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號角”
——澳門詩人華鈴其人其事

欽鴻*


　　華鈴詩集和他的題簽


　　曾有人把澳門比作“文學沙漠”，其實這是無稽之談。澳門雖以賭城馳名中外，卻同中國大陸許多地區一樣，有着深遠的文學淵源。遠的姑且不論，就是今天，澳門文學界也大有人在。我這裡想介紹一位隱居澳門的老詩人，他就是三、四十年代蜚聲上海抗日詩壇、被著名文學家鄭振鋒先生譽為“時代的號角”的華鈴先生。
　　華鈴原名馮錦釗，原籍廣東省新會縣，一九一五年五月誕生於澳門。早年就讀於澳門漢文學校、廣州知用中學，三十年代初考入上海復旦大學，轉入國立暨南大學英文系讀書。一九三九年畢業後，曾短期出任雲南省立昆華中學英文教員。一九四二年返回澳門，經政府批准創辦了馮氏英文專科學校，並開辦私人健身院。與此同時，他還兼任澳門廣大附中英文教員、中德中學體育主任。翌年離澳，輾轉任教於桂林、重慶、上海、香港等地。一九五三年重返澳門，恢復馮氏英專，採用录音教授，開當時風氣之先。其間，他還教授過兩年小提琴，又在澳門綠村電台樂隊客串小提琴手一年。一九七五年退休，此後一直在家潛心讀書寫作。從上述簡歷觀之，華鈴與澳門有着親密的聯繫。他生於斯，長於斯，創辦事業於斯，最後又葉落歸根於斯，可以說，他的一生與澳門休戚相關，密不可分，他是澳門的兒子。無怪乎他對澳門感情深摯，多年來心繫神駐，即使晚年孤獨、重病在身，仍堅持不肯移居它處。另一方面，他對澳門也頗多貢獻，僅是馮氏英專，就為澳門培養了大批英語人材，他的音樂活動也為澳門文藝界增添了光彩。
　　然而，就華鈴一生而言，他的最大成就是詩歌創作。他是抗戰時期有影響的青年詩人，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以自己高昂、激越、别致、動人的歌聲，積極投身於奔騰磅礴的抗日大潮，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崛立，獻出了自己的一腔熱血和無限深情。正是在這樣血與火的淬煉之下，他的睿智和詩才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他的詩歌藝術不斷提高漸臻成熟。他的别具風格的詩作，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並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當然，華鈴的成長是有一個過程的。從書齋到社會，從吟詠個人私情到發抒民族大衆的豪情，他走了一條並不直捷的道路。他從小喜愛文學。一九三零年在廣州知用中學讀書期間開始詩歌創作，並寫出處女詩作《姑娘我怎能愛你》。這首標誌着作者感情早熟的抒情小詩，雖然不無遊戲意味，卻反映出作者較深的古典文學根基和寫詩的才華，因而受到正在該校兼課的中山大學教授張一凡先生的夸奬。這件事，對華鈴日後走上詩歌創作之路頗具影響。時至今日，他仍記憶猶新。
　　五年以後，他在復旦大學寫過一首新詩《五月》，陳子展教授看到後十分賞識，立即拿去以《並不自殺》為題，發表於自己主編的上海《立報》副刊，並加按語云：“此詩可與魯迅《我的失戀——擬古打油詩》同讀，原題為《五月》。”陳子展先生的推愛，無疑如一把巨扇，更煽旺了華鈴酷愛詩歌的熱情。從此他對詩歌感情愈深，整日沉浸於詩境之中，如痴如醉。他的老同學吳岩先生在《朝花夕拾》一文中，回憶說華鈴“天天寫詩，天天講他寫詩的甘苦”，可見一斑。
　　如果說，初期的華鈴尚未擺脫個人興趣愛好的局限的話，那末，隨着日帝侵略和民族危機的加劇，他便逐漸跳出個人溫情的小圈子，而發出了響遏行云的抗日呼喊。
　　這時期，上海已淪為“孤島”，四周是汪洋一片的淪陷區，黑云彌天，人心惶惶。而正在暨南大學讀書的華鈴卻與吳岩、舒岱等熱血青年戮力同心，創辦了一個旨在宣傳抗日救亡的《文藝》半月刊，從而打破了“孤島”上的沉悶空氣，給處於壓抑之中的上海人民注入了活力和勝利的信心。愛國學生們的熱情工作，得到了諸多進步作家的全力支持，《文藝》半月刊編得紅紅火火。當時遙在重慶的茅盾先生興奮地在《文藝陣地》上撰文，對該刊評價甚高，稱贊他們“在重重束縛之下”辦了個“頗有精彩”的刊物，“是值得敬佩的”（《西方高原與東南海濱》）。
　　作為《文藝》同仁之一，華鈴自然熱心參與辦刊活動，同時他也在該刊發表了大量詩作，如《大樹歌》、《再會了，我親愛的朋友歐裕昆》、《知了》、《童謠》、《亭子間》、《戀歌》、《流浪人的心上秋》、《前進，前進》（譯詩）、《螳螂》、《鱉——烏龜》、《“沒有號數的師團”》、《未死的國人喲》等等，幾乎每期都有他的詩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文藝》的台柱作者之一，他為《文藝》的抗日宣傳工作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除了《文藝》之外，他的詩作還散載於上海《文藝新潮》、《綠洲》、《文藝復興》、《戲劇與文學》、《人世間》、《大英夜報》與文字等許多報紙刊物。但以他當時熾烈的抗日激情和旺盛的創作熱忱，報刊的有限版面已遠不能容納下他豐饒的詩篇。為此，他決定自費出版《華鈴詩六輯》，包括《向日葵》、《玫瑰》、《牽牛花》、《滿天星》、《勿忘儂》和《曇花》六冊（後因時局關係，後兩冊未能面世）。這些詩集的出版，為“孤島”上海的抗戰文學史和出版史，寫下了極有意義的一頁，也被暨大《文藝》同仁們引為美談。自此，“詩人華鈴”的名聲愈益響亮了。
　　縱觀華鈴抗戰時期的詩作，大體可以分為四大部份。首先是直接應和抗戰的心靈吶喊。詩人當時雖然尚是學生，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整個中華大地放不下一張平靜書桌的時刻，作為一個愛國青年，焉有無動於衷、袖手旁觀之理？大時代風雲，激蕩於他的心胸，使他不安於教室，而面向現實，以遒勁有力的詩句，唱出了一支支充溢著愛和情的動人歌曲，成了一個有成就的抗戰詩人。
　　請看詩人寫的《狂徒頌——謹獻與拿破侖、希特勒及其徒孫們》：

