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略論四部近代域外遊記

王飈^*

　　淸朝閉關鎖國狀態被打破之後，中國對世界近代文明從被動輸入逐漸轉向主動吸納。西學東漸與華人西行，構成中國人走向世界，接受近代文明的雙向通道。這一歷程也在文學作品中留下記錄，並且影響了文學的變化。
　　近代中國第一部描述海外世界的詩歌作品，是福州人林鍼一八四七年隨外商任翻譯遊歷美國後所作長篇紀行詩《西海紀遊草》。第一部海外遊記，是廣東南海人羅森以美國培理艦隊翻譯身份隨艦隊赴日本所寫《日本日記》，曾發表於《遐貫邇珍》。這兩部作品雖文彩不足，但在文學中印下了中國人走向世界的第一行足跡。
　　一八六六年，淸政府派出了一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赴歐洲考察團。由擔任中國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爲嚮導，由赫德的中文秘書、曾任知府、已六十三歲的斌椿率領，歷經十五國。這個考察團近似觀光旅遊團，並沒有關注制度文明，但畢竟在他們面前展開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於是，斌椿旅中吟咏而成《海國勝遊》、《天外歸帆》兩詩集中，出現了“回望遠峰如退鷁，近看村舍似流波”的“火輪車”，“機括激成十丈高，冷氣颼颼院庭滿”的大“水法”，頭髮黑、黃、赤、白的西洋美女，“肌肉黝如墨，啾啾跳躍嬉炎荒”的非洲黑人，聖彼德堡的白夜，苦熱炙膚的紅海。在當時人讀來，已覺詩集中“諸國土俗民情”“有足助談柄而擴聞見者”^①。斌椿詩中雖出現少量新名詞，但仍衹會用傳統的意象語言去描寫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用“姑射仙人下廣寒，雪花如掌壓雲鬟”寫長髮染成銀白的西洋女子，形神皆不倫不類。在這個新世界面前，古典詩歌語言已顯得不夠用了。最初的域外紀遊詩暴露出來的這個矛盾，後來愈益明顯，導致詩歌語言的變革。
　　眞正較生動、眞切地描繪了西方近代社會和人物，介紹了新的知識、思想，並表達學習西方以求自強愛國情懷的，還是晚斌椿一年出國而居歐三年的王韜及其《漫遊隨錄》。
　　王韜(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原名利賓，江蘇長洲甫里村(今屬昆山)人。“少抱用世之志”，“憤帖括之無用，年未弱冠即棄而弗爲”(《淞隱漫錄自序》)。二十二歲應聘至上海敎會所辦墨海書館任編校，助譯西書，乃更名瀚，字懶今，亦作蘭卿。在滬與麥都思、艾約瑟、偉力亞利等傳敎士兼報人共事，接觸大量西學及報刊業務知識。一八六零年曾隨艾約瑟訪太平天國天京。一八六二年回蘇州省親時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將領獻策。後此書爲淸軍查獲，遭追緝，在英人掩護下逃香港，入理雅各主持的英華書院助譯經籍。自此更名韜，字仲弢，號子潛，亦作紫詮，別號天南遁叟、弢園老民等，皆寓“韜晦潛遁”之意。一八六七年隨理雅各赴歐洲，遊法、英，成爲最早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之一。一八七零年回港。
　　一八七三年，第一家民間資本近代印刷企業中華印務總局在香港成立。一八七四年一月，中國人創辦的第一份有影響的近代報紙《循環日報》在香港誕生。它們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就是王韜。他主持《循環日報》達十年，其間於一八七九年遊日，結識黃遵憲。一八八四年回上海。一生著、譯，達數十種。
　　在近代散文史上，王韜是從近代初期文風新變向新體散文發展的關鍵人物。他上承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等文資經世和文體變革方向，而有重大發展。從他開始，出現一種散文新體，即報章文體。
