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汪兆鏞的澳門觀

彭海鈴*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至十七日一連三天,澳門《華僑報》上刊載了一則訃告:


  同月廿五、廿六日,澳門《華僑報》上又有另一則啓事:


  訃告及啓事中的“憬吾府君”、“汪憬吾老先生”就是辛亥革命後寓居澳門的汪兆鏞。基於廣東政局的變化和不穩,他曾多次來居濠鏡,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於澳門逝世,終年七十九歲。他居澳共計十三年多,因之見證了民初時期澳門社會的變遷。

世承青湖德


  汪兆鏞(一八六一—一九三九)字伯序,一字憬吾,自號慵叟,晚號今吾、淸溪漁隱,又號覺道士。祖籍浙江山陰,明朝時山陰汪氏於朝中任官者,爲數不少。汪徽爲兵部郎中,汪徽子汪鎡爲兵部車駕司郎中,汪鎡子汪似穀封徵事郎戶科給事中,汪似穀子汪應軫,字子宿,號靑湖,是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史》卷二百八,列傳第九十六有其傳略。爲官淸明,著《靑湖文集》十四卷。“朱彝尊云:‘靑湖先生司諫爲直臣,牧民爲廉吏,講學爲醇儒,皆第一流也。’”
  到了淸代,汪兆鏞的曾祖父汪炌“有經世才,不見用於世”,著有《史億》一卷。汪兆鏞的祖父汪雲,道光年間舉人,任浙江遂溪縣訓導兼掌敎妙高書院,“其爲文自成一家言,詩近白香山、蘇東坡,尤喜書法,有購其殘楮者,如至寶云,著有《周易述義》、《枕上草詩集》。”汪兆鏞的父親汪琡(字玉叔,一字竺生,號省齋,有《省齋詩存》一卷傳世 ),國字監同知職銜,先後在廣東的電白、茂名、信宜、增城、開平、赤溪、陸豐、德慶、雷州、四會、博羅、三水、英德等縣署從事幕僚工作,《番禺縣續志》中有記其幕佐之成績:
  少與從弟瑔同學,客游四十年,治事和而當,其德足以漸厚而勵佻。
  正因爲汪琡長年遊幕於粵,居住在廣東的時間很多,日久遂落籍爲番禺人:
  自君之父幕遊於粵,始著籍為番禺人。
  汪兆鏞的家世,爲典型的儒生世代,他家學淵源,其十五叔父便是與葉衍蘭、沈世良並稱“粵東三家”的汪瑔,詞名甚盛。汪兆鏞十八歲那年(一八七八),汪瑔與當時在博羅當幕僚的汪琡商議,讓汪兆鏞到廣州,好待汪瑔能親自敎導他:
  十五叔父(按:即汪瑔)以讀書須在省會之地,乃能得師友觀摩之益,在外獨處,孤陋寡聞,非計也。因函告府君,命到省與莘伯兄(按:即汪瑔子汪兆銓)同學。
  因此亦可見在家中長輩心目中,年少的汪兆鏞已是可造之材了,汪瑔亦有意栽培,故特徵得汪琡之同意,使當時“隨府君客博羅縣幕”的汪兆鏞來到廣州跟隨汪瑔學習,因此令汪兆鏞能結識更多學者文士,對學問的增長,大有裨益,及後汪兆鏞師從嶺南近代大儒陳澧,此對他的學問增益,更有幫助:“至汪兆鏞伯序,則受經東塾,爲入室弟子。””一八八四年,汪兆鏞二十四歲,“舉學海堂專課生”。在家學的薰陶、名師的指導、同窗的勉勵下,使他對中國經史文學之硏究,有其鞏固的基礎,証之於日後他在各學術範疇內取得的成就,這是甚爲明確的事。他在這種傳統文化氛圍之下,對於學問上的追求,有着絕對的堅持。
  一八八六年,汪兆鏞應朝考,“取一等第十五名”,得“奉旨以知縣用”(11)。但因後來汪琡對汪兆鏞作了一番勸諭,遂改變了汪兆鏞以後的發展:
  府君以兆鏞倖得微名,而文章未靈警,斷難望中。知縣亦不易做,不如安心學幕。謹遵命,溫習律例,府君命先學批呈,自是稍知民俗情偽。(12)
  這番意見,再加上後來汪兆鏞因“禮部試三擊不中,此心灰矣”(13),遂跟隨父親出任幕僚之職,先後任赤溪、遂溪、順德、樂昌等縣的幕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汪兆鏞正爲樂昌縣幕僚,樂昌城於農曆九月廿六日易幟,汪兆鏞於十月返回廣州。胡漢民曾邀請他爲民國政府任事,但被他拒絕了:
  余十月返廣州,胡漢民邀辦總祕書席,辭之。(14)
  在此政權變更的時候,他爲免與新政府有再進一步的接觸,隨即避地澳門:
  十一月初二日,至澳門,寓小三巴寺街。(15)
  祖籍山陰,落籍番禺的汪兆鏞從此與澳門結下不解之緣。

行吟海角濱


  汪兆鏞於一九一一年的年底首度踏足澳門,從此在這蓮花寶地斷斷續續居住了十三年多,由暫住以至定居,從而見證了民初時期澳門社會之轉變。而他最初之所以以澳門爲其避地之處,相信有以下原因:
  一、政權更迭轉移:
  公元一九一一年對於汪兆鏞來說,是大變的一年。一直以來,汪氏一家乃傳統儒生門弟,考得功名、爲朝廷所用,是値得榮耀之事。汪兆鏞本人自十八歲起,便開始了應考生涯:
  (光緒)四年戊寅十八歲……是歲初應縣府試。(16)
  此後數年,除了在二十一歲那年因“跌傷左足,醫治數月始愈。婦一指其妻陳氏一患喉痛病臥相對,淒苦萬狀”(17)的緣故,未能赴考外,其餘每年都赴試,可見其對於考獲功名之決心。
  至二十六歲,“朝考,……取一等第十五名,……奉旨以知縣用。”(18)
  但他因父親汪琡之勸說,最後亦未有赴任知縣之職。不過,以後數年,他仍有繼續參與各科考試,直至三十五歲,“本年正科,決計不赴都。”(19)自此以後他便專志爲幕,其應考生涯方告結束。而他家族中的其他人,弟弟及兒子等,則繼承此心志,陸續應考。
  最令汪兆鏞雀躍非常,視爲光宗耀祖的大事,就是以下這一樁: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四十三歲,仲弟(按:即其二弟汪兆鋐,字仲器)於上年縣試第一,季弟(按:即其四弟汪兆銘,字季新)府試第一,大兒(按:汪祖澤)考入武備學堂,二兒(按:汪宗洙)考入大學堂。現奉部文,各省大學堂學生,其生員准由堂咨送鄉試,文童准由堂咨送學院試。二兒上年未服闕,不能應試,去秋服滿。正月,奉部咨,二月,學使朱彊村祖謀按臨送考,榜發,取進正額第三名。與仲弟、季弟同日簪花釋菜,一時佳話。余署門聯云:“玉峰雙秀,珠樹三英”。(20)
