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詩歌化：近代詞衰微的基本原因

陳銘^*

　　近代詞衰微之勢，隨時而甚。雖然有淸末四大詞家，有四大叢刻，有許多詞人、詞作、詞話，仍然掩蓋不住詞這一體衰微的命運，以致在近代文學界一片革命聲中，獨缺“詞界革命”的口號。
　　原因是甚麼？
　　原因衆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詞走上詩歌化的道路，終於迷失了一種文學體裁的獨立性。詞向詩求同，最終消失了自己。這種情况，宋亡就開始了，到近代詞體才有理論有系統地完成詩歌化，也就完成了詞迷失自我的過程。詞的詩化，實際上經歷了兩個脫離，一是脫離了音樂，二是脫離了詞原本的傳播目的、手段的特殊性與個體性。探討這兩個脫離的過程，也許有利於我們更淸晰地判斷詞的歷史。
　　詞的衰微，是從詞脫離音樂開始的。現在所說的詞律，是語言上的四聲押韻，並非詞樂上的音律。語言是有音樂性的，但與音樂的旋律到底不同。唐代歌伎不惜割裂律詩絕句以配合音樂歌唱，由此引發詩人們寫長短句以遷就音樂。顯然，開始時文字服從於音樂，“塡詞”一語，便是以樂曲爲主的表述。在宋代詞的樂曲與文字相濟相成，但說到底，詞的社會傳播功能與手段，主要仍在供人聽視娛樂，空間藝術的作用遠不如時間藝術。對大多數接受群體而言，聽罷歌伎演唱，鑒賞過程便完成了。詞的文字結集、流傳，對於作者也許是一種紀念，對於歌伎也許是下次演唱的本子，但是，詞的文本並不等於詞的演唱這種藝術樣式，正如劇本並不等於戲劇一樣。因此，詞樂失傳之後，即詞與音樂脫離之後，留下的文字的詞作，衹是詞這種藝術樣式的一部分。詞樂失傳，意味着本意是演唱藝術樣式的詞基本消失。後代塡詞，衹是一種仿古式的創作，或假想爲演唱而塡詞。實際上，僅僅是語言形式上的詞，已經去詩(特別是近體詩)不遠了。
　　但是，宋以後不能演唱的詞，仍然長期享受不到詩體的尊崇地位，主要有兩個誤區。第一，傅統的誤區。詞作爲演唱藝術出現在社會的舞台上，演唱的環境和條件，都有別於詩歌。詞被當作特定感情宣洩的藝術手段，主要是愛情的歌咏。宋人筆下，男女戀情主要放在詞中吟唱，成功傳統的創作定勢。後代塡詞，自覺不自覺都受傳統範囿。詞主要變爲一類題材的文體，一開始就形成了詞與詩的天然之別。這當然是歷史的誤會，然而也是歷史的壓力。第二，宋以後的詞論家，大多把文學風格的評價，取代了不同文藝樣式的比較評價。所謂詩莊詞媚，所謂詞爲艷科，都是與詩比較而言，主要指的是文學風格，當然還有題材。至於詩(主要是近體詩)與音樂的關係，和詞與音樂的關係，兩者有何異同？傳播目的與方式又有何異同？大抵不入詞論家的評論範圍。最後，詞論衹是從文字上辨別詩詞。作爲綜合藝術的詞，衹剩下其中一部分的文字受到評論家的注意了。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端勾勒詞史軌迹時說：“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若果把詞作爲一種綜合藝術樣式，按照唐宋時代詞壇合樂演唱的標準來回顧，詞的確“衰於元，亡於明”。淸代詞的中興，並不是作爲綜合藝術的詞的復甦，而是詞的文本形式的興旺。詞是宋代的流行歌曲。可以想像，當代的流行歌曲一旦不能演唱，衹剩下印刷文字“妹妹我愛你”之類的大白話，雖然亦是一種文體，卻與流行歌曲原貌相去太遠了。再根據印刷文字進行價値取向，焉能不誤？
　　到了所謂詞“再振”的情代，雖然詞體已經成爲語言藝術，上述的誤區仍然存在。從浙西詞派開始，尊詞體成爲詞壇的努力方向，竭力把格律形式的詞賦予古近體詩的社會地位和文學地位。尊詞體是有淸一代詞壇始終不渝的努力所在，但恰恰是尊詞體的成功，詞終於迷失了自己的特點，喪失了自己藝術的獨立，“詞的解放”也就成爲沒有必要提出的宣言了。
