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聞觀念與晚清新小說
王學鈞*
中國小說由古典向近代的轉型，包含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作用。用王國維的話說，即是在中西“化合”的過程中實現的。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文轉型過程。所謂晚淸新小說或近代小說，就其人文本性而言，實即與這一整合、轉型共生的近代新興市民職業人文知識分子形成期的小說。其中，新聞出版企業化與職業“報人”小說家的形成，旣屬這一整合與轉型的體現者，也是現代人文知識分子及職業作家的先驅。他們集職業“報人”和小說家於一身，使近代新聞觀念與小說創作相融合，賦予晚淸新小說新的時代風格和文化活力。
一、新聞報刊企業化與職業“報人”小說家的形成
中國新聞業是晚淸才出現的新興行業，起初是由外國人在中國創生。就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而言，一八七二年《申報》創刊爲突出的標誌，外資商業中文報刊興起。其時正當中國的“洋務運動”成爲社會上流行的“時務”之際。也就是說，此時已有許多中國文人進入各類中外企業或學校，開始由傳統的士或士大夫向市民職業知識分子轉化，如蘇州王韜、浙江人李善蘭、南京人管嗣復就職於墨海書館，南京詩人黃文瀚就職於上海招商局當書辦等等，還有分佈在各行各業中的其他知識分子，諸如徐壽、華蘅芳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北京、上海、廣州的廣方言館的敎師、及所設翻譯館的譯員等等，至於留學生、洋務學堂的學生和外國人辦的“義學”學生等等，則屬另外一種類型，即新式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正在形成並日益增多。工商業的近代化和市民職業知識分子的誕生、形成，旣是中國人文和社會近代轉型的一種體現，也是近代新聞報刊的人文基礎和主要受體。這些中文報刊面向中國讀者，自然需要聘用中國文人，且往往由他們擔任“主筆”。諸如吳讓之、何桂笙、錢昕伯、黃武權等人在《申報》，戴譜笙主筆《滬報》，蔡爾康先後主筆《新聞報》、《滬報》，又轉入申報館，孫玉聲一度主筆《新聞報》，後相繼入《申報》、《輿論時事報》，周病鴛、高大痴到上海謀生，先向何桂笙學習新聞學，後周病鴛出任《同文滬報》消閑錄主任，高太痴則先後主筆《新聞報》和《滬報》等等。李平書自述：“(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蔡紫黻譜兄主《字林滬報》館筆政，邀余襄理，日著時事論一篇。七月，越南事起，《字林西報》消息靈通，《滬報》譯登之路透電信，較他報先一日宣佈，因之銷行猛進。同事蘇君稼秋、王君西躔、翻譯黃君子元俱相得。”①蔡紫黻即蔡爾康。至一八九六年李伯元從常州移家上海謀生，受聘主筆外資《指南報》，報紙至少已在中國工商界和知識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說：
遊戲主人手創此報(引者按即《遊戲報》)七閱月於兹矣，幸獲一紙風行，中外稱頌，一時朋輩咸為主人慶，以為《申》、《新》各報開創伊始，無若是易也。主人沉吟良久逡巡而對曰：同人之所喜，正鄙人之所懼，惟《申》、《新》各報創始如此其難，余用是兢也。昔吾聞西人美查君之創《申報》也，其時中國閲報之風未啟，美查君艱難辛苦，百折不回。迄今報館紛開，人知購閱，皆君之所貽也。厥後裴禮思君創設《新聞報》，聲譽蜚起，先後媲美。裴君嘗語諸友曰：自人之購吾報，以及來登告白者，吾未嘗以其納貲少也，而稍存菲薄之心。美查君尤於人之來求更正者，無不立應，以為人之重視吾報也。嗚乎!聆兩君之言，其創業之宏，植基之厚，殆有自來歟。②
沒有工商及文化的需要和廣大的受體，再好的報紙也不可能“風行”；反之，如果沒有報紙的新聞傳播功能及文章的文化滲透力以適應並激發社會的需要，從而使“人知購閱”，也不可能“風行”。李伯元的體會和經驗表達了西方近代新聞業和新聞觀念的影響及中國人文和社會對它的接受，而他本人也就是在這一影響下走上了職業辦報人的道路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人學習到了近代西方報刊的編輯、印刷、發行和管理方法，並開始形成中國早期與報刊共生的職業“報人”，也爲中國人自辦報刊開闢了道路。王韜就是這樣的先驅者和典型的人文個案。
