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詩歌的整合、發展和外文譯本概述

陶里*

  華文詩歌一語,是有世界性意義的宏觀提法。談世界華文詩歌,首先應從中國詩歌這個母體出發,否則,有斷章取義之嫌。
  中國詩歌的整合和發展,顧炎武曾經有過非常概括的说話:“三百篇不能不降为楚辭,楚辭不能不降为漢魏,漢魏不能不降为六朝,六朝不能不降为唐,勢也。”所謂勢者,即自然規律。文學(包括詩)的勢,後者是前者的反動,是整合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楚辭破三百篇的四言而立騷體,漢魏風骨破楚辭的香草美人而立五言,六朝以瑰麗華貴取代漢魏悲風,唐廢六朝頽風而立七言,奠定格律。宋詞、元曲是唐詩的異化,明、清步其法而行之。晚清黃遵憲高呼“我手寫我口”,被認爲是當時“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但始終在格律的圭臬之中打滾。到了“五四”運動,胡適用《嘗試集》敲破文言詩之門,中國詩壇於是湧現以白話寫詩的先驅,這是華文詩歌一次歷史性的整合和發展。
  白話詩是文言詩的反動,曾引起傳統的衛道者的猛烈攻擊。但白話詩並沒有被制伏,反而以强悍的姿態向前發展,出現著名的自由派、格律派和象徵派等流派,盛極一時。各流派表面上壁壘分明,但其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祇有成份多寡之别,並無本質之異。這種局面,由二十年代伸延至四十年代,“九葉派”出現,詩風整合了三大流派的特長,創一時新風格,領一代風騷。這又是華文詩歌的另一次歷史性整合和發展。
  到了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文藝界服膺文藝爲政治服務學說。擅於寫抒情詩的艾青曾被譽爲中國的世界詩人,他卻不及應運而生的“詩人”來得像個“時代號手”。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艾青和許多眞詩人、假詩人都劫數難逃,統統被關進牛棚接受思想改造,他們疲於受洗腦和寫檢討,詩的靈感死亡殆盡。詩壇上見的祇是貼上政治標簽的口號化和公式化的所謂詩。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文學陣營首先闖出了“朦朧詩”(其實一點也不朦朧,它們比諸同時期的海外華文現代詩,是“明亮”多了)。踏入八十年代,“朦朧詩”以新浪潮姿態席捲全國,年輕詩人一齊“朦朧”一番。從政治掛帥環境裡生活過來的前輩看不慣這場面,鳴鼓而攻之,引起一場大論戰。由論戰而帶出理論的探索,出現了前衛理論家謝冕、孫玉石、徐敬亞等人,在創作上出現了顧城、舒婷、北島、楊煉等人,是他們把現代詩的理論和現代詩的創作手法引進中國來的。在台灣,詩人們於五十年代開始運用現代手法創作,到六十年代勃蓬起來,一直發展到今天。繼之而起的是東南亞華僑、華裔詩人和歐美的外籍華裔詩人。到了九十年代,大陸的現代詩人與台灣的、港澳的和海外的華文現代詩人已同步步進世界現代詩的大家庭,與世界詩人同呼吸。在華文詩歌而言,九十年代是又一次歷史性的整合和發展。
  現代(主義)詩和白話詩、新詩,兩者不論在形式或內涵,有本質的不同,不能混爲一談。既然中國現代詩已經和世界各國的現代詩同在一個陣營裡,那麼,外國人對中國現代詩的評價怎樣呢?這就要看譯者選譯的對象、翻譯的水平和譯者對中國現代詩的認識以及其態度而決定了。
  華文有多義性,其爲詩,尤難以用外國語文凖確翻譯出原義。中國新詩的第一個譯本《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由英人艾克敦(Harold Acton)和他的學生陳世驤合譯,一九三六年在倫敦出版。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講授英詩和莎士比亞,陳世驤是北大西方語文繫三年級的學生。與艾氏同事的都是中英文一流的好手,樑宗岱是其中之佼佼者。艾氏舍樑取陳爲其合作者,原因之一是他認爲“樑氏是一個徹底的西方陷溺者”(張錯《道之分歧》台灣《當代》六十一期,頁88)。而陳是跟他有交情的學生,至於其他外語教授,艾克敦認爲“都是西方的産品”,無法受用。艾氏以爲祇要陳說出詩句的原意,他便可以譯成英文詩句。他的主觀態度沒有給他帶來好處,有的詩句“譯”不出原來的韻味,而且“到了翻譯戴望舒某些超現實的詩時,艾克敦便坦然承認有很多好詩的確無法翻譯而終告放棄”(仝上文,下同),《秋天的夢》是其中之一。更有甚者,在《詩選》的導言之中,艾氏更曾調侃郭沫若“揮舞紅旗的西方性”、說中國新詩有“過度西化的恐懼”,又“在《序》中對冰心詩歌加以揶揄”。作爲第一個把中國新詩訊息傳遞給西方的人,艾克敦就原始性地誤導讀者,産生先入爲主的成見。
