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星璀璨 運行互異
——黃節與蘇曼殊成才比較
馬以君*
黃節與蘇曼殊是淸末民初文壇上的兩顆粵籍巨星。這兩顆巨星的文化成就不但光照當時，而且輝耀後世。但由於各自的主客觀條件不盡相同，導致彼此的學術取向與創作風格都互有差異。倘將這兩顆巨星的運作情况作個比較，旣展示其中的共同點，又對照內裡的同中之異點，還顯現中間的不同點，則說不定能找出他倆的成才軌跡，即成才要素、成才路徑和成才特色。
一、共同點：成才要素
大凡同類型人，他們的人生運作都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往往出現在相互軌跡的交匯處，呈相同、相似、相近的態勢，構成這類型人成才的要素。黃節與蘇曼殊同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文士，他倆的人生運作自然有許多共同點。整理和分析這些共同點，對認識這兩個標本人物的成才要素，以及借助這些要素探尋其他粵籍文士的成才規律無疑都大有意義。
黃節與蘇曼殊的人生運作的共同點大致有十二個：(一)生時相近。黃節生於一八七三年，蘇曼殊生於一八八四年，都屬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時期。(二)商人後裔。黃節父黃榮光是廣州陶瓷販運商，蘇曼殊父蘇傑生是橫濱英商茶行買辦。(三)非嫡母出。黃節爲庶母何氏所生，蘇曼殊爲父與日女河合若偸情所產。(四)少喪父或幼離母。黃節生僅十個月父就辭世，蘇曼殊產未三個月母便離開。(五)受童蒙敎育。黃節五歲在廣州家塾接受啓蒙，八歲出就外傅；蘇曼殊七歲進家鄕香山瀝溪(今屬珠海市)簡氏宗祠村塾就讀。(六)外出求學。黃節二十三歲負笈家鄕順德簡岸讀書草堂從理學大儒簡朝亮習藝，蘇曼殊十三歲赴上海入敎會小學、十五歲赴橫濱入大同學校受書。(七)具尙武精神。黃節“少學兵法、明古武備”，蘇曼殊二十歲到東京進成城學校習陸軍技術。(八)離粵發展。黃節除短期在廣東任職外，大多時間在外地從業；蘇曼殊祇回過廣東數趟，無在廣東謀生。(九)任敎從文。黃節先後在廣州、北京等地任大中學校敎師，在上海、廣州等地任報刊主編；蘇曼殊先後在蘇州、長沙、南京、叻班、蕪湖、安慶等地任中小學敎員，在上海、東京等地任報刊撰述。(十)廣交豪俊。黃節主交革命派人士，次交改良派人士；蘇曼殊僅交革命派人士，偶交保守派人士。(十一)投身革命。黃節參加同盟會轉國民黨，曾爲革命黨人提供情報；蘇曼殊參加光復會和中華革命黨，長期從事反淸反袁的秘密活動。(十二)參加南社。黃節參與南社的籌措並時爲社刊撰文，蘇曼殊僅在社刊上發表作品。
這十二個共同點，倘抽其精髓，撮其要義，則可槪括爲以下五項內容。一是資質佳異。黃節“少卓犖”，師友稱其“天賦異才”，“天姿過人”；蘇曼殊自謂“多情”，人譽“天生情種”、“夙根早具”。細究二人聰明之原因恐怕有二，一爲非嫡母生，按照生理學觀點，非嫡出之子女不少因父母高昂的節律而獲良好的基因。黃節生時其三兄均殤，無從比較各人資質的優劣。蘇曼殊生時其嫡兄蘇焯九歲，後與蘇曼殊同塾讀書，但靈愚有別，時爲蘇曼殊作弄，智商顯不及蘇曼殊之超卓。二爲少喪父或幼離母，黃節小時，母氏“苦節撫孤”，時以父辛勞及期望激勵其奮發向上；蘇曼殊在家鄕備受親屬欺凌，常存憤懣於心，養成孤僻內向性格。這些孤零的處境都易刺激思維，促進智力開發。二是學養優良。黃節幼承母訓，廣從良師，獲得中國文化滋養。蘇曼殊雖陋處鄕間，體弱多病，然亦得到良師的啓蒙。另外二人都是商人後裔，有經濟條件外出求學。黃節師事簡朝亮，紮下深厚的國學根基；後來寺院苦讀，更增添豐腴的學殖養分。蘇曼殊到上海入敎會小學，接觸西方文化；到橫濱、東京求學，更受東西洋文化的熏陶。二人正是通過吸納知識，充實學養，豐富內涵，提高視覺。三是從業對口。黃節除短期在鐵道局任職外，即非任敎則從文。蘇曼殊任敎從文雖斷續零碎，但此外無從他業。由於二人相對專一從事文敎工作，有利於寫作慣性的形成，不至因從業不對口而影響寫作的延續。四是目標高樹。黃節與蘇曼殊旣非嫡生，家庭負累較輕，易打破“父母在不遠遊”觀念。黃節在母氏“不出觀山海，氣象終不宏”的鼓舞下，“獨立”四出漫遊；在“民潮西漸東”的情勢下，更大膽離粵發展，廣拓視野。蘇曼殊孑然一身，無牽無掛，長期“經缽飄零，塵勞行腳”，因而眼界開闊，閱歷豐富。