王韜(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七)十八歲時以第一名入縣學成爲秀才，翌年秋鄕試落第，從此無意於科舉。二十一歲，父親亡故後，王韜赴上海謀生，受英人麥都思之聘。入上海墨海書局，在這裡工作了十三年，也廣泛地接觸了西學。一八六二年，他因“上太平軍書”案發，避禍移居香港，經麥都思介紹，入香港英華書院，助英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一八六七年冬，他隨理雅各赴英，繼續協助其翻譯中國經書。一八七一年王韜返香港，正値英華書院停辦，便與梁仁甫、黃勝等人籌資承購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開辦中華印務總局。一八七四年一月，他發起創辦《循環日報》。就目前所知，這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份政論報。在韜任該報總司事，主持報務，並在報上發表政治、社會評論，表達了中國早期的改良主義思想，開始了中國報紙評論時政的風氣。此後他一度赴日本，一八八四年初夏始移家返滬定居。在滬期間，他創辦弢園書局，又於一八八六年被聘爲由傅蘭雅等人創辦的上海格致書院掌院，又任申報館的編輯工作，直到逝世。在上海，王韜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廣泛的交往，幾若文壇領袖。他曾刻了一方印章，自稱“天南遁叟淞北逸民歐西經師日東詩祖”。③他的一生體現了在科舉時代和維新運動之前憑自力開闢新的人生道路，由傳統的士人“秀才”“下海”轉化爲市民職業文人：一位早期的改良主義思想家的代表，“報人”、出版家、翻譯家、詩人及小說家——其文言小說集《遁窟讕言》便作於在香港辦報期間，而以不同於傳統的生活方式，成爲市民職業人文知識分子的先驅，正如徐壽、華蘅芳、李善蘭、詹天佑在這一過程中成爲中國市民職業科技知識分子的先驅一樣。他們作爲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出現並活動於中國社會，成爲中西文化整合和中國人文轉變的體現。隨着工商、西學和新式敎育的日益發展、普及，這一階層也日益發展。他們是中國新文化主要的人文體現和人文資源。後起之秀諸如嚴復、梁啓超、李伯元、吳趼人、曾樸，以致於魯迅、胡適等等，便屬這一無窮發展鏈上的進化環節。而新聞出版業，正是這一無窮進化鏈得以發生的一大契機。他們也從此與新聞出版相輔相成。作爲自由職業者，他們日益擺脫傳統的諸如杜甫式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臣民”意識，以及作爲“臣民”的“士”或“士大夫”那種被“御用”甚至“俳優以蓄之”的可悲境地，而是憑借自己的知識、才能和創造性的勞動服務於社會而謀生的同時，旣改變着中國固有的人文構成，也改變着中國傳統的文化結構，甚至經常憑其“學理”對國家事務、社會生活、民族的發展方向作出知識、輿論、藝術或理論的干預。
環繞着申報館的“報人”，那些靠“賣文爲生”的職業文人，同時也開創了以報刊爲媒體的文學活動。《申報》上屢刊詩詞歌賦自不必說，連載翻譯小說也出現了，如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連載的《談瀛小錄》(即節譯斯威夫特《格列佛遊記》)、四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睡七十年》(即歐文《端普·凡·溫克爾》)。同年，一種新興的文學媒體——文學期刊也由申報館發行，這就是由尊聞閣主人主編的《瀛寰瑣記》，及經更名繼出的《四溟瑣記》和《寰宇瑣記》。阿英引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刊《申報館書目》著錄：“《瀛寰瑣記》二十八卷，《四溟瑣記》十二卷，《寰宇瑣記》十二卷”云：
是書皆近時諸同人惠投本館囑刊之作，本館延請名人詳加選擇。其中崇論宏議，層出不窮，騈體諸作，亦可以與古作者並駕齊驅。各體詩詞，則濃淡清奇，不拘一格。間附雜著，亦簇簇生新。《寰宇瑣記》後四卷，又得縷馨仙史精心評騭。其《尊聞閣詩選》皆諸君先後三四年中所遙寄者也。至《瀛寰瑣記》中又將《昕夕閑談》一書逐卷分刊，此五十二卷，真所謂分之則明珠成顆，合之則美玉無瑕者也。計每卷錢八十文。④
除此，申報館還開設點石齋石印書局、圖書集成鉛印書局和申昌書室一即申報館的圖書銷售部一，出版“申報館仿聚珍板”叢書。魯迅說：“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要講《申報》，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時的《申報》，還是用中國竹紙的，單面印，而在那裡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他們又幫申報館印行些明淸的小品書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燈謎，有入選的，就用這些書做贈品，所以那流通很廣遠。也有大部書，如《儒林外史》、《三寶太監西洋記》、《快心編》等。現在我們在舊書攤上有時還看見第一頁印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板印’字樣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⑤