　　王韜在近代散文史上另一貢獻，是留下了兩部域外遊記《漫遊隨錄》和《扶桑遊記》。前者主要描述他一八六七到一八七零年旅居英、法的見聞，後者記叙一八七九年東遊日本的經歷。這兩部遊記，尤其是《漫遊隨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値。它是近代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最早記錄之一，是第一批域外遊記中較出色的一部。正如他在《漫遊隨錄自序》中說：“經歷數十國，往來七萬里，波濤助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亦足豪矣。而尤足快意肆志者，余之至泰西也，不啻先路之導，捷足之登，無論學士大夫無有至者，即文人勝流亦復絕跡。”在他之前，雖已出現幾部旅外遊記、詩集，但作者出國時間不長，識見和才華尙有不副。王韜遊歐三年，“眼界頓開，幾若別一宇宙”。他以精美的文字，描寫這個新的“宇宙”。除了異國自然風物外，他更多注意如盧浮宮、博物院等人文景觀，以及近代文明和風俗人情，而最能顯示他文學才華的，是他寫出了“人”。其中記述了他和西方文人學士以及許多女子的交遊，極其生動、細膩地描繪了人物的對話、神態，展現了這個“另一宇宙”中人與中國人精神、心理的差異。兹錄一段：
　　余與女士穿林而行，翠鳥啁啾鳴乾樹顛，松花柏葉簌簌墮襟上。園四圍幾十許里，行稍倦，坐石磴少息。女士香汗浸淫，余袖出白巾，代為之拭曰：“卿為余頗覺其勞矣，余所不忍也。”女士笑曰：“余雙趺如君大，雖日行百里不覺其苦，豈如尊閫夫人，蓮鈎三寸，一步難移哉!”言畢，起而疾趨，余迅足追之不能及，呼令暫止。女士回眸笑顧曰：“今竟何如？”余曰：“抑何勇也？”然云鬚蓬鬆，嬌喘頻促，扶余肩不能再行。良久喘定，始從容徐步。余代為掠鬢際髮，女士笑謝焉，覺一縷幽香沁入肺腑。園中珍葩異花，不可名狀。入一玻璃巨室，芬芳透鼻觀。女士摘一紅花繫余衣襟，並令園丁猱升花架，採紫葡萄一枝畀余，曰：“試嘗之。”其味之甘，勝如灌醍醐也。
　　一位活潑、開朗、機靈、歡樂的西洋女子形象躍然紙上，在這個女子身上洋溢着一種禮敎壓抑下的中國女子所未有也不可能有的自由、自主的近代人文精神。王韜把小說筆法引進遊記散文。這樣的形象，在他之前的古文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筆法，也是一種新創。而且在這一點上，他也超過了此後出現的許多域外遊記。這類文字已顯示一種現代文學散文的氣息和藝術特徵。
　　但《漫遊隨錄》成書，已在他出國二十年之後^②。因此，第一部在中國引起震動的域外遊記，是郭嵩燾的《使西紀程》，而其包括《使西紀程》在內的出使日記(今刊爲《倫敦與巴黎日記》^③)，更爲近代遊記、日記文學中開新之作。
　　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字伯琛，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進士。他早年與曾國藩、劉蓉同學於岳麓書院。咸豐初與“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並起湘中，曾佐曾國藩辦團練。官至廣東巡撫。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他作爲淸政府派遣的第一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歐使臣，出使英、法，成爲其思想，也是命運的轉折點。轉折的最初起因即《使西紀程》。出國前，郭嵩燾思想基本屬洋務派，但識見已高出一籌，認識到“西洋立國，自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敎，其末在商賈……將謂造船製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轉弱爲強，其餘皆可不問，恐無此理。”^④至赴歐途中所寫《使西紀程》，進一步發揮這些思想，稱“西洋以智力勝，垂兩千年……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斥中國“世人心思耳目爲數百年虛驕之議所奪，不一考求其事實”^⑤。其實《使西紀程》衹是抵達倫敦前五十多天的日記，如他所說，“略載海道情形”，僅“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聞”(《致李傅相》)而已。但因爲這幾段議論和一些記述讚揚西方政敎修明和西人智力，在呈總理衙門刊刻後，便遭頑固派誹謗疏劾，誣爲“漢奸”，詔旨申斥毀版。郭嵩燾任公使不足四年回國後，仍迭遭詆毀，稱病引退，落寞以終。