　　當你世上縱橫已倦、回守家園，
　　你就跟鄰人再來個你死我活吧!
　　請記取：古來好勇鬥狠之徒們，
　　莫不“英雄到底”。
　　乘人之危，是桩取巧生意，
　　收獲往往一本萬利。
　　你就變本加厲地兇狠吧，
　　英雄事大啊，算甚麼，“遲早橫死”!

　　這首小詩以辛辣的筆調，鞭撻了日本帝國主義罪惡的侵略勾當，指明了它在中國人民英勇抗爭下必然“橫死”的可恥下場。詩中充滿着蔑視強敵的英雄氣概，和對抗日鬥爭的必勝信念，讀來大快人心。
　　詩人還把鋒利的匕首指向認賊為父、賣國求榮的無恥漢奸，寫了《大小流氓》、《狗的獻媚》等詩痛加撻伐，尤其是標榜“為世間全體兩腳的雌狗雄狗而作”的《狗的獻媚》一詩，更把狗奴才的醜惡面目揭露得淋漓盡致，頗具“醒世”、“明世”、“警世”的作用，而詩人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凜然正氣，和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諷刺藝術，也在這裡得到鮮明的體現。
　　在另一些詩作中，詩人以現實主義手法，眞實地反映了日寇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熱情謳歌了在神聖的抗日鬥爭中流血犧牲的愛國軍民。他把深情的贊詩獻給送親人上前線的女子（《戀歌》）、活躍在鬥爭前沿的兒童團（《“沒有號數的師團”》）、衆志成城的人民大衆（《甚麼戲》），甚至自己也表示，要把“提琴撇了”，跟抗日志士們“合伙”奔“赴前方”（《再會了，我親愛的朋友的歐裕昆》）。
　　當然，詩人在縱喉高歌時，未必有為人民立言之意，但他在黑雲壓城城欲摧之際，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抨擊寇仇，痛斥罪惡，歌贊英傑，呼喚勝利，喊出了人民的心聲，反映了時代的主旋律，為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抗日浪潮，起着激濁揚清、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詩被鄭振鐸譽為“時代的號角”。
　　華鈴的第二部份詩作，主要反映了他對人生、對社會、對複雜的事物的深沉的思考。在這裡，雖然沒有直接表現抗日救亡的偉大鬥爭場面，但是詩裡說明的那些深刻的哲理，歌頌的那種頑強不息、奮力前行的精神，那種始終充滿着勝利信念的樂觀態度，同樣應和着時代的脈搏，同樣給廣大讀者以有益的啓發和巨大的鼓舞。
　　與前一部詩作不同，詩人在創作這些詩篇時，更多地採用了借物喻意的手法，含蓄地、曲折地表現着作品的主題。他用那不怕被雷霆掃光“滿頂華葉”，到春天“我又一樣地向你婆娑，一樣地榮枝迸進”的大樹形象，激勵人們不畏強暴、充滿自信、鬥爭到底（《大樹歌》）；在《炭》一詩中，他頌揚了炭“一碰着火就立刻地燃燒——毫不遲疑地，化身為炭、為燼”的那種感人至深的獻身精神，令人聯想起浴血奮戰於抗日前線的愛國軍民。其他如《牽牛花》、《筍》、《蜻蜒》、《橋》、《前後兩烏龜》等詩篇，也都從不同側面，表達了詩人的所愛、所憎、所提倡、所反對，各各寓意深雋，啟人沉思。
　　有時候，詩人也直接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體驗，以形象的畫面表達深刻的意藴。如《咱們》上半首：

