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鏞在澳輯彙《碑傳集三編》

彭海鈴

　　晚年寓居澳門的汪兆鏞（一八六一—一九三九），不少詩詞文創作是澳門之社會、歷史、風俗、文化的眞實寫照。除此之外，他也有很多學術硏究是在澳門完成的。其中，五十卷的《碑傳集三編》是在一九三八年年底於澳門編彙而成。
　　依據汪兆鏞所述：
　　“戊寅（一九三八）七十八歲，秋，移居二龍頭張仲球園宅中十一月，輯《碑傳集三編》五十卷，《叙目》一卷成。”^①
　　文中之張仲球園宅，其主人即爲當時澳門名人中山張仲球秀才。園中除張氏所居外，又闢有魚池、石山、亭台，淸末民初，遺老們在這裡組“陶社”詩社雅集吟詠。張仲球愛結交名士，當時不少學者名人因逃避戰火，來到濠江，亦暫居張園，除汪兆鏞外，崔百越、徐夔颺、朱念慈等人，也曾在張園作客。
　　汪兆鏞編彙的《碑傳集三編》，收錄了淸光宣以後五百餘人的碑傳狀記，採自四百餘種文獻資料。
　　淸代人物碑傳之編彙，始於道光初年嘉興錢儀吉。他所編的《碑傳集》“采集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雜傳，得若干篇。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之例，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為若干卷。”^②《碑傳集》凡一百六十四卷，所錄人物共二千餘人，始於天命紀元，迄於嘉慶朝，分宗室、瀋陽功臣、開國宰輔、國初功臣、督撫、河臣、守令、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等二十五類，採文五百六十家。
　　錢儀吉之後，光緒年間，江陰繆荃孫以“錢書成於道光閒至嘉慶朝止，迄今又九十年，中興偉績，賢才薈萃，長篇短牘記載較多。”^③於是“不揣檮昧，起而續之。”^④《續碑傳集》共八十六卷，繆荃孫除自撰二十餘人傳外，又徵引姚瑩等三百五十家著述及地方志書十六種，收錄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人物一千一百餘人。此書體例“一准前編”，但亦略有增減，如“外藩後添客將一目，列女中又添辨通一目，分經學理學而二，仍是道學儒林之習，今悉改為儒學。”^⑤
　　至民國年間，江都閔爾昌鑒於“清季人物有為續集所遺者，碑版狀記晚出茲多……遂將十年汛覽所及，道咸以上之人並錄存焉。”^⑥《碑傳集補》凡六十卷，收錄人物八百一十五人，分類比諸錢、繆兩編微有增損。此集最有識見之處，是增加了“黨人”一目，收錄秋瑾、鄒容、林覺民、史堅如、徐錫麟等人，“志革命所由起也。”^⑦
　　自道光初至民國，已先後有錢儀吉、繆荃孫、閔爾昌三人編撰清代人物之碑傳集，但汪兆鏞仍認爲有繼續編纂之必要。他輯彙《碑傳集三編》之動機，於《自敘》中可見：
　　“同光以前文獻足徵矣。宣統辛亥後，《清史稿》告成，大抵採用官書外，依據錢、繆雨編為多，而泰山土壤，河海細流，訂墜鉤沉，義未可廢。爰本兩家宗旨，續為三編，網羅放失，期於光宣以來數十年政治之遷流，人才學術之隆替，可以考鏡；往昔名流有為錢、繆所遺者，亦補輯一二。”
　　從他這番自白中，亦可窺見其治史之態度。文獻記載多不勝數，“訂墜鉤沉，義未可廢”，因此，考證、辨僞、求眞等工作，是硏究歷史者不可輕忽之事；同時，在前人已有的硏究成果上，治史者仍要不斷加強、鞏固、深化，方能有進一步的成就，一切學術硏究，無一不是依着這個大方向前進。因此，他便“本正續兩家宗旨，續為三編”，希望能完善淸代人物碑傳彙編之工作。