　　郭嵩燾靑年時，劉蓉就稱他“詞翰之美，將爲文苑傳人”^⑥。但他對古文卻有與衆不同之見，認爲韓愈“創爲‘古文’之名”，“誠有涵濡六經之功”，“而捨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它”，以致“欲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於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十家騈文彙編序》)並“謂今之爲詩文者，徒玩具耳，無當於身心，無裨於世敎”(《養知書屋詩集自序》)。他卻十分推崇龔自珍、魏源的詩文，尤稱龔自珍“識見多超出唐宋文人之上”，“其辭若奇詭不可端倪，而持義爲確。”^⑦因此，其文學思想與當時湘鄕派有同亦有異。今觀其《養知書屋文集》所收序記、書牘、碑傳，多關係政要，時抒鬱憤，剛強沉着，亦近於湘鄕派文。但郭嵩燾對古文將“轉而就衰”的預感和“徒玩具耳”的批評中卻隱伏開新之機：“文章之變，日新月盛，有非古人所能限者，此亦以見斯文之廣大。”(《古微堂詩集序》)因此，在他走出國門，眼界大開，思想大變之後，所作出使日記，便顯出新的面目。
　　《倫敦與巴黎日記》廣泛記述了西方政經制度、科技發明、近代學說、文化敎育和異國社會生活情狀。雖係考察記錄，但其中一些段落，叙議相間，或描述生動，文筆凌厲雄奇，如果像後來黎庶昌、薛福成那樣從日記中輯出，獨立成篇^⑧，不乏佳作。這部日記的開新意義，在於從載明孔孟程朱之道，開始轉向發揮、稱讚西洋資本主義之“道”，嚮往西方近代文明。他考察了英國“君民兼主國政”，“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按：民選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繫”，“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⑨，然後論曰：
　　秦漢而後，專以強弱相制。中國強則兼併夷狄，夷狄強則侵陵中國，相與為無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故可危矣。……聖人以其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頗疑三代聖人之公天下，於此猶有歉者。秦漢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於是乎窮。聖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德者，專於己者也，故其責天下常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國之受患亦日棘，殆將有窮於自立之勢矣。中國聖人之教道，足於己而無責於人。……聖賢不欲以兼受亂人道之本，其道專於自守。而佛氏之流遺，至西洋而後暢其緒，其教且遍於天下，此又孔、孟之聖所不能測之今日者也。^⑩
　　中國“無道”，西洋“有道”，西方“公之臣庶”的民主、法治制度和博愛思想將“遍於天下”，而“三代聖人”、孔孟之道亦將窮。如此文字，已非湘鄕派所能限，與“文以載道”之傳統尤背逆。其“詞翰之美”在文集未多見發揮，而日記中有些段落卻文采斐然，如寫皇家植物園、王家學院電子實驗、英人非洲探險、龐貝古城等。描寫在英國觀煙火尤瑰璋宏麗：
　　忽爆聲從地發，直衝而上，如萬爆轟裂，現火牌樓一座。忽又爆聲齊發，現宮殿一座，矗立山端，衆樹環之，言此溫則行宮也。以君主明日生辰，方居溫則行宮，用以志慶。忽又爆聲齊發，現君主一像，頗酷肖之。忽又爆聲連發，直上丈許，橫出又丈許，成白色一道；忽奔騰而下，如瀑布之墜於崖端，火光四揚，遠望之疑為水氣之噴薄也。忽又爆聲連發如轉珠，少傾，現出五色花亭一座。忽又爆聲連發，亦如轉珠，現出五色大球一顆，騰空圓轉不息，尤為奇絕。忽又爆聲自地直衝而上，散為千萬爆聲，其光如金蛇萬道騰躍。忽又爆聲直衝而上，散為萬點明星；方驚顧間，又衝而上，再散為萬點明星。亦有衝上丈許，忽東出數尺，爆聲隨發，其光如月；又轉而西出，爆聲復發，其光亦同；往復六七次，如火龍之旋轉，左右兩座相為衝擊，真可觀也。⁽¹¹⁾
