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的文學地位
鄧景濱*
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居易、杞憂生、慕雍山人，別號待鶴山人，或號羅浮待鶴山人。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生於香山雍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卒於上海，享年八十歲。他是著名的思想、實業家、敎育家、慈善家，同時也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文學家。他一生的生活基地主要在澳門，而事業基地則主要在上海。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和《盛世危言後編》先後在澳門鄭家大屋編定。
本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人們對鄭觀應的硏究衹集中在政治、思想、經濟諸方面，將他譽爲“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①，“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啓蒙思想家”②；但從來沒有人提及他的文學地位和文學思想，因爲在近代文學家的金榜上，根本就沒有他的席位。進入八十年代，人們硏究的觸角開始伸入鄭觀應的文學領域。
散文：卓有成就的散文家
鄭觀應的文學作品，首先被硏究的是他的散文。鄭方澤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編年》首次提到鄭觀應“在散文改革的實踐上，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散文家”，讚揚他的散文具有“淸新的筆調，簡樸的語言”，並指出他“那種擺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束縛，生動、自由的文言文體，也推動了這一時期散文的改革”③。
管林、鍾賢培主編的兩卷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在“散文創作的發展和演變”一章裡，稱讚鄭觀應的政論散文“筆調淸新，語言簡樸，以誠懇坦誠的感情，陳述救國救民和變法圖強的政治主張，有一定的感染力”；並指出鄭觀應與王韜、馮桂芬等人“用通俗古文寫作的近代報刊政論文體，比起龔自珍、魏源的散文，向前跨進了一步”④。
郭延禮的三卷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稱讚鄭觀應和王韜都是“近代第一批報章政論作家”，將他結集在《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中的文章讚許爲“當時政論文的代表作”，“語言簡練質樸，有較強的感染力，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是這部政論文集的熱情讀者”；他用“通俗曉暢的古文寫作近代報章政論，對於桐城派古文無疑是一個有力的衝擊”。“在近代散文發展史上，王韜和鄭觀應等人的報章政論具有重要的革新意義”⑤。
馬良春、李福田總主編的八卷本《中國文學大辭典》正式給鄭觀應冠以“近代散文家”的桂冠，並讚譽他是“近代早期卓有成績的散文家。他宣傳維新主張的散文著作和隨筆札記，突破了桐城古文“義法”、“雅潔”的約束，從實際出發，說理詳明，語言通俗簡樸，情感懇切，文筆淸新。”⑥
鄭觀應在散文領域中的成就和地位，終於得到文學界的肯定和讚揚，這是符合歷史眞實的評價，也是近代文學硏究的一個新突破。
詩歌：實業詩人第一家
接着硏究的是鄭觀應的詩歌。這已是九十年代了。首先爲鄭觀應在近代詩壇擺一席位的是陳永正先生。他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的《嶺南文學史》“同治、光緒間的詩文”一章的第三節“其他詩人詩作”中提到：“鄭觀應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所著《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有不少寫時事、經濟內容的詩歌”。又說：“這類的詩多發議論，質樸無文，有文獻價値而缺乏藝術價値。”這顯然對鄭觀應詩歌評價不足。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筆者在“中國近代文學第七屆學術討論會”上宣讀了《實業詩人第一家》的論文，將鄭觀應七二六首“憂國新詩”分爲述志詩、時事詩、禦侮詩、實業詩、修身詩、風物詩、題贈詩、談玄詩等十類加以闡述，並指出“以振興實業的題材入詩，前無古人。同時代或有實業家兼詩人者，惜無甚實業題材入詩；或有詩人而非實業家者，更難有以實業題材入詩。大量將實業題材入詩的，鄭觀應是第一人。”因而推許鄭觀應爲“實業詩人第一家”。稍後，筆者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了第一部鄭觀應的類編詩選《鄭觀應詩選》。
小說：懲惡勸善的筆記小說家
近年來，鄭觀應的散文、詩歌已先後被文學界所肯定，然而鄭觀應另一個尙未有人涉及的文學領域——筆記小說，至今仍鮮爲人知。原來，鄭觀應在撰寫了大量政論散文和憂國新詩的同時，還撰寫了二六九篇旨在懲惡勸善的筆記小說。他將這些筆記小說結集爲《陶齋志果》，先後印行兩版。初版爲四卷本，於同治庚午年二八七零年一印行。三十年後再版，增訂爲八卷本，由皖江容忍局出版。這些筆記小說有如下幾個特色：
一、多取材自嶺南，富有地方特色。如羊城的《奢侈報》、《滅骨報》、《冤鬼索命》、《訟師病丐》,番禺的《冤魄尋仇》,南海的《孝子復仇》、《悔賭起家》,順德的《情冤》、《孽海超昇》,東莞的《烈妓》、《靈魂》，新會《一門全節》，潮州的《不義自斃》，四會的《患難全交》等。間中亦有涉及海外的題材，如描寫中日關係的《重洋送子》，言及“英咦犯境事”的《舵工許某》等。
二、提倡傳統美德，鞭撻淫邪奸惡；尤其對貪官暴吏更是深惡痛絕，直斥其非，這些內容，僅從各卷之篇目便可略見一斑。如卷一的《大魁出孝子家》、《負妻果報》，卷二的《虐婢報》、《不孝報惡》，卷四的《貪吏不終》、《施藥得報》，卷五的《殺婢惡報》、《惜穀得金》，卷六的《積善厚報》、《厚施巧報》，卷七的《老翁漁色報》、《淫業慘報》，卷八的《一善免劫》、《爲善必昌》等。
三、仿效聊齋筆法，篇末多有“評曰”的議論，以深化主題，達到宣揚道德敎化、勸善懲惡的目的。例如卷七的《羊王廟靈顯》的篇末“評曰”：“刑罰之設，懲惡以勸善也；然自爲惡日多，雖科條嚴密，究多漏網，由是有天誅神譴以補王法所不及。”“以補王法所不及”其實也正是鄭觀應撰寫這些筆記小說的目的。
四、語言通俗易懂，簡練明快。這類通俗文學讀物半文半白，言簡意賅，適合各階層人士閱讀。
至於戲劇方面，至今尙未發現他的作品；但有他爲江陰劇作家余蓮邨編輯印行的《庶幾堂今樂》，對宣揚推廣戲劇起了積極的作用。
綜上所述，鄭觀應旣是與王韜並列的政論散文家，又是與黃遵憲、潘飛聲並稱爲“詩界新巨子”的實業詩人，同時也是撰寫筆記小說的小說家。集三類文學作品於一身的鄭觀應，理應毫無愧色地戴上“近代文學家”的桂冠!
*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助理教授。
註釋：
①鄭觀應《救時揭要·續澳門猪仔論》。
②夏東元《鄭觀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二版，《前言》第一頁。
③鄭方澤《中國近代文學史編年》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頁。
④管林、鍾賢培《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上冊，第二六三頁。
⑤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二卷，第一零九二至一零九三頁。
⑥馬良春、李福田等《中國文學大辭典》第三九六零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