魯迅所指“三十年以前”，實即這一時期。今存“申報館叢書續集”本文言小說集《香飲樓賓談》(又見《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卷首有縷馨仙史一即蔡爾康一作於光緒三年(一八七七)的序：“近日稗官野史，汗牛充棟，了不爲異。”可知當時小說創作之盛。其影響尤其値得注意。康有爲《日本書目誌》記：“問上海點石者曰：‘何書宜售也？’曰：‘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以至於使他想到：“易逮於民治，善入於愚俗，可增七略爲八、四部爲五，蔚爲大國，直隸王風者，今日急務，其小說乎!”⑥“點石者”，也即點石齋的人。《日本書目誌》刊行於一八九七年，康有爲的書市調查，在此之前。一八八二年他參加順天鄕試後南返，“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⑦據康有爲的行蹤，他的調查或當在此時。由康有爲而至梁啓超發動“小說界革命”，便不但與他們的小說觀念，而且與他們對小說市場的判斷有直接關係。⑧
這群環繞着申報館的幾十名作者，現已難以一一考訂，但創作了有影響的小說而可以確定的作者，則有《夜雨秋燈錄》的作者安徽天長人宣鼎，他同時也是畫家和詩人，在《瀛寰瑣記》上他發表的作品頗多。還有王韜的學生，即文言小說《澆愁集》、章回小說《海上塵天影》(即《斷腸碑》)的作者無錫人鄒弢，《寰宇瑣記》的《尊聞閣同人詩選》中發表有《採蓮詞》、《題張少卿女史蓮花合掌圖》，均署鄒翰飛；有文言小說集《新聞新裡新》(又名《艷異新編》)、章回小說《靑樓夢》的作者蘇州人兪達(號吟香)，在《尊聞閣同人詩選》中有他的《代贈素卿校書》，署吟香氏，他也是鄒弢的好友；有日後於一八九五年響應傅籣雅在《萬國公報》發起的“時新小說”有獎徵文，作章回小說《醒世新編》(盜印本改題《花柳深情傳》)的作者浙江瞿州人詹熙(字肖魯)，《尊聞閣同人詩選》中有他的《題竹林談經圖》，署詹熙肖魯⑨。其他尙有現僅知其創作過文言小說的作者如蘇州人秦雲(號膚雨)、葛其龍(號龍湫舊隱)等等，而大多數作者已被歷史塵封，尙須進一步查考。
《瀛寰瑣記》連載了兩部翻譯小說，一是日本明治時代靜軒居士的《江戶繁昌記》，一是蠡勺居士所譯英國小說《沂夕閑談》。經郭長海先生的考訂，我們始知蠡勺居士是當過縣令的蔣子讓(號小吉羅庵主)⑩。在這群作者中還有一位名氣很大的也當過縣令而移居上海的人物——袁祖志(字翔甫)，作品常署別號創山舊主，也是有名的“楊柳樓台”的主人。他是袁枚的文孫。李伯元日後創辦《遊戲報》時很可能含有他的投資，或是兩人合辦(11)。其中鄒弢別號瀟湘侍者、瘦鶴詞人，也是一位職業報人，出任過多家報館的編輯，一九九八年自力創辦《趣報》。申報館兩個著名編輯蔡爾康與何桂笙，曾給許多小說作過序，然迄今尙未找到他們的小說作品。
王韜自述“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歲次甲申季夏三月下浣，余方還自粵東。”幾乎是他一到上海，聞閣主人就上門來索稿了。他在寫於“光緒十年歲次甲申五月中浣”的《淞隱漫錄》自序中說：“余向有《遁窟讕言》，則以窮而遁於天南而作也。今也倦遊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尊聞閣主人屢請示所作，將以付之剞劂氏。”他於是開始寫作《淞隱漫錄》。“尊聞閣主見之，輒拍案叫絕，延善於丹靑者，即書中意繪成圖幅，出以問世，將陸續成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隱漫錄》。”此時聞閣主人正爲申報館創辦《點石齋畫報》，其《點石齋畫報緣啓》即署“光緒十年暮春之月尊聞閣主人識”。《淞隱漫錄》即於當年配以插圖連載於《點石齋畫報》，歷時三年。其時，王韜則也進入了申報館。
申報是一份商業報紙，而申報館卻成了中國“報人”小說家的濫觴。這是中國近代職業小說家主要的形成方式。此後，與申報館關係密切的韓邦慶，於一八九二年創辦個人小說雜誌《海上奇書》，連載章回小說《海上花列傳》及文言小說，便不是一件突發奇想而偶然的事。儘管《海上奇書》維持未久，但卻是先驅者的夭折。由此也可見，個人雜誌和職業小說家的誕生和生存，在中國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梁啓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這實際上也是當時許多文人的體會。“受巨創，負深痛”(12)，而心靈震動，在近代啓蒙思潮和維新運動興起的同時，中國民間報刊迅速繁榮起來(13)。但對職業小說家的形成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卻是一般新聞史似乎不甚重視的“小報”——實即文藝性報刊的繁榮。這首先是李伯元於一八九七年自創《遊戲報》，後又創辦《世界繁華報》，而接踵者蔚然成風。吳趼人說他：“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耻於趣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駡之文，創爲《遊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14)孫玉聲則稱之爲“小報界之祖也。”“當其橐筆遊滬時，滬上報館衹《申報》、《新聞報》、《字林西報》等，……李乃獨闢蹊徑，創《遊戲報》於大新街之惠秀里。風氣所趨，各小報紛紛蔚起。”(15)邱菽園則說：“中國首仿西人爲遊戲報紙，唯上海之《遊戲報》是已。總主筆李伯元明經，騈文專家，又復兼長小品雜著，嘻笑怒駡，振聵發聾，得遊戲之三昧。”(16)