　　在對煙火“奇觀”的描寫中，包含着對西方近代科技成就和社會生活的讚嘆。
　　郭嵩燾文集與日記中散文的差異，反映出隨着中國人走向世界，知識、思想、感情傾向的變化引起創作內涵與文風變化。吳汝綸以桐城派眼光批評他和薛福成“經涉殊域矣，而頗雜公牘筆記體裁，無篤雅可誦之作”，恰恰說明其文體已越出桐城古文規範。這種變化在黎庶昌、薛福成的域外遊記中也表現出來。
　　黎庶昌(一八三七－一八九七)，字蒓齋，貴州遵義人。與鄭珍、莫友芝爲親戚兼師友，並稱貴州三大家。同治元年以廩貢生上萬言書，爲言除弊救危，得淸廷賞識，以知縣分發安徽，入曾國藩幕。光緒二年隨郭嵩燾出使歐洲，任參贊。後兩任駐日本大使，晚任川東道員。著有《拙尊園叢稿》、《西洋雜誌》，輯《續古文辭類纂》。
　　黎庶昌早年曾從鄭珍學古文。鄭珍認爲桐城派文“紀律森嚴，非不可師，苟取法僅此，恐失之促窘”，故爲文“任其機軸，操縱自如”⁽¹²⁾，對黎庶昌影響頗深。此後師事曾國藩，得其薪傳，成爲湘鄕派中健者。其早年爲文，以議論經世要務見長，“披肝瀝膽，昌言儻論”(《上穆宗毅皇帝書》)。故曾國藩稱許他“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¹³⁾。然而，他出使歐洲所作《西洋雜誌》等文，風格卻顯異於前。其一，純用記叙，幾乎不入議論。雖遊記本爲記述之體，但當時使外日記多雜議論，唯黎昌庶不然。其二，行文由剛健銳達變爲委婉平實，語言由雅潔簡勁變爲流麗華贍。這一風格變化，隱藏着更深層的原因。
　　薛福成曾回憶說：“昔郭筠仙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爲淸議之士所詆排。余亦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黎蒓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¹⁴⁾說明黎庶昌出國後，改變了對“夷狄之邦”的認識，和郭嵩燾一樣，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嚮往之情，不僅稱頌所謂“奇技淫巧”“實闢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民生日用甚巨”，而且看到西國政治“君民一體，頗與三代大同”，西人雖“嗜利無厭，發若騺鳥猛獸，然居官無貪墨，好善樂施……儼然物與民胞。而風俗則又鄭衛桑間濮上之餘也。每禮拜日，上下休息，舉國嬉遊，浩浩蕩蕩，實有一種王者氣象。”(《與莫芷升書》)。不過，郭嵩燾因《使西紀程》遭詆排彈劾卻是一個敎訓。他在《上沈相國書》中曾對“郭侍郎自被彈劾後，不敢出(日記)以示人”表示同情並代爲辯解，認爲“正未可以詞害意”。但爲了避免“以詞害意”的後果，他一改文風，用“以詞掩意”之法，把自己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和傾慕之情通過委婉平實的記叙，細微生動的白描表達或流露。《西洋雜誌》七十五篇、《西洋遊記》七篇，以及收入《拙尊園叢稿》的《奉使倫敦記》、《卜來敦記》等，組成圖景新異、色彩斑斕的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生活風俗畫廊，展現了一個與他當年《上穆宗毅皇帝書》中揭露的積弊叢生、“頹靡頑惰”、密佈“危道”的大淸國情狀完全不同的社會，展現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
　　他仍然關心經世要務，但不像郭嵩燾或後來薛福成那樣討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的優劣，衹是擇取英、法、德、日斯巴尼亞(西班牙)等國政治生活的若干事件或場景如實叙寫，間入一兩句點睛之筆，隱約地表示了對“民政之國”的私心景慕。《法國議政院》簡潔而生動地描述議會自由辯論“人聲嘈雜，幾如交鬥”的場面，點出“此民政之效也”。而《伯理璽天德辭位》和《俄皇遇刺》的對比則更淸楚地顯出這種“民政之效”。前者寫法國伯理璽天德(總統)不能取得議院多數黨支持而辭職，“朝議，而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聞也者”，政局安定。後者詳記“俄皇阿賴克桑得爾第二”(亞歷山大二世)被“平會”(社會民主黨)黨人炸死經過。叙其起因曰：俄皇“橫徵無度，事皆獨斷獨行，又不設立議院，民情不能上達，素爲國人所忌。”結尾嘆曰：“噫!如此而俄皇欲無死，得乎？”其中深意，頗耐尋味。甚至記遊畫景，亦時及“國政”，似相遙應。《西洋遊記第二》以極優美淸麗的文字，畫出瑞士湖光山色、雲氣旭日：