另外由於離粵發展，二人都得以廣結天下豪俊，擴大交流範圍，激發進取精神，高樹奮鬥目標，有利於寫出意高旨遠、技逾時流的作品。五是志趣高尙。黃節與蘇曼殊同處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期，國勢的衰弱、民族的危難，促使二人奮發蹈厲、揚志進取。黃節自小讀書勵節，深受“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影響，極恨同宗萬曆狀元黃士俊屈節偸生醜行，因易名“節”，取號“甘竹灘洗石人”，以示“鄙視四書五經之徒”，潛心硏習武事，少時，獨羨班超投筆從戎；甲午戰敗，力譴淸廷昏庸、將帥無能，發出“衝冠裂目眦”吼叫；開封應試，力陳“選將練兵，上下一心，不忘仇讎”之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毅然以“行國之憂”赴滬，毀家辦刊；辛亥革命失敗，面對群仳用事，痛斥“群賊言經國”。蘇曼殊性情“高抗”，遇事“負氣”，行爲“狂放”，尙剛鄙柔，鄙文好武。靑年時受改良思想影響，崇尙李膺、杜密節操，效法天然和尙“國破離俗”行徑，企圖習武救國。到東京讀書，轉向革命，參加拒俄運動，練習手槍射擊，準備發難。回國後宣揚“撲滿”思想，參與反淸舉事，爲做革命秘密工作飄流海內外。辛亥革命爆發，高呼“橫刀看草檄”。袁世凱篡政，積極討袁，追隨孫中山進行三次革命。由於二人善於憑藉時代風雲，確立革命爲先大志，崇武報國，關注民生，有利於寫出血肉充盈、氣勢激越的作品。
以上五項內容構成黃節與蘇曼殊成才的要素。他倆借助這些要素，通過各自努力，成爲中國近代傑出的文士。試以這五項要素衡量其他粵籍文士，具前三項者大不乏人，然多無成大才，惟同時兼備後二項者方能成大器。而後二項的核心是離粵發展與國事爲先。故僅以此兩點考察各類粵籍文士即可探尋出其成才規律。第一類是兼具離粵發展與國事爲先者，以梁啓超爲代表。梁雖志在改良，然一心救國，長離粵地，四出奔波，爲時而文，爲事而詩，故著作逾身，飮譽千古。第二類是離粵發展而無心國事者，以蔡哲夫爲代表。蔡雖常離粵地，然於革命無興趣，縱著作豐富，然祇成雕章鏤句之文人。第三類是少離粵地而有愛國之心者。以陳述叔爲代表。陳心懷家國，同情革命，但足少逾嶺，亦僅成重音律講節奏之唯美主義詞人。四類是旣不離粵又無心國事者，以黃佛頤爲代表。黃伏居鄕曲，埋頭吟咏，著述不少，然格調不高，祇配當“蚤處樂褌褶”之徒。由是儘管“粵才濟濟”，然不離粵發展、不投身革命，縱聰明絕頂、學養佳優、從文不輟，亦僅能成爲“衆比螽羽揖”的芸芸流輩。故離粵發展與國事爲先是粵籍文士成大才的關鍵。
二、同中之異：成才路向
成才要素一般祇反映同類型人成才的共同點。要認識這類型人各自成甚麼樣的才，即他們的成才路向、成才特色，還需了解他們成才要素中的同中之異點和非要素間的不同點。黃節與蘇曼殊雖同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文士，但他倆的人生運作軌跡有大量不相重合部分。這部分就是他倆成才過程的差異點。現先比較他倆成才要素中的同中之異點。
(一)資質要素。黃節與蘇曼殊的天份都很高。但黃節的成功似更依賴於“勤”。他嘗說：“八歲我愛書，夜窗燭如晦，我讀輒不忘，母命再促睡”。可見他學習自覺，刻苦投入。隨後他“家居罕出”，沉潛經史，苦讀詩書；師事簡朝亮時，“聞道飢忘還”，“每聞雞聲，輒起讀書”；僧寺攻讀時，亦閉門不出，探尋經義。更見他孜孜不倦，求知若渴。正是這聰明加無比勤奮，導致他少年時“爲文千言，援筆立就”；長成後“熟史工詩，流派自開”。然就他自身的才學比較而言，似更傾向於博聞強記，故爲文本領呈學強才弱之勢。蘇曼殊則有異，他的成功似更依賴於“靈”。據記載，他讀書不多，二十歲時“作字點劃，八九乖錯”，“學譯小說，殊不成句”，作詩連“平仄和押韻都不懂”。他雖也有挨飢苦學、手抄不輟之時，然知識的獲得主要還是靠悟性。他體味力特強，多種文藝樣式，一經接觸即心領神會，非但賦詩爲文“出語雋妙，非流輩所及”，寫出前後迥異的作品；而於繪畫尤難思議，他“畫本無成法”,“不傍前人門戶”,“自創新宗”,然“不肯多作”,卻“下筆挺秀”、“精妙奇特”，“非食煙火人所能及”。此種現象，惟一解釋是陳獨秀所說，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眞是所謂天才。”正是這天才加注意積累，導致他少年時“所畫鳥雀，卷卷筆生”；長成後眼光獨具，辭彩斐然。然就他自身的才學比較而言，似更傾向於機靈頓悟，故爲文本領呈才強學弱之態。