　　咱們
　　山居早起；
　　日頭出自咱們腳底。
　　咱們雄視日出，
　　紅光滿面；
　　熱血滔滔，
　　如海浪江潮。
　　　　曙光是咱們的！
　　　　咱們不識甚麼叫日出奇跡！

　　此詩的“詩眼”在最未兩句。“曙光是咱們的”，而世上沒有天降“奇跡”，只有力抗寇仇，才能驅散黑暗，迎來“咱們”的“曙光”。在這裡，形象的描寫深化了詩的內涵，賦予了詩篇委婉的藝術美。
　　除了上述兩大類詩作外，華鈴在抗戰時期還寫了若干描寫日常生活和男女愛情的短詩。這兩類詩生活氣息較濃，藝術構思也多精巧，饒富美的思想和情趣，是華鈴詩歌創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要全面了解華鈴其人其詩，自然不可對此忽視。只是本文篇幅有限，不擬詳加介紹，且引一首《當》聊供讀者欣賞——

當各式各樣兒的嘴脣
都已淡忘
我還記得那麼一個
為含鉛筆而弄臟了的小嘴巴
那雙用來聽講的凝眸呀
也一樣
比最嫵媚的眼睛
在我的記憶裡
都要留得長久些

　　萊辛曾經說過：“決定人的價值的，是追求真理孜孜不倦的精神。”華鈴以詩為事業，視詩為生命，幾乎全身心地沉浸在詩的世界裡。他的老同學、老朋友，對此都有難忘的記憶。許光銳說：“一見面他就和我滔滔不絕地談論他自己底詩”（《華鈴底道路》）。吳岩也說，他“見到人就談文學、談詩、談他自己寫詩的甘苦，推敲的過程，而且不惜把金針度與人，往往分析自己詩句的得意之處，得意地把個中經驗和盤托出”（《懷念華鈴》）。或許友人們不一定完全首肯華鈴的觀點，但大家無不為獨特的率直和天眞而感動，為他這種對詩歌近於狂熱的愛和執着的追求而傾倒。
　　熟悉華鈴的人，都知道他的個性極強。他昂首傲對惡勢力，毫不妥協；也固執地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理，決不人云亦云。但他對於詩創作，卻不無謙和的態度。儘管他不會輕易接受别人的批評意見，但確有道理者，他不僅俯首服膺，而且將批評者引為摯友。他對自己的詩作的認眞與苛求，也達到驚人的程度。幾十年來，他對過去創作的詩篇一直在反復推敲、精心修改，几乎每一首詩都與當初的自定稿或發表稿面目不同，而且這還遠不是最後定稿。他認為，詩人為着對自己、對讀者負責，應當不斷修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以臻完美。如今，當我們翻開詩稿本時，不禁對他這種虔誠、刻苦和認眞的創作態度，油然而生無限的敬意。
　　藝術家的成熟，標誌之一在於具有獨特的風格。華鈴的詩，在藝術上也有着自己的追求。它們看上去似乎平淡無奇，但決不是一盃白水，只要細加咀嚼，不難發現其中的滋味。在這裡，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朦朧的意境，更沒有故弄玄虛的構思，然而，這些平白無奇的詩句卻頗有令人百讀不厭的魅力。詩人曾經說過：“‘看似平凡最奇絕’，是藝術上的最高境界。”此語道出了他的審美觀點和詩歌創作上的良苦用心。王統照先生評論道：“華鈴的詩為中國開闢一條大道——明白如話。既不做作，也不堆砌字眼，一句句讀下去使人感念，使人覺得是詩而不是話。這，作者須有實感而又有白描的手法，方能辦到這樣以話作詩的地步。”可見，詩人刻意追求的那種質樸的美，那種自然的美，那種眞誠的美，不僅打動了廣大的同樣眞誠的讀者，而且也獲得了文壇的高度評價。