　　行至兩峰盡處，忽然開朗，有大湖橫列於前，清澈可鑒，所謂勒沙得勒湖也。湖東諸山，連綿不斷，石骨秀露，層暈分明，絕似倪雲林畫意。回望兩崖上，雲氣蓊然湧出，旭日射之，皆成金黃色……
　　後文讚曰：“西洋民政之國，其置伯理璽天德本屬畫諾，然尙擁虛名。瑞士並此不置，無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視民政之國又益化焉……而山水又爲歐洲絕勝，西洋人士無不以樂土目之。”前文寫景似爲後文烘托，異國山水之美和國政之美合成一片令人神往的“樂土”，而目之爲樂土的顯然不止是“西洋人士”。
　　在當時出使日記、遊記中，黎庶昌作品的藝術造詣是最高的。由於初使歐洲有許多直觀感受，或許還由於他有意將記叙保持在感性層面，更多地是因爲他發現了新的“美”並出於文人的審美選擇，他善於擷取西方生活場景構成充滿異國風情的美的畫面，通過畫面本身給人以強烈感染和回味啓迪。《卜來敦記》如一幅明麗絢燦的油畫。晝面背景以靜態描寫，再現了英國海濱倚山“巨廈”、入海“長橋”、“淺草平沙、綠窗華屋，與水光掩映，迤邐一碧”的旖旎風光。繼而以動態刻畫，傳達邦人士女風采神情：
　　每歲會堂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邦人士女，聯袂嬉遊，衣裙雜襲，都麗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棹漾於空碧之中。而豪華巨家，則又鮮車怒馬，並轡爭馳，以相邀放。迨夫暮色蒼然，燈火粲列，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吞吐，夷猶要眇，飄飄乎有遺世之意矣!光、色、聲、像鋪展渲染、濃彩、淡墨交用相映，白日鮮車怒馬、都麗如雲的歡快熱烈氛圍，與夜間悠揚樂曲應和風聲潮音的幽渺寧靜境界，兩者協調組合，顯現出一個“強盛傑大”的資本主義社會興旺、平和的“王者氣象”。最後輕輕點題：觀風俗可以“覘人國”，卜來敦(今譚布賴頓)的風物人情，正可使視英國爲夷狄，“徒知其船堅炮巨，逐利若馳”者，知道還有他們所“不知”的政敎修明、“堅凝整暇”的一面。《鬥牛之戲》、《跳舞會》、《加爾德隆大會》也從不同側面展示西方人強悍而又自由、平等、尊重文敎等精神風貌。這些雜記行文舒捲自如，不拘定法，卻又可看出作者精心結撰，周密運思。《巴黎大賽會紀略》寫巴黎首屆萬國博覽會盛况，從整個展會佈局景觀，到各國展區、展品的不同光彩，巨細皆備，層次井然，“殊方異物，新奇瑰璋之觀，無不畢至”。文字不多，卻充分展示了博覽會的“華麗宏博”“光怪陸離”。作者以古文寫西方景物和生活，而能狀物摹形，逼眞傳神，語言精妙華美，富於韻致。如《巴黎油畫院》：
　　一畫女子衣白紗，斜坐樹下。手持日照，旁有白鵝求食，萍花滿地，蕉綠掩映其間，清氣襲人衣袂。一畫垂髫女子六七人，裸浴溪澗中，若聞林中颯然有聲，一女子持白紗掩覆其體，一女子一手掩額，偷目窺視，余作驚怖之狀。一畫命婦赴茶會歸，與夫反目，擲花把於地，掩袂而泣，花皆繽紛四落，散滿坐榻，其夫以手支頤，作無主狀。
　　從黎庶昌的散文藝術中，可以看出他綜取鄭珍“任其機軸”、姚鼐“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曾國藩“光明俊偉”諸說而能自運。其《書柈湖文錄後》、《遊鹽原記》等文也頗出色，但就意境的新穎、深微而言，其西洋遊記諸文顯勝一籌。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字叔耘，號庸庵，別號鵝湖居士，江蘇無錫人。應科舉僅中副貢。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以萬言條陳呈曾國藩，獲嘉賞，被延入幕府。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應詔上治平六策、海防密議，遂以知州銜入李鴻章幕，官至湖南按察使。一八八九年出任駐英法意比四國大臣。所著《庸庵文編》及《外編》、《續編》，《海外文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及《續刻》等合刊爲《庸庵全集》，集外尙有《庸庵筆記》、《庸庵文別集》等。
