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和“新世界詩”
張永芳*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零五)，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縣市)人。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宣傳家、改革家。他本不願僅以詩作名世，但在環境的逼迫下，很難有所作爲，自嘆“窮途竟何世？余事且詩人”(《支離》)，衹得用詩歌紀寫現實、抒發感慨，使得他的詩作獲得“晚淸詩史”的美譽，並因提倡“新體詩”而取得“詩界革命”的重大成果。在其全部詩作中，尤以“新世界詩”影響深遠，是中西文明碰撞的產物，對當時的中國有震聾發聵的啓蒙意義，在今日也有巨大的借鑒價値。
一
黃遵憲“新體詩”的得名，來自一九零零年冬台灣詩人丘逢甲從其故里蕉嶺至黃遵憲家鄕拜訪時，讀《人境廬詩草》稿本所寫的跋語：
四卷以前為舊世界詩，四卷以後乃為新世界詩。茫茫詩海，手闢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變舊詩國為新詩國，慘淡經營，不酬其志不已，是為詩人中嘉富洱；合衆舊詩國為一大新詩國，縱橫捭闔，卒告成功，是為詩人中俾思麥……庚子入冬後七日，逢甲跋。
海內之能於詩中開始新世界者，公外，僂指可盡。……然開先之功，已日星河岳於此世界矣。逢甲又識。
此時，《人境廬詩草》稿本衹有八卷，而且卷八中有些紀事長詩還有目無詩，正在撰寫之中。①因而，要弄懂丘逢甲何以稱“四卷以後乃新世界詩”，必須看看從四卷起至七卷末都寫了些甚麼，與前四卷究竟有哪些差異。略一翻閱，便可知這些詩作起自離開日本赴美國就職，終於在新加坡領事任上，卷六還寫到出使歐洲的見聞。且不說詩作本身如何，單就詩作描述的地域來說，就是前人從未到過的“新世界”。正因如此，丘逢甲評論《人境廬詩草》稿本時，也着意用域外的新人物、新知識下筆，如前引之“哥倫布”、“嘉富洱”、“俾思麥”等；另外，還將黃遵憲的家鄕，比作外國維新事業發動之地，深情地說：“忽有自海外來與公共此土者，②相去衹三十西里耳!後賢推論，且將以此土爲東方詩國之薩摩、長門，③豈非快事？”不僅如此，還着重從寫到域外事物的角度，品評黃遵憲詩歌的價値：
開卷如入文明之國，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遊其宮廷，過其府舍，無一不新者。察之，則政政畢立，而創因見焉；事事畢舉，而疏密見焉。即其治象，其國度之高下，可得而言也。
可見“新世界詩”，與詩寫“新世界”密不可分。其新異之處，首先正在於描述了新的世界。這不僅指國境之外，即地域之新；更指政體全新的國度，即“文明之國”，實質是寫時代之新。這後一新實在更爲重要，所以丘氏未將黃遵憲描述日本的詩作稱作“新世界詩”，而強調他赴美任職後的詩作“乃爲新世界詩”。這其實是維新志士的共識，不便明言而心照不宣。不妨再引幾條當時黃遵憲諸友人爲《人境廬詩草》稿本所寫的跋語，以證實“新世界詩”的新異之處：
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才思橫軼，風格渾轉，出其餘技，乃近大家。此之謂天下健者。乙未四月，義寧陳三立加墨訖敬識。
《人境廬》……‘四五卷以下，境界日進，雄襟偉抱，橫絕五洲。奇才奇才!丙申十二月十四日，大雪，何藻翔拜讀。
丁戊之際，④在長沙患憂幽之疾，⑤梁壬父思所以瘳余者，舉人境廬主人詩見示。年來與主人過從，時獲新理。蓋主人於學無所不究，海國聞見，抉擇尤精。其為詩也，獨瑩心靈，漭漾萬有，自成格調……主人讀盡萬卷書，行數萬里路，千狀萬態，會於一心，是故博麗其詞，激昂其聲……或倜倘權奇，或自成馨逸，亦有題本平易，語特恢張。由其所歷，類前賢所未經，是有論世之學焉。要皆披寫胸臆，驅使煙雲，一篇之成，若常有餘於紙墨之外者。……宛平徐仁鑄謹識。
六七兩卷，境皆為古人所未歷之境，詩遂為古人所未有之詩。此皆關乎世變，而公救世之苦心，亦時時流露楮墨間。僕素不能詩，讀之惟有汗流走且僵而已。此覆。庚子二月，溫仲和拜讀。
不僅友朋間當年對《詩草》稿本的跋語這樣評價，在《詩草》正式刊行後依然做出這樣的結論，認爲黃遵憲詩歌的成就，與其述寫域外新境有着必然聯繫。康有爲《人境廬詩草序》云：
嘉應先哲多工詞張者，風流所被，故詩尤絕妙……及久遊英、美，以其自有中國之學，採歐美人之長，薈萃熔鑄而自得之，尤倜儻自負，橫覽舉國，自以無比。而詩之精深華妙，異境日闢，如遊海島，仙山樓閣，瑤花縞鶴，無非珍奇矣。
梁啓超《嘉應黃先生墓志銘》也斷言：
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內外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式土物，至於放廢而後，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悉托之於詩。故先生之詩，陽開陰闔，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於古詩人中，獨具境界。
