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的“言志”特點看澳門現代詩對傳統的繼承
王和*
澳門的華文文學毫無疑問是從中國文學的殿堂中繼承過來的。就詩歌一途而言，無論是古典詩詞模式，還是新詩、現代詩模式，她也不可能脫離漢文字的表現模式，異化爲非中國文學的模式。中國的新詩發生在五四時期，發展到今天的現代詩模樣，在形式上與過去的古典詩詞大異其趣，也難怪有人說中國的現代詩是“橫的移植”而沒有”“縱的承繼”；無疑，現代詩在吸收西方的文學理論，運用各種主義的表現手法上，的確移植了大量西方的東西，但是現代詩眞的沒有繼承到中國文學的傳統嗎?從現代詩要表現的內容思想、精神面貌方面，都不難看到現代詩的確是有繼承傳統的方面的。
澳門的現代詩跟中國當代的現代詩一樣，也是從五四時期的新詩模式中發展出來的；所不同者，澳門的現代詩自那個時期開始後，便沒有太多的發展了。這並不是說澳門現代詩處於一種“休眠”狀態，祇是創作現代詩的人較少，使未能成爲一種文學風氣。這種情況維持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變。然而在這幾十年間，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至海外的華文文學對現代詩的探索，在創作或理論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澳門的現代詩到了八十年代而興盛起來，有兩方面的影響是不容忽略的。首先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詩壇新思潮的崛起，各種流派的突起，都直接或間接對澳門的詩壇做成衝激；其次是在八十年代移居澳門的中國大陸及東南亞歸僑詩人，他們受當地和外國文化影響甚深，其詩也充滿現代主義色彩。這兩種外來因素的影響下，使澳門的現代詩壇轉入一個復甦期，而且起點高；她沒有在現實主義模式中停留太久，便進入了現代主義的殿堂。正因爲某些文化背景，造成了澳門現代詩的發展在時間上的斷層，因此有人認爲澳門現代詩的形象是完全沒有對傳統繼承，有這種看法是不足怪的。但是澳門的現代詩眞的沒有繼承傳統的地方嗎？
“詩言志”再述
中國古典詩詞的理論，主要是倚仗一種批評的模式而存在的。這跟西方的先有文學理論，然後再以理論指導創作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古典詩詞理論，是通過總結前人的大量詩詞作品，歸納出一些詩詞的特點，因此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這些理論往往是從一些談論詩詞的語録、筆記、詩話或詞話等具有文學批評意識的文字中“湊”出來的，所以難免涵蓋有餘，詳盡不足了。這是一般從具象的現實中，提升成爲抽象的理論時遇到的無奈。
然而，中國的古典詩詞雖然祇有批評的理論，但是卻又可以反過來，通過批評後的結論來指導創作，這不是可以看成爲一種詩詞的理論嗎？這是一種先從具象提升到抽象，再從抽象落實到具象的模式，比西方那種文學理論家一開始就閉門在家，把理論抽象地想出來後，再交給作家們去實踐的模式要來得踏實。
在中國的古典詩詞中，從作品的內容而論到作者表現的精神面貌者，“詩言誌”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尚書·堯典》中最早說“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古人很早就關注到作品內容跟作者表現的精神面貌兩者的關繫。“詩言誌”的意思是說“詩是言詩人之誌”的。但是這個誌究竟是指甚麼?據《說文》、“從心之聲，誌者，心之所之也。”這個“誌”的含意側重指思想，誌向，抱負等，但也不能否定其中含有情的意思。《毛詩序》更提出“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爲誌，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將心而誌而詩的關繫說得很清楚，更明確地將詩的“情”與“誌”並舉。後來司馬遷說的“詩以達意”，就更進一步指出詩的抒情言誌性質，但太史公又進而說到詩歌都是詩人“發憤之所爲”，所表達的情誌都是現實生活激發的結果。這一認識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劉勰說的“爲情而造文，韓愈說的“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都是這一思想的發展。因此“詩言誌”並非祇是詩人表現誌向抱負那般狹隘，而是抒情與言誌並重，現代詩能脫離這些內容嗎?