　　在曾門弟子中，薛福成的古文，曾經是最能體現湘鄕派文風的。在曾國藩、李鴻章幕府期間，他注意摭拾當代掌故，究心經世要務，長於記叙而雄於議論，顯出默究義法之功力。但薛福成並不以此爲止境。一八八五年在《籌洋芻議自序》中，他說這些文章衹是“網羅舊聞，略抒胸臆”而已，“倘異日閱歷益進，或所見更有異同”。果然，他一八九零至一八九四年間出使歐洲所爲日記、文章，就與前有異而益進。
　　關於這一點，薛福成自己已說得較明白。其《出使四國奏議序》先本曾國藩《鳴原堂論文》，謂奏議當宗賈誼、陸贄、蘇軾及曾國藩，旋言“經濟無窮，事變日新。方今西洋諸國情狀，賈、陸、蘇三公及文正所不及睹也。福成旣睹四賢未睹之事矣，凡所立言者，皆四賢所未及言也。”其日記則“述事之外，務恢新義，兼網舊聞”(《出使英法義比日記自序》)，亦異於前此之“網羅舊聞，略抒胸臆”。對於這些“海外文章”，他頗自珍，刻《出使奏議》、《出使公牘》、《出使日記》外，還將其中一些篇章段落輯出加工，另成《海外文編》。
　　薛福成出使，晚郭嵩燾、黎庶昌十餘年，社會情勢與風氣已稍不同，所以其日記、文章能更大膽地“務恢新義”，發古聖不知、六經所無之理。如：
　　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島也。洋人借經營商務，闢荒島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夫商為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特恃商為創國、造家、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居今日地球萬國相通之世，雖聖人復生，豈能不講求商務為汲汲哉!⁽¹⁵⁾
　　“崇本抑末”的傳統觀念已屬陳言，六經所無之以商爲綱方爲新理；商品經濟着神奇之效，講求商務係國家命脈。這些顯然不是、他也無法再掩飾爲“用夏變夷”，而分明要“以夷變憂”，學習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當“新義”與“舊聞”、實際與當時中國之舊制牴牾過甚時，他也衹能論取折中，但筆下卻有抑揚。如論“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但民主之弊僅爲“朋黨角立，互相爭勝”，“則權不一而志不齊矣”；君主之弊則“上重下輕，或役民如牛馬”，“而况輿情不通，公論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貫注於通國，則諸務有墮壞於冥冥之中者矣”⁽¹⁶⁾。兩者利弊之輕重可於文字得之。而他認爲“最爲斟酌得中”的“英、義諸國君民共主之政”，實際也是君主立憲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已越出“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的範圍。日記中的這些論議文字，及輯爲單篇的《西法爲公共之理說》、《論俄羅斯立國之勢》、《振百工說》等，都表現出散文從“文以載道”向“務恢新義”的轉化。其文風也與前期之洋洋灑灑、浩浩落落不盡同，簡勁捷達，並大量運用譯名和新名詞。
　　薛福成前期文長於記事而寫景不多，其海外文章中異國風光和人文景觀的描寫卻更顯其文學才情。如果說黎庶昌往往將命意隱於描寫的話，那麼薛福成似有意在描寫中強化寄意。《觀巴黎油畫記》爲傳世名篇。作者以化幻成眞的筆力，將靜態平面的“普法交戰圖”寫得極富動感：
　　……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佈列。兩軍人馬雜沓，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僕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為壁也，畫也，皆幻也。