如果說王韜屬於“洋務”時代中國新興市民職業“報人”小說家先驅者的代表，李伯元則便是“維新”至“革命”時代市民職業“報人”小說家的先驅。繼《遊戲報》風行而起的諸如《消閑報》、《採風報》、《笑林報》、《寓言報》、《趣報》等等數十種文藝性小報構成了阿英所謂“小報時期”(17)。這些“小報”的編者們，諸如李伯元、孫玉聲、高太痴、歐陽鉅源、鄒弢等等，同時也是“報人”小說家。高太痴在《新聞報》發表《夢平倭奴記》，孫玉聲辦《採風報》每日隨報附送小說《海上繁華夢》單頁，鄒弢辦《趣報》每日隨報附送《斷腸碑》小說單頁，李伯元在《遊戲報》發表二春居士的《海天鴻雪記》並爲之加評作序，接着又出單行本。自己也直接表達了早有作小說的想法(18)。其《新出<世界繁華報>章程》便預告：“另有本館自撰小說等類，名目繁多，得暇即錄。”他在報上連載的《庚子國變彈詞》，便是“小說界革命”之前一部直指現實的重要作品。這些報紙的風行和報人小說家的形成。構成了由梁啓超發動的“小說界革命”的先期基礎。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流亡日本，相繼創辦《淸議報》、《新民叢報》，分別開闢“詩界潮音集”、“政治小說”和“小說”專欄，提倡“詩界革命”和譯介“政治小說”，後又於一九零二年發動“小說界革命”而創刊《新小說》雜誌。《新民叢報》之所謂“叢報”，實即雜誌的另一漢譯名，《淸議報》和《新民叢報》其實都是雜誌。單梁啓超一人，從一八九六年所主編的《時務報》上開始刊登由張坤德翻譯的英國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一包括《英包探勘盜密約案》和《記傴者復仇事》二篇)、《滑震筆記》(包括《繼父狂女破案》和《呵爾唔斯緝案被戕》二篇)，到專門的小說雜誌的創刊，中國小說的載體也從報紙向專門雜誌擴展。同時，他還主持了設於上海的廣智書局，刊行小說單行本，如漢譯本日本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和《經國美談》，便是先由《淸議報》連載，而後由廣智書局出版單行本。小說的這種出版方式，是晚淸的新現象，至今也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方式。上海商務印書館首先呼應“小說界革命”，而創刊《繡像小說》，並聘李伯元爲主編。從此迎來了小說期刊的繁榮和新小說的繁榮。並且正是由於一批職業“報人”小說家的呼應，使“小說界革命”由社會活動家的倡導，轉化爲新聞出版企業和市民職業文人的自覺，而消彌其“運動”色彩，普及爲持久的近代市民文學的一般意識。
二、新聞觀念向小說的滲透與融合
職業報人創作小說，在中國有着傳統小說觀的支持。小說之在中國一向又稱作裨官野史。《漢書·藝文誌》所謂“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換句話說，小說之在古代具有民間輿論的意味，在上者“採詩”以觀民風，正如稗官綴小說以察輿情。後世小說觀有許多發展，但大體含有兩個基本意識：“實錄”或重“史”、“敎化”或“勸懲”。它與近代新聞觀念中的“有聞必錄”及其新聞眞實、時事評論的社會文明批評觀恰相契合。正是在個意義上，“報人”們發現近代新聞觀念與古之“汝南月旦、稗官野史”的一致性。《奇聞報》一八九八年三月三十日所刊的《廣開報館說》一文便說：“夫汝南月旦、稗官野史，雖無日報之名，已具日報之實，足見古人先得我心。而所謂日報者，則又事取新奇，信貴靈捷，旣可以達民情，又可以開智。”(19)
不但中國“報人”如此，傅蘭雅也如此。他在一八九五年六月《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冊發佈《求著時新小說啓》，辦“時新小說”有獎徵文，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也是近代小說史上的一個重要舉措(20)，其中說道：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習氣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兹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並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穿為部。使閱文人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觸目驚心。……