  這樣的思想背景,令汪兆鏞對於政治上的改旗易幟,深感遺憾。辛亥革命爆發後,汪兆鏞面對政局的紛亂和轉變,心中實在無可奈何。至新政權之建立已成事實,汪兆鏞對於仕途大感意興闌珊,遂興避地之意。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即赴香港作短暫停留,心中對於這次政治上的變動,仍抱有一定的期望,以爲衹是一時的混亂,相信不久之後,淸室的統治便可恢復原狀:
  垂老逢兵革,浮家海一灣。未應真瓦解,尚或望珠還。決水茭難塞,聽經石自頑。人間竟何世,淒獨掩柴關。(21)
  辛亥年十一月,他踏足澳門,他的心情可說是沈痛悲傷的:
  滿目悲生事,驚心話里廛。可憐爭鷸蚌,誰念苦烽火。孤憤空浮海,離憂欲問天。風波何日定,佇望釣磯邊。(22)
  他這種心情,大抵亦不難理解,他對於淸廷一向忠心耿耿,如今山河易主,故對新政權諸事,亦不欲聞問。據他所述,辛亥革命後,他雖居於澳門,但仍有人請他任事,不過被他堅決拒絕了:
  粵鹽商公推余為鹽政局長,堅拒之。(23)
  這年的除夕,他在這塊由葡萄牙人管治的中國領土上渡過了,北望神州,感慨良多:
  年年今夕換桃符,雨橫風狂送歲徂。如此江山如此夜,坐看燭淚夢丹除。(24)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對忠君愛國的汪兆鏞而言,起碼在生活上,就起了很大的變化,遷居澳門,便是其一。
  二、粵地長期動亂:
  而自民國成立以後長期動盪的廣東局勢,也是他多次來澳寓居的原因。最初,他跟不少逃難中國人的心境大致相似,澳門對他們而言,衹是暫居之地,待內地局勢轉趨穩定時,便會重返故里。
  但是,政局的混亂,往往敎平民百姓身不由己,汪兆鏞於一九二一年農曆九月見局勢已大體平定,於是返回廣州,但衹居住了十個月左右,至一九一三年農曆七月,“廣州亂,再避地澳門,寓下環街。”(25)這一次,汪兆鏞在澳門暫住了兩個月。
  如是者,汪兆鏞便多次因廣州局勢緊張而避地澳門:
  丙辰(一九一六)五十六歲,二月,滇桂軍交鬨,余又攜家至澳門,寓荷蘭園旁。……九月,廣州平定,挈家返舍。(26)
  次年,汪兆鏞又要避亂至澳門:
  丁巳(一九一七)五十七歲,朱慶瀾與陳炳琨不睦,招孫中山來粵,稱大元帥,亂狀復萌。七月十二日,挈媳孫避至澳門,寓蕉園圍一號。(27)
  這次留澳的時間較長至翌年七月才回穗,“戊午(一九一八)五十八歲,……七月,省氛漸息,挈家返省。”(28)
  居省兩年,汪兆鏞再避地澳門:
  庚申(一九二零)六十歲,……八月,陳炯明回粵,避兵至澳門,寓鏡湖馬路,旋返省。(29)
  兩年後又再度來澳:
  壬戍(一九二二)六十二歲,五月,陳炯明請孫下野,避兵至澳門,十二月返省。(30)
  翌年,復來澳門,“癸亥(一九二三)六十三歲,……十月,東江有兵事,滇軍自石龍石灘節節敗退,陳炯明軍將由增番交界入攻廣州,遂攜兒女赴澳,寓峨眉街。”(31)次年十月,才回廣州。
  一九二五年,汪兆鏞更是兩度來到澳門:
  乙丑(一九二五)六十五歲,正月,赴澳門。……三月,返廣州。閏四月,聞滇粵軍將交鬨,亟理行裝赴澳,賃居風順堂街劉吉六光廉宅。(32)
  此次居澳,至次年三月方才“赴香港,乘輪返廣州,泊白鵝潭,轉乘小電船登岸。”(33)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汪兆鏞亦曾來澳:“丁卯二九二七一六十七歲,……十一月,廣州大火,木排頭東塾先生故宅藏書版片盡燬矣。余先一日到澳門,寓新馬路樓上,聞之仆跌梯間傷腰劇痛。鄺生葓山自省來診治,臥床兩月始愈。”(34)到次年三月,康復回廣州。
  一九三一年農曆四月,汪兆鏞“七十一初度,避客至澳門,旋返省。”(35)
  此後數年,廣州政局較爲平靜,汪兆鏞遂安心埋首於學術硏究之中,並未來澳。惟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局又再緊張,廣州開始受到日本軍機的猛烈轟炸,不得已之下,汪兆鏞又再以澳門爲避兵之所:
  丁丑(一九三七)七十七歲,……七月,日本飛機犯粵,避地澳門南灣七號二樓。(36)
  這次來澳,汪兆鏞一直未曾北返,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於澳門去世。總計自辛亥革命後他曾十二次來澳,其中一九一年農曆十一月至次年九月、一九一三年農曆七月至九月、一九一六年農曆二月至九月、一九一七年農曆七月至次年七月、一九二零年農曆八月、一九二二年農曆五月至十二月、一九二三年農曆十月至次年十月、一九二五年農曆閏四月至次年三月、一九三七年農曆七月至一九三九年農曆七月廿八日在澳門去世,這九次來澳寓居的原因,都是因廣州受戰事影響、局勢動盪,所以才迫於無奈避地遷居。而引發動亂的原因,包括:護國運動、護法戰爭、陳炯明軍隊多次叛變、滇粵軍閥混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等。
  三、友儕避地港澳:
  此外,由於政權的轉移以及長期不安的政局,令很多國內的文人學者在辛亥革命後紛紛以港澳作爲暫住或長居之所。與汪兆鏞友善的一批學者,亦多聚居於此,所以,汪兆鏞亦樂於以澳門爲寓居之地,以便一衆良朋,可閒時作詩鐘之會,又或共遊港澳勝景,寄情山水,以遣對故朝之思。
  沈澤棠便是其中之一。
  沈澤棠(?—一九二八),字芷鄰,是“粵東三子”之一沈世良之子,同治十二(一八六六)年舉人,善文章詩詞。汪沈兩家爲世交,汪兆鏞十五叔父汪瑔亦爲“粵東三子”之一,詞名與沈世良齊,汪兆鏞與沈澤棠私交甚篤,沈多次以其詩詞作品見視,請汪兆鏞爲之序。於光緒二十九(一九零三)年印行之《懺盦詩鈔》,載詩兩卷,詞一卷,而汪兆鏞分別爲之序,顯示二人感情非泛,汪兆鏞所寫的詩序云:
  沈君芷鄰,嶔奇磊落人也,少游公卿間,文譽藉甚。中歲澹於榮進,持論質直洞豁,恥隨世俯仰。好為詩歌,亦不喜附會流派,尤厭時賢標榜之習,落落抒寫期得乎性情之真焉。
  雅不欲以詩傳,顧念江湖身世悲愉忻戚多寄於詩,弗忍捐棄,近始掇拾見示,並督之序,譾陋如兆鏞,烏足以序君詩哉?(37)
  而詞序則云:
  因推兩家先世雅恉所在,以識祈嚮,亦以見世道文字升降之原,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則區區之心尤為低徊往復於無窮者爾。芷鄰督之序,謹書此以質之。(38)
  汪兆鏞固對沈澤棠推崇備至,沈澤棠對他亦尊重有加,鑒於《番禺縣志》中,其父沈世良的傳記“與黃蓉石比部玉階、虞子馨上舍必芳同傳,寥寥數行,平生事蹟,百不逮一”(39),因此希望爲其父別撰一傳,但又因其父的遺訓“所有著作傳序,不得其人,勿請也”(40),故沈澤棠這希望“久未慰願”(41)。而最後這個重任落於汪兆鏞身上,可見沈澤棠認爲他是爲其父作傳的適當人選:
  汪憬吾孝廉兆鏞尚氣節能文章,夙所敬佩,與棠莫逆,因求補撰一傳刊於先集《小祇陀盦詩鈔》卷端,謹並錄存,以誌不忘。(42)
  沈汪二人因着世交的關係,感情深厚,成長背景相近,令其對政事之看法幾乎一致,辛亥革命後,沈澤棠比汪兆鏞更早避地澳門:
  辛亥九月避地濠鏡,蠻花犵鳥,觸目傷懷,兀坐一樓,足音寂寂。是年冬,伯序亦來卜居,舊雨忽聚,喜何如也。寓廬咫尺,晨夕過從,偶出詞稿一帙相示,音協詞雅,導源姜張,追蹤朱厲,雖未窺全豹而綏山一桃色香味已非人間所有,然烽火奔走間尚不忘文字,世得無笑吾兩人迂且戇耶。番禺沈澤棠於澳門龍崧街寓樓。(43)
  當時沈澤棠在澳居於龍崧(嵩)街,而汪兆鏞則居於小三巴寺街(今三巴仔街),兩街相去不遠,當中衹隔着一座聖若瑟修道院(即三巴仔修道院),兩人先後來澳寓居,居處相距衹有數步之遙,“寓廬咫足,晨夕過從”,在這塊他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暫時歇息。
  辛亥(一九一一)十一月汪兆鏞甫至澳門,即有《十一月澳門寄沈懺盦三十韻》贈沈澤棠,次年初又有《壬子春暮次懺盦韻》二首,二人詩詞唱和甚多,沈澤棠亦有《避地香港與伯厚比鄰,以詩見貽,賦此奉酬,並簡嶰雪憬吾》、《三遷澳門和憬吾》等詩作,都是於避地港澳時唱和之作。而及後兩人間中回省,依然時常見面暢談:“辛亥亂後,頻年轉徙港澳,間返里門,朋從往還,如陳孝堅宗穎、李留盦丈啓隆、姚嶰雪筠、豐城盛季瑩景璿、沈芷鄰澤棠,尙時有文酒之雅。”(44)在民初這段兵亂時期,能與摯友朝夕相對,實在於無奈之中又有些微慰藉,故多年之後,汪兆鏞對於此情此景,仍歷歷在目:
  懺盦早歲詩詞皆已付梓,余曾為之叙。辛亥後亂離奔走,不廢吟詠,與余唱和尤多,每一篇成,輒折簡相眎,情景宛然在目。(45)
  除了沈澤棠外,很多與汪兆鏞素有交往的學者文士,亦像沈澤棠一樣,以港澳爲暫避之所,如汪兆銓、(46)吳道鎔、張學華、陳伯陶、張豫泉、梁慶桂、崔師貫、林鶴年(47)等人,一時之間,港澳兩地詩鐘之會頻仍,這批不事新政權的文士,惟將對故國之情化於詩詞之中,聊表寸心。

表忠遺唱在


  澳門位於中國南方邊地,自葡萄牙人東來,它在機緣之下成爲中西文化並存的城市。在這四百多年的歲月,澳門社會所反映出來的歷史面貌是多姿多采的,這裡不特有固有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宗敎,而西方的習俗風氣亦可與之並駕齊驅、和平共存。汪兆鏞從一九一一年開始避地澳門,至一九三九年去世,斷斷續續的在澳門居住了十三年多,他對澳門的社會、歷史、民生等都極爲留意,所以他以澳門爲題而寫的作品,無論詩、詞、文,數量上都比其他寓居澳門的學者詩人爲多,可見他對於澳門並非僅僅抱着過客的心態,而是懷有一種對中國領土的關切之情。他對澳門的印象和觀感,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探討。
  一、對澳門這塊落入外國人手上的中國領土,表達出強烈的愛國和反侵略的堅定立場:
  汪兆鏞寓居澳門,通過對澳門歷史的考據,提出大量證據,證明澳門一向爲中國領土,衹是被葡萄牙人以種種不法手段佔領,由此,亦表達了他反對外國勢力侵略的愛國思想。他在《澳門雜詩》之《雜詠》第一首,申明澳門自明代起,政府已設關卡派官駐守,顯示中國對澳門一直行使主權:
  互市濠鏡澳,聿自嘉靖始。設關官守之,啟閉候符使。如何百年來,彼族頓增壘。旁行斜上書,突兀閘前峙。我來長太息,疇為志疆理。關閘。
  澳門爲中國固有領土,中國文獻上有關澳門的記載,明淸兩代皆有不少。汪兆鏞在詩後之自注中,引述了《廣東通志》、《廣東新語》、《澳門紀略》、《香山縣志》、《澳門》等文獻裡關於澳門歷史及地理沿革之記載,闡明葡人逐步侵佔澳門之前因後果。作爲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在大是大非的問題前,汪兆鏞自有其正確的立場,故他對外國侵略勢力的擴張是堅決反對的,在他的澳門詩歌裡,這種論點是鮮明的:
  澳城固而庳,明代已毀壞。基址猶可尋,纖兒昧邊隘。地志亦有言,倚水以為界。長城稱萬里,自大誠狡猾。安得張許才,威棱懾中外。萬里長城。(48)
  在此詩歌之下,汪兆鏞亦以《澳門紀略》、《香山縣志》爲依據,說明葡人對澳門之逐步蠶食。澳門本有城牆,在今媽閣廟後之一段,人稱之爲“萬里長城”者,便是當年之部分基址。明代葡人最初在澳之居留地範圍,便在城牆以外,後葡人以各種手段和藉口,逐漸拆毀,終至殆盡,於是葡人入居城牆以內,後更反客爲主,取得整個澳門,以至氹仔、路環的管治權。
  對於葡萄牙人在澳門竊居以至逐步蠶食,汪兆鏞亦以其親身發現的史蹟作爲佐證,明確指出其事:
  界分南北混居廬,每閱殘碑想古初。異域於今成樂土,詩人碩鼠恨何如。
  丁巳余寓蕉園,鄰人治地,掘得舊冢碑,刻“嘉慶七年”,足證舊隸華界。而辛亥以來,僑居避地,絡繹不絕。(49)
  他以具體的證物:上刻“嘉慶七年”之舊冢碑爲證,說明葡人在澳門的管治,是逐步侵佔而成的。葡人於一五五七年在澳門始建居留地,至十九世紀上半葉,其所居之範圍逐漸擴大,約爲澳門半島中部的三巴門與水坑尾門以南地方,但葡人對澳門絕無統治權,自一八四九年以後,葡人以武力驅逐中國駐澳官員、拆毀舊城牆,終至吞食整個澳門。
  對於葡萄牙人逐步蠶食澳門,汪兆鏞心中自有不平之氣,除了引用大批史籍文獻來論述澳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外,還將不滿之情,反映在詩歌中,他有《白鴿巢山亭》一詩:
  海上波濤望無涘,天涯旅客竟何之。獨尋亂石叢篁處,誰遣寒蕪落日時。飛鳥冥冥迷向背,臨崖了了有安危。餘生判就他鄉老,欲折蠻花意自遲。(50)
  此詩寫於壬子(一九一二)年,時汪兆鏞在澳門居住已有一年,對於在辛亥革命被迫避地於這塊葡萄牙人管治的土地上,他的思緒是複雜的。“欲折蠻花意自遲”一句,暗示了他對於由葡人管治中國領土的不滿,而這番論調,亦得到時人的認同:
  汪兆鏞……居澳甚閒,近聞擬考集澳門事蹟者為志乘,又偕二三知交,徜徉於山顛水湄,或婆娑於冷攤之間蒐集古物,嘗遊白鴿巢公園,成詩一首,其結句云:“欲折蠻花意自遲”,意味甚深。(51)
  縱然葡人管治澳門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汪兆鏞欲卻看出了葡人的擴張並非已經停止,證之於史實,葡人對整個澳門地區的侵佔,是逐步蠶食的:先是澳門半島,繼之是氹仔、路環,因此,汪兆鏞認爲澳葡當局仍會以各種手法以圖取得更多的中國領土。
  二十年代,澳葡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塡海工程,汪兆鏞注意到此項工程實在是澳葡政府變相繼續侵佔中國的主權:
  澳門報紙載本澳改良口岸,現已築成堤岸多段,頗為遼闊。……此工程自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五月開始建築,將來建築完備時約需費四千萬元云。乙丑六月十九日報。中葡畫界,原指陸地而言,海權全屬中國。今中土終歲內爭之不暇,無復過而問者,海界亦為所蠶食矣。(52)
  汪兆鏞從當時的報章上看到了這則消息,除了了解澳葡當局的大型基建項目之進行外,他亦留意到這工程對中國海域主權的侵佔,塡海造地的結果,自然對澳葡政府有利,因爲可供使用的澳門土地面積增加,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產生很大的效益。但此行動卻相對地損害了中國沿海地區主權的完整,對此,汪兆鏞作出了警告,希望大家能注意葡人在海上的擴張行動,他這種眼光,在當時可說是有警覺性的。
  事實證明,汪兆鏞呼籲應嚴密防範葡人擴張的野心是非常正確的。他從葡人在澳佔地的歷史中看出,葡人侵佔中國領土的方法,並非全然如英法般以龐大的船礮爲工具,實行武力掠奪,而是愛採取混水摸魚式的“蠶食”方法,乘機霸佔,而且由陸上伸展至海上,企圖利用塡海造地等方法,變相令中國之“海界亦爲所蠶食”。澳葡政府開始在澳門半島上築堤塡海後不久,又於一九二五年,在離島路環有所行動:
  毗連澳門之氹仔路環背後,有土名黑沙,瀕臨大海,潮退時,沙坦一望無涯,完全屬於中國領土。詎近據澳門來省者稱,謂近有荷人及葡人訂立合約,就黑沙一地圈築海坦,擬將之闢作商埠,行將興土填築云云,政府亟宜注意及之,幸勿視為彈九甌脫之地,無足重輕也。(53)
  可見汪兆鏞對於葡萄牙人逐步掠地的技倆是相當了解的,因此在其作品中已提出了警告,足見汪兆鏞在其愛國心的推動下,能淸楚了解葡萄牙人對我國領土的侵略,亦痛心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受到莫大的損害,他這種愛國情懷,正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捍衛祖國河山、抵禦外力侵略的典型。
  二、澳門是不與新政權妥協的明清文人流寓之地,汪兆鏞亦藉避地於此而寄托自己不事民國之志:
  澳門偏處中國南方珠江出口西隅,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因政治上的特殊因素,又令它不完全由中國政府管治,這等微妙關係,使澳門成爲一個中國人避地之所。“自晚明以來澳門特殊的地位,使他逸出於中國政局變亂的中心,其不完全隔絕又處於邊緣的位置,屢屢成爲避亂而來的文人學者的武陵桃源,感於時世而又避居海外一隅的這些自詡爲先朝遺老的士人學者,便時有抒發內心感慨和記叙澳門新異見聞的撰述,奠立和豐富了澳門的文壇。”(54)
  因爲政治上的特殊關係,自晚明以來,路經或寓居澳門的文人學者、忠節之士實在多不勝數,由於澳門是“逸出於中國政局變亂的中心”,在改朝換代之際,一批又一批不欲事奉新朝之士,爲逃避新政權對他們的騷擾或迫害,紛紛找尋可以安身立命之所,澳門便是他們其中一個選擇。
  汪兆鏞來澳後翌月(一九一一年農曆十一月),曾有詩送贈好友沈澤棠,其中有句:“張汝霖印光任稽遺事,陳恭尹何絳溯寓賢。那堪言樂土,徒自惜華顚。差得征塵息,何期歸夢牽。”(55)張汝霖、印光任撰《澳門紀略》,記澳門之歷史沿革,而陳恭尹、何絳則爲明末之遺民,明亡後,曾流寓澳門,汪兆鏞《澳門寓公詠》之二有記:
  北田高士記陳何,放廢佯狂自嘯歌。為訪遺臣遊海外,漫天風雨泣銅駝。