　　這段文字與日記所載相同⁽¹⁷⁾，但在輯爲單篇作品時，作者加了一段：“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其敗狀，令人喪氣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從而賦予一段寫畫文字以深長意義，以法國人不諱失敗、厲志雪耻的精神激勵國人。《白雷登海口避暑記》與黎庶昌《卜來敦記》寫同一地風景⁽¹⁸⁾，寫法卻不同。他在客觀描寫中着力宣泄主觀感受。初至海口，見穹林翳炎、平波漾舟，生“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感；“夜臥人靜，洪濤訇豗”，旣而“風止日出，波瀾不驚”，於是“西望遼敻，想像亞墨利加大洲，如在雲煙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登電車而風馳，一瞬間而千步，又想到“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不僅寫出異地風光，也寫出了一個走入近代世界的中國人的想像、希望、和心理。這種感情中有傳統文人的“羈懷侘傺”之感，更有前人所沒有的宇宙觀、社會觀。
　　王韜、郭嵩燾、黎庶昌、薛福成的域外遊記和出使日記，留下了一代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近代世界後思想、感情開始近代化的軌跡，也留下了近代散文從“載道明理”、陳言“舊說”向“務恢新義”轉化的軌跡；同時在中國散文史上開拓出一片新的領地，創造了一種新的品種。此後有康有爲《歐洲十一國遊記》、女作家單士厘《癸卯旅行記》、梁啓超《新大陸遊記》及《歐遊心影錄》等。至二十世紀後，現代域外遊記已蔚爲大國，而濫觴則在近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
　　　①林昌彝：《海天琴思續錄》卷七。
　　　②王韜：《漫遊隨錄·自序》末署“光緒丁亥”，即一八八七年。
　　　③郭嵩燾日記除整理為《使西紀程》部分外，均末刊。直至一九八零年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始據手稿輯錄其出使英法時日記為《倫敦與巴黎日記》，楊堅整理，岳麓書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④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養知書屋遺集·奏疏》)
　　　⑤《倫敦與巴黎日記》，第九十一頁。
　　　⑥劉蓉：《復郭伯琛孝廉書》，《養晦堂文集》。
　　　⑦《倫敦與巴黎日記》，第一零零四頁。
　　　⑧黎庶昌、薛福成一些傳誦名篇，如黎之《巴黎大賽會紀略》，薛之《觀巴黎油畫記》等，均係從出使遊記、日記中輯出。
　　　⑨《倫敦與巴黎日記》，第四零七頁。
　　　⑩《倫敦與巴黎日記》，第六二七頁。
　　　(11)《倫敦與巴黎日記》，第二零五頁。
　　　(12)鄭知同：《鄭徵君行述》，《巢經巢集》附。
　　　(13)見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
　　　(14)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第一二四頁，岳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15)《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第八十二頁，岳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16)同上，第五三七頁。
　　　(17)見《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第一一一頁。
　　　(18)“白雷登”、“卜來敦”均英國南部海濱城市布賴頓之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