譯。《新石頭記》裡面“製造局廠”的遊歷和東方文明所主管的“文明境界”裡面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如果與傅蘭雅的《格致彙編》所引介的種種西方科技新知比較，容易發現其內容的類似性。雖然一八九零年在西方大爲流行科幻小說，中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也受到了影響，不少西方科幻小說被翻譯加以介紹，但是《新石頭記》裡面的科技知識從中文雜誌《格致彙編》中吸收的可能性比較大。吳趼人可能將中文雜誌《格致彙編》所登載的西方科技知識當做他小說創作的素材。
　　傅蘭雅一八九五年五月《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冊揭載其<求著時新小說啓>鼓吹小說創作，主倡以小說創作來開導民智，國民的啓蒙需要革除中國三大惡弊：鴉片、時文一八股文一、纏足。這些主張稍後梁啓超等人接受，戊戌變法失敗後，到二十世紀初以小說救國的口號大大推動了小說界革命。吳趼人曾經告白了從啓超的論著深受感動，從而他走上了他的小說創作之路⁽¹⁵⁾。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吳趼人受到極大的震動。他也和當時許多愛國之士一樣，充滿了對國家的現狀、民族的未來之憂患意識。他痛切地認識到，重要的不僅僅是引進西方的技術，而是制度的改革與民衆的敎育。於是，他自光緒丁酉(一八九七年)起，開始投身於辦報事業。吳趼人雖然一九零三年開始發表小說作品，但其文筆活動比小說創作要早，他一八九七年曾經從事辦報生活⁽¹⁶⁾，常爲報社撰作小品。傅蘭雅和梁啓超的辦報活動和小說創作的鼓吹都是站在同一個立場的，從一八九七年開始負責小報編輯的吳趼人不可能不認識從一八七零年代即開始在華主編中文雜誌的傅蘭雅之活動。當然，很可能在兩人之間有間接的影響關係，衹是充滿排外思想的吳趼人不肯承認或不願告白而已。
　　　*韓國崇實大學中文系教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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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晚淸小說史》，阿英著，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八月。
　　　四、《晚淸小說史》，歐陽健著，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
　　　五、《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六、《晚淸戲曲小說目》，阿英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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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吳趼人硏究資料》，魏紹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四月。
　　　九、《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二十六卷，翻譯文學卷一，施蟄存主編，上海書店，一九九零年十月。
　　　十、《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二十七卷，翻譯文學卷二，施蟄存主編，上海書店，一九九一年四月。
　　　十一、《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二十八卷，翻譯文學卷三，施蟄存主編，上海書店，一九九一年四月。
　　　十二、《我佛山人文集》，第一卷至第八卷，盧叔度主編，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
　　　十三、《強學報》、《時務報》，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委員會，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九月。
　　　十四、《中國近代文學硏究》，復旦大學中文系近代文學硏究室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
　　　十五、《中國近代文學考論》，王立興著，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十六、《晚淸文學期刊述略》，阿英著，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八月。
　　　十七、《中國小說叙事模式的轉變》，陳平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
　　　十八、《台灣·香港·海外學者論中國近代小說》，王繼權、周榕芳編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
　　　十九、《晚淸諷刺小說的諷刺藝術》，吳淳邦著，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
　　　二十、《淸末小說論集》，樽本照雄，日本法律文化社，一九九二年二月。
　　　廿一、《百年煙雲滄海一粟》，李志剛著，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
　　　廿二、《中國小說近代化影響西歐要因探究》，吳淳邦著，中國小說論叢第六輯，一九九七年三月。
　　　廿三、評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王偉康、吳平著，明淸小說硏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總第十一輯)二十九至三十六頁。