《詩品序》中曾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是說屬於天文的“氣”影響萬物，包括了人及山水動植物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因此影響人的情緒，使其搖蕩性情，從而産生文學，這與太史公表達的情誌都是現實生活激發的結果之言論是一致的。因此從作品的內容可以看到作者表達的精神面貌正是“詩言誌”的中心內容。反過來看，作者把現實生活，反映到作品中，甚致對現實的批判，灌注到創作裡去，這豈不就是把“詩言誌”的理論貫徹到指導創作方面去?而這種傳統的詩歌創作理論，難道在今天的現代詩裡沒有給繼承下來嗎?
五四傳統與承繼
五四時期標誌着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裡程碑。這個時期的作家們都肩負着反帝反封建的抗爭和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任務。當時部分的作家困於一切舊文化舊秩序有礙中國發展的痛恨，因此在其作品上無不表現一種脫離舊文學影響的精神面貌，無論在形式及語言上，均處處表現出與舊文學壁壘分明，這種風尚便是所謂的“五四傳統”了。但是舊有的一套給摧毀了，新的一套又尚未完整地建立起來，西方的那套文學模式很容易就被引進中國來了。中國的新詩也就在這個時期開始發展。
新詩甫開始，便是爲與古典詩詞對立而産生的；就外結構而言，新詩已放棄了古典詩詞的形式與格律，而採用了西方的自由體形式。內結構因爲外結構的改變，就材料分配而言，也已大大超越了古典詩詞的“一一制”或“五五制”（詞學中有“上片寫境，下片說情”之論），或“一九制”（辛棄疾《破陣子》“”醉裡挑燈看劍”篇）的模式，這對於新詩的遣辭立意，有更大的靈活性。在語言方面，新詩放棄了文言文，而使用白話文，這一語言上的突破，使古典詩詞中語法所呈現的“完全靈活性”（古典詩詞中的某類迥文詩，可以在詩的任何一個字開始念起，如一首四句的五言詩，可以從任何一句的任何一字念起，使回轉到開始的前一個字止，皆可成詩，其間動詞，名詞的變化使用，完全體現了古典詩詞語法的靈活性），在新詩中失去了。古典詩詞中的字句能自語法中解放的程度，屬於印歐語繫的英文辦不到，白話文往往也不易辦到。正因爲新詩從外而內，甚至語言，都跟古典詩詞不同，而其中的部份模式又是承襲西方而來，故此有以爲新詩沒有承繼傳統的地方。
然而，五四時期作家們的作品，亦是有所爲而爲的，反帝反封建的目標，不就是當時詩人們所要“言誌”的思想傾向嗎?批判現實，反映生活正是他們作品中表現的精神面貌。而當時另外的一些作家如胡適、錢玄同，魯迅等，這些人都出身於中國舊傳統，對中國的舊學問都有相當的造詣，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學理論的體現，特别是“言誌”的部份，在其作品中還是大量的可以看到。對於五四時代的研究和評論，向來都强調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份。就“五四”以來的整個歷史進程來看，這一强調無疑是有充分的根據的，因爲“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義確在於此。至於它和中國舊傳統的關繫，則一般論者除了着眼於反傳統這點外，其餘的便很少深涉了。新詩在“詩言誌”的傳統詩詞理論的繼承，是否可在這時期的文學創作方向上，作某方面的補白呢?