　　汪兆鏞的《碑傳集三編》，在編輯工作上，偏重於四方面：一是訂譌，二乃補遺，三曰參證，四爲續纂。
　　訂譌者，考訂眞僞也。太平天國起義時，淸將張國樑與太平軍交戰而亡，據繆荃孫《續碑傳集》中，由馮桂芬等人所撰之《張忠武公小傳》、《事狀》、《行略》中記載，皆稱他在丹陽一戰，策馬渡河而歿；但據日後忠王李秀成之口供，道及此事，原來太平軍甚敬重張國樑，將其遺體打撈，並下葬於丹陽尹公橋塔之下，使之可入土爲安。汪兆鏞亦認爲李秀成的口供是第一手資料，自然可信，因此將何日愈所撰之《江南提督張忠武公家傳》收錄於《碑傳集三編》之卷二十九，文後有按，說明太平軍“咸重國樑，禮葬於丹陽尹公橋塔下，乃得遺骸焉”，以證明“丹陽兵潰，國樑策馬渡河自沉忠骸漂失無獲，誤也。”^⑧
　　其次補遺，“巡撫曾煥、文苑杭世駿、翁方綱、朱筠，大名昭昭，史傳豈可闕如?”^⑨時人有名聲於世者，其事跡自當留於後世，這是積累歷史材料的做法，令史料不致湮沒，故汪兆鏞在《碑傳集三編》中也將錢、繆兩者所遺漏的名人，作適當補輯。
　　至於參證方面，汪兆鏞認爲“史體謹嚴，無取蕪蔓，而擷要闡隱，未可囿於一家之言。”^⑩。硏究歷史的人，要有勇於參考不同資料來源的態度，從而互相印證，發掘歷史事實的眞正面貌。汪兆鏞以翁同龢晚年之際遇爲例：“翁同龢晚歲被譴，海鹽張鞠生學副元濟撰《日記跋》，瞭然於當時情勢，雖非碑傳，亦當附錄備考。”⁽¹¹⁾可見若能參考更多之資料，對硏究工作實大有裨益。
　　而續纂的重要，則是因之前所纂之碑傳各集，固然不能記仍在世者，至其去世後，有聲於時的人，自有替其編彙碑傳之必要。“閩縣陳文忠師傅寶琛、歸安朱文直侍郎祖謀、侯官沈敬裕瑜慶，均歿於《清史稿》成書之後，其餘高蹈遠引，終老山林者，仍依官秩編次，此舉其犖犖大者。”⁽¹²⁾，因此，碑傳工作之持續，是對名可傳世者一生功績之肯定，亦藉此保存有關之史料，故實在是不可偏廢的工作。
　　《碑傳集三編》之體例，大致與錢儀吉之《碑傳集》相同，而當中略有增補，“督撫之次增河臣、使臣，守令之次增加校官；錢、繆兩書，經學、儒學、文學之名，似未允洽，兹將經學理學統入儒林，文學辭賦諸家，統入文苑，文苑之次，增入算學，本於阮文達《疇人傳》之意也。”⁽¹³⁾而汪兆鏞又感於“辛亥後，松柏歲寒之時，其有瑰志絕俗者，增立“獨行”一門，以表幽貞。”⁽¹⁴⁾
　　《碑傳集三編》中，由汪兆鏞自己親自撰寫的碑傳，計有：《李文田遺書記》、《梁鼎芬別傳》、《嚴祟德家傳》及《王舟瑤家傳》，而卷首之《作者紀略》，亦爲汪氏所撰。其餘人物之文獻資料，則分別來自《國史館傳稿》、《廣東通志》、《南海縣志》、《南海縣續誌》、《番禺縣續誌》、《山東通志補遺》、《光緒順天府誌》以及各私人撰著者，凡四百餘種，可見編纂工作之浩繁，而汪兆鏞能在晚年於澳門完成此巨著，實爲澳門學術界增光不少。
　　汪兆鏞去世後，此書之原稿一直存於其家，至一九七八年香港大東圖書公司據稿本影印出版。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彙輯《碑傳集》、《續碑傳集》、《碑傳集補》、《碑傳集三編》四種碑傳而成《淸代碑傳全集》出版，完整地提供了有淸一代至民國初年之人物傳記資料，可供後學作參考硏究之用。
　　註　釋：
　　①汪兆鏞：《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第五十七頁。
　　②錢儀吉：《碑傳集》序。
　　③繆荃孫：《續碑傳集》序。
　　④同上。
　　⑤同上。
　　⑥閔爾昌：《碑傳集補》序。
　　⑦同上。
　　⑧汪兆鏞：《碑傳集三編》自敘。
　　⑨同上。
　　⑩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