　　富有音樂的美，是華鈴詩作的另一個主要的藝術特色。詩人不僅生活在詩的世界，而且也生活在音樂的世界。他對音樂的愛好，並不亞於詩歌。無庸諱言，他在音樂上的天賦不很高，但多年的刻苦學習和音樂實踐，對他詩歌創作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他的詩往往流貫着一種音樂的韻律，節奏鮮明，聲調和美，讀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無怪乎他的許多詩在當時的朗誦詩會上，受到讀者和聽衆的歡迎，不少享有盛名的音樂家，也都樂於為之譜曲。詩人曾贈我兩盤為他詩作譜曲演唱的磁帶，我一直珍藏着，有時取出來欣賞一番，那樂曲的和美動人，似乎更增進了我對他詩作的理解。
　　實至而名歸。對於華鈴的詩創作，其老師、著名文學家李健吾先生曾給予頗為剴切的評價。他在三十年代為《華鈴詩六輯》所作的序文《華鈴詩人論》中指出：華鈴的詩有節奏，一種非人工的音籟；字句不求過份的錘煉；意義不求過份的深切，然而一種抒情的幻想流灌在裡面，輕輕襲取我們的同情；“有熱情，不太奔放，有音響，不太繁碎。這裡是語言，是一切生活裡面的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日本色”。
　　其實又何止李健吾?諸多文藝界前輩和同好，凡曾讀過其詩者，大多有美的稱譽。歐陽予情先生讀了他的長詩《給葉芝》後，對他說：“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的好詩，你眞的非好好寫不可呀!”田漢先生說：“這篇《滾》是誰寫的?好大的魄力!”孫大雨先生贊不絕口：“我才讀到你的《螳螂》，是篇好詩：是篇好詩!”蔣錫金先生則極力推荐他的《牽牛花》一詩，稱它是“我們公認為有朗誦詩以來最為成功的一篇”。還有楊振聲、查良釗、鄭振鋒、戴望舒、顧仲彝、黃寧嬰、柳無垢、林柷敔、歐陽文彬等著名作家、學者，都曾投以贊許的目光，充份肯定他對新詩創作的貢獻，諄諄勉勵他努力精進，爭取更大的成就。
　　華鈴也確實沒有辜負衆多師友們的厚望。幾十年來，他在忙碌於生活、工作的同時，從不忘情於自己所鐘愛的繆斯女神，辛勤耕耘於詩的園地。他一方面反覆修改自己的舊作，並精心附注，編成一部總結性的書稿《華鈴五十年詩作與分析》，還由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冊被列入“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的詩選《火花集》；另一方面還不斷構思新作，完成了不少佳篇。他一向重視文學翻譯，曾譯過托爾斯泰的中篇童話《傻瓜伊凡》、保羅·諾爾多夫和保爾·格累布合作的《九十一歌劇故事及五十三歌劇作家》、馬耶可夫斯基的著名長詩《好》等作品，並編成《譯詩集》一部。他的研究和寫作涉獵面頗廣，除上述作品外，還先後完成《改良英語音標》、《英語成語精選》、《英文散文選注》、《世界語录精華》、《今千字文》、《聯與聯話》、《雜文·隨筆》、《書翰集》、《華鈴抒情歌集》、《華鈴藝術歌集》、《運籌學》等書稿，眞可謂碩果累累。
　　華鈴先生成就卓著而生性淡泊，他著述雖多，卻疏於發表，上述這些作品大多完成於定居澳門期間，而揭載於港澳報刊的只有極少數。他也從不愛拋頭露面，無意周旋於社交場合，只是潛游於詩與學問的王國，心不旁騖，自得其樂。因此，不但大陸文藝界漸漸淡忘了這位曾經名噪抗戰詩壇的詩人，就是在他定居數十年的澳門，也很少有人知曉他的存在。然而塵封的歷史終將掀開，一切曾對人民對社會有過貢獻的人都將受到人民的注意和尊敬。相信大陸和澳門人民一定有興趣了解華鈴先生其人其事，我因此樂於略作介紹。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寫於江蘇南通四風樓
　　*　欽鴻，青年學者，中国江蘇南通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