(二)學養要素。黃節與蘇曼殊都學識淵博。但黃節似更偏重於“專”。他很重視學問的作用，嘗說“苟無學養，難言建設。”故自小刻苦攻讀，飽覽詩書，在簡岸讀書草堂時“受《春秋經》，若《左》《公》《穀》三傳”，做詩“氣格渾成”，“得古人興象之妙”；在古寺苦讀時又窮經究史，以後更“於學無所不窺”，情如他說：“閑門十年壯乃出，一別雲林老僧室。三年訂史江上樓，五稔南歸談學術”。他置書很多，“橫架萬卷”，得以“學貫古今、洞中外”。對古籍，他雖“不能盡讀”，亦廣爲瀏覽，故自信地對鄧實說“國學予惟汝”，敢與南北飽學大老抗衡；對“泰西學術”，他雖因“人事多端”而“未之睹”，然亦有所知，故能撰文介紹西方文明。然而他雖“識力俱邁恆流”，但就知識結構而言，還是專優於博、中強於西。蘇曼殊則有異，他似更偏重於“博”。據陳獨秀說：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不甚高明”。從他作品的行文用典看，詞藻多從常見詩文採擷或點化，並無多少偏典僻義。但他較早接觸西方文化，讀書時能輔導好友學英語，“少時曾讀”《金塔剖屍記》、《魯濱遜瓢流記》“元文”，十九歲在東京看《王子復仇記》，二十歲在蘇州敎英文，在上海譯述《慘社會》，以後又翻譯歐洲、印度的作品，編纂《梵文典》及多種中英文詩文對照集，開中國譯述之先河，並提出不少精僻的見解。從這個角度說，他的知識結構是博勝於專、西長於中。
(三)從業要素。黃節與蘇曼殊的主要職業都是任敎從文。但因認識、態度和專長不同，兩者目的並不一致。黃節十分重視敎育文化作用，故行爲更趨於“實”。他對敎育，認爲“建設之大，首重人材”。故“樂育菁我”，希望通過“講學呈效極遠”來“激揚風流”，“以其救世”。所以他無論在兩廣優級師範、廣東高等學堂、北京大學任敎，還是在廣東省府任敎育廳廳長，都竭心盡智，不是傾力敎誨，就是嚴整學風。故建樹良多，生徒精進。而於辦報刊，他認爲通過“拾寒瓊於幽草”，可“起神州之陸沉”。故主《政藝通報》時，努力輸入東西洋科學文化，牖啓民智，倡導革命，以達救亡圖存；主《國粹學報》時，大力闡發古籍大義，宣揚種族主義，散播排滿思想，誘振仕虜之耻。以後主《廣州旬報》、《拒約報》、《天民日報》，亦極力激發反帝情緒，指斥專制獨裁，提倡民本主義。由是他搞敎育、辦報刊都有明確目的，顯得相當務實。蘇曼殊則有異，他的任敎從文似更趨於“虛”。雖然他也希望通過敎育培養“勇猛奮迅、大雄無畏、澄淸天下”的“奇節孤標之士”，但他口訥不善言，自理能力差，旣不懂敎書，更不會育人。故雖在蘇州吳中公學、長沙明德學堂、湖南實業學堂、江南陸軍小學、皖江中學、金陵梵文學堂、叻班中華學院、安徽高等學堂等十多所中小學“振鈴執鞭”，卻無多少實績。顯現的倒是一種“席不暇暖”的現象。這種現象說明他不是專意從敎，而是以之爲掩體，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至於詩文譯述的效能，他也並不看重，認爲“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經常長期“離絕語言文字”，顯示他無心蓄意成爲文士。故任《國民日日報、《天義報》、《民報》、《太平洋報》撰述，亦僅作爲革命的歇腳。這微妙之點可從他的作品多爲革命低潮產物看出。他一生創作高峰有五個，一爲一九零三年，二爲一九零七年，三爲一九零九年，四爲一九一二年，五爲一九一五年。這幾個年頭及其前後，都是中國革命的低潮期，而他卻寫出畢生的主要作品。足見革命高潮時他醉心革命，並不熱衷舞文弄墨。由是他的任敎從文基本是進行革命或過渡革命的虛托。正因如此，黃節的敎育業績突出，文化產品連貫而量多；蘇曼殊的敎育業績不顯，文化產品斷續而量少。