　　詞的詩化，是常州詞派尊詞體努力的取向與結果。近代詞壇受常州詞派影響甚深，到淸末民初，即使常州詞派寄託論已受到許多詞人非議，但常州詞派所張揚的詞的詩化理論，仍然有許多詞人認同。這種理論，至少有以下幾方面受人們注意。
　　第一，基本上否認了詞與音樂的本原血肉關係，變爲專門探討詞與語言格律的關係。直到現在，在一本有影響的《中國詞學大辭典》中還聲稱：“詞的生命決非依附於音樂而存在”，“與詞結伴的音樂早已消亡，詞卻並不因此有絲毫減色。”這是槪念的偸換或誤置。詞本是合樂而誕生，依附音樂演唱而傳播。在唐五代至北宋，沒有音樂演唱就沒有這種叫做詞的綜合藝術樣式。詞樂消亡，這種綜合藝術大部分因子也喪亡大半，音樂、演唱、歌伎、場所、接受群體都消失了，衹留存演出紀錄的文字。顯然，“文字的詞”與“綜合藝術的詞”是不同的槪念。強調“文字的詞”之永存，否定“綜合藝術的詞”的存在，顯然是論者對詞的狹隘的溺愛。原因可能是元明以後，人們已經完全體味不到詞演唱的場景與效果，又不知道詞樂的音樂形態，衹是在書齋中欣賞詞的文本，所發的議論，也是對文本而發，見解當然是偏狹的、片面的。沈義父《樂府指迷》批評“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虞集則說“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仿其平仄，綴緝成音。”(《葉宋英自度曲譜序》)宋人沈義父指出詞的音律亡失，到元代的虞集則肯定同代詞人塡詞衹是依平仄的格律。依音律的詞已不可能再創作，衹有依格律的詞可以再寫作。“詞亡於明”，其實作爲綜合藝術的詞，已先於明而消亡了。淸代的詞律最有規範，著述亦多，都是給“文字的詞”作者以格律示範的，正如弋載《詞林正韻》中坦言：“古無詞韻，古人之詞，即詞韻也。”文字上的四聲押韻，代替了音樂上的音階調式，閱讀吟咏代替了合樂演唱，便是至今約定俗成的純文字形式的詞了。這一點，晚淸詞人倒比較淸醒，王鵬運在《詞林正韻跋》中回顧“綜合藝術的詞”變爲“文字的詞”過程時說：
　　夫詞為古樂府歌謠變體。晚唐北宋詞，特文人遊戲之筆，被之伶倫，實出聲而得韻。南渡後與詩並列，詞之體始尊，詞之真亦漸失。當其末造，詞已有不能歌者，何論今日!居今日而言，詞韻實與律相輔。蓋陰陽清濁，舍此更無從叶律，是以聲亡而韻始嚴，此則氏民著書之微旨也。
　　旣是詞人又是詞學家的王鵬運，論定“詞之體始尊，詞之眞亦漸失”，見解確實公允。實際上，“綜合藝術的詞”消亡了，“文字的詞”仍然繼續發展，棄音律而就格律，走進古典格律詩的行列中。後人探究詞學，旣不能起“綜合藝術的詞”於地下，衹有充分地對“文字的詞”予以探求，當然是正常的嚴肅的學術活動，但把兩種槪念模糊甚至偸換，就不正常了。至於尊詞體，則是詞完全成爲“文字的詞”才開始的，並經歷代詞論家的鼓吹張揚，成爲詞壇理論傾向了。
　　第二，詞的詩歌化，就是把詩的價値觀念、傳播目的甚至傳播手段都作爲詞的價値觀念、傳播目的和傳播手段。詩敎成爲詞旨、詞心。常州詞派的倡導者已宣稱詞“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詞選序》)常州詞派理論集大成者周濟說“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都是把詞作詩的判斷。鴉片戰爭以後，詞論家們主張不一，但詩敎作爲詞的價値標準，幾乎是一致的。陳廷焯說：“溫厚和平，詩敎之正，亦詞之根本。”沈祥龍說：“詞導源於詩，詩言志，詞亦貴乎言志。”(《論詞隨筆》)譚獻說詞“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爲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潔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復堂詞話》)晚淸詞壇四大家，重視詞的內蘊、風格與表達方式，論及詞旨，仍奉詩及詩敎爲圭臬。倡言“重、拙、大”的王鵬運說“道詞亦窮人大類詩”，所以“憂憤所觸，間爲長歌以自抒寫。”王鵬運詞學理論的支持者况周頤，在《蕙風詞話》中，把《韻語陽秋》評論陶潛、謝朓、杜甫、梅聖兪、李白詩歌的觀點(如“風雅共推激”)引入論詞，聲稱“此論精緻，可通於詞。”(續編卷一)涉及社會性政治性題材的詞作，况周頤更直以詩視之。卷二有一則云：