  何絳字不偕,順德人,布衣好讀書,淹通群籍。明亡乃自放廢,與同里陳恭尹為澳門之遊。後同渡銅鼓洋,訪逃避諸遺臣於海外。晚與兄衡及恭尹、陶璜、梁連隱跡北田,稱“北田五子”。見《順德志》、《廣東文獻》四集、《獨漉堂集》。
  澳門這塊偏處邊陲的地方,正是他們這批與當朝政府政見不同之士的安身之所,而證之於歷史,這些人士來到澳門之後,大都不會進一步受到當權者的騷擾,可以在這外人統治之地暢所欲言,甚至聯絡志同道合之士,抒發己見。民國後,對淸廷依依留戀的文人學者嘗有言:
  澳門者,海外扶餘,塵中蓬島,亦勝朝耆舊栖遁之所也。安烈士之禪牀,巢無鴿怖,潑騷人之醉墨,石作蛟騰。從赤松子方遂報韓之心,逢滄海人半是悲田之客。(56)
  與汪兆鏞稔熟的番禺同鄕梁慶桂一字小山,民國初年梁鼎芬等倡修《番禺縣續志》,梁慶桂與汪兆鏞亦共同參與編纂工作,分任總纂及分纂之職)辛亥革命後亦避地澳門,嘗有詩言志:
  衡泌栖遲一散人,嘯吟時繞薊門春。棄官彭澤惟思晉,載酒元亭肯美新。海外文章猶正朔,山中草木有功臣。春秋大義分明在,祭統誰能辨十倫(57)
  辛亥後大批避地澳門的文士學者,大都屬於這類“棄官彭澤”,閉門不仕“惟思晉”,對於新政權之事,並不參與,而且對已覆亡的淸室及廢帝溥儀,依然尊崇有加。不事新朝,是這批學者所強調之氣節。
  一九一七年,汪兆鏞在澳門撰寫了《元廣東遺民錄》,考證了元明之間,在廣東一地,不事明之元遺民五十餘人的事蹟。此書之寫就,其實乃汪氏之自我表白,在此書之自序中他寫道:
  元順帝國亡北奔,其時宜少忠節之士,蒙竊以為不然,夫君臣之義,萬古常昭,若時移世易,軏躡跡新朝,靦顏而不知恥,甚至持謬說以自解,此何異倚門市倡,朝秦暮楚之為耶?(58)
  在汪兆鏞的著作中,這種不事新朝的言論,並不罕見:
  明遺老如薛始亨、陳子升、陳恭尹、屈大均、高儼、張穆諸人,康熙間尚存,惟其薇蕨自甘,若廁名新朝,殊乖素志,茲援《晉書·陶潛傳》例,附於明代之末。(59)
  由於政權的轉移,令汪兆鏞開始了在澳門寓居的歲月,發展到後來,則是因廣東政局的長期不穩,令他往返於穗澳兩地,對新政權建立後引發之連年兵禍,極表無奈,隱居不仕、潛心學術之志甚決:
  弟在澳賃廡遠居,廣州舍下遇有先人忌日及家事,仍不時返舍一行。嗣後賜書或仍寄廣州豪賢街五十四號收下,倘赴澳,必轉寄也。時局岌岌,魯事不知如何收拾,粵中斧魚幕燕,尤不堪問。衹可如淵明所云:委心任去留而已。(60)
  相對內地長期動亂的政局,澳門無疑是一處較和平安靜之地,因此,汪兆鏞最初來澳時是賃居或借住友人的居處,至三十年代,爲作長遠之打算,他亦在澳門購屋,與其摯友吳道鎔、張學華、金永定有此鄰之約:
  先是公(即張學華)與吳澹盦、汪覺公(即汪兆鏞)、金永定於澳門聖味基街各購一屋,為比鄰之約。(61)
  汪兆鏞在澳購置居所,主要目的乃是從長遠計算,亦有留予子孫後代之意,所購聖味基街之房子,在他去世後,其子汪宗衍於七十及八十年代一直居於此,之後才赴香港居住。而汪兆鏞在澳購入房屋,可見其心境已從過客轉變爲在此安居的主人,澳門,是他除廣州之外的另一個可供不仕和隱居的家。
  三、自葡萄牙人東來以後,澳門佔着天時及地利,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並存的展覽館:
  澳門位於中國南方邊地,自葡萄牙人東來,西方文化在此中國的土地上逐漸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四百多年的歲月,澳門社會所反映出來的歷史面貌是多采多姿的,這裡不獨有固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宗敎和思想,而西方的習俗風氣亦可與之並駕齊驅,和平共存。
  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即據居澳門,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並未在這塊土地上銷聲匿跡,因爲居住在這裡的,絕大部分是華人,他們的傳統觀念和生活習慣,並不因葡萄牙人的入居和管治而消失,相反,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有爭取將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思想成爲澳門地區的法律條文。比如一九零九年葡萄牙海軍曁海外事務部頒佈的《華人風俗習慣法典》,對澳門華人的婚姻及承繼問題,作出較爲詳細的規定,而這套法典中的條文,很多就是華人社會裡的傳統做法,如休妻、納妾、過繼等,可見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幾乎完全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裡的種種觀念,甚至連斬生雞、當天發誓的做法,根據這套法典也有法律效力。
  澳門文化以中華文化爲主導,但當中又夾雜了西方色彩。澳門華洋雜處的風俗民情,引起了汪兆鏞的注意。正如他在《澳門竹枝詞》的引言中說:
  余為《澳門雜詩》,於此間風土,觕誌其略,尚有委巷瑣聞,足資譚柄者,復得詩若干首。旅窗無俚,弄筆自遣而已。
  所以對汪兆鏞這位從內地來到濠鏡小城的人來說,澳門與內地不同之社會風情,是可“觕誌其略”、“足資譚柄”者,中西文化的共存、華洋雜處的情形,在他筆下都成了可觀的題材。汪兆鏞首先從敎育上注意到澳門社會能同時容納中西文化的現象:
  學僮禁讀經,中土新建議。此邦老塾師,猶不舊學棄。彈丸一海區,黌校已鱗次。雅頌聲琅琅,到耳良快意。禮失求諸野,宗風儻未墜。學塾
  澳中華人學塾,於西文算術外,仍以四子書五經課學生,西洋學堂亦繙譯論孟為課本。(62)