(四)樹標要素。黃節與蘇曼殊的自樹目標都很高遠。黃節前期以“攘夷復夏”爲奮鬥方向，他面對大漢“江山坐付人”，痛感“萬樹秋花向北零”，而憤怒表示不容“朔風污我”，要做“枝頭未落英”。因而在“風雨雞鳴中”，發出“強年豈分心先死”的誓言，決心“收拾”“大好河山”。由是他提出“明夷夏之辨”的口號，高張民族主義旗幟，倡導“愛國保種、存學救世”精神，通過闡明學術傳統，表彰宋明節烈，宣揚反淸思想，推進民主革命。後期他以“憤世哀民”爲批判要旨，痛心指出，辛亥革命後國勢“江河日下”，是因北洋政府“爲亂於國”，而“革命巨夫已無朝氣”。由此“時流百變害亦隨”，造成民生多艱，世亂如麻，“禍連西北迄東南”，“爭利殺人南北一”。在北“十州百姓死其下”，在南“言治不保民，蓄兵以滋亂”。對此他“念亂憂生”，“萬慮攖心”，痛感“國事如今盡可哀”，“傷心全國付群殘”，進而得出“國與俳優本不殊”“豈知亡國在官邪”的結論，並激憤地說：“攘胡事則已，爲國人難俟”，“必待第四次革命，起而摧之”。蘇曼殊則有異，他前期以反淸反帝爲奮鬥鵠的，他目睹“海天龍戰血玄黃”的情勢，決心以“蹈海魯連不帝秦”的姿態，投身反淸反帝鬥爭的激流。爲推翻淸皇朝，他感於“江山無地限華夷”，積極參與多個革命團體的舉事，“於漢族光復之情，較他人尤爲激烈”，在作品中，他無情揭露“滿周苟”(滿洲狗)的卑鄙與兇惡，熱情頌揚鄭成功、朱舜水及“嶺南三忠”的堅貞和英烈，表示要“長作投荒客”去驅除“胡塵紛漠漠”。爲反對帝國主義，他控訴“包藏禍心”的“白種人”“怒發巨銃”、“思墟人國”的殖民主義強盜行徑，表明不願與“性類牛”的“紅鬚碧眼人爲伍”；同時又譴責“西崽洋奴”媚外事仇、欺虐同胞的醜行。他後期以反袁討逆爲鬥爭目的，他先以憎侶名義發表《討袁宣言》，譴責“獨夫”袁氏作孽作惡、殺人如草、辱國失地的罪行，並挖苦其“善後大借款”的醜惡行徑；繼以前人詩句“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揭露黎元洪、段琪瑞等換湯不換藥的頑固本質。對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他用曆法變換的例子予以諷刺。對革命投機者，他借澹歸詩句“座中若個是男兒”，痛斥他們“歌殘凝碧”的叛變行爲。對“通番賣國”的洋學生他也極度鄙棄。他把拯救中國、“用釋勞生”的希望寄托於三次革命，並積極參加實踐。對比黃節與蘇曼殊的奮鬥目標，其相同者是反淸反袁、革命救國，但黃節取法多是闡發古義，故作品多屬借古諷今；蘇曼殊取法多是直面現實，故作品多屬爲時助勢。然不管以何取法，二人都因樹標高而使作品顯得格調高。
(五)志趣因素。黃節與蘇曼殊的志趣都很高尙。但黃節的志趣側重在“以文救國”，他雖參加同盟會和國民黨等組織，並激憤說：“深欲結識南方將吏，有謀略者，竭吾才助之”，以“保境息民，訓兵養士，待天下之變，以一隅而維繫全國”，然限於條件，未獲機會，一直無直接參加多少革命活動。相反他雖反復說“錦箋事業眞無用”，“未應長作著書人”，但還是覺得“一時之血氣，可恃以破壞”，沒有“眞力量”，故改變早年以武救國的想法，看重文化敎育的作用。所以他堅持筆耕舌耘，寫出許多思想深邃的詩歌和說理透闢的論文，表達憂國傷時、激心勵志的情懷；另外結合敎學箋注出大量漢魏六朝的作品，所謂“我獨治詩遠思古，陳王阮公謝鮑句；上及樂府詩三百，發爲文章用箋注”，顯現出淵深的學問和精到的見地。蘇曼殊則有異，他的志趣側重在“革命行動”，他加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前後的多個進步團體和革命組織，並參加這些團體和組織的活動，計有拒俄運動、華興會舉事、光復會起義，以及同盟會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這過程中，他更多的是做革命的秘密工作。他以重荷“國民孤憤英雄淚”的心情，爲實現“春來吹髮滿庭花”理想，不惜冒死犯難，以革命爲“天職”，“狂歌走馬遍天涯”，旣“手持寒錫”，又“問津長沮”，默默地爲革命聯絡黨人，傅遞信息。他的寫作多在革命之暇或流亡海外時進行，加之宗旨是“以情求道”，“是以憂耳”，故其作品調子多低沉，情緒多悲涼，多爲英雄失路寄情聲色的感嘆。對照黃節與蘇曼殊的志趣，雖然兩者都熱衷革命，但一個主要是“言”者，一個主要是“行”者，而兩者都成爲中國近代傑出的文士，故可說黃節是“有心栽花花盛發”，蘇曼殊是“無意插柳柳成蔭”。
綜上所述黃節與蘇曼殊成才要素中的同中之異點，反映了二人成才的不同路向。黃節走的是學者之路，故作品多而文化含量深，顯得專一而透闢；蘇曼殊走的革命者之路，故作品少而文化含量淺，顯得寬泛而空靈。兩相對照，黃節屬學者型作家，故有“章(炳麟)文黃詩”、“黃詩陳(述叔)詞”之稱；蘇曼殊屬革命者型作家，故有“獨樹一幟”、“傾倒一時”之效。
三、不同點：成才特色
按照“硏究問題主要是硏究它的特殊性”的原理，僅僅展示或對照黃節與蘇曼殊成才的共同點及同中之異點，還不足以顯現他倆的成才路向，更未能顯現他倆的成才特色。要充分顯現他倆的成才路向特別是成才特色，還需比較他倆人生運作的不同點。黃節與曼殊的人生運作的不同點主要有六個。