　　龜峰詞《沁園春·咏西湖酒樓》云：“南北戰爭，唯有西湖，長如太平。”此三句含有無限感慨。宋人詩云：“西湖歌舞幾時休？”下云：“直把杭州作汴州。”婉而多諷，旨與剛父同。
　　詞旨與詩旨相同，是况周頤讚賞所在。
　　強調格律的鄭文焯，論詞力主以淸空出之，骨子裡忘不了詩敎，“其實經史百家，悉在鎔鍊之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騷雅，淵淵乎文有其質。”(《大鶴山人詞話》)
　　著《賭棋山莊詞話》的謝章鋌，論詞不及晚淸四大家精到，但在詞話中反復申述：“詞本於詩，當知比興”，“慨嘆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詩敎爲詞旨，幾乎成爲一代人的共識。
　　接受西方哲學觀念的王國維，論詞有許多創新。不過，他常陷入西方文學的遊戲與傳統詩敎的矛盾之中，理論有時成爲悖論。《人間詞話》刪稿有一則云：
　　“居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閑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當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
　　我不知道王國維爲何刪去此則，但詩人之眼即詞人之眼，比政治家之眼，也許重點在從一人一事中升華，成爲通古今的藝術槪括。而明治亂、通古今，卻又非遊戲的事了。王國維的高明在於，要求詞人超越具體的社會闡析性描述，着重深層廣泛的精神移化。所以，在《人間詞話》中說：“故能寫眞景物、眞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又說：“後主之詞，眞所謂以血書者也。”眞情、眞景的社會性，仍然是王國維離不開的話題。詩敎的社會價値觀，仍然纏繞着王國維的靈魂。
　　原始儒學的詩敎，內容龐雜，不無內在矛盾。經歷代儒者闡釋，詩敎已成爲文學社會學的批評標準，並且爲近代詞論家所接受、運用。詩敎爲詞旨，恰恰違背了作爲綜合藝術的詞最初出現的基本社會功能：娛樂。旣然詞已經不把娛樂性作爲主要傳播目的，而把敎化性作爲主要傳播目的，詞就應該取得與詩等同的社會地位了。這便是近代詞壇一或推到更早一些一詞論家們尊詞體的希冀。
　　爲何以詩敎爲詞旨，把詞體尊崇到詩體的地位呢？除了儒家經典《詩經》是我國最早一部詩歌集的先天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血緣宗法制度在文學上的反映。這就是以血緣宗法制度的正統觀念，去衡量文學創作的內涵和形式。《詩經》以及由孔子門人釋述的詩敎，具有文學正統的意味，也有文學標杆的象徵。後起的文體，總以向《詩經》看齊爲榮。詩與詞相比，詩爲正統，詞爲變化；詞的風格，又以婉約爲正，豪放爲變，雅爲正，俗爲變。淸的官方文獻集成《四庫全書總目》，仍然以這種正變觀來衡量詞體變化。近代詞家，一方面竭力尊詞體，確立詞與詩相同的地位，一方面又維護以婉約爲正、豪放爲變的風格論，透出理論背後正統觀念的陰影。陰柔秀美的審美情趣，一直是近代詞家讚嘆所在。譚獻把納蘭性德、項鴻祚、蔣春霖推爲淸代二百年間最佳作者，陳廷焯把王沂孫作爲宋詞創作典範，况周頤推崇姜夔、周邦彥、吳文英等詞人，其至在南宋受到激烈的《花間》詞人，近代評論也有了許多稱許之詞。文學風格與審美情趣的差異，被正統觀念推導成成就高低的級差，詞不向詩靠攏，又何以獲得尊崇呢!