其中所體現的小說觀，正與中國傳統的小說觀和近代新聞觀念相契合：一是實錄，以實際存在的時弊爲題材；二是敎化，以敎人革除弊端。前面提到的詹熙，便是在看到這則徵文啓後大受感動而作《醒世新編》(即《花柳深情傳》)。而這則徵文啓能贏得社會的呼應，也與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有直接關係。詹熙自序：“光緒乙未余客蘇州，旋往來於申浦，……是時倭人入寇遼東，我兵不振，旋踞台灣。朝廷議和議戰，久而不決。以故余所至之地，人心兇懼。於是朝野士大夫莫不奮筆著書，爭爲自強之論。英國儒士傅蘭雅謂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時文、二鴉片、三女子纏足，欲人著爲小說，俾閱者易於解脫，廣爲勸戒。余大爲感動，於二禮拜中成此一書。”“書成藏諸行篋者三年。丁酉春二八九七年一，余復賣文海上，乃以作書大意就正於天南遁叟。叟亦稱善，即有慫恿以是書付梓者。”天南遁叟就是王韜。小說第一回中又說，“嘗蒿目時艱，未始不知時世之日非，思欲著一書以醒世。”他旣本“欲著一書以醒世”，自然會響應傅蘭雅的徵文，但小說寫成卻並沒有在規定的期限內投稿。他的自序所體現的小說觀，顯然與傅蘭雅一致，也同時受到傳統小說觀和近代新聞觀念雙向一致的支持。對八股時文、鴉片和纏足的批判，在此之前已不乏其人，王韜便是其一。王韜與傅蘭雅爲友。據王立興先生考訂，他和蔡爾康均參寫了這次徵文評選活動。(21)
這則《求著時新小說徵文啓》的重大意義，在於將認淸現實，革除積弊與尋求中國的“富強”聯繫起來，賦予小說來敎化人心，這正是中國近代小說的基本精神，也與詹熙所謂甲午戰爭後“朝野士大夫莫不奮筆著書，爭爲自強之論”的時代思潮相一致。而這次徵文之所以能得到響應，也以報刊的日益普及和王韜、蔡爾康、詹熙們的存在爲條件。
然而近代新聞觀念中有一項重要意識卻是中國傳統中所缺乏的，那就是新聞自由的觀念。新聞自由與思想、言論自由等價，並與民主思想、輿論監督，總之，國民主人翁意識相關聯。《申報》創刊伊始在其發刊詞《申江新報緣起》中便傳達了這種觀念：“苟民之意不達於上，而上所爲治理者，其何能如乎民心乎？是故新聞者，眞可便民而有益於國者也。夫民間不立新聞者何？懼其有誹謗之罪也，懼有虛妄之嫌也。乃朝廷不憚煩以垂敎萬民，而民反無以獻於上，揆諸古者採風問俗之典，其咎將安歸乎？”近代新聞業與傳統“家天下”的意識形態專制是天生的對頭。《申報》所刊《論中西風俗之異》即已指出：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中貫徹的是嚴格的“君臣之分”，“臣”的意見總被壓抑，故“上下之情難以相通”；但西方卻不同，民主制使人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志，政府與人民間的“上下之情易達”。這種不同已被視爲中國之所以弱而西方之所以強的一個重要原因。(22)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期間，已曾主張中國亟宜“變法”以圖富強，其“變法”的內容，即如《張園文錄外編·重民(下)》所說：“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其實就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也就是後來康有爲、梁啓超的“變法”。
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下是談不上“上下相通”，也談不上新聞自由的，然而這也正成了中國近代新聞業爭取的目標。上引《奇聞報》所刊《廣開報館說》說得明白：“中國地廣人稠，通商亦在日本之前，而報館反寥寥無幾，此其何故歟？蓋因中國官長專以勢壓商民，而日報之例，尤貴有聞必錄，據事直書，不肖官吏恐懼直揭其隱，排斥之且不及，何肯爲之保護乎？報館之所以不能廣開者，其故在是。”正因爲如此，在民主意識萌生的近代，報刊具有了重大的文化意義。晚淸李維淸著小學鄕土敎材《上海鄕土誌》，其中即寫道：“報館之利益大矣哉。對於外交，可以贊助政府；對於政府，可以代表國民，且使豪強不敢逞志，官吏有所顧忌。即吾國立憲之基礎，報館亦與有功焉。”(23)由於報刊的風行並爲廣大市民所接受，上海市民中便流行起一句俗諺：“強盜怕挨刀，貪官怕登報”。(24)這便體現了以民主意識爲前提，新聞實錄、新聞自由和社會批評的輿論監督威力。
梁啓超是維新運動的領袖之一，也是近代影響最大的“報人”，他的一生的活動都與報刊息息相關。而將近代新聞觀念注入小說，是他的“新小說”論和“小說界革命”論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近代“文明之母”。他在《時務報》期間所寫《變法通議·論幼學》“說部書”節中，即已主張：“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敎，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耻，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該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爲補益，豈有量焉!”待到戊戌政變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淸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除對“借闡聖敎”失去信心，這餘下的內容便發展爲他的理想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新小說”論。他的“寫實”論尤其値得注意。其重要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