(一)身世方面。黃節雖屬庶出，幼而喪父，但頂上有姐無兄，獲嫡母與生母疼愛，從小得“篝燈自訓”；且家境富足，生活優裕。置身於如此溫馨的環境，易養成懦弱的性格，也易養成驕縱的大男子作風。黃節十九歲北遊就試就因“顧少交遊無同行者”而不敢出，是母氏鼓勵他才“挈裝而行”；三十三歲在上海爲創立國學保存會、建立藏書樓卻變賣家產，這固離不開其爲事業慷慨毀家的精神，但亦與其在家庭中處至高無上的地位有關。正是這旣懦弱又慷慨的兩種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存有總體“叱咤怒吼”，間中“低眉顧首”的現象。蘇曼殊則不同，他屬私生混血兒，近無親母，父又懼內，故病而無醫，寒而無被，飽受家人、族人歧視欺凌，備嘗“慘絕人寰”之苦，導致他對家庭全無感情，父喪不奔，過門不入，甚至把後母描寫成“獦獠”、“猛獸”、“毒物”，常說：“思惟身世，有難言之恫”，“每一念及，傷心無極”。故而在他心目中，家中親人惟有父之日妾、生母若子之胞姐河合仙，“一切有情，俱無掛礙”。正是這樣的處境和心態，打消他對家庭的眷戀，可以一往無前、全力以赴地外出發展與從事革命。
(二)科舉方面。黃節深受儒家敎育，以科舉爲入世正途。他一生有四次應考，一爲十六歲應童子試，二爲十九歲赴京應順天鄕試，三爲二十一歲再赴京應北闈試，四爲三十歲赴開封應順天鄕試。但他有才無命，均不獲中。在這過程，他雖說得失不計，浮名輕擲，“等閑塵土功名事”，但仍以“時艱敢謂科名賤”，“不肯冰銜落子京”爲由，一試再試，最後因策論力陳同仇御侮主張，遭主考陸潤庠阻抑而落第。此刺激雖使他“此後絕意科舉”，憤然走滬，大造革命輿論，與淸廷對抗。然“學而優則仕”的封建意識在他腦海裡仍存，致使不易拋棄儒家思想。蘇曼殊則不同，他留學海外，受東西洋文化熏陶，從無應試念頭，且他靑年時，科舉已廢，杜絕此路。故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似不太重視，顯得“品性魯鈍”、“粥粥無能”，在他腦海裡存有的僅是“四書”的若干章句和《文選》的模糊影子。這樣的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有利於他接受儒家以外的學說。
(三)仕宦方面。黃節曾說：“吾家自十一世祖以來，距今二百餘年，無一仕者”。他自科場落第後，連敎子也說“仕雖不可”，但學卻要成。故民國初年，他謝絕過受聘山西省敎育廳廳長、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等職，專心敎書和治學。但道義驅使，盛情難卻，一九二三年他應孫中山聘爲大元帥府秘書長，一九二八年應李濟深聘爲廣東省敎育廳廳長曁通志館館長。前者因感軍人跋扈、政令不行而辭謝離去；後者亦僅任一年，雖業績可觀，然終因某些言行不合時宜而辭去。此後雖卻聘陳濟棠邀任廣東省敎育廳廳長之職，且批評唐天如有書未暇讀、熱衷奔走豪卒間的劣行，但旣曾涉仕途，難免有魏闕之念。蘇曼殊則不同，他在革命中表現良好，功業不少，但他不求聞達，絕意仕宦。這固與他不是做官的料子有關，但從他二十歲寫的“慘社會”大駡“狗官”來看，他對官壞擾民似早持成見。所以辛亥革命勝利後，他非但不追名逐祿、恃功邀賞，反而寫出“大有橫行意，靑袍誤此身”，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衆蟻院蟻員”一類鄙棄權勢者的話語，甚至告誡蠅營狗苟者：“籠雞有食湯馬近”，故自己選擇做“無糧天地寬”的“野鶴”以顯高潔。由是他獲陳獨秀稱“淸白”，孫中山稱“率眞”的美譽。①
(四)家庭方面。黃節有家有室，十八歲與梁瑤卿結婚，生子女十人；三十四歲羅夢覺結婚，生子女三人；四十一歲與歌姬唐氏同居，生子一人。這樣複雜的家庭，衆多的人口，且長期分居兩地，不光經濟負擔重，而且人事牽累多，眞所謂二家懸繫天南北，八口蕭條鬼故新”。所以他常常分心思念老家的瘦妻弱女和緬懷先人的養育之恩，一時說“嬌女別期方細數，故園安問更無程”，“同數京華閑歲月，老來鄕國可堪懷”，“曷反蒼顏對封樹”，“嬌女已長弱妻嫗”；一時說“把酒思吾妻，今朝祠祖宗”，“先墓蕭蕭闕灑掃”，“應念征夫各有親”。這樣的處境和心情，難免不發出“蒹葭溯回深”的慨嘆，影響他全副身心投入革命。蘇曼殊則不同，他雖有戀愛的行爲，亦有娶婦的念頭，但他三度披剃，恪守“不容與女子共住”的敎條，且他經濟拮据，居無定所，故從無成家立室。但他不像死守戒律的敎徒，視女子如忌物。他承認人有七情六欲，不相信“禪心如枯木”，故除效法伯拉圖的精神戀愛外，還敢於涉足歌樓妓院，與女子交往。但這交往他有所發而有所止，寧可“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也不爲情牽、不爲情累。所以他能無牽無掛地提着以“燕子龕”命名的皮箱浪跡天涯，捨身革命。