　　　廿四、吳趼人與《漢口日報》——對新發現的一組吳趼人材料的探討，王立興著，明淸小說硏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總第十三輯)二三一至二四一頁。
　　　廿五、有關吳趼人在《漢口日報》時期資料二篇，吳趼人著，明淸小說硏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總第十三輯)二四一至二四四頁。
　　　廿六、《吳趼人雜俎》，郭長海著，淸末小說第十六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八十一至八十八頁。
　　　廿七、關於《新しく發見さた吳人の作品的信》，顏廷亮著，淸末小說かろら三十三號，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頁。
　　註釋：
　　　①《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與《電術奇談》三種作品是《新小說》自第一卷第八期(一九零三年八月)起連載的，《九命奇冤》自第一卷第十二期起連載。大抵的時間算是同時，但是《九命奇冤》比第一批三部作品晚四個月問世。
　　　②引自M.D.維林吉諾娃著，<晚淸小說中的叙事模式>，载於《台灣·香港·海外學者論近代小說(王繼權、周榕芳編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一一八頁。
　　　③同註②，一二零頁。
　　　④此文見於<小說叢話>，知新主人條，原載於《新小說》第二十號(一九零五年)，吳趼人在<小說叢話>裡面以“趼”為名發表意見，此文分明是他的親友知新主人周桂笙的文章。參考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八十四至八十六頁。“趼”條見於八十四頁，“知新主人”條見於八十五至八十六頁。
　　　⑤周桂笙在《新庵筆記》云：“趼人先生及余皆嘗任橫濱新小說社譯著事，自滬郵稿。雖後先東渡日本，然別有所營，非事著書也。”吳趼人在日本遊留為時短暫，赴日究竟所營何事，未見記載。吳趼人的堂弟吳植三也在一九六二年講過他曾赴日本辦事，其餘有待查證。引自魏紹昌注，<魯迅之吳沃堯傳略箋注>，第註⑨，《吳趼人硏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四月，五至六頁。
　　　⑥樽本照雄，<吳趼人電術奇談の方法>，《淸末小說》第八號，十六頁。又見於《淸末小說論集》，法律文化社，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二零九頁。
　　　⑦引自盧叔度，《我佛山人文集·前言》，二十四至二十五頁，盧氏闡明此文引自王立言的<電術奇談前言>。
　　　⑧同註⑥，二至三頁。
　　　⑨盧叔度(<佛山人作品考略——長篇小說部分>，中山大學學報一九八零年第三期)、魏紹昌《吳趼人硏究資料》，九十一頁)、中島利郎(<我佛山人著作目錄>，大谷大學《文藝論叢》第二十四號，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六十七頁)三人曾認為<附記>的作者是吳趼人。但是在<附記>前後並沒有特別註明其為我佛山人作。《電術奇談》的“評者”是周桂笙。吳趼人在作品中出現時把自己指稱為“我譯書衍義的人”(第三回)，“我演義的”(第七回)，可是在<附記>裡面衹稱“衍義者”。其指稱的方式明顯不同。因此樽本照雄主張<附記>的作者並不是吳趼人，很可能是周桂笙。此說引自樽本照雄，<吳趼人電術奇談の方法>，《淸末小說論集》，二二五頁。
　　　⑩樽本照雄，<吳趼人電術奇談の方法>，二二三頁。
　　　(11)參見鍾叔河《走向世界》第三一一頁。轉引自歐陽健著，《晚淸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一二七至一二八頁。
　　　(12)《我佛山人文集》第八卷，一二八頁。
　　　(13)引自李志剛著，《百年煙雲　滄海一粟》(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五十三頁，此文原載於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零年)三十五頁。
　　　(14)參考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敎博物館所藏《格致彙編》第一至第四卷。
　　　(15)吳趼人在<月月小說序>云：“吾蓋有所感焉。吾感乎飮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於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隨聲附和。”引自《吳趼人硏究資料》，三二零頁。
　　　(16)根據《趼人剩墨》中<集四書句>一條，吳趼人自述：“丁酉秋冬之間，襄《字林滬報》筆政”。又據<吳趼人哭>中亦云：“吳趼人初襄《消閑報》，繼辦《採風報》，又辦《奇新報》，辛丑九月又辦《寓言報》，至壬寅二月辭寓言主人而歸，閉門謝客，瞑然僵臥。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報筆政，實我進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陰遂虛擲於此，吳趼人哭。”《消閑報》就是《字林滬報》副刊，丁酉為一八九七年，壬寅為一九零二年，此五六年正是吳趼人三十二嵗至三十七嵗之時。但他並未立即脱離報界：“會壬寅春，吳君應《漢口日報》之聘”(見紫英<評新庵諧譯>)《新庵諧譯》<吳趼人序文>中也說：“壬寅春，與蔣子才共事漢皋”，直至次年(癸卯)春間辭職返滬，他在漢口編報又有一年多時間。此文引自魏紹昌注，<魯迅之吳沃堯傳略箋注>，《吳趼人硏究資料》(魏紹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四月第一版)，第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