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其所以然。欲摹寫其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直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之言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
這就是梁啓超的“寫實”論，它與據實直書揭發眞相的新聞眞實和時事評論的一致性，可以用他的“政治小說”，同時也是“小說界革命”的最初實績《新中國未來記》來印證。
這部小說，正是他所謂“理想派”和“寫實派”小說觀兼而有之的作品。它從此在中國的小說中注入了對“新中國”的理想追求和對舊中國的批判，也在小說中開闢出現代的問題意識和分析精神。但是其理想，主要是通過猶如報章“政論”的形式表達的，而他對於現實生活之批判，也引用了大量的時事新聞，進行猶如時事評論的分析。將他的《新中國未來記》與他的報刊文章相比較，就可以明顯看出，他的“報章文體”對他的小說的影響。
他的“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的寫實論，在早期王韜的小說中就已露端倪。其《遁窟讕言》中的《碧蘅》、《翠駝島》諸篇，便係批評科舉八股的作品。《碧蘅》借某女之口批判八股：“八股之學殊無所用，習之者病，工之者死。今官吏不得人，目見紛亂，皆坐此弊。”《翠駝島》則以王某直斥“何物豎儒，竟開八股之學，以愚黔首，困頓英雄。”等等。王韜的小說雖然在文體上模仿《聊齋》，但所內含的意識卻有自己的特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淸之擬晉唐小說》篇中說：“迨長洲王韜作《遁窟讕言》(同治元年成)、《淞隱漫錄》(光緒初成)、《淞濱瑣話》(光緒十三年序)……天長宣鼎作《夜雨秋燈錄》……其筆致又純爲《聊齋》者流，一時傳佈頗廣遠，然所記載，則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而其原因，實是因爲“煙花粉黛之事”在近代的都市，特別是上海本來就非常之“盛”。李伯元正因爲看到其“盛”，才大搞其“花榜”選舉。王韜、宣鼎所“記載”，大多正如各報刊上的人物小傳，屬當時的新聞人物。當時的娛樂業尙單調，妓女便常常成爲市民關注的“大衆情人”或新聞人物了。而王韜的小說，正表現了一個報人小說家的“記時事時人”的特點，從而在內容和思想上便與《聊齋》不同。其《淞隱漫錄》自序云：“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誇蹈迂謬，一惟實事求是。憤帖括之無用，年未弱冠，即棄而弗爲。見世之所稱爲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爲足；及出而涉世，則忮刻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二一。嗚呼!不佞於是乎窮矣!”身世之感和社會、文化關懷、職業秉賦，使王韜的不平之聲其實正是嚴復後來在《救亡決論》中痛陳的科舉八股“害人才”、“壞心術”、“滋遊手”的先聲。
近代新聞觀念滲入小說而成的“寫實論”，適應了晚淸時勢和職業報人們對中國“官場”腐敗的普遍憎惡和“救亡”的激情，在報人小說家中引起了強烈的呼應。這首先便是李伯元。
在“小說界革命”之前，李伯元就已在自己的報紙上公然譏諷官場醜態了。光緒二十三年二八九七一十月廿七日《遊戲報》刊登的《官場奉五字秘訣》一文寫道：
古之為官者，衹有清、慎、勤三字垂為箴規，今之官場更有五字訣心傳，遞相遵守。……奉行者竟比比然也。按五字訣，一曰“賄”，派差委缺，非賄不行。二曰“諱”，上下蒙蔽，諱莫如深。三曰“偽”，偽仁偽義，真意全漓。四曰“諉”，事不擔肩，互相推諉。五曰“睡”，理亂不知，默陟不聞，則終年如長睡也。官場守此五字訣，焉有不得意之理？使古人復生，亦必曰後來居上也。
這種對淸廷官場的譏諷可謂一針見血。光緒二十三人十一月廿二日《遊戲報》上的《官場十訣》說：“官場至於今日，窮斯濫矣!蠅營狗苟之輩，廉耻喪盡，醜端百出，其中之素知自愛者，亦不能不以趨奉爲事。”李伯元同情並支持維新運動，戊戌政變發生後，他憤怒了，開始公然譴責最高當權者慈禧太后。其《庚子蕊官花選·序》中說：“今日璇闈煽焰，瓊台閟輝；萬口不聲，衆氣斯鬱；外而虎耽逐逐，朘乾坤而不寬；蠶齒駸駸，縮朝廷而欲小。內而懸刀待諫，東市凄慘以飛霜；韜甲設防，西官巍峨以壓日。悲哉悲哉無復言矣!”所謂“西官”，就是指慈禧太后；所謂“東市凄慘以飛霜”，就是指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事件；所謂“外而虎耽逐逐”，“內而懸刀待諫”，分明表現了李伯元作爲一個傑出的報人對中國局勢的深刻認識。一九零三年，他的《官場現形記》在《世界繁華報》上連載，開始實踐了梁啓超所謂“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的官場批判。從此開始了最具晚淸新小說特色的所謂“譴責小說”的繁榮。吳趼人緊接着便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寄往日本橫濱由《新小說》連載，於是各種“現形記”、描寫“怪現狀”之作蔚爲大觀，猶如當今報刊上非常流行的內幕“揭秘”、腐敗“曝光”之類。上海商務印書館首先呼應“小說界革命”，緊接着《新小說》之後，於一九零三年創刊《繡像小說》，聘李伯元主編，從此迎來了小說雜誌和新小說的繁榮。