(五)居地方面。黃節畢生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任職，未有出過國門一步。其中後期更主要在北京各大庠任敎，所謂“去鄕廿載”，遍覽京城。對北京的風土人情他很熟悉，對北京的生活習慣他已適應，換言之他是個北京化的南方人。蘇曼殊則不同，他經常處身國外，在日本他“東海飄蓬二十年”，在錫蘭他“落日滄波遠島濱”，在星洲他“秋風海上已黃昏”，在印尼他“絕島飄流一病身”，即使在國內，他也主要活動在上海一帶，絕少涉足北方。按照魯迅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觀點，黃節的思想和作品自然更趨於傳統和嚴謹，蘇曼殊的思想和作品自然更趨開放和活潑。
(六)信仰方面。黃節深受簡朝亮的“尊崇正學、以求實用”的儒學思想影響，着意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爲變革社會現實的依據。他認爲“十三經之大，三十四史之精”是舉世無雙，應闡明其深義，發揮其作用。由是他提出“以硏究爲實施之因，以保存爲將來之果”的發揚“國粹”方案，希望通過光復“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來喚醒民族意識，振奮民族精神，推翻淸皇朝的統治。他的措施是：一提倡學術，認爲“挽回學風，必先學術”，故說“張皇首學術，慷慨及忠義”；二注重詩敎，認爲“詩之爲敎，最入人心”，故說“說詩欲使學者以詩明志，而理其性情”；三主張統一，認爲“一同天下之義”，故說“以共和維繫”，“民主治中國”。蘇曼殊則不同，他深受無政府主義和佛學思想影響，喜歡單槍匹馬，特立獨行，嘗說“丈夫自有衝天氣，不向他人行處行”。所以他時時亦俠亦儒、亦僧亦俗地飄流四方。他奉行無政府主義的“鼓吹、起義、暗殺”的信條，讚揚郭耳縵、棗高士、露伊斯，效法“易水瀟瀟人去也”的荊軻，推崇“謀人家國、功成不居”的拜倫，景仰“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敬佩“爲四生請命”的秋瑾，不辭“望門投止”，輾轉四方，“暫掃匈奴”，光復漢土。他看重佛敎振奮主觀能動精神的作用，藉以引導衆生，走向光明。他說：現時“極目塵球，四生慘苦”，爲使“一切有情，同圓種智”，他本着“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終宵有淚痕”的宗旨，作“奮迅勇猛大雄無畏相者”，決心“白馬投荒”，西入印度，審求梵學，力行正照，希望通過“竦身上須彌”，“願得趨無生”，解救世民。
綜上數點不難看出，黃節與蘇曼殊因身世、家庭、居地等不同，造成他倆的成才路向特別是成才特色的互異。黃節家庭環境注定他多少要走讀書應試、爲官仕宦的道路，即使是從業，層次也相當高。這就導致他思想較爲正統，治學較爲謹嚴，創作較爲單一。所以他儘管充滿愛國激情，寫過不少發自“品節性情”的文章，但他的學術建樹主要是經世致用的詩注，創作成就主要是現實主義的詩歌。由此可說他畢生的精力大部分投放到“詩”裡，是個典型的經院派的講詩做詩的“詩人”。蘇曼殊則不同，他世身凄涼，經歷複雜，決定他不可能當一個專一的學者或作家。他雖也寫過一些宣傳佛學的文章，但學術建樹不大，主要是作了點東西方文學的評介。他的成就主要在創作和翻譯。他多才多藝，舉凡詩歌、小說、散文、繪畫、譯詩、譯文都有涉筆。他的作品浪漫主義成分很重，充滿異國風情和禪風佛味。這與他的傳奇經歷很相一致。但他長期做秘密工作，而引路人陶成章又先他而逝，故他作品的本事多不爲人知，影響思想內容的顯露。但他藝術天賦非凡，飄逸的作風征服無數讀者。由此可說他是個“有心革命而業績不顯、無意爲文而成效甚高”的典型的革命的天才的文藝家。基於此，槪括地說，黃節學深而藝專，蘇曼殊學淺而藝博；黃節的作品老練，曼殊的作品空靈。