也正因如此，維新派人士對黃遵憲“新世界詩”的作用評價甚高。梁啓超的跋語即提出：“並世憂天下之士，必將有用子之詩以存吾國、主吾種、續吾敎者。”對其歷史地位，自有鮮明而中肯的讚譽，一致認爲這些詩足以傳世，無愧稱爲“大家”、“奇篇”、“創境”，完全可與古人比並，“爲古人所無，後人所不可廢”(陳三立語)的作品，“已不妨前有古人，而我自爲大宗；後有來者，而我自爲初祖矣!”(丘逢甲語)
二
“新世界詩”的來由和當時人對它的評價簡述如上。它究竟新在何處？爲甚麼對當時的維新人士有那般強烈的感染力呢？又有多少這類作品呢？這些都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翻開《人境廬詩草》，第四卷首篇詩作題爲《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同題七律計五首一，詩中自負地宣稱：“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不過，日本是中國的近鄰，有長達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人種相同，文字也相通，黃遵憲本人便曾借助漢字與許多日本友人筆談，因而沒有太多的陌生感。離開日本，甚至有告別第二故鄕的感覺。前題詩云：“滄溟此去浩無垠，回首江城(指江户，即東京)意更親。”又在《爲佐野雪津題觚亭》中寫到：“他時回首望，認此作并州。”遠渡重洋，到美國赴任，才眞正使黃遵憲體驗到遊歷域外的感受。爲此，他在留別日本友人的詩中充滿豪情地以“東西南北人”自居：“昔日同舟多敵國，而今四海總比鄰。更行二萬三千里，等是東西南北人。”
果然，在赴美途中寫的組詩《海行雜感》，切實有了令時人耳目一新的獨特感受。首先一點，就是體會到世界的廣闊與故國的狹小：
東流西日奈愁何，蕩以天風浩浩歌。
九點煙微三島小，人間世要縱婆娑。
“九點”，指華夏九州；“三島”，指日本領土。相對於未曾到過的廣闊世界，詩人已經領略過的本土和鄰國，實在微渺得很。日後作者歸鄕時寫的詩作，更形象地將國家之微與地球之大作了生動的比擬：“試披地球圖，萬國僅蟣虱。”(《春夜招鄕人飮》)這在今日固爲常識，但在閉關鎖國的當年，國人認爲自己位於世界的中心，華夏之大幾爲整個世界。衹有乘坐輪船也要行走幾近匝月才能得登彼岸的詩人，才能在行旅中對於世界之大有眞切的體味。
古人也有渺視九州的天才臆測。唐代詩人李賀《夢天》詩即云：“黃塵淸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但臆測難比實感，黃遵憲的海外詩，自有其全新的認識價値。詩人也有想像，有的比較平實，如認爲如果徐福當年眞能走得更遠一些，也許發現美洲的該是華夏的先祖了：“稗瀛大海善談天，丱女童男遠學仙。倘遂乘桴更東去，地球早闢二千年。”有的則較爲大膽，甚至想到其他星球也有人類，臆測他們會怎樣觀察地球：
星星世界遍諸天，不計三千與大千。
倘亦乘槎中有客，回頭望我地球圓。
這一奇想，也確實受有古人的啓示，辛棄疾《木蘭花慢》詞便想像天外有天：“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姮娥不嫁誰留？”不過，幸棄疾衹是摹擬屈原的《天問》憑空臆想，黃遵憲則不僅是充分展開了想象力，更是向國人輸入有關地球、星球的科學知識。
如果說這類想像豐富的詩作雖輸入新知但較爲誇誕的話，不妨再讀讀下面這首紀實之作：
中年歲月苦風飄，強半光陰客裡拋。
今日破愁編日記，一年卻得兩花期。
詩後自注云：“船迎日東行，見日遞速，於半途中必加一日方能合曆。此次重日，仍作爲二月初二，故云。”可見詩中所寫，是西洋曆法常識，是對地球時差的眞切觀察和生動描述。
此外，組詩還生動地紀寫了外國人物，即“俄羅斯公使夫婦，每夕對坐，彈琴和歌”的情狀；紀寫了身在茫茫大海中，難辨時刻與地點的枯燥尷尬，如“中分大半睡迷離”、“計程難說到何州”等句。尤有意趣的，是將人與人所操語言不同很難溝通的窘迫，連類而及想到與鷗鳥的交談：
拍拍群鷗逐我飛，不曾相識各天涯。
欲憑鳥語時通訊，又恐華言汝未知。
可見甫離日本，詩人的敏感就使它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新特質，決非不出戶庭的腐儒所能寫出者，確有“新世界”的淸新面目。難怪他的友人讀其詩稿之時，一下子就感到了新鮮氣息，熱情地予以嘆賞鼓吹。
其實，第四卷以後的詩作，並非全部作於域外，也並非全部述寫“新世界”的見聞感受。第五卷有多首詩作是回鄕探親時所寫，第六、第七兩卷雖全部作於域外，也有對平生的回顧等其他題材的作品。嚴格說來，眞正的“新世界詩”，大體分三類，一是紀行之作，一是紀事之作，一是感懷之作。