李伯元槪括自己的辦報風格時曾說：“特是本報輕世肆志，舉當世奸惡之徒，未免形容盡致，以是招忌於人，誠所難免。然本報實寓勸懲，要不能不舉一樁事，取一種人以供其發揮，而肆其議論。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事類之煩，其有與吾論相翕合者，即因而生忌，究之余心無他，久亦當爲人所諒也。”(25)其意與魯迅槪括自己的報章雜文時所說“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已非常接近，而涉及現實主義的典型論。李伯元運用自己的報紙所展開的社會批評，也同樣遭受到“對號入座”的麻煩。但他毫不畏懼。而所謂官場，就是指政府。他的《官場現形記》、《活地獄》、《文明小史》，乃至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等，所灌注的正是他的辦報風格，與自覺的社會批評、輿論監督一致的批判精神。
這些“現形記”、“怪現狀”，儘管各有特色，但也有一種共同寫法，那就是大量地採集官場中“時事時人”與其冠冕堂皇的外表相矛盾的“逸事”眞相，在故事陳述中加入作者的評論，猶如新聞時事評論。而這些評論多係憤怒的譏諷、撻伐，已不再是傳統“臣民”的“主文譎諫”。這一點，無論是魯迅所稱的“譴責小說”家，還是梁啓超，在認識和自覺性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梁啓超便反復論述報人的責任和所需風格，他強調：“某以爲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向導者是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寧唯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僱傭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爲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敎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撲責之，而豈以主文譎諫畢乃事也？”(26)“主文譎諫”原是古典詩文的經典風格，這種風格與傳統的對文人“俳優以蓄之”的意識相表裡，從而與“國民主人翁”意識正相反，它受到近代新聞觀念的排斥正屬理有固然，勢所必至。
我們若尋找晚淸新小說那種“譴責”性的諷刺風格，及其給讀者“像是讀報紙評論的感覺”(27)的成因和自覺性，李伯元和梁啓超新聞觀念及其小說觀念的一致性，以及他們自覺的辦報風格，實是爲其小說創作實踐提供了明白的說明。
這自然與晚淸的民主潮流和民族性終極關懷息息相關。但就小說而言，晚淸報人小說家將近代新聞觀念融入小說創作，旣推動了新小說的繁榮，也將自覺的國民主人翁意識和與輿論監督一致的社會、文明批判精神通過新小說普及爲一般的市民文學自覺，構成了中國小說史上前無古人後有來者的新的一頁和時代風格。它生動地表現出中國市民職業知識分子在其形成期所生成的文化活力。
*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註釋：
①《李平書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第十七頁。
②(25)《記本報開創以來情形》，原載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遊戲報》第二零七號，據魏紹昌編《李伯元硏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十二月版，第四五五至四五六頁。
③黃式權《淞南夢影錄》，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第一三一頁。
④阿英《晚淸文藝報刊述略》，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三月版，第七頁。
⑤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北京第一版，第四卷。第二九二頁。
⑥康有為《日本書目誌》，據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第九三九、一二一二頁。
⑦樓宇烈整理《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外二種)，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九頁。
⑧參拙文《“小說界革命”與古典通俗小說文學典範》，《明淸小說硏究》一九九五年四期，《“小說界革命”與小說市場》，《明淸小說硏究》一九九七年三期。