  在澳門的華人學校裡,一方面敎授儒家的思想,以《四書》、《五經》爲學童的學習課本,另一方面又敎授外文及西方的數學槪念,而外語學校以儒家典籍的翻譯本作爲敎材。這種中西文化並重的敎學方法,令汪兆鏞這位傳統儒家學者大感驚奇。由於澳門人自少已普遍接受不同的文化薰陶,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顯現出不同的社會風貌,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汪兆鏞的第十五首《澳門竹枝詞》中,他對於新人在敎堂舉行婚禮的情形,描述細緻,亦從中揭示了中西方社會在喜慶事宜上的態度:
  女郎齊送七香車,新婦裙衫曳地斜。簽約諷經肫摯甚,豈容浪說自由花。
  澳蕃結婚,郎君與親族先候於禮拜堂,新婦乘藤轎,鮮花四垂,頭罩與裙皆用白紗,長曳地數足。送嫁女郎數十人,乘人力車隨之。新婦入門,伏地持經默誦,新郎脫帽正立,牧師為之祈禱。新郎以指環授婦,婦脫手套受之,戴指上,入牧師室讀證書,郎婦媒妁均親筆簽字,乃出。諸客男女分別握手接吻為禮,送嫁諸女郎贈新婦以花毬,各拍掌而散。
  根據澳門地區當時的情況來說,舉行西式婚禮者,以葡人佔絕大多數,而他們又至少一方爲天主敎徒才可在敎堂行禮。雖然是採用天主敎儀式,但是又隱約可見中國式婚禮的痕跡。
  西方傳統婚禮以寧靜、簡約爲主,但在澳門一地,西式婚禮又免不了受中式婚禮的熱鬧氣氛感染,因此出現了“女郎齊送七香車”的情況,“送嫁女郎數十人,乘人力車隨之”,這種以人多勢衆來營造熱鬧氣氛的做法,正是中式婚禮裡,敲擊着各種樂器,鑼鼓喧天的出嫁陣容的另類版本。在澳門居住的葡人,對於中式婚禮的熱鬧,極爲接受,故加添於西式婚禮中,以增聲勢。
  其實,在生活習慣上,中西文化互相輝映的情況最爲常見。澳門華人以信奉佛道爲主,但自葡人來居澳門後,信奉天主敎的華人亦日見增多,然而,佛道兩敎的紀念日與天主敎的紀念日,在澳門都能一併存在,東西方不同的宗敎儀式,並無衝突,在澳門都能見到:
  獻歲游人每塞途,燭銀草錦拜耶酥。最佳風信堂前過,伏地喃喃有麗姝。
  正月初旬奉耶酥像出遊,至風順堂外稍憩,設壇供之,洋女盛妝迎拜諷經。吳墨井詩所謂:“四街鋪草青如錦,捧蠟高燒迎聖來”也。(63)
  在澳門的葡人大都信奉天主敎,而每年因着紀念不同的聖人,故有數次聖像出巡的儀式舉行,以表敎徒的虔誠。這邊廂在正月裡天主敎徒基督聖像出遊的儀式剛舉行過,那邊廂,中國的民間信仰節日在二、三月又趕着登場:
  二月二日土神廟,三月廿三娘媽祠。簫鼓鳴春燈照夜,風光渾已忘去居夷。(64)
  兩種不同的宗敎文化可以並存在這蕞爾小城中,而並未發生嚴重衝突,實在顯示了平常百姓對雙方文化的尊重,這情況敎汪兆鏞感到新奇,故特賦詩以記之。而由於信奉天主敎者不僅僅是葡籍人士,中國人亦有信奉天主敎的,這些華籍敎徒,深受中國傳統觀念影響,於是將兩種文化糅合,遂有以下之情況出現:
  成佛生天事渺茫,可憐迷信自徬徨。但聽蕃寺鐘聲鬧,知有豪門上北邙。
  華洋教徒擁厚資者,歿後,其家每乞禮拜堂為之撞鐘祈禱。(65)
  以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有親人去世即會請人爲之誦經、做法事,以求死者安息,往西方極樂世界,但在天主敎敎義中,信徒死後即重歸於天主之內,得到永生。中西方在宗敎信仰上的差異,便出現了富有的華人敎徒死後,由其家人請求敎堂的神父鳴鐘爲死者祈禱的特別情形,以“撞鐘祈禱”替代“誦經做法事”,其實兩種做法殊途而同歸,都是祈求死者可以早日安息,這又可印證了澳門一地,在中西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甚至是採取雙方文化長處而融會貫通之。

騷雅挹奇芬


  汪兆鏞在辛亥革命後,決意不仕,潛心學術,澳門成爲他駐足甚至安居之地,先後居澳十三年多。澳門對他而言,實在是另一個家,他對澳門的感情和看法,實較其他短暫流寓的文人學者深刻和眞摯。
  澳門一向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十六世紀中葉葡人入據居留,經過兩個多世紀的蠶食以及用武力驅趕駐澳的中國官員,竟然反客爲主,成爲澳門的統治者。然而葡人的侵奪,並未偃旗息鼓,反更由陸界伸延至海界。葡人對澳門附近海面的掠奪,自淸末以來已逐步進行,在光緒年間,已有粵省鄕紳提出對葡人的舉動應有所防範:
  查我國與葡人立約,不過將澳門永遠借其居住,與割讓之地大有不同。……澳門衹有租界,並無海界。緣海界四達不悖,防不勝防。及後葡人於灣仔澳門海面之中自設水浮木樁為界,今更廢去,以圖侵佔一帶海面。查葡人內政外交,類多外強中餒,有初鮮終,不比歐西列強之難與計較,若據理以爭,不為所動,彼自知難而退。(66)
  葡人對澳門的佔領,並不止於陸地,更希冀以不動聲色、造成事實的手法,令淸廷在當時面對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無暇兼顧,遂令奸謀得逞。汪兆鏞自居澳門以來,對於葡人此種蠶食方式,可說耳聞目睹,自然淸楚不過,所以他早於一九一八年印行的《澳門雜詩》中,就已表現了這種對葡人暗中侵佔中國海權的不滿:
  潮流淤淺礙行船,新法機輪利濬宣。楚漢鴻溝紛建議,深心誰識海王篇。
  入澳海口水淺,輪舶往來須候潮長方能行駛,商旅苦之。葡人近以機船挖泥,惟水界原隸中國,恐起交涉。(67)
  對於葡人毫無厭足的蠶吞佔地,汪兆鏞表示極大的憤慨和不滿,反映在他的詩作中,表現他強烈的愛國心和反侵略的主張,對外國勢力在中國境內的不斷擴張,汪兆鏞極力抨擊。同時,他也利用大量的史料作佐證,以闡明葡人竊居澳門的不合法理,澳門自始至終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其次,澳門這塊小小的土地,是晚明以來不事新朝的忠節之士流寓避居之所。澳門的特殊地位,令它與改朝換代之時引發的動亂完全沾不上關係,對選擇了遠遁這出路的遺民來說,澳門是他們的武陵桃源,汪兆鏞藉居於此而抒發自己對淸朝的忠心不貳,表明自己並非“倚門市倡,朝秦暮楚”之徒。