　　第三，詞的語言形式走文言化的路子，使詞作品進一步加深了與廣大接受群體的距離。自唐宋以來，文字與口語進步分離，使語言形式上，文學有雅俗兩途可供選擇。唐詩就有典雅與白俗兩種傾向。詞的出現，本來是民間演唱藝術，大都是當時口語入詞，這和後來許多新興文體，如散曲、戲劇一樣。詞到文士貴族手上，粗鄙變爲細緻，通俗變爲典雅，經歷了由俗入雅的過程。近代語言與文字距離更大，特別是明淸以來的白話一口語或接近口語的文字一的文學作品大量出現，已經形成文學創作的白話化浪潮，衝擊着身爲士人的作者們。近代詩歌有“我手寫我口”的呼籲，近代小說以白話小說居創作主流，地方戲曲的興起，更是以民間口語爭取群衆。文字(文言文)與口語(白話文)的分野，從觀念到創作，近代詞走向何方呢？令人遺憾的是，近代詞作者們眼光投向過去，自覺不自覺地遠離口語，走上了一條愈行愈窄的小徑。這裡選讀幾首晚淸大詞家的作品，體味一下這種傾向：
　　漫說月成心便許，無據楊花，風裡頻來去。帳望朱樓難寄語，傷春誰念司勛誤？枉把游絲牽弱縷，幾片閑雲，迷卻相思路。錦帳朱簾歌舞處？，舊歡新恨思量否？(王鵬運《鵲踏枝》)
　　簾押寒輕，窗茸暝重，一庭濃綠無人。空梁舊燕，來伴倦吟身。又是荼蘼過也，銅駝陌、軋軋香輪。東風裡，殘花藉草，何處更飄茵？前塵如昨夢，金觴玉柱，鶴嶺龍津。念飄零投老，惆悵逢春。便有桃源思問，不知漢、畢竟知秦。天涯路，關河寸寸，一寸一傷神。(况周頤《滿庭芳》)
　　野水斜橋又一時，愁心空訴故鷗知。淒迷南郭垂鞭過，清苦西峰側帽窺。新雪涕，舊弦詩，愔愔門館蝶來稀。紅萸白菊渾無恙，衹是風前有所思。(朱祖謀《鷓鸪天》)
　　月滿層樓，秋聲變了，亂山飛雨!哀鴻怨語，自書空，背人去。危闌不為傷高倚，但腸斷衰楊幾縷。怪玉梯零冷，瑤台霜悄，錯認仙路。延佇，銷魂處。早洩漏山盟，隔簾鸚鵡。殘花過影，鏡中情事如許。西風一夜驚庭綠，問天上人間見否？漏譙斷，又夢閑孤管，暗向誰度？(鄭文焯《月下笛》)
　　這幾首詞，寫的都是當時政治大事，尤其後兩首，是吊唁維新運動犧牲者而塡寫的。語言秀稚，深沉的悲憤隱藏在典故與閑情中，使讀者不易猜測詞人的心緒。從語言形式來看，這些詞作與近代白話文學的發展傾向是背道而馳的。相反，這些詞作與古典格律的語言更相近了。應該說，詞的格律比近體詩的格律更加嚴酷，近代詞又竭力維持語言形成的文言化，結果出現白話詩的時候，白話詞仍然是一個不可出現的幻象。到了現代之士手中，詞這一體衹能在書齋酬唱中存在。語言形式不是決定作品成功與否的唯一因素，然而卻是決定作品接受群體大小的基本因素，詞在近代的衰微，當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怕的，是直到晚淸的著名詞家，都沒有正視這種現實，更沒有人振臂呼籲改革，到了民國時代，詞壇衹能凝結着凋零的悲哀了。
　　詩歌化是宋以後詞體得以尊崇又走向衰微的基本原因，而詩歌化的核心，則是詩敎化。在這裡，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詩敎化對中國古代、近代各體文學發展的影響了。儒家原始的詩敎理論，基點是社會價値觀念，主要是從政治和倫理上臧否作品。文學的審美功能、娛樂功能有意識地忽略。隨着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進程，文學的政治、倫理功利價値越來越被強調，宋明理學的興盛，男女變愛的《詩經·關睢》成爲后妃之德的歌吟，香草美人全都扭曲爲寄託，一切都環繞着社會政治和倫理。於是，在文學批評上，知性有限意志取代了感性情緒宣洩，也壓縮了理性思考升華。詩敎作爲知性的普遍性，代替了或排擠了各體文學樣式的特殊性和個體性。結果是政治、倫理主體，力圖在文學中實現自己的旨趣和目的，將包括所有文學樣式的客觀事物，當作服從自己意志的方式，從而犧牲了各體文學的內在或外在的獨立自主性。詞的發展軌迹，首先經歷的是音樂本體的詞變爲文字本體的詞，然後在意圖倫理指導下，使詞從娛樂性的“艷科”走向敎化性的尊崇，結伴而生的特殊性與個體性，終於逐步泯沒，詞融合到古典格律詩中去。近代詞得到尊崇，變爲學人之詞，詞家是高興的。但是，二十世紀初的文學革命思潮，和積蓄已久的白話文學浪潮，逼使詩敎理倫退到極小的一角，數千年的詩歌及其理論，被重新審視、重新評價。這個時候，總體成就不如詩又沒有詩的悠久歷史的詞，將如何出處呢？詞的衰微與詞人的沒落，便成爲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文壇的歷史現象。許多新文學家都擅長詩詞，可是都不把古典格律詩一詞一作爲基本創作活動，或唱酬於二三好友，或抒情於閨房書齋，大多不是以發表爲依歸的。時至今日，人們還沒有充分認識知性有限意志對文學創作的局限，眞令人深長嘆之了。
　　近代詞是中國詞史的結穴，也是詩歌化的最後勝利。近代詞的歷史，無疑是意圖倫理功過的顯示屏，這對於文學歷史的硏究，是有重要參閱意義的。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