“拿來主義”與現代詩
相信現代詩是“橫的移植”的人，看到的祇是“拿來主義”在現代詩形式上之表現。所謂“拿來主義”，是指把西方現代主義各種流派的文學理論，拿來套在中國的現代詩中的表現。這對現代詩在中國的發展有着一定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祇是在詩的表現手法上稍爲有力，在內容及精神上，中國的現代詩還是有着對傳統文學理論的承繼。
西方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進入鼎盛時期，在理論上趨於成熟，在創作上湧現了大批代表性的作品。這些現代主義流派對現代中國文學雖有廣泛性的影響，但在詩歌方面除了出現過一個象徵派以外，其餘的都未能在中國形成獨立的流派，而是帶有很强的依附性，依附於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而存在，通過其中某些觀念、形式、手法被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作家所吸收來對中國新文學發揮影響。然而，在作品內容的精神面貌上，中國的現代詩還是未能脫離“詩言誌”的傳統，我們移植西方的，祇是其形式而已。
在八十年代進入復甦期的澳門現代詩壇，同樣面對着中國現代詩發展時面對的“拿來主義”的影響。無可否認，社會的環境會對文學的發展做成一定的影響。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精神産物。在大戰期間及以後，西方的作家們由於對戰爭的痛恨，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空虛，對理想的破滅，精神上受到困迫，産生了嚴重的思想信仰危機，因此這時期的西方文學所表現的是一種反傳統、反理性、重自我表現、重形式創新的風格。如果說這種意識跟“五四時代”的作家們起着心靈上的共振的話，那還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因爲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正是處在一種動蕩不安的時期；然而，對於八十年代才突起的澳門現代詩壇，這卻有點說不過去了。
澳門是一座小城，數百年來都是在靜靜的發展，社會沒有太大的動蕩，就是當年日軍淪陷香港，澳門還是有口安樂飯吃的，就是當年澳門華人與葡人關繫最惡劣的“一二三”時期，社會的混亂也祇是極短暫，以後中葡關繫修好，澳門又回復往日的寧靜了。所以澳門根本就沒有經歷過像西方的戰亂，社會的動蕩時期。在精神上及思想上都未曾受到像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們的磨難，又怎會出現像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們的作品呢？更不用說在八十年代這種繁榮盛世才崛起的澳門現代詩壇了。雖然澳門某些從大陸及東南亞回來的詩人也許還是受過戰爭和社會動蕩的洗禮，但縱觀整個澳門現代詩壇，還算是在溫室裡培養出來的。澳門現代詩也有批評社會，反映現實生活，卻跟西方的現代主義沾不上邊兒，更遑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後現代主義”了。澳門現代詩其實也祇是襲用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某些觀念、形式、手法而獨立發展起來的。
澳門現代詩的“形”與“神”
既然澳門現代詩的發展，有着其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因此能和西方現代主義下的作品比較，祇有“形”的部份。“形”是指形相。澳門現代詩襲用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形式及表現手法，在形相上是與西方現代詩類近的，甚麼語言的無序性，想象的跳躍性等，均是現代詩的語法問題。現代詩的語法跟日常用的語言的語法有所不同，因此有了詩的獨特的一套語言。然而詩的語言也好，詩的語法也好，都是在形相方面的表現而已。澳門現代詩在“形而上”的表現，即“神”的表現，則還是繼承傳統在“詩言誌”的言誌、抒情基礎上體現出來的。假如說，澳門的現代詩人寫出像西方現代主義中那“達達主義”的反傳統、反常規、反對一切有意義事物，也反對文學藝術的思想觀念的表現，要求“破壞一切”的詩作來，這將是不可想象的事。
說澳門現代詩的起點高，是因爲她一開始就脫離了舊有新詩的那套模式，以她獨特的現代手法與傳統言誌精神來面對世界詩壇，我們在澳門現代詩多次的專輯中，如深圳的《特區文學》，廣州的《作品》，北京的《四海》，香港的《香港文學》、《詩雙月刊》，韶關的《五月詩箋》，上海的《詩歌報》，台灣的《亞洲華文作家雜誌》，甚至本地的《鏡海》，又或是各詩人的合集、專集等，無不處處表現出這種特色。
因此澳門現代詩並沒有完全“橫的移植”西方的現代主義，而是以她獨有的文化社會環境，對傳統的“詩言誌”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縱的承繼”下來；澳門的現代詩不會亦不可能脫離言誌抒情的精神面貌，作爲一種創作上的指導理論，“詩言誌”將繼續成爲澳門現代詩的傳統。
＊ 澳門五月詩社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