  第二本向西方介紹中國新詩的是羅拔·佩恩(Robert Payne)編選的《中國當代詩選》(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一九四七年在倫敦出版。羅拔·佩恩所選的詩人與艾克敦相同的有聞一多、徐誌摩、馮至、卞之琳等人,放棄了艾克敦所選的郭沫若、林庚、戴望舒等人而取臧克家、艾青、田間和少爲人知的俞銘傳,這是由於艾克敦喜歡婉約抒情,而佩恩側重鏗鏘明朗所至。不過,佩恩對中國當時的詩,認識十分片面,例如他在序中說,徐誌摩墜機濟南府,朱緗投水揚子江,聞一多昆明被殺,從此詩壇精英,損失殆盡。他本來十分喜歡聞一多的詩,但《詩選》對聞一多的介紹寫著:“他最近從事於諷刺詩的實驗,由於‘大革命’(1927-1929)的失敗及他本人自創作的自我退出,看來要回到他初戀的本行是不大可能了”。佩恩又一次誤導了西方讀者,從另一個層次加深了他們對中國新詩的成見,歷數十年之久。
  一九六三年,中國留美學者許芥昱在美國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詩選》(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許氏企圖把中國詩壇的全貌勾勒出來,選取了由胡適至張誌民五十個詩人的作品,由他個人獨自編譯。許氏的中英文修養,是學者們公認的高手,他的《詩選》獲得普遍的好評。佩恩在《星期六評論》中推崇許氏的《詩選》是劃時代的著作。至此,外國學者、詩人才開始認識中國新詩的面貌。許氏編譯這本詩選,花了十多年時間,當時台灣的現代詩還處於萌芽期,所以台灣詩人的作品,沒有被選入選集中去,留下了一個缺口。
  繼許氏之後,自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翻譯中國現代詩的選集有下列七種(根據能搜集到的資料而列):
  (1)Wai Lim Yip,ed and trans,Modern Chinese Potry:Twenty Poetrys fromt the Republic of China,1955-1965.Iowa City;U of Iowa P.1970。即葉維廉編、譯《中國現代詩·中華民國詩人20人,1955-1965》,愛荷華市愛荷華大學出版社,1970年。
  (2)Angela C.Y.Jung Palandri,ed and trans,Modern Verses from Taiwan Beckeley:U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即榮之穎編譯《台灣現代詩選》,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1972年。
  (3)Cheung,Dominic,ed and trans,The l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wian.New York:Columbia U.P.1986.即張錯編譯《衆聲喧嘩的島嶼.台灣現代詩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6年。
  (4)Fang Dai,Dennis Ding,and Edward Morin,trans,The Red Azalea: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Honolulu,U of Hawai Press,1990.即紅杜鵑《文革以後中國詩選》,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1990年。
  (5)Michelle Yeh,ed and trans,Anthology of mordern Chinese Poetry.即奚密編譯《現代中國詩選》,耶魯大學出版,1992年。
  (6)Tong Barnstone,ed.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Hanover:U.P.of New England,1993.即漢諾威編《風暴過後·中國新詩選》新英格蘭大學出版,1993 年。
  (7)Joseph P.Allen,trans.Forbidden Gaemes and Video Poems:The Poetry of Yang Mu and Lo Ching,Seattle:U of Washington Press,1993.即《禁忌遊戲和录影詩:楊牧、羅青詩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1993年。
  從以上七本外文翻譯的詩選來看,譯者除了中國學者,還有外國學者參與其事,出版者都是英美的著名學府,足見中國新詩和現代詩已經受到英美學者的重視。或問:中國現代詩在世界上有甚麼地位呢?在回答這句話之前,應先問:中國現代詩在中國有甚麼地位呢?
  從台灣詩人的實踐證明,他們運用西方現代主義的手法,寫出民族風格、民族情感的現代詩,出現了餘光中、洛夫、楊牧等世界知名的詩人;中國大陸的青年詩人也用同樣的手段創作,爲世界所接受,是鐵一般的事實。但時至今日,中國還有學者、詩人和文藝刊物編輯對現代詩停留在“懂”這個初級欣賞層面上批判和扺制現代詩,眞使人感到遺憾!

  *澳門五月詩社成員、五月詩社首任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