四、雙星交曾：情深誼長
黃節與蘇曼殊這兩顆粵籍巨星的人生運作雖因紛繁複雜而導致彼此的成才要素、成才路向和成才特色有許多異同。但他二人的友誼卻相當深厚。這深厚友誼主要反映在密切的交往上。
黃節與蘇曼殊相識於一九零七年秋，時黃節在上海國學保存會主編《國粹學報》。九月二十六日，蘇曼殊自日本抵上海，住國家保存會藏書樓，與陳去病同居一室。黃節、鄧實等時來探望，並一起作“北里之遊”。其間蘇曼殊時爲友人繪晝，黃節求繪一幅，蘇曼殊即應繪一寓意深刻的《夕陽掃葉圖》並題跋相贈。跋曰：
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夕陽無限好”之感耶？
蘇曼殊見黃節所用之印爲如如居士所刻，甚爲精工，遂托請“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此爲《封神演義》妲己怨伯邑孝語，蘇曼殊取此，旨在表達“故人疏曼”之失落感。
時蘇曼殊寒疾方愈，所蓄用罄，遂向黃節處“借得元餘作零用”。爲籌費赴日，蘇曼殊馳函劉三，通信地址亦署“黃晦聞君轉”。當劉三復信並寄來黃節《寄和劉三<將之杭州留別>原韻》時，蘇曼殊即連稱“殊妙，殊妙。”到路費籌足，蘇曼殊準備東渡，修書告劉三，並附以“晦公亦月杪南還”等語。至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蘇曼殊在南京“得晦聞來信，居香港背山面海，意殊自得，勸衲不應爲入世之想。”對此蘇曼殊旣聽又不聽，他沒有還俗，但又不放棄革命。
一九零九年一月，蘇曼殊在東京作七絕一首，抒寫“久欲南歸羅浮不果，因望不二山”之感，寄去上海給黃節、蔡守、鄧實諸粵籍文士。詩云：
寒禽衰草伴愁顏，駐馬垂楊望雪山。遠遠孤飛天際鶴，雲峰珠海幾時還？
到了春天，蘇曼殊結識了日伎調箏人百助，爲她拍了好些照片，其中寄了一幀給黃節。後又以百助這位“伊人”爲模特繪了一幅《風絮美人圖》寄黃節，以其居室爲“蒹葭樓”故稱。黃節看後，頓有所感，遂作七律《曼殊自日本寄畫作風絮美人，題“爲調箏人繪”，命之曰<春愁>，賦此答之》：
東海遺詩久未裁，殷殷緘札幾回開。三年為別兼春暮，一紙將愁與畫來。入世蛾眉宜衆妒，向人風絮有沉哀。憐君未解幽憂疾，詎為調箏又怨猜。
黃節深諳蘇曼殊性情，稱他爲“未解幽憂疾”的“入世蛾眉”，勸他不要迷戀百助。蘇曼殊深領遠方摯友的拳拳盛情，即作七絕一首將隱衷相告：
收拾禪心侍鏡台，沾泥殘絮有沉哀。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
四月，蘇曼殊在東京，感到“日來花開花謝，眞無聊賴”，作了幾首七絕，其中一首是《寄廣州晦公》：
忽聞鄰女艷陽歌，南國詩人近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落花如雨亂愁多。
蘇曼殊對黃節十分尊重，稱他爲“南國詩人”。詩的脈絡是：因“聞歌”而想到詩人，想到詩人就做詩，做詩就訴說“亂愁”。詩中所謂“相問訊”是指致鄧秋枚、蔡哲夫信說的“晦公來滬已定行期否？”
一九零九年十一月，蘇曼殊經陶成章舉薦，赴爪哇叻班中華學校任敎英文。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黃節作《月中有懷曼殊》一律：
四載離悰感索居，憶君南渡又年餘。未違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才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卻不如。
對此詩蘇曼殊的記述是：“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
一九一一年四月，黃節又“懷”起蘇曼殊來了。他雨夜無聊，展觀蘇曼殊離滬前留在蔡哲夫處圖謀出版的畫冊，因題一律。此時他與蘇曼殊“別已五閱星霜矣”。他含意深長地說：“哲夫寶愛此冊，豈徒在畫耶？”詩曰：
浮雲終日隨遊子，南北東西各一天。供眼江山同脈脈，看人芻狗復年年。尋常况狀吾猶昔，寥落朋儕地亦偏。剩欲畫中尋曩跡，殘春微雨到燈前。
出乎意外，蘇曼殊利用暑假赴日本，到廣州探望黃節。時蘇曼殊鬚盈尺，黃節幾不相認。蘇曼殊離去後，黃節“追寄以詩”：