紀行之作，主要有《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歸過日本志感》、《舟中遇雨》、《到香港》、《自香港登舟感懷》、《過安南西貢有感》、《溫則宮朝會》、《倫敦大霧行》、《登巴黎鐵塔》、《蘇彝士河》、《夜登近海樓》、《新加坡雜詩十二首》、《養疴雜詩》等。前幾卷中的《香港感懷十首》、《由上海至長崎》、《不忍池晚游》、《大阪》、《遊箱根》等也應歸入其中。
紀事之作，主要有《逐客篇》、《紀事》、《番客篇》等，前此所作的《西鄕星歌》、《近世愛國志士歌》、《赤穗四十七義士歌》、《罷美國留學生感賦》、《流求歌》等，也寫的是海外事物，可歸入其中。
感懷之作，主要有《日本國志書成志感》、《錫蘭島臥佛》、《在倫敦寫眞志感》、《今別離》、《感事三首》、《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等，前此所作《櫻花歌》、《都踊歌》等也該歸入其中。
另外，此後詩人所寫的自傳體組詩《已亥雜詩》和懷人之作，也有不少與《新世界》題材相關的作品，應當對照參閱。
實際上這樣的分類是很勉強的，許多作品旣有紀行性，又有紀事與感懷的成分，如《錫籣島臥佛》，梁啓超在《飮冰室詩話》中評論說：“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敎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敎論，欲題爲宗敎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其內容這般豐厚，怎好強作解人呢？粗作分類，不過便於記憶而已。讀這些詩，即使在今天，也能給人以多方面的啓迪。
三
黃遵憲的“新世界詩”不僅新在題材上，而且有多種新的質素，使得詩壇甚至整個思想文化界受到有力的衝擊。
首先是有了新的境界。這不單單是“吟到中華以外天”，確爲古人未歷之域，而且具有全新的情調，確有古人未闢之境。久別歸鄕，實在不是新鮮的經歷，但從美國歸國時，因爲詩人已經到過地球的另一面，於是他的感慨格外深沉：
此客出門今十載，月光漸照鬢毛改；觀日曾到三神山，乘風竟渡大瀛海。舉頭衹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東升此西沒。……九州腳底大球背，天胡置我於此中？
這種思鄕的感受，新的見聞與新的理蘊融爲一體，決非舊輩儒生所能咏出。這實際也輸入了許多前人聞所未聞的新知識，如人類所居的地球是圓形的球體，東西兩半球書夜相反等。在《今別離》組詩中，這種新知識、新感受又同種種新事物，如輪船、電報、相片、氣球等結合在一起，使傳統的思婦遊子相思之情，有了全新的格調。如電報能“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但是“旣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以至思婦想“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再如，本來夢中相會可解相思之愁，但時差的存在，使得這一安慰也不得不破滅了：“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夢魂難相依。”
正因《今別離》這樣的作品確有新意新味，所以頗受好評。陳三立云：“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舊格，質古淵茂，隱惻纏綿，蓋闢古人未曾有之境，爲今人不可少之詩。”范當世云：“意境古人所未有，而韻味乃醇古獨絕，此其所以難也。”⑥梁啓超亦云：“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⑦
黃遵憲本人談到“別創詩界”的志向時，說到“嘗於胸中設一詩境”，而且具體論及“取材”、“述事”、“煉格”，表示原意寫“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卻未論及新語彙的問題。這並非有意疏忽。當時維新人士的詩作，大量採用“新名詞”，衹有黃遵憲的詩作例外，即使他的“新世界詩”，儘管充滿新意境、新事物、新理念、新知識，偏偏缺少新名詞，衹有“地球圖”、“輕氣球”等很少幾個新詞。梁啓超評曰：“蓋由新語句與舊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⑧這是讀其“新世界詩”時不容忽視的一點。
