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梁啟超的小説理論與批評

曾揚華^*

　　在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上，梁啓超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這自然有它的原由，因爲梁啓超對小說理論和批評的確提出了一些不同一般的主張和看法，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因而受到硏究者的重視。不過在文學或文學批評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情况，有影響的作家或理論，其作品不一定就具有相應的價値和貢獻，它的影響往往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對其作品的實際作用也還要較爲冷靜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梁啓超在小說理論方面是一位影響很大也有一定作用的作家，但近年來對梁啓超在這方面的評價，卻有一些誇大的傾向，某些看法似乎還可細加斟酌。如有的論者在對梁啓超的小說理論作總體評價時說：“若論理論思辨能力，在我國小說理論史上，金聖嘆之後，一人而已；若論對小說創作，小說批評的影響，也衹有金聖嘆才能與他相提並論。”^①此種評價代表了一種看法，但卻大有商榷之餘地。如前所述，評價一種理論，不應僅停留在它的影響上，因爲影響大小是可以因不同原因造成的，而且還有好壞之不同。從這方面的意義上來說，在小說理論史上，無論地位、作用和影響，都不是金聖嘆可與梁啓超相提並論，而是梁啓超不足以與金聖嘆相提並論。以下試就梁啓超小說理論的功過加以評析。
　　首先，梁啓超大力推崇小說的社會作用。早在“戊戌變法”之前於《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中，他就提到：“今天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敎，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耻，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官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勵末俗。其爲補益，豈有量邪!”這裡雖仍不脫“闡聖敎”、“述史事”等傳統小說理論的舊說，但卻具有明顯的去腐圖新的時代氣息，在泛論的意義上，也高度評價了小說的作用和意義，自是有積極貢獻的。但梁啓超在“戊戌變法”之後，於一九零二年在《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卻把小說的社會作用推向了一個極端，劈頭就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敎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義之力支配人道故。
　　這裡顯然是過份誇大了小說的作用，把它當成了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看不到小說與其他意識形態一樣，都是受制約於經濟基礎與社會現實的，所以在理論上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
　　第二，梁啓超公開打出“小說界革命”的旗號，倡導和推動了淸末小說界的革命。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這篇長文中，他的最後結論是：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梁啓超親自創作小說、翻譯小說，爲小說期刊《新小說》(並發廣告)等等，都是在大力推動他的“小說界革命”的理論。其理論影響之大，是和這些實踐活動分不開的。然而他這個重大“革命”理論的產生，都是建立在對小說作用極度誇大的基礎上的。他一方面認爲小說對於人“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即使有人不愛讀小說，也因小說對社會、對人的影響巨大，致使一個人“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旣人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訴之間接。”也就是說，人在胎兒時就會受小說的影響，豈非十分神奇？一至於梁啓超一方面說“賢智亦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能如下面所說那樣批判舊小說，那麼他竟是超出“賢智”之外了。一於此可見小說與人關係的密切。另一方面，他又認爲舊中國的各種罪惡(梁羅列了一大推)之產生，其原因皆“惟小說之故”，小說成了“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小說如此罪大惡極，那麼“小說界革命”自然就成了“改良群治”的必然之理、必經之途了。建立在如此錯誤基礎上的“革命”理論，其實際效果和價値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對中國小說史的批評。梁啓超旣然認爲小說的作用如此之大，而舊小說又成爲“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這就必然導致出對中國小說史的全面否定，事實也是如此，在一八九八年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他就說：
　　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而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途途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在梁啓超筆下，一部輝煌燦爛的中國小說史，從頭到尾就被一筆鈎銷，剩下的就是“誨盜”與“誨淫”這兩端了。這完全是一種不顧事實的信口雌黃，而決不僅僅是評論家們爲之曲意辯護的“偏見”或“局限”了。它說明梁啓超當時衹是一個偏執的政治家，而非小說家(後面要說的事實還會證明這一點)。而這種政治家爲了其狹隘的政治目的是可以罔顧一切的。
　　最後要說到的是梁啓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對小說的藝術特性方面也有所接觸，它主要表現爲兩點：其一是指出小說有兩個特點，即能表達異境與理想，同時又能眞實細緻地描繪人生，並將它們“和盤托出，徹底發露之”，在此基礎上，梁啓超提出：
　　由前小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這可說是在中國最早提出了創作方法上的寫實派與理想派“兩派”，自有其歷史意義和價値。可惜衹是點到而已，未能就有關的各種問題作稍微進一步的闡釋，因此還不能反映出他在這方面的具體見解。他大抵上衹是將西方文藝理論上作了一點點滴的介紹而已。其二是同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了小說之所以有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爲它“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並具體標出這一“力”有四種形態：“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根據他對這“四力”的具體描繪，除去其有重複處之外，不外就是一種藝術感染力而已。而這種感染力其實並非小說，甚至還不僅爲文藝作品獨有，這一點，梁啓超自己也是承認的，所以他在最後歸納這“四力”時說：