  辛亥革命後,汪兆鏞與一大批堅持不事民國政府的傳統知識份子,爲了表示與新政權互不干涉的決心,寧可避居海隅一角,或潛心著述,或廣收門生,閒時相約志同道合者,作文酒之會,抒發對故朝的懷念。淸室雖已覆亡,但他們對淸廢帝溥儀依然崇敬有加,農曆正月十三日爲溥儀的壽辰,每年此日,他們都會舉行活動以作慶賀,一九二六年在澳門盧園(即娛園)的祝壽典禮,可算相當隆重:
  正月十三日萬壽節即臣梁慶桂偕臣陳煜庠臣王仁熙臣汪兆鏞臣盧鴻翔臣王宗緯臣王詵臣崔師貫同於濠鏡墺盧氏園敬謹行禮恭紀
  薊門煙樹接長安,華祝遙聯海外歡。杜甫詩篇新記載,漢家枌社舊衣冠。地經百劫天猶醉,雲擁千門日不寒。珥筆待編行在紀,遺民幾輩未彫殘。(68)
  一九二六年距淸室覆亡已經十五年,但這批“勝朝耆舊”對故主溥儀尊崇有加,賀詞中自稱“臣”,且紛紛賦詩以誌此事(69),可見其忠君之情,並未因歲月的消逝而減褪,選擇在澳門避居,令他們可更理直氣壯地在這由外國人管治的中國領土上,抒發他們對舊朝的懷緬和依戀。
  而澳門這塊中西文化並存的中國領土上所呈現的獨特風情,亦令汪兆鏞歎爲觀止。這裡不但可完整地保留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語言文字,而西方的事物亦可在此地開花結果。早在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當淸進士何紹基來澳時,已深深的感受到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他分別在澳門及香港停留了一天,但是已有“澳門半華夷,香港眞外國”(70)的感受。又如淸末在香港居住逾十年,主持《華字日報》的潘飛聲,亦曾於居港期間來澳,有感於澳門的獨特風情,寫了一組十二首的《澳門雜詩》,其中第四首便藉“土生”的飮食習慣體現中西兩種文化的並存:
  白飯晨餐豉與蝦,烏龍猶勝架非茶。髮睛黑似吾華種,已見葡萄屬漢家。
  潘飛聲以飮食習慣爲例說明,中西文化之不同已躍然紙上,土生人士因爲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傾向於以白飯爲主要食糧,且愛喝烏龍茶多於(71)啡及紅茶可見澳門華洋雜處,不同文化亦可兼容並存於這個以華人佔人口比例最多但卻是由葡萄牙人管治的城市中,雖然在政治上,兩國有着並不愉快的衝突,但文化上卻可兼容吸收,對於這特殊的文化現象,汪兆鏞覺得十分驚詫,故一再以澳門的社會風情爲主題,寫下大量作品,如《澳門雜詩》等,爲澳門文學界留下一批瑰寶。
  汪兆鏞在澳門寓居而至長期居住,與澳門有着深厚的關係,其對澳門的文學及學術硏究,貢獻甚大。論其與澳門關係之密切、對嶺南文化的建樹,或可以徐佩之、王惺岸兩君所撰之輓聯槪括之:
  嶺南文獻賴公傳,驚聞絕筆空山,薄海共悲頹魯殿;
  濠上風烟堪自悅,留得避兵故宅,小樓長記榜湖船。(71)
   *澳門大學預科課程中心講師。
  註釋:
   ①汪兆鏞:《明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子宿君家傳》,《誦芬錄》,汪兆鏞編,光緒戊申(一九零八)中秋番禺汪氏刊,頁九。
   ②汪兆鏞編:《山陰汪氏譜》,汪敬德堂印行,第五十三頁。
   ③丁日昌撰:《遂昌縣學訓導汪君傳》,《誦芬錄》,汪兆鏞編,光緒戊申(一九零八)中秋番禺汪氏刊,頁十一 。
   ④轉引自汪兆鏞:《山陰汪氏譜》,汪敬德堂印行,第七十三頁。
   ⑤張爾田:《淸故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墓誌銘》,《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第六十六頁。
   ⑥汪兆鏞:《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第七頁。(按:《微尙老人自訂年譜》中所記之年月日,槪以農曆計算,下同。)
   ⑦同上。
   ⑧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七六頁。
   ⑨汪兆鏞:《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第九頁。
   ⑩同上,第十頁。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第十六頁。
   (14)同上,第三十六頁。
   (15)同上。
   (16)同上,第七頁。
   (17)同上,第八頁。
   (18)同上,第九~十頁。
   (19)同上,第十六頁。
   (20)同上,第二十五~二十六頁。
   (21)汪兆鏞:《辛亥十月香港寓樓作》,庚辰(一九四零)冬刊,《微尙齋詩續稿》之《辟地集》,頁一。
   (22)汪兆鏞:《十一月澳門寄沈懺盦三十韻》,庚辰(一九四零)冬刊,《微尙齋詩續稿》之《辟地集》,頁一。
   (23)汪兆鏞:《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所行,第三十六頁。
   (24)汪兆鏞:《除夕大雨》,庚辰(一九四零)冬刊,《微尙齋詩續稿》之《辟地集》,頁二。
   (25)汪兆鏞:《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第三十六頁。
   (26)同上,第三十七頁。
   (27)同上,第三十八頁。
   (28)同上,第四十頁。
   (29)同上,第四十二頁。
   (30)同上,第四十三頁。
   (31)同上。