尤其應當重視的是，黃遵憲不是以一個詩人的眼光來描述“新世界”的，而是以一個愛國的政治家、改革家的情懷，來宣揚“新世界”的；或者更高一點說，他是站在悲天憫人的宗敎家的高度，對黃種人的未來命運給予熱切的關心。他的這些詩作，有強烈的開放意識，也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憂患意識，還有超出眼前利害的進化意識。從《人境廬詩草》稿本跋語，以及後來一系列評論、文獻來看，衹有梁啓超對他理解的最爲深刻，其次便是康有爲了。康、梁的論析，都能抓住“公度豈詩人哉”的深宏抱負，品評其不得不以詩名世的苦衷，以及其詩作“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遊歷，浩渺肆恣，感激濠宕，情深而意遠”⑨的特徵。我們讀“新世界詩”，也應順着這條思路做會心的破解。
梁啓超最爲嘆賞的《錫蘭島臥佛》詩，集中抒寫了“新世界詩”作者的廣闊胸懷：
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古印度，竟不聞佛號!……籲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撤諸邊防……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頗爲丘逢甲推崇的《登巴黎鐵塔》詩，也不僅僅是紀寫遊人登高的獨特感受，如“遊人企足看，已驚眼界創”；“即居最下層，高已莫能抗”；“但恨目力窮，更無外物障”，而是借機發抒思古的幽情，勉憶幾百年來的歐洲歷史，思索人類社會演進的途徑：
歐洲古戰場，好勝不相讓。即今正六帝，各負天下壯。等是蠻觸爭，紛紛較得喪。嗟我秭米身，尪弱不自量。一覽小天下，五洲如在掌。
在新加坡總領事任上，黃遵憲在歲首插花瓶時，由花及人，寫出《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詩中寫了地球南北的溫差現象，但不是要傳播新知識，而是要表達各色人種和睦相處的社會理想。“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可謂民族意識的覺醒；各季的花色聚於一瓶，則可謂人類大同的嚮往了：
主人三載蠻夷長，足遍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花黃，天桃側侍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兹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魔佛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黃白黑種同一國。
這種世界一統的前景，如同雜花共生一樣美好。我們不能因美夢一時無法實現，就否認理想本身的合理與美好。黃遵憲的“新世界詩”，今日讀來固然有膚淺過時之處，也有仍然帶“超前性”的內容，這也就是它仍有魅力的重要原因。
從詩體來看，丘逢甲的跋語有很中肯的品評：“故分體而論，則五律與四卷以前可謂曰美。四卷後七古乃美而大；七絕大矣，而未盡化也。已大而化，其五古乎!七律乎!”也就是說，黃氏其實諸體皆長，而以五古、七古的創作成就最高。黃氏擅長叙事，因而古體最耐讀；尤其是“以單行之神運騈偶之體”的七言古詩，最宜吟誦品味。如《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七言爲主，雜有突破七言的長句：“汪洋東海不知幾萬里，今夕之夕惟我與爾(指月)對影成三人。”全詩以偶句爲主，也有個別的單句：“悲歡離合雖不同，四億萬衆同秋中。豈知赤縣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東，獨有二客欹孤篷。”但從感情的深厚眞摯來說，其五古更勝一籌。《紀事》一詩，紀寫美國總統選舉情况，思想內容別具一格，其用韻的流轉自如，更使詩作神采飛動，極有感染力。
不論選材、立意，還是藝術表達，黃遵憲的“新世界詩”都是近代文學的珍品，有着永恆的價値。
*瀋陽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
註釋：
①、⑥詳見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有關篇目後注。
②此土，指黃遵憲故鄕。自海外來，丘逢甲自謂從台灣回大陸。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條下系云：“冬，丘中閼訪先生入境廬，撫時感事，迭相唱和。”
③薩摩、長門，均日本地名。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注：“材武以薩摩為最……維新之際，其國英傑，首唱納土撤藩，故功臣居十之六。長門次之。”
④丁戊之際，指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⑤憂幽之疾，應為幽憂之疾，即深重的憂慮。初唐詩人廬照鄰號“幽憂子”。
⑦、⑧梁啟超《飮冰室詩話》。
⑨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