⑨(20)關於詹熙的生平，王立興先生《一部首倡改革開放的小說——詹熙及其<醒世新編>論略》(《明淸小說硏究》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有詳盡的論述。按《花柳深情傳》序署“肖魯甫詹熙”，曾被一些硏究者誤以為是姓肖名魯甫字詹熙，或名肖詹熙。王立興先生考訂他姓詹名熙字肖魯。拙見其《題竹林談經圖》一詩署“詹熙肖魯”，可證王立興先生的考訂為是。
⑩詳參郭長海《蠡勺居士和黎床臥讀生》，《明淸小說硏究》一九九二年三至四期合刊。
(11)詳參拙編《李伯元年譜》，見《李伯元全集》第五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
(12)梁啟超《改革起源》，飮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影印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二三頁。甲午戰爭失敗對近代文學思潮的影響，拙作《中國近現代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變遷：從“戊戌”到“五四”時期》已論及，《江蘇社聯通訊·學術版》一九八九年二、三期連載。
(13)參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四章“民報勃興時期”，中國新聞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重印本。
(14)吳沃堯《李伯元傳》，原載《月月小說》第一年第三號，一九零六年十一月版，原文無標題，附於“中國近代小說家李君伯元”的遺像背面，通常稱吳沃堯所作《李伯元傳》，又見魏紹昌編《李伯元硏究資料》第十頁。
(15)孫玉聲《退醒廬筆記·李伯元》，上海圖書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版，魏紹昌編《李伯元硏究資料》第十八頁。
(16)邱菽園《揮塵拾遺》卷五，一九一零年印本，魏紹昌編《李伯元硏究資料》第五十一頁。
(17)阿英《晚淸文藝報刊述略》，並參祝均宙、黃培瑋輯錄《文藝報刊槪覽》(二)，魏紹昌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十二集第三十卷《史料索引集》二，上海書店一九九六年七月版。
(18)見李伯元《海天鴻雪記·序》，原載《遊戲報》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據祝均宙《李伯元重要佚文新發現——證實<海天鴻雪記>非李伯元之作》，載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編《中華文學史料》一，百家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六月版。
(19)據祝均宙、黃培瑋輯錄《文藝報刊槪覽》(二)，《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十二集第三十卷，第一九零頁。
(20)對此事已有多人論及，專論則有陳業東《近代小說理論起點之我見》、王立興《一部首倡改革開放的小說——詹熙及其小說<醒世新編>略論》(均載《明淸小說硏究》一九九四年第一期)，今又見劉森樹《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起源與終結》(載日本·《淸末小說》第二十一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拙編《李伯元年譜》亦據《萬國公報》原文標點收入作為李伯元的背景。
(22)《申報》一八七五年一月四日。
(23)李維淸《上海鄕土誌·第一百四十三課·報館》，上海易著堂光緒三十三年版，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第一零五頁。
(24)胡祖德編《滬諺外編》，民國十二年版，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第三十頁。
(26)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載《新民叢報》第十七期，一九零二年十月二日出版。
(27)韓國·吳淳邦著《淸代長篇諷刺小說硏究》第七章論道：“《現形記》(按指《官場現形記》)與《文明小史》都採取叙事人的復述方式描寫故事，因為作品裡面衹有作者對讀者說明報告的單行道，並沒有機會給讀者自己進入作品欣賞了解”，且又“不時打斷故事，評論作品描寫的人物和社會現象，因此以這種方式表達的諷刺，雖然並不是譴責直斥，可是叙事方式本身的直接性質與主觀的評斷態度，賦予作品直斥的風格，給人像是讀報紙評論的感覺，不像讀小說作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第二一六頁)這是一種準確的把握，也是晚淸新小說的主要風格。不過在當時它是作者們自覺的寫作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