　　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聖。……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可見梁啓超對小說感人之力雖羅列有四，但它並非小說和文藝作品所特有，而是宗敎主與政治家均可共有，而作爲小說和文藝作品所特有的審美特徵，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美感作用，他卻未能把握，從這點來說，梁啓超其實還未眞正懂得小說藝術的本質特徵和眞正奧秘。他所強調的四種力之巨大作用，衹是在進一步說明必須利用小說爲政治服務，並未眞正以科學的態度去探求小說自身應有的理論。
　　以上綜述了梁啓超小說理論的幾個重要方面，它們雖各有不同內容，但卻是互有聯繫的。由於他的小說理論是基於一種陝隘的政治功利目的需要，所以確切來說，他心目中的小說的核心觀念，乃是政治小說而非其他小說，它的巨大作用乃是政治作用(也有與之相關的道德作用)，而非小說的特有的審美作用。因此，他的“小說界革命”，就一切都是爲小說政治化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早在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啓超逃亡日本之時，他在日本創辦的《淸議報》的“規則”中，就強調了政治爲該報刊的重要內容，在該刊第一期上還發表了他翻譯的當時日本的一部著名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並在此小說前寫了一篇序，也就是著名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在序中他宣傳“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時，政治小說的重大作用，“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爲功最高焉。”再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他終於在一九零二年自己主持的《新小說》雜誌上，發表了帶綱領性的小說理論文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明確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而其核心自然是“欲新政治必新小說”。他辦《新小說》的宗旨也是“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②。
　　明白了梁啓超心目中小說槪念的實際內容以及“小說界革命”的實質，就容易理解，他爲甚麼會把小說的作用誇大到如此極致的程度，因爲不如此就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去動員小說介入他的政治運動並爲之服務；也就容易理解，他爲甚麼會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小說，因爲這些小說都是無助於他的“革命”需求甚至有反作用的；也就容易理解，他爲甚麼在小說的藝術特徵方面並無多少建樹，遠比不上同時的小說理論家如黃人、徐念慈、俠人與王國維等人在這方面的成就，因爲在他的腦海中，除了政治的需要就不曾也無暇去顧及眞正的小說理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梁啓超就不僅僅是不能與金聖嘆相提並論了。
　　如果說，金聖嘆的小說理論無論對後世的小說理論或小說創作都起了十分巨大的積極作用，因而受到公認的推崇的話，那麼梁啓超的情形卻完全相反。
　　首先，梁啓超的一些理論就受到同時人，甚至是他的相知友好的病詬和責難。
　　如黃人一九零七年發表的《小說林發刊詞》一文，在充分肯定了小說的社會作用後指出：
　　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也。……一若國家之法典，宗敎之聖經，學校之科本，家庭社會之標準方式，無一不儩於小說者，其然，豈其然乎？
　　徐念慈以別號覺我發表在一九零八年《小說林》第九、十期的《余之小說觀》，其第一節《小說與人生》指出：
　　小說者，文學中之以娛樂的，促社會之發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頭腦，恆以鴆毒霉菌視小說，而不許讀書子弟，一嘗其新，是不免失之過嚴。今近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余為平心論之，則小說固不足生社會，而惟有社會始成小說者也。
　　黃、徐二人的意見顯然是針對梁啓超的觀點而發的，他們提出的批評也無疑是正確的。而曼殊一九零五年發表於《新小說》第十三期上的《小說叢話》中的意見，則不僅與黃、徐相同，而且還批評了梁啓超對中國傳統小說的無端全盤否定：
　　小說者，“今社會”之見本地。無論何種小說，其思想總不能出當時社會之範圍，此殆如形之於模，影之於物矣。雖證諸他邦，亦罔不如是。……今之痛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罪於吾國無佳小說，其果今之惡社會為劣小說之果乎，抑劣社會為惡小說之因乎？
　　而同時還有一位俠人，尤其對《紅樓夢》也被一槪否定，歸入“淫書”之列，表示了十分的不滿，他也在《小說叢話》上寫道：
　　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而讀者不知，乃群然以淫書目之，嗚呼!豈真嗜腐鼠者之不可以翔青雲邪!何沉溺之深，加之以當頭棒喝而不悟也？……而世之人，顧群然曰：“淫書、淫書。”嗚呼!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綠乎哉？果黃乎哉？《紅樓夢》非淫書，讀者適自成其淫人而已。
　　這裡不僅與梁啓超的觀點不同，而且由於分歧之深，達到了直面駡人的地步了。此外，各種批評梁啓超理論的意見還有許多。由以上可知，梁啓超的這些理論並未得到同時的有識之士的認同的。
　　其次，從梁啓超本人實踐的角度來看，更可進一步增加對他的小說理論實質的理解。梁啓超寫了實踐他的小說理論，也進行了小說的創作，在他創辦的《新小說》雜誌裡，首先發表了他醞釀了五年而創作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但卻是衹寫了四回的未完之作，他在該《記》的“緒言”中有兩段自述，很能說明問題：
　　兹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
　　此篇今初成兩三回，一復讀之，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相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編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饜讀者之望矣，願以報中他種之有滋味者償之；其有不喜政談者乎，則以兹復瓿焉可也。
　　他寫小說的目的是爲了“發表政見”，他的讀者對象衹是“愛國達識之君子”，早已忘記了他反復強調的“一國之民”。而小說的內容則是連篇累牘的法律、章程、演說之類，以致成了甚麼都不像，自己看了也“失笑”的東西，這正是把小說強化爲政治服務的惡果。
　　而這種惡果不僅反映在他本人的小說創作上，也因他的小說理論(還要加上他的行爲)的巨大影響，對晚淸末期的整個小說界也帶來了極壞的結果。當時小說數量雖多，但往往充斥了政治說敎，而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劃，讀來缺少藝術感染力，味同嚼蠟；而在這同時，梁啓超貶斥傳統小說的“誨淫誨盜”式的作品也大量出現，“小說界革命”以來的狀况是令人失望的。一九零七年，天僇生(即王仲麒)發表在《月月小說》第一卷第九期上的《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一文，就批評了有的人對傳統小說衹是“以誨淫與誨盜目睹書，此不善讀小說之過也”之後，又說：
　　近年以來，憂時之士，以為欲救中國，當以改良社會為起點，欲改良社會，當以新著小說為前驅。此風一開，而新小說之出現者，幾於汗牛充棟，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說之過也。有此二因，而吾國小說界遂無絲毫之價值。
　　天僇生雖未點名，但誰都可看出，這是對梁啓超的“革命”理論以及它的後果的徹底否定：“吾國小說界遂無絲毫之價値”!