   (32)同上,第四十四~四十五頁。
   (33)同上,第四十六頁。
   (34)同上,第四十八頁。
   (35)同上,第五十一頁。
   (36)同上,第五十六頁。
   (37)汪兆鏞:《懺盦詩鈔序》,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刻本。
   (38)汪兆鏞:《懺盦詞鈔序》,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刻本。
   (39)沈澤棠:《懺盦隨筆》卷一,宣統二年(一九一零)刻本,頁十四。
   (40)同上。
   (41)同上。
   (42)同上,頁十四~十五。
   (43)沈澤棠:《雨屋深鐙詞序》,宣統辛亥(一九一一)冬刻本。
   (44)汪兆鏞:《窗雜記》,癸未(一九四三)刻本,卷三,頁二十一。
   (45)汪兆鏞:《懺盦遺稿卷首》,己已(一九二九)年刻本。
   (46)有關汪兆銓之居澳活動情況,可參看拙作《汪兆銓汪兆鏞同避地蕉園圍》,《蓮島春秋》,澳門近代文學學會一九九九年版,第一一三~一二一頁。
   (47)有關林鶴年之居澳活動情況,可參看拙作《林鶴年居澳二三事》,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澳門日報》。
   (48)汪兆鏞:《澳門雜詩》,《雜詠》之三,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49)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之二十九,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50)汪兆鏞:《微尙齋詩續稿》之《辟地集》,庚辰(一九四零)冬刊,頁三。
   (51)遠山:《濠鏡名流雜話(一)》,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澳門《華僑報》。
   (52)汪兆鏞:《窗雜記》,癸未(一九四三)年鉛印本,卷四,頁四。
   (53)《葡人竟敢經營黑沙》,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廣州《民國日報》。
   (54)劉登翰:《文化視野中的澳門及其文學》,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澳門日報》。
   (55)汪兆鏞:《十一月澳門寄沈懺盦三十韻》,《微尙齋詩續稿》之《辟地集》,庚辰(一九四零)冬刊,頁一。
   (56)丁仁長:《元廣東遺民錄》序,壬戌(一九二二)年鉛印線装本。
   (57)梁慶桂:《旅澳逾年百感交集拉雜賦此》之一,《式洪室遺稿》,辛未(一九三一)年鉛印線裝本,頁五十五。
   (58)汪兆鏞:《元廣東遺民錄》自序,壬戌(一九二二)年鉛印線裝本。
   (59)汪兆鏞:《嶺南畫徵略叙例》,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60)汪兆鏞致張元濟書,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農曆三月廿八日),《學術集林》卷六,王元化主編,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61)張學華、張澍棠撰:《張提法漢三先生年譜》,一九五一年排印本,第十一頁。
   (62)汪兆鏞:《澳門雜詩》,《雜詠》之十九,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63)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之二十六,,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64)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之二十七,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65)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之十八,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66)《粵省紳士請粵督與葡人力爭海權禀》(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月),轉引自陳沂:《澳門》,民國五年版,第四十一頁。
   (67)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之三十八,戊午(一九一八)冬排印本。
   (68)梁慶桂:《式洪室遺稿》,辛未(一九三一)鉛印線装本,頁五十三。
   (69)除梁慶桂外,汪兆鏞、崔師貫都有詩記此盛會,汪兆鏞有《丙寅正月十三日娛園祝嘏同,集者八人,敬紀小詩用甲子韻》,收於《微尙齋詩續稿》之《辟地集》,頁八;崔師貫則有《萬壽節日梁小山侍讀年丈慶桂招同舉禮於蠔鏡墺盧氏園,會者八人,禮成恭紀》,收於《北邨類稿》之《硯田集》,頁三~頁四。
   (70)何紹基:《乘火輪船遊澳門與香港作,往返三日,約水程二千里》。
   (71)《汪憬老逝世及其事略》,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澳門《華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