五年一別驚初見，薄醉殊辜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拈花衆裡吾多負，取缽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那堪清淺說蓬萊。
曼殊於此詩亦有記述：“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追贈一律”。
在蘇曼殊《雜記》中，“備忘”欄有一地址：“廣州河南龍慶里積厚堂”。“龍慶里”爲黃節家屋所在地，不知此“積厚堂”是否即“蒹葭樓”？
一九一二年三月，蘇曼殊自爪哇啓程回國，繞道廣州拜訪黃節與蔡哲夫。黃節請蘇曼殊繼《風絮美人圖》之後爲之再繪《蒹葭第二圖》。四月四日蘇曼殊抵上海，十月寫信給黃節、蔡哲夫，述情况並告以此事：
別後駐香江二日，即啟舷北上。細雨愁煙，侵人病骨，不圖蹭蹬至於斯極!兩居士身心亦無患耶？寒食節到滬，杏花春雨，滴瀝增悲，獨坐吳姬酒肆，念諸故人鸞飄鳳泊，炙酒壓寒，又欷噓不置耳。明晨入鄧尉，《蒹葭第二圖》當於白雲深處為吾居士下筆耳。破夏臨存，為山僧說消魂偈，居士願耶，否耶？
《蒹葭第二圖》刊於台灣一本雜誌上，可惜印刷模糊，字跡難辨。
此後黃節還寫了幾首與蘇曼殊有關的七律。蘇曼殊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四日復馬小進信說：“前遇劉三，謂晦公有新詩見貽，亟欲拜觀。晦公或許再錄一通寄下，爲永久紀念，尤爲大幸耳!”此“新詩”疑指《十二月初五夜，分寄寒忍、劉三、秋枚、眞長》及《中秋宴集黃園，與陳述叔談詩，半寄樹人日本》，二詩另題均有署曼殊名。
到一九一五年秋，黃節詩與陳樹人，中有句云：“何事三年終作客？此懷兼爲告元瑛”，注云：“元瑛即曼殊，時與樹人同居，別亦三年矣”。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蘇曼殊在上海病逝，黃節在北平聞訊，寫詩與陳樹人說：“笑聞和尙了塵根”，並注：“時曼殊方逝於滬上”。七月黃節利用到上海之機，偕黃賓虹到廣肇山莊視蘇曼殊殯，並作七律一首憶述交情：
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負死生元伯語，所哀塵露步兵詩。尺書病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祇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銜悲。
其中第三句注文是：“曼殊瀕死，屬高劍父報書與余。”第四句文是：“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
此後，黃節對蘇曼殊仍有思念。一九三零年夏日搜篋展觀蘇曼殊所贈的《夕陽掃葉圖》，憶及當年同寓藏書樓情景，黯然題句，表明殘葉未盡，國事如前的深沉思想。詩曰：
亡友殘縑三十年，西泠宿草日芊芊。掃除未了殘陽葉，依舊江樓負手前。
綜上有限資料，足見黃節與蘇曼殊自結交以來，雖是聚少離多，但彼此一往情深，互相存念，眞可謂“自有深深無量意，那堪淸淺說蓬萊。”
*廣東順德電視大學副研究員。
參考書目：
一、《政藝通報》、《國粹學報》、《南社叢刻》；
二、《黃節詩選》，劉斯奮選注，廣東人民出版社；
三、《蒹葭樓自定詩稿原本》，歐初編，廣東人民出版社；
四、《黃節詩集》，馬以君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五、《曼殊全集》，柳亞子、柳無忌編，上海北新書局；
六、《曼殊餘集》，柳亞子編，未刊本；
七、《蘇曼殊評傳》，李蔚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八、《蘇曼殊傳》，柳無忌著，三聯書店；
九、《蘇曼殊文集》，馬以君編，花城出版社；
十、《蘇曼殊詩集》，馬以君箋注，珠海政協文史會；
十一、《南社叢談》，鄭逸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南社史長編》，楊天石、王學莊編著，中國人民出版社。
註釋：
①章炳麟在《書蘇元瑛事》中，對黃節與蘇曼殊亦有評說：“廣東之士,儒有簡朝亮,佛有蘇元瑛，可謂厲高節、抗浮雲者矣。若黃節之徒，亦其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