　　而不幸的是，這種狀况，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每况愈下，以至梁啓超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失敗的事實，並表現得比天僇生更爲痛心疾首。梁啓超於一九一五年發表在《中華小說界》二卷一期上的《告小說家》一文，他一方面指出了當今小說數量之多：“今日小說之勢力，視十年前增加倍蓗什百，此事實之無能爲諱者也。”另一方面，他又驚呼：
　　而還觀今之所謂小說文學者何如？嗚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之遊戲文也，於以煽誘舉國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於險波鈎距作奸犯科，而摹擬某種偵探小說中之一節目。其柔靡者浸淫於目成魂與踰牆鑽穴，而自比於某種艷情小說之主人者。於是其思想習於污賤齷齪，其行誼習於邪曲放蕩，其言論習於詭隨尖刻。近十年來，社會風習，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謂新小說者階之厲？循此橫流，更閱數年，中國殆不陸沉焉不止也。嗚呼!
　　在梁啓超的一片嗚呼聲中，我們除了還能聽到他重複把一切社會腐敗惡歸罪於小說的老調，還可見到經過十數年的“小說界革命”之後，小說仍是一片齷齪狼藉的景况；而這種情况雖然不能完全歸之於梁啓超的“革命”理論，但卻完全可以說明這種理論是錯誤的，因而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
　　梁啓超的小說理論之所以會出現這麼多、如此大的錯誤，乃是由於他對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的錯誤觀點所決定的。他不是把國家的貧窮羸弱歸咎於政治制度的腐敗和經濟的落後，而是責難“一國之民”的愚昧；他認爲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去推翻現有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統治，進行社會革命，而是十分愚妄地寄幻想於“小說界革命”。基於這樣荒唐的指導思想來談小說理論，那麼無論出現怎樣荒誕的理論也都不足爲奇了。這也是由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立場所決定的。同時還有必要指出一點的是，他對小說作用的過度誇張，也和他對西方世界的錯誤觀察有關的，他把歐、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功歸於小說的功勞，實際上也是歪曲了那些國家的現實，再把這種被歪曲了的事實理論化後又引入本國，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這也說明，學習國外世界的經驗，必須要有一種科學的觀點和正確的認識，否則就會失之毫釐而謬以千里。
　　梁啓超的小說理論及其實踐結果旣然如上所說，那麼我們必然還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它爲甚麼會在當時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細按起來，倒也不難理解。因爲第一，他的理論並非停留在書面上的幾行一般文字，而是以“革命”的口號和姿態出現的，而這種口號又不單單是“小說界革命”，它同時還有一系列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與小說聯繫在一起的戲劇革命，再加上大力的宣傳鼓勵，自然聲勢浩大，深入人心。其次是梁啓超不僅是理論家，他還是實踐家。如前所述，他還大辦小說刊物，創作小說，翻譯小說，通過這些行動在他四周結集了一批同人，形成了一股勢力，自然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了。還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梁啓超是個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又是學術名人，憑借這樣一種聲勢，再在小說領域掀起一陣波浪，自然就易於風起雲湧了。所以，梁啓超的影響並非來自理論本身的威力，而是由其他外來因素造成的，就其理論本身的意義來說，不但說不上有太大的建樹和貢獻，甚至還有着相反的作用和效果。這和蔡元培及其《石頭記索隱》所代表的“紅學”索隱派的情况頗有相似之處。它又和金聖嘆的情况恰恰相反，金聖嘆是一個地位低下且被殺害的冤民，談不上任何政治地位，但由於他小說理論的巨大意義和貢獻，儘管他缺少梁啓超那麼有利的外在因素，但他在小說理論史上的價値和影響，都不是梁啓超所能望其項背的，這一點似乎可以給人們以不少富有深意的啓發。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註釋：
　　　①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第三六二頁，安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②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引自陳平原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第四十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